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金属货币

〔章题注〕回归金属货币¹

1796年夏的经济回暖

“所有这些情形都表明，虚饰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必须正视现实了。”拉梅尔就共和四年末的局势这样写道。这些现实中有一些依然晦暗。据1796年8月4日的警方报告，纸币每日的贬值“滋生出巨大的不幸，造成频频的自杀”。9月1日，又有一名青年在主宫医院桥投河自尽：“人们把这一绝望之举归因于他的业主要求他用硬币付房租。”8月6日，警方报告说，工人们要求政府对生活必需品实行限价；“但他们并不说降低自己的日工价，而且众所周知，他们拿到的工钱几乎比1790年高出四分之一，并且是用硬币支付”。此外，8月1日，中央局曾断言：“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纸〔货币〕的命运与它关系不大。它只把自己的时间和劳动给予用硬币付钱的人，而它的抱怨只在于缺少活计，因为业主爱惜自己的硬币，要等更顺遂的时局才重新开工。”事实上，从1796年7月起，纸币差不多只同投机者、投机商……以及食利者还有利害相干了。在所有日常交易中，良币已经驱逐了劣币。6月26日，巴尔贝－马布瓦曾宣称：“最轻微的一缕信任之风，也会使泥土中蕴藏的硬币破土而出（……）尽管有种种法律排斥它，硬币仍从四面八方现身。一旦这些法律设置的障碍被撤除，又将是何等光景？”10月24日，巴黎的一份警方报告写道：“先前遭人执意拒收的地产券，使银币毫不费力地重新现身，而且政府几乎未曾插手。”同样遭到猜疑和排斥的德西姆和生丁铸币，也使大量的18德尼耶铸币重新露面。巴黎人希望钟铜铸币、指券和地产券都退出流通；“这一收回会使更大量的硬币出现在流通中，它们如今还被藏着埋着。”

诚然，按市价支付的普及使货币量急剧收缩。哈里斯估计，1796年6月，货币量包括：1）金属价值1亿或不足1亿的指券；2）凭强制公债开出的支付令，面值6000万，但已贬值90%；3）面值5亿的地产券期票（笔者认为毋宁说是10亿），贬值90%，因而稳定价值为5000万至1亿；4）“为数不多”的黄金和白银，据迪韦尔努瓦估计为5000万；但前文（第408页）已经看到，当时人谈到1795年底至1796年初有2亿至3亿，而且硬币的流通量很可能自那时起又有了增长。因此，哈里斯2.06亿的总估计似乎偏低。此外，夏季里地产券的发行走到了终点，而投机又使其行市回升。地产券流通量的稳定价值于是在9月中旬达到最高点，就算1.2亿吧。但货币量总计是否曾超过5亿（金属价值），尚属可疑。

1796年的收成果然十分丰裕；这是气象上的幸运巧合，此前两个季节的高价以及商业重获的自由大概也助了力，它们激励耕作者付出更大的努力。在朗格多克，农民知道可以用谷物换到硬币，便不再藏匿谷物，而是充足地供应集市。关于生活物资的争论从各市镇议会的议事中消失了。就在5月，蒙彼利埃市政当局还曾一度恢复面包（每磅45法郎纸币）和肉类的限价；但在1796年夏，朗格多克集市上的小麦卖到每公石16法郎，诺曼底卖到每担15法郎，也就是说，与1787—1788年的价格大体属于同一水平。面包售价在每磅3苏上下。12月，在尚贝里，小麦将卖得比178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便宜。在巴黎，如前所述，督政府已于1796年8月6日取消了面包和肉类的发放。11月，上等小麦在中央菜市场卖到每担24法郎，活畜肉每磅4苏。

与此同时，工业中也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从6月起，奥伯坎普夫就让人在伦敦买进本色布，货物经阿尔托纳或汉堡转运；9月初，他写道，三个月来他的货一直销得很快。纳沙泰尔的库隆公司1796年初已在巴黎落户，也收到了经阿尔托纳和鲁昂运来的一批印花布，那是合伙人中的一位夏天亲赴伦敦采购的。尽管经营谨慎，这家商号1796年的利润仍达其资本的18.5%，1797年达28%。同样，普尔塔莱斯公司1796年获利312500里弗尔，即资本的22%；1797年，其业绩还要翻一番。法国的机器棉纺厂数目从1795年的17家增至次年的25家。

在比利时的韦尔维耶，毛纺业曾因法国征服时的劫掠、指券的输入、厂主的逃亡而深受其苦。共和四年强制公债的申报书描绘了——肯定不无夸张——艰难的处境。例如公民西莫尼斯，原有三家工厂开工，如今只剩“一家〔尚在〕勉强支撑”。然而，随着流亡厂主的归来和指券的废除，1796年9月7日，主要的厂主们已在谈论“韦尔维耶各工厂所处的兴旺状态”；不过，1796年4月至1797年3月，呢绒匹料的出口量仍只有1789年的一半。至于圣戈班公司，它的销售在整个共和四年和共和五年上半年都十分糟糕；1796年秋，圣戈班仍在熔炉上服役的班组也不得不裁减。1796年的营业额只有8，以1788年为基数100，而1795年尚有31。这一年没有任何“利息分派”。然而，1796年7月，公司还是在肖尼买下了几座磨坊，以便在那里安装机械磨光机。还要补充的是，1796年的博凯尔交易会（7月21—28日）实现了1792年以来第一笔相当可观的营业额：2500万；诚然，1788年是4700万。

“终于，”杜邦·德·内穆尔写道，“立法团开始走出那座迷宫；那些人为了永久的投机倒卖，就需要一种始终变动不定的货币，正是他们把立法团引入了迷途。我们正在驶近港口（……）陆地，陆地！”早在1796年4月，一名英国特工就写道：“各家工厂开始略有起色。”7月，马莱·迪庞不无惊讶地记下了当权者——无论王党还是恐怖派——的平静；手头宽裕的法国人“盖房子，请人粉刷，购置马车，用锦缎、用桃花心木把豪华的套间布置起来（……）不付分文，开销全指望着将来”。后来，萨尔特省也有过一段短暂的亢奋期。1796年11月，萨布莱的专员记载说，商业已经恢复，“同旧制度时代一样”，银币在交易会上流通，“就像二十年前（……）一切都带上了繁荣的气象。如果全面和平得以实现，内战的创伤几天之内就会抚平”。

这个希望落了空；尽管如此，法国毕竟在同时走出超级通胀和生产不足，走出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诚然，这两场危机都留下了持久的创伤，但它竟回到了与革命之初相同的货币和相同的物价水平，这一点很了不起，而且绝无仅有。就此而言，纸币是一场噩梦，但人们还没有从这场梦中完全醒来，它最后的抽搐和最终的清算，仍须回顾。

