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之后（二）康复中的经济

二、康复中的经济

在考察督政府政策的经济影响之前，应当先看看这一时期银行方面的种种新创。在金属货币制度下，银行确实有可能引入某种弹性，根据经济形势和需求来调节货币量。时人对此是有认识的；“往来账户银行”的招股书就指出，一部分硬币已经流出法国，另一部分被人窖藏，而“还在市面上露面的那部分，远远不足以满足商业的需要（……）哪怕以高于借款额的资产作抵押，也借不到一笔不大的款项，这是匮乏的明显征兆，也是可能阻碍实业努力的最大障碍之一。此时无疑重要的是，让留存下来的资金充分活跃起来，使人得以以少成多”。招股书接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创设公共银行足以重振并支撑商业票据的流通——它们将为这些票据的贴现提供担保——并推动资金的运动：“众所周知，资金量随其流通速度而增长。试想一张信用无可置疑的票据，仅凭记账与迅速转手，一天之内便在十人手中流转，同一笔款项就在十笔交易中反复出现：十万法郎即可结清十笔买卖，而若没有这一助力，这些买卖本需要一百万。”

新旧银行。发行银行

说实话，督政府治下的法国并不缺银行。诚然，雅各宾革命摧毁了贴现银行，把几名银行家送上断头台，又逼得另一些人流亡或蛰伏。但热月政变之后，藏匿的人重新露面，流亡者也至少有一些回来了。让－康拉德·奥坦盖在美国逗留一段时间后，于1796年9月回到巴黎。1798年初，他与银行家兼供应商范莱尔贝格合伙；1798年5月20日，一份通函宣布他的银行重新创立，沿用旧商号“奥坦盖公司”。他从前的合伙人德尼·鲁热蒙1792年退隐穆尔滕，把商行交给几个侄子经管，1798年前来收回行务；格雷努斯也在这一年重返巴黎。

诚然，另一些流亡者虽然回到法国，却没有重新开展重要的业务，如德·瓦尔基耶和拉博德·德·梅雷维尔。马莱在离开之前已经倾家荡产，此后再没有从美国回来。路易·格勒菲尔执意留在伦敦，在那里以出资合伙人的身份资助两个儿子创办的银行；他直到帝国时期才回法国，不久便于1810年去世。他的子女与孙辈都同高等贵族结下显赫的姻亲，路易十八封他的长子为伯爵、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前文已经提到，他从前的合伙人蒙茨就没那么幸运：两次试图重操银行家的旧业，都遭到惨败，供应生意也同样如此。他与图尔东－拉韦尔行之间有一场官司，源自一宗可追溯到1786年的复杂的连带责任票据案；官司从1797年拖到1805年，把他彻底拖垮了。至于博伊德－克尔行，他们本指望法英媾和，考虑回巴黎复业。1797年夏，他们的财产被临时解除查封——克尔与小博伊德甚至短暂到过巴黎——但果月18日政变使他们的希望破灭，财产被正式没收，并于1799年售出。老博伊德倒闭，执政府时期回到法国，不料遇上战争重启，被拘禁了十年。

还有一些银行家则交出了经营权：艾蒂安·德莱塞尔在狱中身染不治之症，1795年把银行托付给还很年轻的儿子邦雅曼。里维耶家留在洛桑，但把巴黎的营业所交给让－夏尔·达维利耶。某些在恐怖时期遭殃的商行由他人接办，科坦－若日行即由安托万－路易·吉拉尔多接手，他是已被送上断头台的若日的姻兄弟。总之，莫里斯·莱维－勒布瓦耶认为，1789年的瑞士侨团几乎原封不动地重建起来，并把已经外流的资本调回国内；韦拉萨写道，早在1794—1795年，“便可觉察到瑞士资本回流法国的动向”。

共和五年的《国家年鉴》在中断两年半之后，首次重新刊出巴黎银行家的名录；上面自然少了若干1793年以前赫赫有名的名字，另一些商号也只剩一副空壳。尽管如此，这份名录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消失者和新来者都不多。共和六年，这份名录上有84家商行。这种延续性是信任与信用的来源；不过，督政府时期在巴黎营业的各家银行，手头掌握的资金似乎相当有限。举例来说，1801—1802年，马莱兄弟行在法兰西银行的贴现业务量，将明显低于十年前——1790—1791年——它在贴现银行的水平。但这是因为在超级通胀期间，它已把资本“化为乌有”，全部用于购买国有财产，以致有六年之久，它无本经营，只做代办与代收款项的业务。另一方面，督政府时期也设立了一些新的私人银行：在执政府与帝国时期当选法兰西银行董事与监事的四十三人中，有十人是在1795至1799年间于巴黎以银行家身份开业的。但也有消失的：共和六年雾月至雨月（1797年10月—1798年2月），巴黎至少有五家银行倒闭。

