超级通胀的机制

解除管制之过？

史家们几乎一致谴责限价令的废除，并或多或少明确地把它视为1795年肆虐的超级通胀的祸首。

在那些眷恋断头台的雅各宾派史家看来，“威权政体显然拥有自由国家所不具备的力量”（乔治·勒费弗尔）；因此，价格管制、征调及其他强制手段的终结只可能带来“骇人的大灾难”；而“轻率”恢复对外贸易自由，只可能导致汇兑和货币的崩溃。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1795年的贸易逆差比恐怖时期更严重；如前文所见，恐怖时期存在逆差是确定无疑的。即便是较为温和有度的史家也认为，恐怖统治的终结剥夺了统制政策的“说服的力量”，从而使它失去了信誉；而限价令的废除表明，政府已不再有意愿保障民众的供给。这只会鼓励耕作者坚持拒售、不向市场供货，因为预期价格会更高；也促使消费者购进可得的食品，把指券脱手。

事实上，正如弗洛兰·阿夫塔利翁所强调的，把饥荒归咎于放弃统制经济的史家，无视“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混淆了这些现象的因果。之所以闹饥荒，是因为统制经济、征调、限价令、战争，尤其是通胀，已经把农业生产彻底打乱；基本事实在于：食品的供给数量不足。价格自由只是揭示了限价令参与造成的匮乏；而迟迟才废除若干管制，反倒限制了粮荒的进一步加剧。硬说超级通胀是由废除限价令引起的，实属荒谬：在废除之前，随着这种纸币发行量的不断扩大，指券的贬值早已相当严重。在阿夫塔利翁看来，限价令的废除来得太迟了：当时，限价令对生产与流通的负面影响，已经同货币流通量膨胀的影响、同不利天气的影响叠加在一起，造成了高度通胀的局面。

此外，以为废除限价令就意味着在供给方面实行彻底的自由放任，也是错的；事实恰恰相反。12月24日的法律规定，已下令的征调必须如数交付，并授权在一个月内为供应市场再行征调；这项权力实际上一直延长到1795年6月。诚然，1795年1月22日（共和三年雨月3日）的法律规定，军队此后一律以采购方式获得给养，于是征调只剩下各县区为本区市场而行的那一种；但巴黎是个例外。这项法律还规定了对付抗拒者的新制裁，可将其逮捕拘押。

诚然，人们常认为，面对农民日益滋长的抵触情绪，这些措施未能奏效；价格上涨促使他们尽量拖到最后一刻才交售。然而，有些特派代表、有些县区、有些市镇当局仍不惜近乎违法，下令指名直接征调，逮捕耕作者，实行没收，深得共和二年的真传。但这些严酷手段收效甚微；在卢瓦雷省，谷物交售越来越迟缓，到1795年春干脆停止。

尽管如此，不少地方当局仍要求采取恐怖手段。救国委员会和国民公会不愿走这条路，但还是采取了一些管制谷物贸易的措施。5月14日，救国委员会裁定，1789年1月1日以来未经批准设立的所有交易会与市场一律取缔。随后，7月22日（热月4日）的法律重申粮食只准在市场出售，违者没收。个人购买不得超过自家一年的消费量，种植户仓中存粮不得超过一年的收成。

1795年夏，供给形势极为堪忧，救国委员会遂于8月18日（共和三年果月1日）自行决定，再次授权各县区为供应本区市场发动征调；几天以后，又准许它们动用武装力量强制执行。9月29日（共和四年葡月7日），国民公会通过一项法律，使救国委员会的裁定合法化并加以补充。对谷物来说，这等于让共和二年的制度重新生效，唯独不实行限价。这是经济恐怖的局部回潮，导致许多县区采取强制手段（这项法律一直存续到1797年）。诚然，卢瓦雷省各县区所决定的征调毫无效果，其他各省想必也是一样。市镇当局拒绝合作，派去的驻户兵人数太少，“农民这次一致造起反来”。没过多久，共和三年宪法付诸实施，县区干脆被撤销了！伴随新政权建立而来的行政无序加剧了经济的混乱，尽管督政府在生活物资问题上仍在继续干预。

史家对热月党人的这套政策批评甚苛：它在自由主义与强制之间来回摇摆，这种摇摆既暴露了政府的前后不一，也暴露了它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尤其是几次恢复征调——的失败。为弥补耕作者交售的不足，国家和市镇当局转而依靠进口；但1795年整个北欧与西欧谷物匮乏而昂贵。因此，大米——从美国和北意大利进口的——帮了大忙，比如对塞纳河谷的城市和拉芒什海峡的港口。但许多家庭主妇不知道大米该怎么做；加之冬季木柴和煤炭又缺又贵，也妨碍了大米的使用。

也有人指责政府只顾巴黎的供给——政治原因显而易见——而忽视了其他城市。不过，其他城市获得了补贴，随后又获准举债。但巴黎人仍享有特权：面包按三苏一磅配售，而1795年2月约讷省已卖到十五苏一磅。诚然，如前文所见，配给量有时被大幅削减。政府拒绝实行全面配给，不愿取消面包的自由市场和糕点师的营生，而这些都惹恼了平民百姓。这套政策代价高昂；就在葡月13日（1795年10月5日）暴动当天，国民公会决定，三苏面包只配售给无力自行购粮的巴黎人。事实上，在1795—1796年冬季，国家供养的巴黎人一度高达76%；11月13日（共和四年雾月22日）的一项法令规定，从邻近各省提取250000担小麦以供应巴黎，可抵充以实物缴纳的那一半土地税。实际所得甚微，但12月13日，警方观察到：“自从面包的配售更有规律、质量也好转以来，民众安静多了。大家盼望不久后能增加配售数量。”

最终，低价面包政策的代价迫使当局将其放弃，这项决定也是督政府反通胀努力的一部分。1796年2月1日（共和四年雨月12日），督政府决定：自风月1日（2月20日）起，面包与肉食的配售只保留给医院、监狱和真正的贫民；对普通公民，面包与肉食按每旬首日核定的价格出售，这种浮动限价几乎无人遵守。事实上，由于抗议极为激烈，这项决定不得不有所放宽。特别是1796年3月25日（共和四年芽月5日）的一项决定规定：向丧失劳动能力的贫民免费发放面包和肉食，向有劳动能力的贫民按限价的十二分之一配售面包；“拮据公民”（包括薪俸不足三千里弗尔的公务员）可按限价的四分之一购买面包，限价则按面粉的平均市价核定。直到1796年夏（8月6日的决定），面包和肉食的配售才告取消，只有“真正的贫民”除外；何为“真正的贫民”，此时也作了精确界定。