纸币的最后变身

指券——面额不足100里弗尔者除外——已被废止货币资格，地产券——更确切地说是地产券期票——却未被废止，只是仅能按市价收受。此外，市面上还流通着五花八门、性质各异的一堆纸票：强制公债的支付令、该项公债的息票、发给恐怖时期受害者继承人的凭证、各部长交付供应商的付款凭单、公债清算单、征调券、彩票、为战争所致损失而开的发还或赔偿付款凭单或凭证、1795年7月法律设立的抵押凭单、向国库开出的汇票等等。正如莫利安后来所写，“假币”（指券）已被“所谓的价值”取代，后者无法履行货币职能，因为价值波动不定。此外，1796年10月24日（共和五年雾月3日），当局决定铸造一种新铜币（1生丁、5生丁与10生丁的硬币），总额以1000万为限，用以取代“钟铜”币。这成了“在投机倒卖正趋低落之际给它添的新养料”；许多商人只肯按远低于面值的价格接受这些铜币。

于是出现了名副其实的货币混乱：后果之一是，财政人员不得不按所收“符号”的性质，分别编制不同的收入报表，计有硬币、按平价的地产券、按八倍折算的地产券、按代表十磅小麦的价值折算的地产券、按市价的地产券、带或不带升水的地产券，等等。因此，在上加龙省，自1795年10月起，登记税管理局的账册每月末都附有公证人所缴税费的双重汇总表。视契据所标价金为指券、地产券还是黄金，税费分别用纸票或硬币核算、缴纳。如此复杂，必然生出种种违规，也为营私舞弊开了方便之门。共和四年最后一天（1796年9月21日），五百人院于是表决通过：立法团交由督政府、各部部长及其他开支命令官支配的款项，今后一律以金属硬币表示。

另一方面，尽管军队连战连捷，政府在财政上却依旧走投无路。一场严重的库款危机在共和四年末发生，它早在7月就已经开始：当时地产券的强制通用效力告终，大部分军需供应同时改用硬币支付。8月25日，成群“承包商”涌到国库，要求凭付款凭单兑款，结果一无所获，只得召来警察维持秩序。马莱·迪庞显然在国库里有线人（甚至不止一个），1796年10月8日他写道：“政府〔当时〕不名一文（……）除议员、部长和主要办事员外，谁都〔当时未〕领到钱。”银币的匮乏“每日都在加剧，而加剧它的正是政府：政府借纸票的投机倒卖，把流通中所有可用的银币尽数抽走”。1796年夏秋两季，督政府不断向两院发出告急咨文，均无结果，只能靠层出不穷的权宜之计维持。米歇尔·布吕吉埃写道，1796年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所设想的解决办法花样繁多，几近滑稽”，且不合正统。部长与国库都不愿为此承担责任，于是6月21日设立了“国家国库让售代办处”，由它向国外让售指券与地产券，以换取硬币。它向阿尔及尔德伊、向外国银行、向供应商借款（以贴现率40%以上的汇票为凭），还动用预支款、委付与见不得光的交易；有时以钻石作押，有时把珠宝销往国外。

事实上，1796年确有硬币匮乏，证据很多，下文还会谈到；而政府正需要硬币，既为军队，也为海军；与英国媾和的前景日渐渺茫，西班牙又对英国开战（1796年10月5日），海军由此恢复了重要性。指券的覆灭曾使硬币重新露面。人们满可以设想，彻底清除纸票便是医治硬币匮乏的良药：须把劣币驱逐到底，良币才会复出。此外，拉梅尔指出，上文提及的货币混乱与多重账目并存，使人无从掌握财政实况，也无法在财政中建立秩序。于是，1796年末萌生了“把地产券也淹死”的想法。但办这件事，督政府与拉梅尔不得不求助于私人部门；以承包取代官办的做法，从军需供应扩展到了为国库筹集硬币与清理纸币。这就是所谓的迪容公司事件。

还要补充的是，督政府另有理由要甩掉地产券。地产券贬值极快，1796年8月9日（热月22日）已跌至面值的1.5%，但随后回升：8月18日（果月1日）为3.2%，而5.8%则见于9月12日（果月26日）。此后行市再度回落，但11月20日（共和五年雾月30日）仍维持在3%。这次回升的机制如下：外省流通中的地产券极少；毕竟仍有人缴来一些，收税官明知它们稀少，便留在手中，不送往巴黎，私下卖给需要地产券购买国有财产的人。另一方面，发行量到8月底已接近上限，9月间完全停发。地产券由此变得相当稀缺，行市随之回升，且外省的行市高于巴黎。因此，1796年11月21日，政府准许：购买国有财产半数以硬币支付，半数按市价以地产券或各种纸票支付，而不再限于地产券。

这一切都不合政府的心意，它原指望地产券会随着国有财产价款与税捐的缴纳而迅速退出流通。可虑的是：地产券还会长期滞留于流通之中；债务人、尤其是国家的债务人，会借地产券升值而廉价清偿；回归单一金属货币之举，恐怕被无限期推迟。

正在此时，那家公司登场了：它的合伙人是让－巴蒂斯特·迪容、国有财产的大投机者安盖洛和加孔，三人都是巴黎商人。幕后出资者是谁已不得而知——或许是些富有的供应商——但他们肯定有接近权力核心的靠山。1796年12月8日，公司提出向国库无息垫付250万硬币，换取1亿地产券；若国库手中没有这笔地产券，公司提议自行从六个省的公款金库提取。四十天期满，国库按当日市价以地产券收回还款，公司则凭向有关各省收税官开出的付款凭单收回垫款；如此一来，公司自然乐于在此期间压低地产券的行市。这个方案正中拉梅尔下怀——他要置地产券于死地——12月11日获批。公司如数交付了硬币，却设法弄到了1.3亿地产券。随后，这桩说到底平淡无奇的货币兑换与短期借贷交易，规模急剧扩大。

12月25日，公司又提出：此后另外四十个省的公款金库中所有地产券，一概由它接手。事有奇特的巧合：拉梅尔刚刚下令查封各公款金库，并核查账目。提议当即获准。1797年1月，公司的代理人前往各收税官、出纳与国有地产经管员处，提取所有可用的地产券（这些人巴不得把它们脱手，一经发现公司在做看跌投机），提取总额合计超过6.62亿，占已发行地产券期票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地产券被陆续抛向市场，行市随之下跌：1796年11月20日尚有面值的3%，1797年1月20日只剩1%。这正是拉梅尔想要的水平，因为据此便可彻底废止地产券的货币资格。而且这场贬抑是在暗中完成的，无声无痛，私人无从归罪于政府。各省当局也得以看清收税官背着他们做的投机操作——拿税捐款项耍花样——这就使部里拟设直接税代办处的方案变得可以接受。至于公司这边，则赚了一笔可观的利润：它陆续买回必须归还国家的数亿地产券，而又不致抬高行市。

在这些条件下，两院通过了1797年2月4日（共和五年雨月16日）法，废止了地产券的货币资格。地产券对私人的强制通用效力即告废除；地产券不得再作他用——且直至3月21日（芽月1日）——只能用于按市价缴纳积欠税捐、强制公债，以及已售国有财产应缴款项的一部分。芽月1日以后，剩余的地产券将按市价兑换为国库领受凭证，后者可在购买国有财产时用以缴纳须以硬币支付的部分。除此类凭证之外，国有财产买主所欠的款项只得以硬币支付。凡存于公库或日后回笼公库的地产券，均予注销，不再投入流通。