因此，人们不难理解当时创设公共银行的种种举措：这类信贷机构规模大于传统的私人银行，其宗旨是以合理的利率贴现商业票据，并让无记名券进入流通。路易·贝尔热龙对这个问题作过出色的论述，因此笔者在本书只作简述；正如他所指出的，它的深层背景里藏着一种期望：恢复商业票据流通的强度与便利，而那曾是革命前繁荣的基石之一。诚然，法律基础并不牢靠：“金融公司”重新获得准许，但1792年11月8日法令第22条——禁止无记名票券流通——理论上仍然有效。不过需求巨大，政治形势也显得有利。正如其中一家银行的一位董事1796年9月30日对股东们宣告的：“既然现在有一个理应保障、也能够保障财产的政府存在，人们对财产就不再有理由担惊受怕。”于是，便有了“银行自由的第二次实验”（尤金·怀特）。

前文说过，1796年3月，两院没有接受创立国家银行的方案，该方案拟由国家与金融家合办。然而三个月后，一家“公共”银行还是成立了，只是纯以私人方式创办。往来账户银行设立于1796年6月29日（共和四年获月11日），发起人有两位：奥古斯坦·莫内龙——我们在那桩铸有他姓氏的代用币事件里已经见过他——出任总经理；另一位是让·戈达尔，他是一处国有财产的业主，即（圣母）胜利广场上的马西亚克府邸，他把它租给公司作行址。资本定为500万，以发行1000股、每股5000法郎的股票募集。起初，这些股票凭私人关系认购；但两个月后，1796年8月23日，便通过前文提到的那份招股书，向更广大的公众募股。股东群体迅速扩大，但人数仍然很少；其中却有巴黎金融界的一些头面人物。早在共和五年牧月（1797年5—6月），距创办不到一年，半数股票已经售出；到共和七年雾月（1798年10—11月），售出数达到860股。1798年12月30日公司解散时，共有股东75人。

该行名副其实：收受存款，开立往来账户，但其主要业务是贴现。它只收期限极短的票据，最长不超过九十天，让与人须在巴黎有住所，票据还须备有三个签名，其中须有银行家的承兑。另一方面，它的贴现率——每月0.5%，即年利率6%——在私人银行动辄收取三至六倍于它的利率的当时，可谓低廉。共和五年雾月（1796年10—11月），该行决定发行见票即以硬币兑付的银行券。发行审慎而渐进，但到共和七年雾月，流通中的银行券（面额500与1000法郎）已接近1400万。贴现业务其实扩展得很快：共和五年雨月（1797年1—2月），贴现票据尚不足300万，到获月（1797年6—7月）已超过1300万；果月18日政变使它受到严重冲击，但随后重新回升。共和六年雨月（1798年1—2月）再度超过1300万，1798年夏达到顶峰，共和六年果月（1798年8月18日—9月21日）达2400万。此时，该行还开办凭证券存放的放款业务。

该行正蓬勃发展，却突然遭遇一场严重的危机。1798年11月17日（共和七年雾月27日），总经理奥古斯坦·莫内龙失踪，留下一纸字据，承认自己欠该行250万¹。次日，该行成了“各报的第一关注”，人群涌向它的柜台，该行只得严格限制兑付：每天30万法郎，每人限兑一张500法郎的银行券。该行的资产负债表虽有盈余，但莫内龙的抽提已使准备金降至15.8万法郎，另有77万法郎为苏币。11月21日，一份警方报告称“整个商界乃至金融界中人，都曾一时陷入深重的惊惶”，因为有风声说，莫内龙提走的250万，其实是督政府强索的，用来收买议员们的选票！

然而，该行很快就挣脱了这一困境。原来它得到政府的支持：督政府颁布命令，准许国库向该行提供120万硬币，以该行所持票据作质押，并由董事连带担保。这项命令公布并张贴出来，同时张贴的还有一份该行状况的摘要，显示该行根基牢固。股东们也连带担保银行券的兑付，当时流通中的银行券为1394.4万法郎。董事证明，该行与政府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业务往来²。新任总经理已获任命：多米尼克·加拉，前制宪议会议员、前部长。

在这种情况下，恐慌两天后平息，兑换银行券的要求减少了。此外，不少银行家和批发商向该行存入大笔硬币。不仅如此，该行还买进比索，交造币厂改铸为埃居。准备金迅速重建；1799年1月1日，已有硬币580万，外加91.8万法郎的造币厂券。然而，为重建公众的信任，董事决定解散公司、另组一家新公司，此事于1798年12月30日办妥。这次组建的是股份两合公司，资本定为800万，分为1000股、每股8000法郎。诚然，股东人数比危机前少了：1799年1月1日为六十来人，持有319股；他们几乎全都出自原先那家公司。

该行迅速恢复了正常。1799年1月，它已敞开柜台恢复硬币兑付；银行券流通量2月超过1100万，4月超过1700万。相反，贴现业务再未回到1798年的水平：共和七年雪月（1798年12月—1799年1月）跌至不足700万，牧月（1799年5—6月）回升至近1000万，但共和八年雾月（10—11月）又跌至300万。这些平平的数字，既反映董事为保全准备金而持重的态度，也反映1799年经济形势不佳，贴现需求因此减少。至少在1799年8月和12月，该行曾两度支持“商界银团”向政府垫款。