1795年，生活物资问题已变成纯属市镇一级的事务，“经济联邦主义”压倒了雅各宾式的中央集权。因此，外省的政策与情形五花八门。强制措施并未随限价令一同消失。例如在欧坦，市镇当局不顾法律规定，组织征调，拦截运粮车队。别处则继续派驻户兵、逮捕耕作者；但他们宁可供养士兵、宁可坐牢，也不肯交出粮食！在贝尔格县区，1795年3月以后，武装力量从农村再也榨不出任何东西。这类强制手段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796年收获时节。在勒阿弗尔，1795年9月21日，市镇总议会查明面包师的面粉存货已经告罄，遂请要塞司令派武装力量下乡，对指定的农户落实按人指名的征调¹。但这些堪比共和二年的措施执行起来困难重重：执行工具——监视委员会、革命军、民众团体——都已不复存在；乡村的市镇政权落到了殷实农户和法律人手里。

诚然，许多城市并没有回到这类严苛手段上去。它们严密监视面包业，实行严格的配给，按固定低价出售或分发面包。虽说这些价格对消费者而言一般不如巴黎优惠，这套制度却让市镇当局耗资甚巨：奥尔良市出售的面包，成本二十六苏，售价只有四苏；拉弗莱什市则按进价的七分之一转售小麦。市镇财政日渐枯竭，低价配售制度本身也不得不重新检讨：尼姆于1795年5月放弃，蒙彼利埃于6月放弃。救济只发给贫民，比如向他们发放面包券。但贫民人数众多（图卢兹55000居民中有30000人，勒芒18000居民中有12000人）；1795年下半年，市镇当局——至少在朗格多克——已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些债务是为购粮和养活本地穷苦人而举借的。1796年2月，蒙彼利埃向最富有的公民开征了一笔强制公债。在昂热，1795年12月16日，“平等面包”的价格已被迫提高到原来的三倍。

可见，许多地方和许多地区实行的是干预政策：鉴于市场的四分五裂，各地做法千差万别——或者说互不协调——倒还在其次。无论如何，不能硬说热月党当局出于教条主义、出于屈从资产阶级的要求，推行了一套系统的自由放任、自由通行政策。恰恰相反，从自由主义的立场看，它们干预得太多了；上文勾勒的这些措施弊大于利，从而扰乱了流通渠道，加剧了匮乏，加快了物价上涨。

至于废除限价令的影响问题，笔者认为史家把它看得太重了。诚然，这等于揭开了一口滚沸大锅的锅盖，可那锅盖本来就盖不严实，早已千疮百孔！不过，笔者仍承认它具有象征意义、信号意义：它向经济主体发出了信号：从此可以自由定价。但真正重要的，与其说是这个信号，不如说是那些推动价格大幅上涨的客观条件。

不过，在考察这些条件之前，先提一下经济自由化的另外几个方面，有时人们认为它们在通胀进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因此，为供应首都而设立的双市场制，使人难以阻止耕作者把原则上仍属征调范围的粮食拿到自由市场出售。即使在巴黎本地，国家市场（物资匮乏而实行限价）与自由市场（供应充足但价格高昂）的并存，也会造成扭曲，并导致食品被截留倒卖。

人们还指责对外贸易的恢复，说它重新引入了货币价值的真实镜子，也就是汇率，它的挂牌于1795年3月16日再度获准。接着出台了4月25日（共和三年花月6日）的法令，它使黄金和白银——即使已铸成硬币——的交易合法化。指券对贵金属的行市从此每日挂牌，纸币不断被拿来与黄金对照（尽管上述法令已于5月21日即牧月2日被撤销）。据说，结果公众此后的交易都按金属的价格来结算。1797年，雷阿尔在五百人院宣称：“人人都随行就市，连卖报的孩子都向你喊：十五法郎〔以指券计〕，或两苏〔以硬币计〕。”事实上，正如后文将看到的，硬币重新进入流通和双重价格的挂牌，都是1795年下半年的现象，因而晚于超级通胀的开端。至于把超级通胀归因于汇率和金价的公开挂牌，那是混淆原因与结果，是要温度计为发烧负责（诚然，在经济事务中，对疾病的觉察本身就可能加重病情！）。

另一方面，限价令时期黑市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中间商与转卖者阶层；限价令废除后，他们无所顾忌地从事投机；每件商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都要经过越来越多的这类投机商之手，以致价格被层层加码，食品也被——至少是暂时地——撤出市场。而且，时人大体上都以投机和投机倒卖来解释通胀。报纸、警方报告、国民公会的辩论中，充斥着对这类行径的抨击。1795年8月4日的《法国信使报》谈到一个在巴黎形成的“投机商小共和国”；它的成员人数据称“不可胜数”。“有的假发匠改行卖糖和咖啡；有的在家做活的鞋匠卖面粉；有的女门房卖油；还有的裁缝开了一间蜡烛铺。食品和布匹从一楼涨到了五楼。这就是指券信用扫地的众多原因之一。”还可以补充的是，人们还看到铁厂主——米歇尔兄弟——投机于多种食品，特别是在鲁昂买进布匹，运到上马恩转卖。“巴黎简直就成了一座旧货贩子之城，马莱·迪庞1795年7月18日写道：这几乎是大多数指券持有者所从事的唯一行当：每一户资产者人家都是一间铺子；这股争购动产什物的巨大人潮，每周把商品价格抬高25%，甚至更多。食品也是如此”，他还描述了“所有投机倒卖场所里的人群，数不清的旧货贩子在那里倒卖指券、家具、食品和商品”。一份更晚的报告，即1795年12月13日的报告，则说这些新商人的“柜台”就开在前罗亚尔宫的咖啡馆里：“样品在人们手中传递；买卖做完，他们前一天就串通定好第二天金路易的价码。”事实上，警方多次报告了这些贩子的大话，他们夸口说很快要把黄金抬到前所未有的价格。

在某些个案中，这些投机活动有具体的记录；例如1795年12月14日的一则：“盐是投机者最睁大眼睛盯住的商品之一；滨海夏朗特省的议员洛佐在这一行当里陷得最深，而且看来他没给别人留下多少可拾的穗儿；据说他把马雷讷县区的盐尽数包揽，而他的代理人帕皮永——铺子开在鲁昂——自葡月13日以来，竟有办法把盐价从二里弗尔抬到三十五里弗尔。”投机商们在公共花园或广场上密密地聚集成群，“黑森林”这个古怪的称呼大概由此而来；它在诺曼底、巴黎和奥尔良都有记载。在奥尔良，一位殷实的女市民鲁若太太记道：“在马特鲁瓦广场上有一伙商人，叫作黑森林，他们买进卖出白银；我们的不幸，全在于国民公会决定让白银像其他商品一样成为买卖的对象。”在罗什福尔，有人记道：“如今人人都是商人”；特别是出现了一股“买卖牲畜的狂热”。

投机促成了某些价格的暴涨，尤其是金价的暴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正如笔者在论及指券贬值的开端时已经指出的，只有当土壤适宜于它、通胀的客观条件都已具备时，投机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歉收与严寒