几天之后，2月10日（雨月22日），第二项法律处理了面值不足100里弗尔的指券、尤其是5里弗尔及以下小额券。此类指券尚有5000万以上在流通，以致以铜币兑换它们的安排在开始的第二天便被迫中止。按照新法，5里弗尔及以下的指券视同地产券，在3月21日以前仅可用于缴纳积欠税捐，比率为30（指券）抵1（地产券）、20苏硬币抵100里弗尔地产券。“纸币流通就此终结，”拉梅尔后来写道；4月18日，莱奥本和约使欧洲大陆恢复了和平。勒内·塞迪约指出，100里弗尔地产券最后的官定行市为20苏；指券曾按30比1的行市折成地产券；于是3000里弗尔指券变成了1里弗尔硬币，即贬值99.966%！

1797年2月2日，一份警方报告就废止货币资格的方案写道：“这一措施遭到普遍反对（……）成了许多人非议立法团的口实”，有人甚至毫不讳言地称之为“新的破产”。然而，公民们并不知晓迪容公司的那些操作。但这些操作在两院部分改选的选举之后才被揭露出来，那次选举于1797年3—4月举行，使王党在五百人院占了多数。迪容公司案很快成了政治问题；对拉梅尔、对国库、对督政官，以及对他们各方所从事的“可憎的操作”的攻击纷至沓来，这些攻击既来自王党分子，也来自愤慨的共和派。部长与国库专员就所犯的违规行为互相推卸责任。为求脱身，国库专员对迪容公司提起诉讼，以追回该公司的部分利润。该公司一审败诉，但于1797年12月14日上诉获胜（据巴拉斯称，安盖洛买通了法官）。

在政治层面上，这场冲突已由果月18日政变（1797年9月4日）裁断。8月13日，五百人院谴责部长与迪容公司，要求对他们提起诉讼，又谴责国库专员，要求将他们罢免。但元老院尚未批准这一表决，政变便将此案的揭发者逐出两院，或送往圭亚那。国库专员们大为惊恐，收回了对拉梅尔的指责，随后一个接一个被合法撤换。事实上，此案过后，国库丧失了六年来一直享有的近乎独立的地位。

史家对这样一个政府相当严厉：它对自己的货币做看跌投机，并“密谋”将其摧毁；有人称之为“毫无原则”的态度、“令人难以置信的卑劣行径”。然而，凡把通胀视为绝对的恶的人，会倾向于认为目的——彻底消除纸币——可以使手段正当化。况且，这既不是“手指苍天的伟大共和国”的第一桩、也不是最后一桩欺诈勾当。

保护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措施

诚然，在另一个领域，督政府体制努力讲求诚实，力求尽可能弥补通胀与强制通用效力造成的不公，尤其是在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方面，以及更一般地说，在私人之间的交易方面。

笔者已经看到，在超级通胀时期，国民公会，以及后来的督政府，就已经关注过这个问题，特别是要保护债权人不受债务人的侵害，后者想利用指券的贬值，用几乎一文不值的纸币来清偿当初以价值相对较高的货币欠下的债务。1795年7月13日，暂停了本金的提前偿还。12月3日，两院允许债权人拒绝接受依据1795年9月23日以前成立的债务所欠本金的支付或偿还。发行地产券曾带来币值稳定的希望，当局因此允许恢复偿还，但须依据一张“折减表”办理（共和四年芽月15日法，1796年4月4日）。地产券的崩溃迫使本金的偿还再度暂停，即1796年7月17日（共和五年获月29日）²法。反之，自1796年秋起，回归金属货币又把保护债务人提上了日程：他们当初以贬值纸币举债，如今竟可能要用硬币偿还！诚然，公民们自己也采取了防备。在涅夫勒省，1796年末的公证文书底稿中含有针对“立法机关承认纸币的新法律”或针对任何纸币——“无论其已创设或待创设”——的条款。在埃罗省，实物支付的约定日益增多，不仅见于农地租约，也见于其他契约。这些约定表明，人们希望绕开货币——哪怕是金属货币——来交易。在另一些文书中，当事双方自行商定协议贬值折算率，往往以小麦为参照，有时以金属为参照。

若考察督政府时期两院的工作，有关纸币贬值期间所发生交易问题的法律数量之多，令人瞩目。实际上，这个又称“契约的重新调整”的问题，解决得很缓慢：一系列法律力图调和所涉各方的“利益”，并虑及一切可能的情形。任务艰巨，各委员会内部的讨论、两院之间的往返磋商，历时六个多月才达成一致。围绕国家是否有权干预私人契约，发生了激烈争论；债权人的维护者否认国家有此权利，但最终占上风的是这样一种意见：唯有建立一套调整制度，才能恢复债权的清偿。

1797年3月7日决定：凡在纸币贬值之前（即1791年1月1日之前）、以及在纸币强制通用效力终结之后（即1796年7月17日法之后）达成的交易，均须以硬币清算。4月15日，有人提议为每个省编制一张纸币贬值表，凡在此贬值期间缔结的交易，将按此表予以调整。最终形成了1797年6月23日（共和五年获月5日）法，该法第一条宣示：“凡需将某项债务的价值折算为金属硬币时，此项折算应考虑契约订立之时、契约订立所在省份纸币的舆论价值。”为确定这一“舆论价值”，每个省将编制一份自1791年1月1日起的纸币“历期价值”表³。这些表编至共和四年获月29日法颁布日为止。这些表将以国家国库所记录的纸币行市为基础，并“与该省各商业城市可能保有的同类记录，以及与这些记录所对应各时期中不动产、食品和商品按其自由行市所具有的价值相参合”。

这项工作须在一个月内完成，省行政机关将“吸收十五名在此类事务上最为明达的公民”参与。大多数省份的贬值表在8月中旬以前即已就绪。它们在当地印行，随后送交督政府，由督政府将全部贬值表汇刊出版：《纸币贬值表总集》（奉共和五年获月5日法第五条刊行），四开本一卷，407页，于共和六年风月（1798年2—3月）问世。虽有人抱怨，但公众总体上接受了这些贬值表，尽管编制的精细程度因省而异。

诚然，另有多项法律——时间一直延续到共和六年热月（1798年7—8月）——在不同问题上把这套立法进一步明确：不动产出售、与建筑承包人订立的契约、终身年金、嫁妆、继承、分产等等；1797年9月1日法即为一例，该法确认，1791年1月1日以前的交易将以硬币结算，不作折减。还应指出，1799年10月，五百人院曾试图修订有关私人之间契约的立法，但那已是雾月18日政变之前两个星期。

此外，地租与房租还需要专门的规定，因为租约无法像其他契约那样重新调整。贬值曾使佃农得利，而使业主吃亏。业主既已被要求以实物缴纳土地税，就不得不对佃农课以类似的义务。1796年7月20日（共和四年热月2日）法允许要求以实物缴付一半地租，但该法收效甚微；早在9月4日（果月21日）⁴，便已决定农地租约的租金将以硬币支付，或按市价以地产券支付。此后，如果业主要求对贬值期间订立的租约以硬币付租，问题便更多在于保护佃农、防范业主。1797年8月26日（共和五年果月9日）法规定，1792年1月1日以前和1796年7月25日以后订立的租约——即订立于货币稳定时期的租约——不予变更。在谷物限价令设立至1796年7月25日之间订立的租约，将借助贬值表重新调整，回落到1790年的水平。1792年1月至1793年5月之间订立的租约则未作任何规定；一切款项均以硬币支付。1798年7月，一项后来的法律明确规定了九年期租约。