在与法兰西银行合并的前夜，即共和八年雨月30日（1800年2月19日），往来账户银行有1120万银行券在流通，硬币准备金为600万。

另一家信贷机构——商业贴现银行——则是由十二名巴黎的批发商、商人与代办商于1797年11月24日（共和六年霜月4日）创办的，该行的宗旨在若干方面正与往来账户银行相对立。它要把信贷办到批发业、商贩业与制造业的中等阶层这个层面：这些阶层渴望摆脱对私人银行家的依附，摆脱第三签名那代价高昂的“暴政”，而且事实上被排斥在往来账户银行所办理的那种贴现之外，那种贴现实为一种专属寡头的再贴现。因此，该行——这也是它主要的独创之处——为仅有两个签名的票据贴现，条件是这两个签名殷实可靠、期限至多六十天。不过，这家新银行同样是一个封闭的俱乐部，实行互助信贷，甚至明文规定只限合伙人使用，尽管它的合伙人比往来账户银行多得多。

该公司为股份两合公司，每股1万法郎。每股的半数须以硬币缴付，另一半以十张五百法郎的银行券缴付，此种银行券为无记名券，见票即以硬币兑付。可见银行券由股东们自己发行，再由该行投入流通。每位合伙人可获得的贴现额度，与持有的股数成正比。贴现率开办时定为每月1%，远高于往来账户银行，却明显低于私人银行家。股东人数增长很快：一年后103名，两年后253名、合计500股；其中绝大多数是批发商和商贩（几乎全是巴黎人），银行家与制造业主寥寥无几。预定的名义资本2400万，实际只缴入四分之一，该行于是另寻途径扩大贴现能力。它创设了面额1万法郎的抵押股，取得办法是认购1万法郎的银行券，并出具一份抵押债券，债券所抵的不动产价值两倍于此。这种新股专供旧股的持有人，并与旧股一样赋予贴现的权利。它们成就了该行的兴旺；到1802年5月，该行投入流通的银行券将达2000万。它们使不动产财富得以券化，特别是巴黎批发界曾以流动资金购入的前国有财产，借此滋养商业信贷。

类似的意图——此前已催生过多种方案——也体现在督政府末年的另一项创设中，即地产银行：一家两合公司，起初聚合十四名合伙人，诞生于1799年7月19日（共和七年热月1日）。凡地产主，该行都给予十年期信贷，担保物为一处涤除了债务与抵押的不动产，且该不动产须附带十年回赎权售予该行。信贷额至多为不动产价值的一半，形式或为交予借款人的见票即付券——实即银行券——或为借款人向该行开出、由该行承兑的汇票。该行银行券的发行其实有限，未超过100万。它不做贴现，做的实是以不动产质押的放款。它很早就陷入困境，尽管有拉丰－拉德巴（1800年末出任总经理）与杜邦·德·内穆尔（1802年出任董事）的支持。早在共和十一年牧月4日（1803年5月24日），它就停止支付，被交付清算。

在贴现与发行方面，除这三家主要机构之外，还有几家远为次要的机构，例如1798年12月设立的货币兑换银行、商业联合银行。另有一些金库，收受资金、凭质押放款，但不发行。其中最主要的是巴黎典当行：旧典当行已于1796年9月关闭，1797年3月，包括雷卡米埃在内的一群银行家以股份公司形式创办了一家私营的新机构，1797年7月开业。新机构的宗旨是同放当者作斗争：自1796年7月此类借贷放开以来，放当者大量孳生，索取的利率高得吓人。此外还有拉法热金库，以及食利者、雇员与手艺人、老人等的互助金库。至于“铜苏银行”，则不能算作发行机构：它们投入流通的票券以铜苏兑付，不过是铸币兑换券，与任何信贷业务都不相干。这类金库中最重要的，是1799年设于巴黎的商业代办行，它发行的票券约达150万法郎，并与国家彩票关系密切。1803年的一项法律勒令收回这些票券，但未得到遵行，这种私人货币继续发行了近半个世纪，不受任何监管；在居伊·蒂利耶看来，这证明了地方惯习对经济理论、对政府各部号令的抵制。

外省好些城市都有这类票券的发行者，然而反过来，外省的发行银行却寥寥无几。至少，在笔者掌握资料的机构中，算得上有些分量的，只有鲁昂的商业总公司一家；它创办于1798年初，底子单薄：原定一千股、每股1000法郎，1798年2月17日第一次股东大会时认购了141股，一年后的1799年1月30日售出了327股，也就止步于此。不过，该行还以存款账户吸收补充资本，存款利率为每月0.75%，合每年8%。该行的业务是贴现，但条件比往来账户银行严格：贴现率每月1%，开在巴黎的票据另加0.25%的汇费；诚然，它受理四十天期的票据。贴现主要以硬币办理：该行直到1798年夏才决定印制银行券，至1799年2月29日³，流通中的银行券不过25.3万法郎。共和六年贴现曾有增长，但共和七年的经济收缩把它压到全年800万。不过，此后几年该行不断发展；论者认为，它确实扶助了鲁昂的工业与商业。鲁昂的银行在外省独一无二，是否应当把它看作督政府时期经济集权化的明证，即有利于巴黎，而有损于遭恐怖统治蹂躏的外省都会？对此不宜断然肯定，因为在旧制度下，也只有巴黎凭贴现银行拥有过一家发行银行。