在这方面，根本性的既定事实是供给不足，因为1794年的收成明显很坏。当然，缺口的严重程度因地而异，阿基坦南方的几个省和比利时似乎受灾较轻。但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在大的产粮区，收成只有正常产量的三分之二。在阿尔萨斯，乔治·于布雷希特确认食品确有稀缺，他认为这才是物价上涨的真正原因。在加亚克（塔恩省）一带情况也是如此，而且远在限价令废除之前：1794年9月11日，市长写道，面包师既没有面包也没有粮食，谷仓空空。10月28日，县区行政委员会致函称：“就在此刻，困乏的呼声在我们四周响起（……）索要播种用小麦的请求越来越多，一群收获寥寥的公民已经吃光了全部收成。”12月15日，又有人报告说，前天谷仓里已经一粒小麦都不剩了。只有头号雅各宾派路易·雅各布敢谈论“共和二年的丰收”。

有时，有人把这次歉收归因于气象：1794年5月下过冰雹，随后夏天十分干旱（这不仅有害于谷物，也有害于饲草，因而殃及畜牧……），秋天潮湿，冬天酷寒，1795年的春天也不温和。而1794年和1795年的收成在整个西欧都很糟糕，这是事实。在英国，尽管农业先进，尽管大量进口，尽管银行券可以兑现，小麦的全国平均价格仍从1794年每夸特（约合290升）52先令，涨到1795年的75先令和1796年的78先令，即两年内恰好上涨50%。在比利时，人们仍以金属货币计价，布鲁塞尔一拉齐尔小麦（80磅）的平均价格1793年为4弗罗林16苏，1795年5月和7月超过了16弗罗林。但在法国，周期性危机的困苦之上，又叠加了通胀的困苦。

然而，主要因素看来确实是耕作者的“罢耕”——前面一章已作论述——即有意识地缩减种植，以回应山岳派政府对农民发动的劫掠行动，以及革命军的横征暴敛。应当指出，这一因素不仅影响了1794年的收成，也影响了1795年的收成：后者的犁地与播种是在1794年秋天进行的，当时限价令原则上仍然有效，征调也仍在继续。诚然，还有其他因素促成了减产：例如缺乏耕作农具——铁厂的产出都拿去造刀剑，而不是造犁——以及缺乏马匹和大车。这后两种生产资料曾被大量征调；理查德·科布估计，在勒阿弗尔县区——那里收成并不坏，还收到了进口粮食——为供应鲁昂和巴黎而征调五百辆大车，正是粮荒的主要原因。人们还提到劳动力不足：由于全民总动员，收割和打场被推迟，粮食上市也因此推迟。但这种影响只能是暂时的，而且往往只是借口，耕作者拖延打场，是指望冬末能卖出更好的价钱。诚然，1795年4月，前制宪议会议员、拉雷奥尔附近的产业主皮埃尔·保罗·奈拉克也曾叹惜劳动力与饲草既缺又贵，这迫使产业主们任由土地抛荒，或卖掉全部牲畜；“遭到怠弃的土地，他总结道，拒绝满足我们的需要”。

当然，耕作者不肯按这样的价格出售，而这些价格直到1794年12月底仍被限价，而且出售换来的是日益贬值的纸币。小农往往只收进了供自家消费和播种所需的粮食；而有盈余的大农户，却不愿把食品交付出去换取指券，因为他们本可以把这些东西暗中以更高的价格出售，或以物易物换来自己需要的其他物品。这种抵制在共和二年就已存在；但到1794年底或1795年初，要粉碎它已谈不上诉诸强制，更谈不上诉诸暴力。对此，人们谈论农民的自私、贪婪与掠夺成性，说他们得到由他们中最富有者主导的市镇当局的支持；也许如此，但上一年的事件刺激了这些倾向，并催生出一种报复的欲望。1795年初，穆宗－叙尔－默兹县区的国民代理人写道：“粮食被抬到了过高的价格（……）因为在征调和限价法生效期间，耕作者曾被迫把大部分食品以低于其他食品的价格交付给共和国、拿到市场上出售，如今想要补偿自己。”农民的自我消费也可能有所增加，尤其是由于税负减轻的缘故。

事实上，哪个因素作用更大——是短缺还是“恶意”——并不重要；两者都是统制经济和通货膨胀的恶果。共和三年危机的源头，要上溯到共和二年的雅各宾专政，热月党人继承的是“一个已经大受损害的粮食供应局面”。此外，共和二年浩大的军事征调已耗尽了储备；到1794年收获时，谷仓里已经没有“陈粮”。共和三年的危机，是1794年春开始、并在夏季加剧的那场危机的延续。

生产不足并非农业独有，在工业中同样可见，这尤其是因为缺少劳动力和原料，也因为运输的混乱。若阿诺在1794年12月22日提交国民公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了这种生产下降。1795年3月和4月，政府下令所作的调查证实，手工工场一片萧条。后来，应救国委员会要求对呢绒业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共和三年法国生产的毛织品匹数勉强达到1790年的一半。诚然，这样的崩溃与1795年发生的一场旧型的拉布鲁斯式危机相符：在这种危机中，生活物资的高价吸走了民众几乎全部的购买力，使工业受害。春天，奥伯坎普夫写道，生活物资的价格吞掉了一切财力。“将不再有售出的指望（……）由此您可以想见，我对前途该怀着怎样的忧虑，要让我的机器运转起来，又该遇到多大的困难。”诚然，到了秋天，他突然放弃了观望态度，大量买进白布。

相反，在冶铁业，春天初见苗头的复苏夭折了，1795年末生产活动萎缩，这是歉收和货币危机双重作用的结果。年初，在奥德省，人们就抱怨基扬县区的“铁厂歇工”——尽管铁的需求旺盛——“因为缺乏生活物资和原料运输手段”。在利特里，煤价上涨、赊销取消，需求随之减少。此外，工人们饿着肚子，另寻生计，干活既少又不正常。1795年8月，生产停了；10月复工，但水平不高，而且亏本。相比之下，1795年对昂赞来说是重建与复苏的一年，但那是因为前一年矿山深受战争之苦。至于康邦兄弟公司，它被清盘，而杜邦家的印刷所在1795和1796年陷入困境。国家的订货要拖很久才付款，以致指券的贬值“吃掉了全部利润”；1795年春，这家企业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收到一笔订货的款项后，没有立刻买进纸张，结果损失严重；而且“货币天天贬值，没有一个商人〔能〕做丝毫赊账”（1795年5月12日）。可以认为，1794年末至1795年初，工业生产不足同样产生了推涨物价的效应。

为了弥补国内生产的不足，政府和许多城市——尤其在南方——相当大规模地求助于进口。早在1794年7月至11月，法国就已由海路进口了700000多担小麦。此后数字缺乏，但从1794年7月19日到1795年5月26日，勒阿弗尔接待了331艘外国船，是前一年同期的三倍。然而，到货似乎低于预期，勒阿弗尔本身的情况就可见一斑：1795年1月15日，市镇当局决定从北欧购买50000担小麦，但因缺乏资金，最终只购得8700担，相当于全市一个月的消费。鲁昂和其他城市也是如此；普遍的粮荒抬高了国际市场上的粮价，战争又使运费和保险费更加昂贵。由于指券贬值，付款必须用硬币或实物；至于实物，对查封财产中物品的有组织洗劫，已使这项在共和二年曾被大量利用的财源大大减少。至于征调在被占领的比利时，农民的反应很糟。1795年2月19日，在被征服地区征调的小麦和黑麦只交付了38%；从5月起，人们放弃了征调；征调的所得主要供给了军队，法国一年内只从中收到130000担粮食；科布估计，比利时牲畜的相当一部分通过秘密渠道，上了热月党人中那些大食客的餐桌……