此外还有房产的特殊问题；至少在巴黎，业主在1795年和1796年受到优待。诚然，房租可按平价以指券支付，但没有保障租户租住权的规定，因此业主可以令租户退租并提高房租，而当时需求正旺。地产券发行之初，1796年4月4日决定，房租以新货币支付，但口头租赁的小额房租除外，仍可按平价以指券支付。最终，1796年9月7日，宣布一切房租须以硬币或按市价的地产券支付；在指券开始发行与限价令废除之间订立的租约，将提交修订。

总而言之，这一重新调整契约的努力，构成了纸币史上一个“引人入胜”却鲜为人知的篇章。1920年代，德国、匈牙利、波兰也通过了立法，旨在补救超级通胀以及随后回归稳定货币所造成的不公。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以及在更近的几次通胀中，没有作过这种努力，有的只是号称社会性、实则灾难性的措施，比如冻结房租。督政府体制的两院在本质上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这或许正可解释这种力求公平、在各利益之间——尤其是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谋求平衡的努力：资产者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作为个人，都可能先后或同时身为业主与租户、借债人与放贷人。至于刚才所述立法的施行，尤其是法院的施行，研究过这一“追溯升值”过程的学者认为，它并未遇到严重的困难，法院达成了和解性的解决办法，或作出公正的裁决。还要补充一点：它没有追溯力，此前已完成的支付不受影响。尽管如此，许多争讼久拖不决，若信这位商人伯努瓦·拉孔布1800年7月21日写给卡尔卡松一位通信人的这封信的话：“您总是要我用埃居来付您对马尔尚的那笔债权？这既不公道，也不合情理，我收的是指券，因为我不得不收，要是您自己经手，您准会当心不去记得人家本该付您埃居，您回想一下那些不幸的年月吧，那时恐怖和快刀悬在所有人头上，那时有埃居就是犯罪，凭良心，我收的是指券。”还应强调，这部立法不适用于国家的支付；“食利者受到的可憎对待，是革命的悲剧之一”，哈里斯写道。果月政变后的督政府还要把他们的受难推向终局……作为对刚才这番颂扬的又一项矫正，可以引拉梅尔的话：他自己指出，1796年，公务员和食利者按平价以“虚设的货币符号”支薪，却须按市价用指券缴税。与此同时，一些“硬币贩子”按200比1把硬币卖给国库，而他们购买国有财产时却按平价用指券付款。

硬币匮乏

就这样，从1795年末起，法国先是事实上、后是法律上回归了金属货币。要指出，共和四年（1795年9月—1796年9月）国家支出的结算，按支付当日的金属价值折算，45%以指券和地产券完成——名义数额190亿，但折合金属仅2.05亿——55%则直接以“硬币”支付。但公民们立刻抱怨起“硬币稀少”来，例如，这个说法在1796年末和1797年初的巴黎警方报告中频频出现。多重迹象证实了这种足色响亮的硬币的匮乏，尤其是政府获取硬币时遇到的困难，军事需要上更是如此。国库在巴黎或国外采购，共和四年由此获得的硬币与汇票总计5500万。为此花费了174亿指券和7.05亿地产券。国库让售代办处据称又获得2200万，而税收与准税收资源达6600万。但督政府总计得以支配2.52亿硬币，全靠被征服各国的捐输——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谈——据拉梅尔称，这些捐输达1.22亿，占总数的47%。无论如何，请记得，波拿巴开始意大利战役时手头只有48000金法郎。尽管他在意大利强加了征调和战争捐，他1796年的通信中仍充斥着对财政困难的诉苦。

此外，利率很高，远远高于革命前的水平，一是因为风险（债务人到必须清偿时可能找不到硬币），二是因为资本匮乏。1796年11月的一份警方报告指出：“因为人们只有手头有了余钱才会出借，供借贷之用的硬币几乎已经完全绝迹，钱的利息必定真正高得离谱，却也并未因此变得更为常见。”1797年，“银行票据”的贴现率为每月1.5%，而1788年为0.5%；商业票据的贴现率为每月4%至10%，此前为0.25%。

1795年10月，政府曾宣布巴黎造币厂很快将具备每日铸造30万枚的能力，其中包括新的一法郎和五法郎硬币。但未能达到这一节奏：截至1797年5月20日，铸造总额仅为3200万。此外，这些新硬币还要折价使用，这表明了人们的不信任，而谣言只会助长这种不信任，比如1796年12月10日报告的那则传言：两院“为普遍困乏的呼声所迫”，准备把一种新纸币投入流通。

可以肯定，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低于革命前夜的水平；而且这种状况还会长期持续。1795年12月和1796年1月，马莱·迪庞估计，法国并没有7亿硬币，甚或只有5亿或6亿，更何况“金银物料的外流比任何时候都更猛”。另一些估计低至3.5亿或3亿。可以认为，先前被窖藏起来的硬币中，有一部分没有立刻从藏匿处重新露面。此外，如前所述，1789年金属存量中有一部分已经输出国外。尽管统制经济废除之后对外贸易有所恢复，却几乎不能指望这部分金属会借法国的贸易顺差回流。事实上，有迹象表明，贵金属的流失至少还持续了一段时间。科德曼家的“商业”号船1794年11月载着一船烟草抵达勒阿弗尔，又启航驶往伦敦，装走了金银锭，外加2400枚金路易。售价的余额也由另外两艘船转往英国，同样是金银锭和硬币。净收入总额为14131英镑。不错，科德曼家随后向法国出口的货物是用汇票支付的。但1795年4月抵达波尔多的“密涅瓦”号船长奉有指示：如有可能，以硬币收款。1795年6月15日，另一位波士顿人托马斯·埃默里当时人在欧洲，就另一批货物写信给理查德·科德曼：“不要卖成纸币，除非能够在同时（或事先）投资于某种可靠的东西。”

硬币也有从陆路秘密外流的，例如在汝拉山区的边境。此外，1794年末，而且很可能此后也是如此，政府再度用硬币支付国外的采购：例如1794年11月，为在热那亚和巴巴里购买谷物支付了1500万。然而，在超级通胀的末期及其后，贵金属流入了法国。一方面，共和国各军团的胜利使共和国得以通过一种“超国界征调”政策（赖利），以邻国为代价占有贵金属。另一方面，还有一股贵金属的“自发”涌入，价差使向法国出口贵金属有利可图。法国对外财政的这两个方面，正是下面要考察的。