另一方面，即便单就巴黎而言，也要防止高估刚才谈到的这些公共银行的重要性。诚然，它们后来因法兰西银行而黯然失色；法兰西银行的优势地位是由政权的作用确保的，而这些公共银行却诞生于私人的创议，与国家毫无关联。诚然，笔者可以同意加布里埃尔·拉蒙的看法：从心理角度看，它们曾大有益处，因为它们经营得规矩而端正（奥古斯坦·莫内龙的潜逃姑且不算！），减轻了公众对银行与银行券的普遍疑忌，重新引进了一些自革命初期以来已被遗忘的做法与技术，尤其是生意人使用银行券的习惯。但同一位作者又补充说，这种益处“在经济上几乎等于零”。这话说得过头了；不过，往来账户银行与商业贴现银行所发行银行券的流通额，前者从未超过1700万，后者从未超过2000万，而且并非同时达到！正如路易·贝尔热龙指出的，在三年零三个月里，即从1796年11月14日到1800年2月16日，往来账户银行贴现的商业票据共达3.63亿，即每年1.2亿。此前，贴现银行曾向商业提供43亿信贷，约合每年3亿。至于法兰西银行，到帝国时期，它一年的贴现额不足4亿的情况将是罕见的。这一比较表明，往来账户银行的业务规模比它之前和之后的那两家大银行明显小得多，但也绝非无足轻重。它成了信贷第一次复苏的工具，而那仍是一个深陷动荡的时期。

因此，在督政府末年的巴黎，摆在商业中最宽裕的几个阶层面前的信贷可能性，确有某种程度的多样化，但只有少数人享有充足的便利。即使往来账户银行的做法比其章程所规定的更宽，它也和商业贴现银行一样，把支持留给了自己的股东；它是一家银行家的银行。商业中财力有限的阶层与手工业只能求助于私人银行家，后者的利率很高（督政府末年每月2%、3%、4%），而且短期信贷往往只有靠高利贷才能获得，高利贷的年利率从75%到300%。因此贝尔热龙可以谈到信贷的缺乏弹性、信贷的昂贵、信贷的社会分层；信贷总量比革命前更为紧缩，给经济活动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通缩与硬币匮乏的几年

现在要考察的问题，是上述金融与银行领域的种种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主流的意见是，督政府时期的法国经济相当平庸，尽管近来出现了某种为它恢复名誉的倾向，强调经济活动的复苏与种种创新⁴。贝尔热龙谈到督政府时代经济的种种不幸，在那个时代“灾祸层层堆积”。在他之前，马塞尔·兰哈德曾写道：“通货膨胀与歉收造成的危机刚刚渡过，一场新的危机便向民众猛扑过来。1798年和1799年的经济形势确实很坏。”

说实在的，雅各宾派史家更愿意承认督政府几年里存在经济困难、衰退与停滞，而不太愿意承认此前几年也是如此，因为督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虽说是共和制的——他们对它的同情是有限度的。不过，他们照样能双脚落地，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们把这些困难归因于废弃纸币所造成的“急剧通缩”（这个近乎荷马史诗式的形容词已经成了非用不可的套语）。这就流露出他们对通货膨胀的怀念，以及为通货膨胀辩护的意图：要表明“通缩”的后果同样糟糕。他们一般都从罗贝尔·施内布的一篇旧文得到启发，该文的标题本身就说明问题：“督政府时期纸币消失后的经济衰退”⁵。在勒费弗尔看来，形势的主导特征，在督政府时期，“是硬币稀缺，是通缩”。他还念起那套怀念统制经济的仪式性老调：督政府“是在自食其果：它废除了统制经济，也就毁掉了自己的货币，而此时它还必须把战争继续下去”；他暗示本应回到纸币，但“既然不再要统制经济”，这就不可能了。雅克·戈德肖也同样说得斩钉截铁：“继指券、随后地产券退出流通而来的急剧通缩，在全法国（……）酿成了一场经济危机。”至于让·桑图，他毫不犹豫地把经济危机归因于指券印版的停用，归因于抛弃“廉价”而充裕的货币、改用稀缺而昂贵的货币。他似乎不知道超级通胀时期货币的借贷价格高到了天文数字，也不知道在烧毁印版的前夜，流通中300亿指券的金属价值已微不足道；可见当时是货币短缺、货币极其昂贵，根本不是什么廉价货币。