许多作者都强调过1794—1795年那个可怕的冬天，它确实严寒异常，堪比1709—1710年的冬天。霜月（11月至12月）的确名副其实；雪月初，也就是12月末，巴黎的气温降到了− 10°，1795年1月3日又降到− 16°，这是18世纪首都记录到的最低气温之一。塞纳河可以徒步走过而脚不沾水，最后它全线封冻。狼出现在巴黎、里昂、图卢兹的郊外。这场酷寒波及全法国，连普罗旺斯也不例外，橄榄树被冻死；朗格多克的蚕被冻绝；它还冻坏了栗子和土豆，尽管民众对土豆的偏见恰恰在这时正在消退！在欧塞尔，严寒冻坏了葡萄藤，危及来年的收成，酒价因此上涨。

对经济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尤其是运输陷于瘫痪：河流与运河封冻，道路结冰，几乎无法通行。粮食和面粉运不动，木柴也运不动——木柴平时是靠放排或船运抵达巴黎的——结果面包师无法烤面包；对市民取暖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到3月和4月解冻时，运输也并未更顺畅。而过度的严寒延缓了作物生长，1796年的收获也随之推迟，艰难的青黄不接期于是异常地延长了。

废除限价令的决定恰好是在这场异常寒潮之中作出的，这显然是个不幸的巧合；但这场自然灾害只是加剧了一场入冬之前就已开始、并由雅各宾派政策引发的危机。不过可以肯定，它使事态更加恶化，对最穷的人尤其如此，其中有些人冻死了。

严寒使燃料的匮乏变得格外残酷。巴黎从夏天起就已感到这种匮乏，当时人们为买做饭用的煤就得排队。但入冬后，匮乏加剧了。从1794年11月末起，警方的报告几乎每天都提到木柴码头和煤码头上惊人的人群聚集、骚乱，以及对木柴限价的普遍违犯。11月21日，《爱国纪事报》写道：“在这寒冷袭人的时刻，分发木柴和煤的地方，人群比往常任何时候都多。有人声称，最近几天，一名少女在前圣贝尔纳码头排队领煤时被挤死。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不幸的人整夜奔走，只为得到一车木柴或煤（旧制薪柴／煤计量）。午夜到凌晨一点之间，街上行人多得像正午一样（……）一位女公民在煤场被挤得太厉害，刚生下一个孩子，那孩子没活过一刻钟。”

12月末，救国委员会对河运木柴实行配给，但塞纳河封冻使到货中断，配给票于是无法兑现。此外，巴黎人还受卸货工、柴场伙计、尤其是车夫的勒索，他们漫天要价，常常使木柴从卸货到送进买家家中的费用翻上一倍。布洛涅林苑和万塞讷林苑的树木被砍掉了一大部分。图卢兹同样匮乏：夜里有人去偷郊区宅邸的栅栏和大门，煤炭商人冒险上街时需要护卫。许多市民要跑很长的路，到国有森林里去弄木柴，那些森林被洗劫一空。

因此，无可争议，1794年的歉收是共和三年生活物资危机的起因；同样，1795年平平的收成也促使危机延长并再起。与这个非常强大的“实际”原因相比，以废除限价令和放开贸易来立论的政治－行政性解释，几乎显得微不足道。况且，粮荒在1795年春达到最大强度这一事实，也支持这样的判断：这是一场典型的供给危机，在收获年度的末尾、青黄不接期间达到顶点。

哈里斯写道：“指券要是买不来面包，就一文不值。”他认为，粮荒是1794年末到1796年初贬值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超级通胀时期将会验证他提出的那条“定律”：当生活物资稀缺，或公众担心发生粮荒时，指券贬值得最快。因此，生活物资的匮乏、供给的不足，据称在共和三年对货币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

当然，还必须考虑到恐怖时期积累起来的潜在需求。配给制和限价令实际上已把一部分指券撤出了流通，将其冻结；热月政变之后，这笔强制储蓄将被花出去，用来购买商品或黄金。尤其是那些商人：18个月来他们收到的货款都是指券，却什么也买不到——因为供货人不愿按限价出售——这时便急忙花掉积攒的指券来补充存货。这些买入推动了价格上涨，这又使商人们越发急于买进，以便在卖出时能从预期的涨价中获利。于是，指券持有额被猛然抛出，淹没了市场，造成了1794年末和1795年初所观察到的那种相当迅速的贬值。此外，一旦对物价的限价被取消，需求便无法按近期的经验来估计，物价会高度不稳，还会掀起投机狂热，而这正是1795年发生的情形。

货币因素

因此，鉴于前一年夏季的歉收、流动资金的充裕，以及——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管制的废除，1795年初出现一波通胀是不可避免的。但棘手得多的问题是解释这个过程为何失控：为何此前相对温和的通胀变成了奔腾式通胀，为何货币崩溃了。简言之，为什么是超级通胀？

超级通胀通常是严重预算赤字的后果，通胀率取决于赤字的规模。事实上，共和国的支出与税收之间的缺口，从1794年的26.88亿时值里弗尔上升到1795年前十一个月的150.82亿，而这一赤字的96%靠发行指券弥补。因此名义赤字增至五倍多，这还不包括1795年12月，它会使情况更糟。但另一方面，按稳定价值计，赤字缩小了，从1794年的10.86亿降至1795年（前十一个月）的9.06亿。1793年则是16.21亿。这一缩减本身源于国家支出的缩减，因为实收税收的稳定价值明显下降了。因此，国家征收的实际资源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是物价上涨造成了名义赤字的扩大。所以可以谈论国家的“贫困化”，这一点还有明证：军队困乏不堪，尽管兵力在1795年底已减至40万人；官员穷困；食利者破产：这个国家为填补裂口越来越大的名义赤字，疲于印制越来越多的纸币。

赤字与通胀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基本而广为人知的事实，但在这个案例中，推动力似乎来自物价一方。前文已看到，在限价令时期，强制压低物价的主要结果，是降低了国家为陆军和海军购买生活物资、作战物资与装备以及供养大城市人口的成本。反过来说，1795年的通胀猛涨带来了支出的增加，即国家为同样这些目的而增加的支出。诚然，某些项目的支出确有减少（尤其是军备生产大幅下降），按金属价值计，供军队的各种物资只占共和四年支出的五分之一左右。