对征服地的榨取

众所周知，早在1792年末法军初次征服之时，就已定下原则：获得“解放”的国家应当为保障自身自由的战争努力作出贡献，于是战争捐与征调便纷纷落到比利时和莱茵兰。尽管法军后来撤出了这些国家，1793年9月15日的一项法令仍责令占领区各部队的指挥官征收战争捐，并征调部队给养所需的一切。他们还须把“一切可能有益于国家的东西”运往法国；最富有的居民将被扣为人质，以保证所要求的缴款。甚至在1794年夏季的大攻势与胜利之前，也就是在热月9日之前，救国委员会就已采取措施，确保征服的物质利益到手。卡诺尤其主张彻底劫掠的政策。1794年4月1日，他写道：“必须靠敌人养活，否则就灭亡。”6月21日，他谈到比利时时说，必须在那里“拿走一切能拿的东西……〔把它〕剥光，因为那是一个效忠皇帝的国家，一个征服之地，有许多东西该归还我们（……）可恶的迪穆里埃从前对它太宽容了，必须报复（……）征收几亿也只能算是轻微的归还”。

早在1794年5月13日，就在各军团设立了四个“商业代办处”，更确切地说称为“转运代办处”；其中只有比利时和德意志的代办处真正运作过。它们的职责是没收并“运往法国”一切对工业有用的物资，如皮革、煤炭、木材、金属、棉花和羊毛，以及可在法国使用的机器，自然还有马匹、谷物、饲料等等。这些代办处决定的征调数量巨大，但看来对法国经济的实际成效却十分有限。特派代表认为它们的要求过分，在政治上有危险；他们促成削减这些代办处的权力；最终，莱茵兰代办处于1794年12月19日撤销，比利时代办处于1795年2月20日撤销。

事实上，征调的所得始终低于最初的要求，而且只占驻比利时各军团消费量的一小部分。其余部分靠购买解决，以硬币或指券支付。1794年6月22日，即弗勒吕斯战役前四天，特派代表里夏尔裁定，指券在比利时通用，里尔的限价令也在当地实施。7月11日，又规定指券与硬币行市相同，并禁止双重价格的做法。占领之初，指券在比利时的行市高于在法国的行市，但很快也遭遇了同样的暴跌。早在1794年末，法国当局就不得不按“市价”以指券订立合同，而他们收进纸币时却是按平价。共和国因此吃亏；于是出台了1795年6月13日的命令，规定凡向共和国金库缴款，指券的行市每十五天核定一次。

在财政方面，比利时许多城市被课以军事捐，原则上只许用硬币缴纳：早在共和二年末（1794年9月），其中四十八个城市即被课征，总额6000万；到1795年3月20日，这些军事捐总计达8000万。缴纳期限很短，逾期罚款很重；一些人质被拘押并解往法国，其中有人死在那里。1795年2月，救国委员会减免了罚款，并准许以指券缴纳部分款项。截至4月19日，已缴纳3370万；此后不大可能再有大笔硬币缴入。看来，3500万应是比利时实际缴款的数字；据估计，这笔款项相当于奥地利统治时期所征全部税收的1.5至2倍，约为该国1780年代金属存量的四分之一，可见负担沉重，但并非不堪承受。

诚然，1794年9月，二十九辆大车满载从比利时掠取的金银抵达巴黎，令人印象深刻；但人们对比利时“巨大财富”寄予的希望大半落了空。法国榨取了数千万里弗尔的贵金属，但很快就有法国商贩从北方省赶来，买走谷物、马匹、牲畜和其他食品，并以硬币支付，这就使“一笔数目不定但肯定可观的硬币回到了〔比利时〕乡间”。况且这一财源很快枯竭：为逃避这些勒索，比利时人要求并入法国，国民公会于1795年10月1日投票通过了这一合并。

至于莱茵兰，1792年至1796年间索取的战争捐达1700万（硬币）；但实际只缴了450万，其中250万是在1795年末和1796年缴纳的，其中150万属强制公债项下。拉梅尔给出的数字是，共和四年从莱茵河左岸取得的收入为580万硬币。当然，此外还有军队对食品和商品的征调与劫掠，数量可观，减轻了战争的财政开支，但并未带来贵金属的进账。就这样，在1794—1795年的劫掠之冬期间，普法尔茨和茨魏布吕肯公国成了“搜刮委员”的猎物，凡能运走的东西都被他们运回了法国。

巴达维亚赔款及其他

1795年1月皮舍格吕的军队占领联省共和国之后，一条远为丰沛的金属与硬通货渠道似乎敞开了。诚然，早在1794年8月，巴达维亚的革命者和救国委员会的密探卡亚尔就已提醒：尼德兰的富名言过其实，尼德兰财富的很大一部分是“虚的”；若想使征服尼德兰有益于法国的财政与经济，就必须避免笨拙失当的做法与勒索行径。事实上，可供榨取的余地已经缩小：1794年夏法军在比利时获胜之后，资本外逃即已开始。早在7月，就有人报告“大批运载银钱的大车在流动”，还有货物从阿姆斯特丹经汉诺威运往汉堡。8月13日，伦敦的巴林银行写道，对荷兰遭到入侵的恐惧“使大量金银涌入了我国”。至于著名银行世家的首领亨利·霍普，他已请托沃尔特·博伊德——众所周知，此人已重返伦敦——向英国政府关说，好让荷兰人能把财产转移到英国。7月31日，博伊德致函皮特，请求准许从联省共和国发运的货载进入英国港口，并入库堆放以备转口。他还建议把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库藏”运往伦敦，存入英格兰银行。实际上，在荷兰大议长的推动下，英国政府认为这类措施会显得对联省共和国的防卫缺乏信心。直到1795年1月，才有两道枢密院令为来自尼德兰的“避难”货载输入大不列颠提供便利。

未等这些措施出台，1794年10月17日，法军进抵默兹河之际，亨利·霍普与约翰·威廉·霍普即乘船前往英国；其妻儿早在8月就已动身。该行的全权代理人皮埃尔·塞萨尔·拉布谢尔和年轻的英国合伙人亚历山大·巴林留守原职，但1795年1月18日，即法军进入阿姆斯特丹的前夕，他们也从赫尔德港启程离去。事实上，霍普公司1794年的资本为1340万通用弗罗林（1通用弗罗林＝2.27法郎），“有一段时候”以来，它已把资产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包括亨利·霍普的艺术品收藏。1795年1月，霍普家族发布公告：该行的付款今后将在伦敦办理，以该行为付款人的汇票也须寄往伦敦。不过，巴达维亚共和国的新领导层想让外逃的资本回流，他们与法国特派代表都担保霍普银行不会受到侵扰。该行在一名可靠职员的主持下恢复了若干业务，尤其是为已发行的外国借款办理还本付息。但这些业务被有意压缩，以免招来强制公债和其他勒索。此外，1797年，霍普家族的财产被查封没收；这些财产于1802年才获发还，银行也随之重新开业。

无论如何，阿姆斯特丹一被占领，国民公会即派遣两名成员科雄与拉梅尔，考察如何榨取这块新的征服地而不致激起当地公民反对法国。巴达维亚的爱国者向两位特使进言：必须避免过激措施，并让商界安心，商界才会把货物和资本运回本国。在1795年1月20日的报告中，这两名国民公会议员宣称，人们寄托于占领尼德兰的三个希望都不可能实现，即：供养莱茵各军团的30万官兵，使大宗补给运回法国，以及帮助恢复被纸币摧毁的信用。这个国家的财富远比人们所想的少。这些财富由私人财产构成，而这些财产都藏而不露。要拿到这些财富，需要时间和信任；若向公民强索银钱——也就是他们的流动资本——商业必将毁灭。至于公共金库，则是空的。因此，两位专员一致主张排除惩罚性政策：那会毁掉这个国家，不能为将来提供任何财源，还会使居民势不两立。不过他们承认，荷兰人应当为自己的解放费用出一份钱。但在应采取何种措施上，两人意见不一：科雄提议课以一笔数额两倍于一年税收的战争赔款，即8000万至9000万弗罗林，外加向法国提供一笔1亿弗罗林、利率3%或4%的借款，并割让若干战略据点；拉梅尔较为温和，只要求供养一支四万人的军队，外加1000万或2000万的捐输。