因此，应当考察一下，通缩是否要为革命最后三年的经济“灾祸”负责。

首先要提醒一点：督政府根本没有推行过通缩政策；它只是两次承认了既成事实——而且是不顾它竭力阻挠照样成为事实的，第戎事件不在此列——方式是废止几种票券的货币资格，这些票券在市场上只剩微不足道的价值。后来，它不敢再创造新的纸币，但它发给债权人的那一大堆形形色色的非货币票券，倒可能产生过通胀效应，除非这些票券因动摇了信心，反而推动了金属货币的窖藏。无论如何，通货膨胀的恶果之一，就在于它之后不可避免地跟着一个通缩或至少通胀趋缓的阶段。后者以及它可能给经济造成的困难，责任在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⁶。

话虽如此，督政府时期的文献中满是抱怨硬币稀缺的声音。逐一列举未免令人厌烦，不过下文在勾勒经济形势的演变与各工业部门的境况时，会引用其中若干。这里只提1798年7月16日治安总长致督政府各专员的一份通令，他要求他们对付共和国内部敌人的一种手法：“前贵族、大业主、流亡者的亲属、旧日的金融家等等，把硬币囤积起来，用奸诈的手段使之退出流通（……）一个省的全部硬币就这样被收拢到了少数几个人手里。”时人的这些观察与抱怨，有没有得到宏观经济估算的证实？这些估算考察的是法国经济所拥有的金属存量，其中数种作于19世纪头几年，蒂利耶曾讨论过它们。

作这些估算的人——1801年的热尔布、1802年的卡洛纳与德罗图尔、1803年的达吕与萨巴蒂埃——都以革命前的假定存量为出发点（第一位取18.5亿，第二位取22.9亿，第三位取22亿），又加上6亿或7亿作为并入领土的存量，他们说，那些领土原先硬币充裕⁷。至于金属的流失——由流亡、资本外逃、商品贸易差额逆差所致——这些作者大都认为，它已由金银器皿与餐具的熔化，以及在被征服各国官方或非官方的种种掠夺所抵偿。于是这些作者为执政府初年的金属存量得出了相当高的数字，从萨巴蒂埃的24亿到达吕的35亿不等，当然，这是就版图扩大后的法国而言。

与此相反，戈丹在1800年底至1801年初写作时要谨慎得多；他指出，有人把存量压到10亿，有人把它抬到25亿，“这〔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国在革命前也没有这么多。“银行家和批发商的意见是，我们手里还剩15亿至18亿；在我看来这个意见最接近实情。”但这位部长补充说，这一货币量并非全部处于实际流通之中，原因在于窖藏。蒂利耶认为，戈丹所听信的那些商界人士，出于自身利益想压低金属存量的数字，他写道，“这一估算似乎太低”。就他本人而言，他提出23亿至33亿的数字（其中6亿至7亿属并入领土）。这一偏高的估算据说可由后来的重铸得到证实，但蒂利耶与戈丹一样指出，这些硬币并未全部进入流通。法国人没有信心，他们害怕回到纸币，他们在窖藏。

诚然，有些时人并不认为货币存量减少了，他们从商业习惯的变化出发，对“硬币匮乏”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按萨巴蒂埃的说法，商业对硬币的需要比革命前大得多，因为生意如今都是现钱成交，或期限很短。减少，乃至银行券与信用票券的消失，加快了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并造成资本的表面稀缺⁸。另一些时人则主张，很大一部分硬币被私人的准备金与储备吸走了，这些准备金与储备在革命风暴之后重新积聚起来，甚至有所增加。由于比革命前散布得更广，想必它们就更难用于向商业放款或借贷了。前制宪议会议员图隆容子爵在1802年的一份备忘录里即持此见。他把硬币的稀缺归因于革命带来的新分配格局。硬币已经细分，散落到“民众”手里；民众不再纳税，或者用指券纳税，便能把挣到的钱留在手中；每个人都为自己攒下了“一笔储备”。于是硬币被分割成“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零星小款”，借钱因此更困难，因而也更昂贵。这种零星准备金的成倍增多使硬币陷于闲置，削弱了放贷与投资的能力。与此相反，皮埃尔·卡巴尼斯在1799年11月曾主张，硬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且主要在巴黎。

然而，窖藏现象似乎不足以解释那不计其数的关于硬币匮乏的哀叹，也不足以解释极高的利率；利率后文将会论及，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些数据也与刚才引用的那些令人安心的金属存量估算相抵触。至于较悲观的那些估算，则被一个简单的计算所推翻，该计算基于对货币数量论的简单化解释：假如货币量从革命前的20亿（或许更多）缩减到10亿，物价的下跌本应远大于最终的实际跌幅，而跌幅终究相当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非货币性原因，这一点后文将详述。