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为海军所作的采购，尤其是为供养巴黎人而购买的谷物和肉类。据估计，1795年供养巴黎占去了国家支出的十分之一。12月3日，科雄·德·拉帕朗在元老院宣称，向巴黎人分发面包每月耗费5.46亿；乍一看这是巨款，但在当时，指券只值名义价值的0.6%。因此，按金属价值计，这笔费用据估计为每月300万，或稍多一点，即每年3600万至4000万；相对于按金属价值计10亿上下的总支出，这是相当有限的一笔钱。军人人数与巴黎人相当，但领取双份口粮，据估计消费了8000万。诚然，三个月后，1796年2月14日，德费尔蒙也在五百人院宣称，每天供应巴黎的1300袋面粉、105头牛、115头小牛、450只羊和6000磅大米，总成本按硬币计为每年7700万，按市价折合166亿指券！因此，必须为150万至200万人（各支军队和巴黎居民）购买生活物资，是纸币发行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可以引拉梅尔的话：“人们几乎分文不取，就把按金属价值计每磅成本八苏的面包给了巴黎居民”；也可以引勒贝尔：照他的说法，督政府出售面包，“以指券按名义价值（……）收取它按埃居价值计算的成本”。同样必须计入国家为军队购买硬币的支出；而我们知道，黄金价格从1794年底起就迅速上涨。

即使承认国家支出的一半用于购买生活物资和其他商品（这似乎明显高于实际），物价每上涨100%——大体上就是1795年头四、五个月发生的那次上涨——也只会使公共支出增加50%，进而使赤字、进而使指券的新发行增加50%。由此可以理解，货币量的增长为何明显慢于物价。

赤字与通胀相互作用的另一个方面，是通胀对税收的影响：税收的实际价值会减少。货币贬值迅速，而税制又僵硬、没有税收指数化时，尤其如此，当时恰恰就是这种情况。为购买国有财产而分期支付的价款也遭受同样的侵蚀。事实上，税收在1795年按名义价值是增加的，从1794年的4.92亿增至12.98亿，这是该年前十一个月的数字；但它们却大幅下降了：按稳定价值计，从1.98亿降至7800万。税收只占国家全部财源的8%，1794年则为15%；但这些确实低微的百分比——乃至这些绝对数字——恰恰表明，税收的侵蚀只是赤字的一个完全次要的因素。至于当代各次超级通胀的另一个效应，则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名义利率（往往是极端的）上升导致账面赤字扩大，因为热月党政府不举债（不过1795年8月，巴黎的典当行放款利率为每月60%）。

尽管如此，当通胀削减国家的实际财源时，想要获得一定实际收入水平的国家，就越来越只能依靠铸币税和通胀税，即依靠扩大货币供给。“新的发行所造成的通胀，通过使货币贬值，对流动资金设立了一种税”（卡甘）；这种税的实际收入，是物价上涨率（税率）与实际流动资金（税基）的乘积。税基对税率的反应，解释了发行的扩大。通胀上升时，国家得益于公众预期的滞后，获得的实际收入高于通胀率稳定时所能得到的水平；于是它进而试图靠印钞机取得比通胀税所能提供的最大收益还要多的收入。只要印纸币印得比公众预期的更快，它可以暂时得逞。但这样一来，它就不断推高通胀率，而税基的实际价值大幅收缩，何况公民还设法逃避通胀税，把流动资金、把货币持有额压到最低，因为持有货币的成本越来越高。于是国家只得越来越快地印钞，并把税率抬到天文数字的高度，以弥补税基的大幅缩减。这个办法获取实际资源很便当，但效力随时间递减，从而要求发行越来越大。然而，国家想靠不断增发货币来弥补名义支出的上涨，却是白费力气。如前所述，它的实际支出其实在下降；铸币税在1795年初曾强劲增长，但随后便崩溃了。1795年夏季每月约20亿的发行，按稳定价值计只相当于1790年或1791年的2000万指券，以至于热月党人远不像制宪议员当年那样大手大脚、那样放任！

事实上，在当代各次超级通胀中，货币量的增长率非常高；鉴于公众持有的实际流动资金缩减，即使它们低于通胀率，也属于同一数量级。相反，在1795—1796年的超级通胀中，指券流通量的增长率（每月13%）与通胀率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后者每月至少30%。尽管现代货币理论在货币量增长对通胀的首要作用这一点上，与当时的看法相合，人们仍可以问：公共财政的赤字无论多么巨大、多么不断增大，单靠它能否解释物价狂飙式的上涨和指券的崩溃？1795年12月，指券的贬值，比单就发行而论它本应达到的程度强十二倍。不过，还必须考虑到硬币的重新出现，以及从1795年夏季、尤其是秋季起，它在交易中的使用日益增多。关于当时流通的金属硬币总额，笔者没有可靠数据，但当时人谈到1795年底有2亿至3亿。指券在11月值名义价值的1%，12月为0.5%；这些硬币于是相当于200亿、300亿乃至400亿指券，也就是说，折算成纸币的总流通量，至少是通常所引数字的两倍。此外，指券先是在外省被拒收、几乎被清除，于是回流巴黎（据说这个过程于1796年2月完成），这势必加重指券的“信用扫地”，何况照米歇尔·布吕吉埃的说法，它们在那里主要是在滋养投机倒卖。

反过来说，如果按“金属价值”来看，1795年底、1796年初流通中的200亿、随后300亿指券，只“值”1亿。再加上2亿或3亿硬币，所能找到的按稳定价值计的货币也不过3亿或4亿，而革命初期是20亿。因此出现了货币短缺；它还表现为经济活动的放缓和政府的窘困，尽管政府经手的纸币数量惊人。1795年12月7日，国库告知督政府：在巴黎市场上，每天能贴现的纸币超不过20万法郎（金），因为资本匮乏。诚然，通胀对生活水平的侵蚀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实际意义上的货币需求；而纸币在某些公共和私人支付中仍保持名义价值，但按市价支付的扩展削弱了它在这方面的功能，加剧了短缺。哈里斯十分中肯地指出，1795年底重新出现在市场上的那数亿金银起了关键作用，当时流通中指券的金属价值也在同一数量级，甚至更低。这一重新出现，使纸币稳定价值的下跌未能中止。另一方面，生产者和商人越来越要求以硬币付款，这就必然造成硬币对纸币的比价上升。此外——下文可以看到一些例子——1795年底出现了一种普遍指数化的趋势，这是超级通胀的一个特征；而在这件事上，指数化所依据的是黄金的价格。

因此，超级通胀几乎完全可以从货币需求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原理似乎在1795—1796年的案例中得到印证，当时对指券的实际需求大幅下降；货币余额的加速消耗、硬币的回归，全然没有弥补货币稳定价值的下跌，货币是短缺的。

还应指出，新近意义上的通胀螺旋，即物价与工资的“恶性循环”，即使有也寥寥无几；物价上涨并非自我生成。诚然，罗伯斯庇尔倒台后，曾于热月5日（1794年7月23日）公布的巴黎工资表经过了修订，8月9日宣布了50%左右的加薪。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发生了若干旨在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罢工或示威——但这些运动从1794年12月起停止了，民众的诉求从此转向物价和食品的匮乏。尽管如此，工资仍有上涨；但可以肯定，工资远远落在物价后面，对物价上涨只起了有限的推动作用。然而，在滨海塞纳省，为军队干活的鞋匠1795年9月每双鞋可得200里弗尔，1796年1月可得1200里弗尔，即每月上涨57%；诚然，所需的皮革由他们自行置办。