但救国委员会的要价高得多。首先，在法国提出的全部条件获得接受之前，它拒绝正式承认新的巴达维亚共和国。这些条件由梅兰·德·杜埃与卡诺拟定，于1795年3月底提出：1亿弗罗林的战争赔款，一笔同额的3%利率借款，以及割让领土。巴达维亚人本希望法国迅速撤离他们的国土，并缔结一项向他们开放法国市场的通商条约；作为交换，他们将为法国国库提供借款便利。因此，共和国的苛刻要求令他们大为震惊。何况法国全权代表勒贝尔与西哀士在磋商中态度粗暴而令人反感。巴达维亚人白白提出了6000万赔款，随后又打出威胁的牌，扬言不再补给北方军团，该军团正样样短缺；但4月5日与普鲁士签订的巴塞尔和约削弱了他们的地位。最后，国民公会决定派勒贝尔与西哀士前往海牙谈判，此举多少意味着承认巴达维亚政府。如前所见，共和国在财政上已走投无路，准备做出一些让步。因此，5月11日开始的海牙谈判迅速促成了1795年5月16日（共和三年花月27日）条约。

这是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和平与同盟条约⁵；但巴达维亚共和国须向法兰西共和国支付1亿弗罗林赔款。其中一半须以硬币或可靠汇票分五期缴付：1795年5月至9月缴3000万，其余2000万于1796年1月和5月缴付。至于另一半，巴达维亚共和国将在两年期限内为法国清偿债务，数额以5000万弗罗林为限。

此外，它还把马斯特里赫特、芬洛和荷属佛兰德割让给法国。根据1795年7月的一项秘密协定，它还承诺供养一支两万五千人的法国部队，直至缔结和约，这笔开支第一年为1300万弗罗林，以后各年约为1000万；并自行维持一支四万人的陆军和一支四十艘舰船的舰队。

还要补充：在这一条约缔结之前，法国占领军一直靠征调供养。但法方避免了直接、零星的征调。一份军队需求清单已提交联省议会，由后者把落实任务分摊到各省。后来，这些交付的物资被估值为1000万弗罗林，并从战争捐中扣除；但荷兰人认为它们的实际价值是2000万！另一方面，指券曾被引入尼德兰，用于法国军人的付款，但它并未在当地流通⁶。不得不接受这些指券的商人，每周可向本市政府兑出这些指券，起初兑硬币，后来兑可当货币流通的领受凭证。这类兑换据说累计达1000万弗罗林以上。兑换于1795年8月停止，因为法军自此以巴达维亚货币领饷；但巴达维亚政府积存的指券却找不到用途。据说有3000万里弗尔的指券至今仍保存在阿姆斯特丹档案馆的一只箱子里。

西蒙·沙玛写道，海牙条约是“一份纯粹勒索的文件（……）巴达维亚共和国的死刑判决”，因为它引发了经济与社会的连锁裂变，这个共和国从此一蹶不振。事实上，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承继的财政局面本已十分窘迫，商业又受对英战争之苦，于是陷入最严重的困境：1795年赤字3200万弗罗林，1796年4100万弗罗林。它被迫一再发行自愿公债与强制公债，不断增税和创设新税；1797年开征了按收入8%课征的税；1798年与1800年又添新税。法国方面曾建议它废除债务，它拒绝了，债务由此迅速膨胀。中央政府的债务每年增加3000万弗罗林，1799年已逼近10亿弗罗林，而这个国家只有200万人口；还得加上各城市的债务。

诚然，法国索取的这笔“不讲理的”捐输在很大程度上是这场危机的成因，但笔者此刻关心的是它给法国财政与货币带来的好处。自最初几笔预定付款起便出现了拖延。拉梅尔，随后是特派代表蒂博，先后被派往尼德兰，与巴达维亚政府长久磋商。巴达维亚政府决定以“承兑票据”的形式筹集其债务的前一半，即由阿姆斯特丹大商人承兑、各省承诺以特别税偿付的汇票。于是，到1795年11月底，已支付2000万弗罗林；到1796年2月，已增至3000万。督政府于是同意，如前文所说估作1000万的征调款项也计入其中，且最后1000万以向桑布尔－默兹军团提供军需的形式缴付。至于后一半，经过长久的磋商，双方于1796年5月3日达成协议。巴达维亚共和国承担300万弗罗林，用于结清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在荷兰举借、由法国担保却一直未获偿还的一笔借款。其余4700万将在八年内以交给法国政府的支付令支付，其中一部分每年到期。

实际上，督政府在这些支付令到期前便将其转让：或用于支付军需供应商及其他债权人，或充作预付款，或作为在其他金融市场——例如热那亚——举借的抵押。后文将看到塔列朗如何设法把它们“倒卖”——似乎没有别的词更贴切——给各色交易方，以换取现钱。据说，1796年5月至9月让售了1380万弗罗林；1796年7月4日至1797年2月1日让售了3200万。这些债券于是涌入金融市场，成为大宗投机的对象，行市波动剧烈。自然，到期日越近，行市越高。于是，1797年1月，当年年底到期的按面值的60%—61%易手，1804年到期的只有27%—28%。据说，法国政府因把支付令出手过快而亏损惨重，从这些交易中只收回约2500万。

总计，在承诺的1亿弗罗林中，据估计法国实际到手的有7500万弗罗林——超过1.5亿法郎——其中1000万至1200万为硬币，合2000万至2500万法郎。诚然，这些付款跨越数年，但1795年最后几个月和1796年间，它对法国国际收支的贡献可能达到4000万弗罗林，即8000万法郎；而且至少2000万的贵金属进口是大致可信的。若信拉梅尔所言，进口还可能更多：次年他估计，共和四年来自荷兰的资源按金属价值计达1.05亿里弗尔。

此外，1796年，越过自然疆界的军事行动带来了额外的、相当可观的进项。众所周知，对奥地利的主攻由桑布尔－默兹军团与莱茵－摩泽尔军团实施，两军分别由茹尔当和莫罗指挥。两军深入南德意志，但在秋季被击退。它们向各城市和诸侯强征了可观的战争捐；法兰克福尤其——“富庶之城，它对法国的仇恨无须任何宽待”——被课以1000万，而且卡诺下令在城中扣押众多人质。但法军的撤退使这笔战利品大半化为乌有。桑布尔－默兹军团在它索取的4000万中只带走了1000万，莱茵－摩泽尔军团所得更少；不过，据拉梅尔说，两军在战役期间的给养全靠就地提取维持。1796年在德意志——莱茵河左岸不算在内——为法国金属存量获取的硬币，确切数额不得而知，但肯定不足2000万；有人提出的更高数字不足为信。