要指出，督政府的铸币量有限，甚至可以说是微薄，这证实了贵金属匮乏之说。据蒂利耶转引戈丹的说法，1796年至1801年初，共铸造了价值8600万法郎的“共和”五法郎硬币。也曾努力增铸铜币，铜币在某些时刻还成了投机的对象。1799年2月17日与8月26日的法律规定铸造一迪西姆（十生丁）与五生丁的硬币，总额以1000万为限，用以取代钟铜币。但1789年或1792年以前铸造的“王室”硬币、外国硬币——尤其是西班牙比索——以及其他硬币仍在流通⁹。以至不得不颁布措施，暂时允许旧型金银硬币流通，并暂准使用图尔里弗尔（1799年5月6日、共和七年花月17日法律）。在博凯尔交易会上——在其他场合大概也一样——旧币因剪削而分量不足，只按重量收受。

贸易差额

其次，法国的对外商贸往来是否以国际收支盈余、从而以贵金属的流入收场，是大可怀疑的。诚然，1795年已开始的外贸复苏在随后几年增强了；与普鲁士、与西班牙、最终与奥地利媾和，使法国得以同它的几个重要贸易伙伴恢复关系。在海上，英国容忍中立国船只——汉萨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尤其是美国的——承运法国港口的货运，甚至承运与仍归法国所有的殖民地往来的货物，不过在后一情形下，以不作“连续航程”为条件，也就是说须中途停靠美国港口。在这种条件下，波尔多这样的港口恢复了相当大一部分业务，尤其是葡萄酒与烧酒贸易，并经历了一种“半繁荣”，下列采自保罗·比泰尔的数字可资说明：

进入波尔多港的外国船只

如果说这些数字显示1796至1797年间航运的明显扩张，它们也显示随后两年的回落。主因是督政府笨拙的政策：它出于对英国进行经济战的图谋，于1798年1月18日通过了针对中立国船只的严厉措施，此外还加上其他笨拙行为与勒索行径。主要结果是法美关系破裂，即美国人所称的准战争，也就是1798—1800年美国与法国之间的不宣而战，然而法国鉴于海上力量薄弱，当时亟须这个头号中立国的帮助。1798年的业务仍然相当好，葡萄酒出口尤其高达2600万；这一年有三十艘船自法国港口抵达纽约，其中十八艘来自波尔多。此外，托奈－夏朗特也有大宗烧酒出口。但1799年，没有一艘美国船只进入波尔多¹⁰，其他中立国船只的数量也减少了。在马赛，远洋船只——来自黎凡特、巴巴里与大西洋——的入港数从1795年的227艘跌到1798年的100艘、1799年的36艘；英国海军重返地中海与此不无关系。尽管对德贸易在共和八年达到顶峰——尤其是法国的出口超过了1789年的水平——大陆战争的重启也妨碍了已同北欧和中欧建立的关系，而巴黎的批发业与手工业原本从中受益。但即便在此之前，已出现的复苏也未能补偿种种损失，尤其是法国自身殖民地贸易的损失。据海关统计，共和四年（1795—1796年）法国外贸总值为3.85亿；1797—1798年，略超5.5亿；共和八年（1799—1800年）为5.96亿。而在1788年，这一数值曾达11.08亿。

诚然，这一跌落部分可归因于殖民地食品转口与再出口贸易的中断，但恰恰是这种贸易为法国提供了可观的无形收入。法国此时进口殖民地食品仅供自身消费，约为1787—1789年进口量的40%。即便其中相当一部分实际来自法属殖民地，也必须向中立国船只支付运费，而在和平时期，这些食品是由法国船只承运的。当然，海关统计不包括走私入境的货物，而走私的规模似乎相当可观。共和八年与共和九年，这些统计显示商品贸易差额为逆差：分别为5400万与1.12亿。这些数字带有随意性，但能说明问题：革命前，“贸易差额”每年有4000万至5000万的顺差。督政府时期是否仍是顺差，是大可怀疑的。奢侈的复兴只会扩大进口。据齐尔贝贝格的说法，自1797年起，西班牙向法国发运宝石，而且众所周知，那些“时髦女郎”对印度披肩趋之若鹜。反过来说，法国奢侈品的出口确实已经恢复。

征服的战利品

另一方面，征服的战利品难道不像1795年和1796年那样丰厚吗？

尽管坎波福米奥条约恢复了大陆的和平，“大国族”的扩张仍在继续，并使法国得以从被征服国——它们很快变成了“姊妹共和国”——榨取巨额款项，不过数额不应高估。

在意大利，教皇依托伦蒂诺条约（1797年2月19日）不得不承诺支付2500万战争赔款，外加博洛尼亚停战协定所课1500万中尚未偿付的1100万。这并未挽救世俗权力：1798年2月10日，法军开进罗马，15日，罗马共和国宣告成立。3月28日，一项“法罗协定”规定：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将支付1650万法郎——其中一部分以教会财产抵付——并负担解放者军队的给养（军饷除外）。连同按托伦蒂诺条约仍欠的3600万，这个新国家须向法国支付5500万¹¹，对一个小国穷国来说，这是一笔巨款。6月，督政府同意把未让予法国的罗马国有财产券化，按1793年收益的十倍售予一家银行家公司，该公司由埃马纽埃尔·德·哈勒主持；哈勒将在一年内承担法国军队与罗马军队的全部给养，这项费用估计为2000万。到7月19日，法国已收到1400万，为硬币或汇票。