超级通胀的引爆

能否为超级通胀的引爆提出一种解释？按照吕迪格·多恩布施与斯坦利·费希尔的说法，如果货币量增速的提高发生在通胀率已经很高时，那么前一因素就很可能对通胀产生迅速而强烈的影响，尤其是当货币增长的这一变化被视为永久性变化时。可以认为，1795年初发生的正是这类现象。

下列数字（单位：百万里弗尔）表明，从1794年末起，国家支出明显增加，赤字也随之扩大：

财政委员会在共和三年风月（1795年2—3月）公布的一份文件提到5亿里弗尔的赤字。此后几个月缺乏同类数据，但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表11.1显示，指券流通量自1795年2月起强劲增长且不断加速，至7月达到顶峰。支出与赤字的这一增长，极可能是政府所购商品价格上涨所致。

但与此同时，食品价格的上涨远远快于流通量的增长，而黄金打破了涨幅纪录：金价5月上涨57%，6月上涨87%。最后这组数字把笔者引向预期与信心这一因素。国民公会围绕财政状况展开的辩论，以及1795年春接连提出又接连流产的整顿计划（后文还将回头述及），使舆论、尤其是商界明白，用上文的说法，流通量的增长是一种永久现象；而与此同时，人人都能观察到食品的稀少与昂贵。物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预期性上涨，先于货币贬值而发生。

早在1795年初——各县国民代理人对救国委员会调查的答复就表明了这一点——多数舆论便认为，指券过多是物价上涨的原因。此外，马莱·迪庞从瑞士传递给奥地利的情报也不容忽视。1795年1月21日，他写道：“商人、金融家和商界人士的一致看法是：如果五月不能签订和约，一百里弗尔指券将只值一里弗尔硬币，甚至可能只值十苏硬币。一切消费品或多或少都会按这一比例跟进。”接着，2月18日：“资本家与公债投机者中间的不信任如此强烈，以致他们成群抛售自己持有的国家债权，尽管因此蒙受巨大损失。”2月28日又写道：“所有商界人士、投机者、金融家都预料这种纸币的灾难即将降临。消费品的价值以骇人的速度上涨（……）每个人都预计还会有更大的涨幅。”此外，芽月与牧月“行动日”使雅各宾主义与统制经济的幽灵重新浮现。奥伯坎普夫写道，这些暴动“对汇兑造成了骇人的后果”。牧月15日（1795年6月3日），一名警探报告说，投机者和许多商人“不太知道该如何是好，又害怕事态发展，似乎想保住自己的货物，不再接受以指券交换”。诚然，无套裤汉的威胁被排除了，而且是彻底排除；但另一方面，右派的胜利又可能令人担心指券被废止货币资格，而国民公会夏季关于按市价支付的讨论、以及它采取的某些措施——比例折算表、以谷物缴纳半数捐税与地租——都可能是这方面的先兆。无论如何，行将届满的国民公会显得无力就一项反通胀纲领达成一致，而1795年的收成又很一般。

这一歉收促成了秋季通胀的新一轮加速，但可以认为，对指券缺乏信心是一个更强大的因素。自夏季起，指券显然已时日无多。人们普遍逃离纸币，所有卖家都倾向于把自己的价格同金价挂钩。硬币的重新出现，其实也加速了纸币的贬值。在其他案例中也观察到一种恒常现象：当以纸币以外的另一种货币——如今是外汇，当时是金属——标价的做法蔓延开来时，超级通胀便会向前猛跨一大步，因为时滞被消除，最终发展到价格每日调整的地步。说到底，某些史家的天真想法——指券贬值成了物价上涨的主因——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同义反复，只要把它限定为以贵金属计算的贬值。

个人无力改变货币量的名义总额——它由国家决定——但他们能够改变这一货币量的实际价值，全在于他们把手中持有的流动资金花出去还是贮藏起来。决定货币需求这类变化的变量，是持有货币的成本，具体说就是贬值率（或物价上涨率），并可能存在时滞。随着通胀率上升，个人会减少自己的实际货币持有额，因为持有货币越来越昂贵；他们设法逃避通胀税，于是流通速度加快。这种加快最终会把流动资产压缩到零；公众持有的实际货币基数缩减得如此厉害，以致政府借助通胀税占取的数额也随之减少。最终出现的是“货币短缺”，而“符号”却过剩，用革命者的话说。在很大程度上，流动资产消耗率的提高补偿了货币量稳定价值的缩减。

对货币的不信任带来了更高的流通速度，而流通量本身已大幅增加，还要面对卷土重来的硬币的竞争：这就是1795年春以来通胀加速的原因。吕费克的国民代理人在3月写得极好：“这种符号的繁多滋生了不信任；每个人一拿到它，就想不论什么价钱都把它脱手，而连续不断的卖出与转卖注入商业的那种难以置信的运动，使一切消费品每时每刻都在涨价。”最后要考察的，正是这场信心危机与硬币的重新出现。

指券的“信用扫地”

自1795年春起，巴黎的警方报告便频频提到指券的“骇人减值”、它们的“巨大信用扫地”、它们“几乎为零的价值”；6月11日，一名警探写道，指券的“彻底信用扫地（……）是他所听到的一切谈话的主题”。不过，还没有出现拒收指券或以硬币交易的问题。

但外省的情况并非如此。诚然，如前所述，阿尔萨斯是一个特例。据说那里早在恐怖时期结束时，就回到了双重价格制——指券价与硬币价——并从1795年头几个月起，便只使用硬币；由于同瑞士的关系，硬币在那里相当充裕。据说，限价令的废除在阿尔萨斯人看来就是暴烈的经济措施已被放弃的证据。限价令与指券的强制流通在他们看来密不可分，前者的终结即意味着后者的破产。从1795年1月，或最迟从5月起，几乎所有文献都表明，日常购物公开地、专门地以硬币支付。甚至在面包师那里，用指券也买不到面包。新债都约定以硬币偿付；于布雷希特援引了载有这一条款的公证文书，其中最早的一份日期为5月19日。指券被排除出日常交易，只用于向国家付款，以及通过提存程序清偿旧债的尝试；这类尝试相当多，但金额都很小，因为阿尔萨斯人的良心厌恶折价清偿。早在1795年7月，一些市镇就规定自己的债权以硬币偿付。据说甚至从1795年初起就出现了逃避纸币的现象：阿尔萨斯人不论什么东西、不论什么价钱都买下来，只求把纸币脱手，于是不动产与国有财产价格上涨。

占领区当然也是特例。比利时有一种坚挺的货币，即弗罗林，它几乎自由流通，而且是佛兰德农民唯一接受的货币。1795年春，这种货币吸走了法国的谷物、葡萄酒和奢侈品；据说比利时商人把硬币运到巴黎，借此以极低的价钱购得货物。但据说法国粮贩也反过来前往埃诺，用金路易和埃居购买谷物。同一时期在莱茵兰，指券只能按市价兑换当地硬币；而且从1795年11月起它便消失了，因为从巴黎运送成捆钞票的费用，超过了这些钞票在莱茵河左岸的价值！