拜波拿巴雷霆万钧的胜利所赐，意大利提供了更多资源。征调——以按平价的地产券支付——使法军有饭吃，还“穿衣、装备、穿鞋一概换新”，法军逐步扩充到十万人。此外，伦巴第缴纳了2000万战争捐，并从1796年夏起每月再缴100万，这足以供养军队——连同它的寄生虫——并以硬币发放军饷。意大利各邦，包括教廷所属各邦，也不得不纳贡，此外还没收了公共金库、银行和典当行的资金。总计，截至9月3日，落在意大利头上的捐输共达6600万，其中已付3200万。1796年4月至9月，波拿巴把1500万硬币交由国内国库支配，这是一位将领迄今向共和国提供的最大一笔款项；据说实际交付了800万。此后进项转缓，但1797年初的一份报表显示，意大利方面已收回5550万硬币；据称3450万留在军团金库，2000万应解往巴黎。但负责归集并转交这些款项的弗拉沙公司发生了舞弊：“意大利军团的财政一片混乱”（皮诺）。据拉梅尔和波拿巴本人的说法，后者在第一次征服意大利时解交国库3000万，其中大概1200万是在共和四年。

可以肯定，1796年法军的攻势——尤其是波拿巴的胜利——使共和国的财政大为纾解；军队一旦越过国界，便就地取给，一再征调、征捐、劫掠。自然，它们由此在当地获得所需的硬币，也就不必再从国家存量中拨出硬币供给它们。1796年，拜巴达维亚战争捐和波拿巴解送的硬币所赐，国家存量甚至还有所增加。但这项进口不足1亿。此外，前文提到的国家国库让售代办处，通过让售指券和地产券，据说从国外换得4700万的硬币与金银锭。它还设法筹得了一些数额较小的款项，用的是各种变通手段；它把钻石、巴达维亚支付令、以意大利各邦战争捐收入为兑付来源的汇票、以缴获敌方物资所得为担保的支付令，或充作抵押，或用作支付，交到法国和外国的各色金融家手中。它还在一桩交易中获得过预付款，担保方式更为渺茫：以向英国政府就中立船只被扣一事提出的索赔能否追回为凭……

来自伦敦的黄金涌入

除了这些以剑尖从法国的邻邦强夺而来、或以可疑手段取得的贵金属流入之外，还有一股并行的流入，规模很可能更大，它纯属经济机制运作与私人经营者主动行动的产物。

在超级通胀的最后几个月里，指券对黄金的贬值比对外币的贬值要明显得多。黄金对汉堡货币汇票的升水，1795年8月为3.9%；9月骤升至20.4%，10月升至21.6%。诚然，11月它回落到10.1%，但此后两个月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直到1796年2月——焚烧指券印版的那个月——才回落到5.2%。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向法国汇款的外国人，与其购买以法国为付款地的汇票，不如把黄金直接运往法国，这样更为合算。把黄金运进法国做投机买卖甚至有利可图——利润可高达20%—25%——尤其是在有一处充沛的贵金属“货源”、它的价格又不会因这种需求而涨得太多的情况下。

恰在同一时期，由于多种因素的汇合，汇兑行市对英国不利：它要向国外大笔汇款，供养驻扎在那里的英军，还要向盟国提供贷款与津贴，特别是1795年6月批准的那笔对皇帝的贷款。1795年，英国政府在国外的开支为1100万英镑，合2.75亿金法郎；1796年也仅略低，为1070万英镑。谷物与海军军需品的进口也异常之大。因此，1795年春，正当法国指券加速贬值之时，汇兑行市下跌。伦敦对汉堡的汇兑行市，从3月的36银行先令兑1英镑，跌至5月的33.5，再跌至8月的32。在当年最后几个月里，它只略微回升到这一水平之上。5月，它低于平价6%；8月低于平价11%，随后低于平价8%—10%。正如1797年一个秘密调查委员会所查明的那样：“1795年5月，与汉堡的汇兑行市降到了如此之低的水平，以致（……）使我国金锭的出口成为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从伦敦到汉堡的运输费用——运费、保险费、佣金——实际上相当于所运金属价值的3%—3.5%，因此，对运往汉堡的货物而言，黄金输送点确实已被远远越过。1795年8月，就运往里斯本的货物而言，它们也同样被越过；在18世纪的前六十年间，英国曾从那里获得大量巴西黄金。

诚然，大不列颠是禁止本国货币出口的。只有外国硬币才准出口，金银锭也是如此，但出口商必须宣誓：这些金银锭并非熔铸自“王国的法定货币”。然而，1795年10月，伦敦的黄金市价达到每盎司4英镑3先令或4英镑4先令，而几尼的官定行市为每盎司3英镑17先令10.5便士。这就极易诱使人作伪誓，或甘冒没收的风险暗中出口；把几尼熔化后运出去，本可获利7%。

由此可见，把金币从伦敦运往巴黎——或者直接由在英吉利海峡活动的走私小船运送，或者经由汉堡或北方另一港口中转——可以带来可观的利润。有人计算过：1795年9月29日在巴黎买进一张以汉堡为付款地的汇票，在伦敦卖出、换取几尼，让几尼渡过英吉利海峡，再到巴黎卖出，便可获得相当于投入资金33%的毛利；即使费用与风险都很高，肯定仍留有一笔可观的净利。

事实上，1795年9月，正当黄金对汇兑行市的升水在巴黎骤然加大之际，英格兰银行开始流失黄金。它的金属准备金在1795年6月20日为740万英镑，但随后迅速下降，到1796年5月跌至300万英镑，并稳定在这一水平直到年底。也就是说，不到一年，损失超过400万英镑。表14.1所列的平均准备金，从1795年到1796年减少了330万英镑，即59%。这一损失也超过了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在1793—1794年间的增加额；如前所见，那次增加是以损害法国的金属存量为代价的。表14.1还显示，1795年和1796年，英格兰银行与造币厂购进黄金的数额以及金币的铸造额都很小。人们不禁会推定：英格兰银行流失的黄色金属充实了法国的金属存量，后者因此可能增加了1亿上下金法郎。诚然，这股流入也可能因私人手中的黄金加入而增强。但反过来，英国流失的黄金必有一部分在中途——不妨这么说——在伦敦与巴黎之间停下脚步，用于清偿英国人欠欧洲大陆债权人的债务，而这些债务与政治军事开支和谷物采购相关联。此外，霍特里认为，法国并没有足够的财力去购进足以消除黄金对汇兑行市升水的金属，因此，这一升水在1795年11月回落之后便稳定了下来。还应指出，1796年1月，由于指券在阿姆斯特丹比在巴黎跌得更多，投机者便在巴黎买进金路易，运往荷兰。甚至有人把伯明翰制造的假金路易运进法国，那是用镀金的铜或银、或低成色的黄金铸成的。