1798年11月，那不勒斯军队占领罗马，但尚皮奥内不久发动反攻，迫使那不勒斯国王接受停战并缴纳1000万战争捐输（1799年1月11日）。停战既遭破坏，法军开进那不勒斯（1月23日），帕尔忒诺佩共和国随即在当地宣告成立（1月26日）。战争捐输提高到6000万，但在尚皮奥内被迫撤离这片短暂的征服地之前，似乎只征收到160万。征服那不勒斯对共和国财政与货币存量的净贡献，只能是微不足道的。托斯卡纳在1799年春被占领了数周，被课以200万，须以硬币缴纳，想必也没有多大进益，尽管佛罗伦萨与锡耶纳的蒙特公库都遭查抄。

至于奇萨尔皮内共和国，它是盟国；按1798年2月21日的条约，它承诺每月支付150万（每年1800万），以负担一支保护它的二万五千人法军的给养。但这些款项似乎都在当地支用，或归罗马军团使用了。而且早在1798年11月，奇萨尔皮内人便声称无力继续支付这些款项，付款渐渐中断。

人们常说，1798年3月占领瑞士、建立赫尔维蒂共和国，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是受了伯尔尼等城市那神话般的宝藏的幻象的蛊惑：波拿巴想动用这笔宝藏来筹备远征埃及。未来的元帅布吕纳时任赫尔维蒂军团司令，随他行动的有专员勒卡利耶，后者负责让军队就地取给，并把各公库的全部库存运回法国。应赫尔维蒂“爱国者”的请求，可能引发动乱的征调被明令禁止。拉阿尔普向督政府献上伯尔尼的宝藏，因为“瑞士应当支付她解放的费用”。人们原指望在那里找到3000万，外加1200万对外债权。结果只发现600万（外加1800万对外债权），令人大失所望；其中300万于1798年4月中旬运回法国，实际上运到了土伦，归波拿巴的军队。布吕纳随身携40万法郎前往意大利，他正要去那里。由于驻扎赫尔维蒂的部队每月给养与军饷需90万法郎，宝藏的余额很快就会耗尽。其他城市的财富较少，战利品总额未达到1000万。因此，早在4月9日，勒卡利耶便向五个州课征1500万捐输：伯尔尼600万；苏黎世300万；索洛图恩、弗里堡与卢塞恩各200万，另向各教士会、修道院等课征100万。这些款项须迅速缴清，由各州旧的当政者支付，那是一个成员极少的寡头集团，不过几百个家族。指定了二十名人质，作为付款的担保。勒卡利耶被任命为治安总长后，由他的副手、勒贝尔的姻兄弟拉皮纳接任；据说此人是十足的正派人，但他的姓氏引来了不少玩笑。

诚然，伯尔尼人向巴黎派来一位金融家阿梅代·德·热内。他争得了三项结果：该州的摊派减为600万，法国军队的给养不再由该州负担，对外债权凭证获得退还。作为交换，据说伯尔尼付给了塔列朗100万。实际进款为400万（其中140万用于支付军饷），而1799年3月，督政府放弃了追索余款。到1798年12月1日，入侵瑞士已带来约14个百万，但只有400万送到了各军团和巴黎。其余都在当地花销掉了，用于军饷和采买生活物资¹²。

1798年8月18日，法兰西共和国与赫尔维蒂共和国签订了一项条约，其中并未规定金钱贡纳。由马塞纳指挥的赫尔维蒂军团缺钱；1799年3月，刚被任命为总开支命令官的达吕查明：他每月需要250万，手头却只有70万法郎；他还指出，赫尔维蒂确实已被“榨干”。然而1799年2月5日，赫尔维蒂已经创立了一种共同货币：前程远大的瑞士法郎，1瑞士法郎合1.5法郎。

1797年8月，督政府还向葡萄牙的特命使节德阿劳若骑士强索了600万，作为一纸和约的代价，而这纸和约随后被宣布作废。

此外，法兰西共和国还有一项经常性的收入来源：巴达维亚共和国的战争赔款。前已述及，1796年5月曾达成一项协议，规定4700万弗罗林在八年内以支付令支付，其中最后一批到1804年才期满，另有一些在和平之后以彩票方式支付。从原则上说，督政府本可由此每年获得1000万法郎上下。事实上，拉梅尔1797年3月23日送交两院的一份财政状况表，提到一笔来自巴达维亚支付令的1000万收入；1797年9月30日的法律又预计有1500万同源进款。但人们不禁要问：政府在1797年8月获准按不低于面值50%的价格出售这些票券，它是不是可以说已经预支了这一财源？