另一种特殊情况是布列塔尼，朱安党叛乱正在那里肆虐；早在1794年7月27日，特派代表阿尔基耶就从那里写道：“阴谋分子”已成功地使纸币蒙受如此的“恶名”，“以致例如在布里厄港，就在所有法定当局的眼皮底下，而且十分公开地，一壶苹果酒卖四十苏纸币、十苏银币”。1795年4月12日，萨韦奈县区的国民代理人写道：“我必须指出（……），在我写此信的时候，这里用指券不论出什么价钱都买不到任何东西，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纸币的行市已彻底跌落”；他抱怨“指券的彻底信用扫地，而且日甚一日。它由恶意滋养，由旧制度复辟的希望滋养，这种希望正在大为蔓延（……）这种信用扫地、乃至对指券的蔑视，已发展到人们公开拒收指券、索要硬币的地步。这类交易在所有广场和市场上公开进行，而对这种买卖稍加阻碍，便会使市场断供，一切食品与商品完全消失”。埃内邦县区的国民代理人也在一个月前就已报告：“乡村居民对指券缺乏信心；其程度之甚，据许多人说，若用金属货币支付他们的食品，物价便会回落到1790年的水平，甚至更低”。

然而，就救国委员会1795年2月8日下令进行的调查，来自其他地区的答复也重复着指券信用扫地这同一老调。在贝尔奈县区，“居心不良者宁可要金属，不要纸币（……）倘若买主以硬币支付，价格就不会超出1790年”；在沙托迪卢瓦尔县区，“粮食（……）完全匮乏（……）居心不良者将其埋藏封存（……）持有硬币的人却能按1790年的价格买到粮食”。罗芒的国民代理人提到“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那种异乎寻常的抬价只落在指券头上；因为凡愿以硬币支付的人，都能大体按1790年的同一价格买到小麦和其他食品”。在基扬（奥德省），国民代理人提到“指券信用扫地乃至被拒收，对硬币的偏好带有80%至90%的溢价”。

还应指出，早在1795年1月，蒙彼利埃一个郊区的工人就向雇主要求，以他们所织棉手帕的一半充作工资。2月，在卡里斯蒙（卢瓦尔－谢尔省），许多零工“拿不到实物报酬就不愿干活”。4月25日，奈拉克写道，在拉雷奥尔一带，所有工人、仆役、耕作者都要求以谷物支付劳作报酬；“他们只肯以此条件做工，谁也不收指券”。5月22日，经济学家的儿媳索菲·杜邦从她在内穆尔附近的庄园写道：“集市上已开始用银币卖货，人们不再要指券。十里弗尔的纸币他们只肯兑十苏银币，就这样也还拒收。”

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是以物易物之风：它在恐怖时期已经常见，此时却似乎愈演愈烈。1795年初，塔拉斯孔－叙尔－阿列日的国民代理人说难以报出粮价：“粮食市场尚未重开；本地居民到外县采办的那点粮食，大多只能靠交换得来。”4月，在涅夫勒省，为巴黎供应木柴的木商抱怨说，自己只收得到指券，却不得不用小麦或银币支付工人，而小麦是以成垛的木柴从农民那里换来的。行政机关自己也加入了这种交易：1795年5月10日，帕安伯夫县区的行政官致函萨韦奈县区的行政官，提议以肥皂、树脂、烧酒等物换取荞麦，“它（……）几乎不可能用指券弄到”。稍早，生铁在苏瓦松很稀缺，因为“本县区的商人眼下无法从铁厂取得生铁，厂家只愿以铁换粮”。事实上，德尼·沃罗诺夫写道，许多铁厂主力图至少部分地退出货币经济，接受实物偿付；共和三年风月（1795年2—3月），米歇尔兄弟中的一位写道：“重炮委员会需要车轴，只有给我们小麦，我们才供货”；另一封信断言：“以我们原料现在的价格，我们不能冒险备下过久的存料，我以为必须做一天算一天，并让自己随时保有能在顷刻间变现的东西。”这段话流露出的谨慎，既源于限价令的“创伤”和国家付款的迟缓，也源于对货币的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在蒙茨1795年3月17日撰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表露无遗；蒙茨在热月政变后不久出狱，备忘录谈的是在巴黎建立一家银行的可能性。“和平与公共安宁尚无保障，使人打消了创办一家资本雄厚的大机构的念头（……）指券，即共和国现时的流通货币，近来波动过于剧烈，商人不愿持有超出其日常买卖所需的更大数额。”“无论老字号还是新商号，此刻若承揽巨额资金，都不明智”，若把“其往来或业务”伸展到价格可能剧烈波动的商品经营上，同样不明智；何况蒙茨认为，一旦废弃指券货币、恢复硬币，鉴于硬币稀缺，这些价格会非常之低。因此他断言，倘若组建一家银行兼贸易的商号，经营应限于代理业务；此外，还应“把这类机构的实际垫付资本压缩到极小”。蒙茨还主张，“土地、不动产、不惧任何可能事变冲击的稳定之物，几乎是唯一应选的投向（……）这些投资具有任何事变都无法摧毁的价值，而且无论流通货币为何种性质，都不难把它们兑换成那种货币”。事实上，路易·格勒菲尔尽管早在1794年10月就已从流亡者名单上除名，却连从伦敦回来的念头都没有动过。另一方面，指券的崩落使蒙茨裹足不前；直到焚毁（指券）印版之后，1796年3月1日，一家由他出任出资合伙人的银行才得以成立。但十八个月后它就倒闭了……正如吕蒂所写，蒙茨开出了“对艰难时期极富智慧的良方”，自己却没能照方行事……

马莱一家就精明得多；1794年9月，老雅克·马莱与两个儿子纪尧姆和伊萨克－让于1792年6月以“马莱兄弟”商号组建的公司，因父亲退出而解散，代之以另一家联合两兄弟和一位堂兄弟的公司。1792年曾为525000里弗尔的出资额被减至240000里弗尔指券，原因是合伙人悲观地预估了纸币的命运。1796年10月的一份备忘录解释说，“公司成立后不久指券即遭遇的急速跌落”，迫使公司变通该契约，“以预防纸币价值此后陷入的近乎全部泯灭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致命后果，而我们的资本正是由这种纸币构成的”。因此，“240000里弗尔的资本金”连同“我们利润中的流动部分以指券取得的那部分”，一并用于购置皮卡第的三处田庄，以及45000里弗尔年金的国债总账登录券²。

走向硬币

1795年夏秋两季，货币形势的恶化明显加剧。7月1日的一份警方报告里有一条全新的观察：“乡下人公然表露对指券的蔑视，讥称其为巴黎的钱。”据马里翁说，1795年秋，在大多数省份，用指券已什么都买不到了。不过，指券的使用据说在1795年夏就基本已告终结的阿尔萨斯，似乎又是一个极端个案。此后，从巴黎运抵那里的只有一万里弗尔的大面额钞票，它们对持票人毫无用处，除非在有兑换商的大城市。到1796年初，指券已完全无法使用，再也没有任何价值。在布鲁塞尔，1795年9月10日，行政机关决定以硬币向某些官员支付一个月的薪俸。从10月起，被认为不可或缺的公务人员，薪俸改以弗罗林核定，不再用里弗尔。