单位：千英镑

资料来源：米切尔《英国历史统计》（剑桥，1988年），第654、656页。 《议会文书》，1810年，第III卷；1826年，第III卷，附录1，第85页。

英格兰银行自然对自己正在经受的失血感到不安，并努力遏制。1795年10月8日，董事会抱怨“极为巨大且持续不断的贵金属流失”，并把流失归咎于政府强求的过度垫款；10月23日与11月18日又重申了这一忧虑。在12月31日，英格兰银行决定限制每日贴现的商业票据总额，并削减了对国家的垫款。尽管如此，1796年的贴现额仍高于1795年；银行券的流通量则下降了。英格兰银行还试图对汇兑行市施加影响，把银锭和旧比索运往汉堡；它又在里斯本买入黄金，但买价太高，买进的黄金无法用来铸币。紧缩信贷的政策与其他措施终于奏效，但那是在相当长的时滞之后，这证明必须对抗的趋势是何等强劲。1796年2月5日，首相皮特向英格兰银行转达了英国驻汉堡公使的函件，函件称：大量英国几尼由来自雅茅斯的邮船运入，一到港即被熔化。另一方面，自1796年4月起，巴黎黄金对汇兑行市的升水已经回落，伦敦对汉堡的汇兑行市略有好转；但直到10月，它才明显升至黄色金属输出点之上，甚至转为有利。来自法国的需求可能已经枯竭，因为纸币已大部被清除。

然而，英格兰银行并未就此脱困：1797年初，它的准备金再次大量失血。但这一次，对黄金的需求来自国内而非国外，原因是许多英国人忧心忡忡，害怕法国人登陆。从1797年1月1日到2月21日，储备减少了622000英镑，仅勉强高于100万英镑，这一水平明显不敷所需。2月23日和24日两天，损失达220000英镑。25日，传来了法国军队在威尔士的菲什加德登陆的消息。这支“黑色军团”由苦役犯、逃兵、前朱安党人等拼凑而成，由一名美国冒险家统率，尽管它几乎立即投降，却可能只是一场更大规模远征的先头部队。面对初起的恐慌，政府于26日颁布一项枢密院令，责成英格兰银行暂停以硬币支付。银行券可兑性的这一“临时”中止，发生在法国废止纸币货币资格的三周之后，而实际上一直持续到1821年。

说来也怪，法国方面在同一时刻也想到要从英国“抽取”几尼。这个主意出自米歇尔·西蒙斯：他原是敦刻尔克的商人，先后为迪穆里埃军团和巴黎供应小麦，而他最为人知的身份是“朗热小姐的丈夫”，这位女演员被一出当年名噪一时的轻歌剧称作“巴拉斯的情妇”。1796年11月，他与安特卫普的银行家让·韦布鲁克合伙创办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业务是把外国硬币拿到里尔的造币厂和波尔多的造币厂改铸。通过塔列朗的心腹圣富瓦牵线，西蒙斯赢得了塔列朗的支持，随后又得到巴拉斯和拉梅尔的支持。根据1797年1月14日签署的协议，财政部长把一笔400万的金属硬币交该公司支配，为期六个月（对一个如此拮据的政府而言，这笔钱很可观！），它将不间断地用于从英国抽取几尼和在葡萄牙购买黄金。公司承诺每月从大不列颠取得15000至20000几尼，并用这些几尼在波尔多和里尔的造币厂铸造总值600万的金币；公司将按所铸金币的金额领取2.5%的酬金。一周后，拉梅尔又额外准许该公司自由出口比利时的九个并入省份的谷物，条件是向法国输入数量与这些出口的价值相称的几尼。

1796年8月19日呈送督政府的一份备忘录——继德·茹弗内尔之后，布吕吉埃曾唤起人们对它的注意——极有可能出自西蒙斯和他的合伙人的手笔。备忘录提供了若干细节：把汇票寄往伦敦，拿到英格兰银行贴现换成银行券，再把银行券“立即兑换”成几尼；然后把几尼秘密运往弗利辛恩，再从那里转往里尔；“凭借我们现成可用的人手，保准每周能从英国取得至少4000至5000几尼”。英格兰银行的发行额始终“与其实际基金成6比1”（金属准备金），因此将不得不每周把流通量压缩30000英镑；若持续六个月，则要压缩750000英镑，即1800万法郎。由此将在商业中造成“巨大”的真空，导致“货币利息上涨”，给政府带来麻烦，等等。这份备忘录还建议抬高金锭的价格——这将促使几尼熔化并输出——办法是提高法国的金银比价。

这个计划意味深长，因为它预示了大陆封锁的某些侧面：它的意图是“通过抽取英国的硬币来损害英国”，“通过抽取几尼来收紧流通”；但可兑性的中止使它无从实行。何况，停兑之后，英国的汇兑行市转而上升，黄金涌入英国，达数百万英镑。到1798年，英格兰银行的金属准备金回升到了很高的水平。可见，巴黎方面为“整个英格兰银行正陷入信用扫地、据说被迫暂停支付的境地”而欣喜，实在为时过早。1797年3月4日的这则警方公报之后，3月初又接连有好几则公报，提到英格兰银行“彻底破产”，以及其他一些假消息，这些消息或许是督政府的特工散布的：“据说在伦敦，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民众群情激愤，正聚众要求和平，要皮特的脑袋（……）由一个怀有最和平意旨的人取而代之”；更有甚者，还添上了西班牙人战胜英国舰队的一场大捷——尽管2月14日西班牙人刚遭惨败——以及印度的一场起义……

尽管1797年2月危机的直接原因都在英国国内，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1795年末至1796年初黄金流向大陆的那场失血：它使英格兰银行的金属储备降到完全不敷所需的地步，以致菲什加德登陆这样一起事件，就能置它于任人摆布的境地。因此，法国的货币形势与英国的货币形势之间，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因果关系，这与18世纪金融市场的高度一体化正相吻合，近来已有人分析和强调这种一体化。通胀初起之时，纸币曾把法国金属存量的一部分赶向英国；到超级通胀时期，正当良币在法国领土上驱逐劣币之际，黄色金属又回流法国，在那里享有旺盛的需求和高昂的价格。

说来也怪，当时的人并未察觉，对英国而言，汇兑行市的不利与黄金的失血，这两者同法国回归金属货币之间的关联。直到1918年，霍特里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一现象的机制才被拆解清楚。不过，为向皮特的金融才具致敬，这里要录下他1797年3月27日的声明：“我以为最好考虑一下：欧洲各地、尤其是法国的状况，以及至少在这一时期大部分时间里被抽出流通的货币数量，这两者本身是否不会已经产生了一种势必或多或少作用于欧洲各国流通的影响。”相反，马莱·迪庞在1795年11月8日论及法国硬币时却判断失误：“其中一半已经流到国外，另一半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靠地被摒于流通之外。”

事实上，一方面靠着对邻国的勒索，另一方面靠着投机，法国在1795年和1796年获得了数量可观的贵金属。巴塞尔和约之后与西班牙恢复关系，可能同样随之带来硬币的流入。这些流入的总额无从得知，但极为粗略的估计在1亿至2亿法郎之间。1797年8月30日，五百人院的一位成员把流通中的硬币估计为10亿至15亿。这第二个数字偏高了；在督政府的最后几年乃至此后，法国经济和公共财政不得不依靠虽有所恢复、但仍明显低于旧制度时期水平的金属存量来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