据说，早在1795年9月，在马朗就已无法用指券换到小麦。在卢瓦雷省，至少从1795年夏起，农民在农庄只收硬币才肯卖粮；硬币稀少，他们便接受衣服、家具或首饰。在蒙塔日，从秋季起，集市无人光顾，居民不得不去“跑买”，也就是登门找农民。但农民拒收指券，甚至“要求那些饿得奄奄一息的可怜人把身上穿的衣服留在他们家里，顶替他们为买粮而递上的指券”。12月，有人写道：“买卖只用谷物进行。铁器商和城里的其他商人（……）谷物充足，却只肯以硬币或小麦出售货物。眼下连盐都只能用谷物换得。”

事实上，拒收指券似乎是在1795年11月和12月间普及开来的。在萨尔特省，一部分商人和全体耕作者都断然拒收纸币，哪怕持币上门的是士兵，也不顾他们的威胁。12月30日，拉弗莱什的行政官写道：“您知道，各种商品，各类食品、各种活计、日工工钱，总之如今一切都要用硬币支付。”同一天，市政府颁布命令，强制商人接受指券；但它自己配售粮食时却拒收指券，而这些粮食正是它用硬币买来的。在第厄普一带，12月6日也有人记下：“农场主不再拿粮食换指券”。在默尔特省，农民拒收指券，只接受硬币支付；商人把“必不可少的用品”卖给他们时，索取的也正是硬币；而“富人”则登门送上硬币。在朗格多克，蒙彼利埃市政府早在10月就已改用谷物而非指券支付职员的薪俸。整个冬天，用硬币支付工资成了一种普遍的诉求。在贝济耶，12月间商人普遍实行双重价格；1796年1月，短工也不肯要指券。2月，在涅夫勒省，“乡下人〔拒绝〕把粮食卖给不向他们〔出示〕金银的人”。

昂赞公司是个有意思的例子。1795年秋，公司董事们发现，如果继续用指券支付工资，工人就威胁要走人，因为除了银币，什么也买不到。他们获得政府许可，出售煤炭时收银币或指券，听凭客户选择。11月，煤价和工资都按银币重新计算（最上等的煤从每驮250法郎跌到3法郎）。与此同时，利特里矿场的管理人下令建立双重价格体系。此后几个月里，矿场主管与客户由此展开了一场较量：客户根据行市的涨落，用纸币或银币付款。为了遏制这类手腕，主管诺埃尔多次隔夜提价，甚至一天之内提价。至于奥伯坎普夫，他在1795年秋写道：“如今我的货物是1789年价格的90至100倍”；到年底，“指券的境况每况愈下”，他把价格重新定为“按硬币计，约比1790年高10%，不打折扣”。圣戈班公司则于1796年1月7日决定强制以硬币付款，同时恢复1791年的价目表。

相比之下，指券在巴黎仍是正常的支付手段，尽管有些交易是按交易所的黄金行市结算的（12月11日有报告指出，“黄金充当了大多数供应商的调节器”）。10月，警方报告只提到：农场主“被指控不愿再收指券卖粮”（10月13日）；某些咖啡馆里有人断言，指券在许多省份已不被接受，甚至巴黎也有商店只收硬币（10月20日和21日）。11月2日的报告警告说：“如果指券不能迅速重获一点信任，恐怕农民就不愿再把食品运到集市和中央菜市场了；他们已把话说得相当直白，足以令人担忧。”随后，11月19日，报告第一次说指券遭人如此鄙夷，“以致今天在中央菜市场人们拒收指券，乡下人卖食品要求付硬币或实物。100里弗尔面额的指券可以说已经没有行市了”。此外，“卖奶女工威胁说只收硬币，不然她们的奶就要涨到每品脱50里弗尔”。

不过，这些拒收似乎还是孤立的个案。马莱·迪庞的一位议员朋友11月底从里昂来到巴黎，写信告诉他说，一路上“人们拒收共和国铸的硬币（……），甚至1791年以来铸造的埃居（……）除巴黎近郊以外，农民〔卖〕东西只收硬币”。直到12月中旬，这类拒收才多了起来。12月10日，有报告说：“巴黎的商人，尤其是圣马丁街和圣德尼街的商人，开始串通起来，只收硬币售货。若收指券，也是先算过硬币在交易所值多少。”12月12日，报告说集市上“乡下人几乎不再运来任何东西；他们只肯收硬币”，次日又说他们“强硬地”索要硬币。12月14日，房东效仿商人，“开始索要硬币，或按黄金行市折算的指券”。12月15日，“指券的信用日益扫地；人们认为它彻底化为乌有已为期不远（……）就连巴黎近郊的乡下人，卖食品也不肯再收指券了”。12月18日，警方报告：“昨日中央菜市场，食品全被持硬币者买走，只有指券的可怜人什么也没买到，只得离去。”要指出的是，1795年12月有两天，警方报告同时给出了土豆的指券价和银币价（比价为100比1）；《法国公报》以及至少另外两家报纸还标出以硬币计的订阅价，并特意说明这是为外国人准备的。因此可以认为：1795年12月中旬，就在巴黎本地，硬币也开始取代指券了。

指券的垂死阶段已近终点。而这个终点到来时，革命的超级通胀还远未达到20世纪历次通胀所达到的规模。魏玛德国的通胀率为每月322%，1923年10月达到29000%的峰值；当月22日，1金马克值10亿纸马克。匈牙利刷新了纪录：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月均通胀19800%，峰值达42 × 10^15。热月时期的通胀或许更接近当代拉丁美洲国家的通胀：物价每月上涨20%至50%，但往往长期居高不下。再过些时候，等有了一点距离之后，把它同前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的通胀作一番比较，将是很有意思的：这些国家也同样处在从统制经济向市场自由过渡的进程中。

无论如何，对这场通胀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与针对晚近实例的研究结论相似。货币的供给现象与需求现象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在货币需求一方，决定性影响来自通胀预期。物价上涨使公民确信它还会继续，于是尽快把纸币花出去。这种上涨的每一次加速，都意味着持有货币的成本上升——因为货币在持有者手中贬值，让持有者蒙受损失——因而降低了货币需求。在供给一方，政府不得不发行更多货币，原因很简单：它已经发行了很多（货币因此丧失了部分购买力）；而货币量的增长率由预期通胀率决定，公众则根据上一期或当期的通胀率，以及自己对预算赤字演变的预测，来估计预期通胀率。在格雷努斯1792年的书信中，笔者已窥见过这类盘算。因此，通胀对后来的货币增长有一种反作用：发行取决于货币符号的贬值。就这样，货币需求恰在供给增加的同一时刻下降，这就从两个方面助长了通胀。正如马里翁所指出的，一个致命的机制注定了：指券贬值越厉害，共和国就越要成倍增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