然而，支付令是在交易所挂牌的，1797和1798年，它们的行情趋涨，这就有力反驳了政府为换取现钱而贱卖支付令的说法。诚然，1799年夏季它们大跌，但英俄联军在荷兰登陆（8月27日）无疑是原因所在，联军撤退后行情又回升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政府确曾把支付令作为质押交给那些它无力付款的供应商；后者又凭这些支付令设法从法国或荷兰银行家那里获得垫款。例如1799年6月，经营军需供应的阿默兰－范罗贝行从往来账户银行获得477000法郎承兑票据的贴现，代价是存入100万巴达维亚支付令——这些支付令无疑是该行从国家手中得到的——以及162000法郎抵押凭单作为担保。反过来，1798年12月，佩雷戈、达拉德和梅索尼耶收到40万弗罗林的巴达维亚支付令，作为质押担保，所担保的正是法国驻美国总领事以国库为付款人开出的汇票，那些汇票原由他们持有，此时移交国库。因此可以认为，法国平均每年从巴达维亚赔款中所得不超过1000万。反过来看，对这个小小的姊妹共和国而言，与法国结盟的分量是沉重的。到1804年，有人算出，法国九年的横征暴敛使巴达维亚共和国付出了2.29亿弗罗林，合近5亿法郎。1799年，后者的支出当在8000万—9000万弗罗林（近2亿法郎）；巴达维亚人每人的税赋负担为110法郎，而同年法国人只有23法郎。

不过，极度缺钱的督政府还不知羞臊地试图向这个姊妹共和国借钱。1799年3月，波尔多一位与尼德兰素有往来的批发商之子蒂莫泰·吕贝尔被派往海牙，奉命商借600万弗罗林，作为交换，法国将接受一项有利于巴达维亚人的通商条约，并在弗利辛恩问题上让步。与此前的其他法国使节一样，吕贝尔对荷兰经济的凋敝、各行业彻底垮塌的景象印象深刻。他建议与法国建立关税同盟，认为只有在那之后，荷兰人才有能力出借。督政府担心英国货物经巴达维亚各港口渗入法国，便放弃了通商条约的打算，借款的提议也随之作罢。雾月18日政变之后，波拿巴仍坚信荷兰人富有，重提法国借款的念头：1800年2月，他向巴达维亚大使席默尔彭宁克透露此意，后者答称他的同胞在财政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如此，第一执政还是派马尔蒙去阿姆斯特丹与荷兰银行家谈判。但各大商行告诉他，要发售一笔法国公债是办不到的。波拿巴没有忘记这一羞辱，尽管如后文所见，一些荷兰人还是购买了法兰西银行的股票。

对无从榨取的中立国，督政府同样尝试过借款。1797年10月，三位美国全权代表平克尼、马歇尔和格里抵达巴黎，试图解决美法之间愈演愈烈的严重争端。塔列朗通过奥坦盖以及自己的另一位朋友贝拉米向他们提议：由美利坚合众国按面值买下3200万弗罗林的巴达维亚支付令，以此向法国提供贷款；这些支付令的行市固然远低于平价，但到和平实现时荷兰人会按平价赎回，美国不会有任何损失。要让谈判开场，只需先给塔列朗一笔“甜头”：120万法郎。美国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事件以“XYZ事件”之名为人所知，因为美国政府在1798年4月公布了有关文件，其中奥坦盖、贝拉米和第三位中间人奥特瓦尔的名字被换成了X、Y、Z三个字母。这一事件促成了法美关系的恶化和准战争的爆发。

塔列朗在另一些中立国那里运气更好：它们比美国弱小、距离更近，因而可以威胁：汉萨诸城市。1798年初，他派前国民公会议员莱奥纳尔·布尔东前往汉堡，要求一笔1800万的秘密借款（汉堡出1000万，不来梅和吕贝克各出400万）。这一要求的后盾，是占领三城并扣押它们的商船的威胁。2月5日，汉堡驻巴黎代表施吕特出价1000万至1200万，交换条件是同额的巴达维亚支付令和一份保障各城市中立的保证。但汉堡参议院否决了施吕特的提议，拒绝接受会带来亏损的支付令，只肯馈赠100万。然而在威胁之下，它最终提出借款400万：100万现款，300万为两期付（一期为一个月）的汇票，以换取巴达维亚支付令。督政府接受了，协议于1798年3月24日签署。4月7日，不来梅提出借款200万，三个月内付清，同样以巴达维亚支付令为交换。与吕贝克的交易在10月以80万法郎达成。法国所得总计不到塔列朗最初要求的1800万的三分之一，但塔列朗本人从汉堡收到了至少50万法郎的厚礼。

拉梅尔在共和九年（1800—1801年）的著作中，把共和国各军占领的国家中被课征的捐输总额估计为5亿。马里翁写道，征服是比流亡者财产更丰饶的矿藏，金钱从米兰、从罗马、从被放血至尽的瑞士滚滚而来……戈德肖得出的1792—1799年整个时期的外国捐输总额为3.6亿；就共和六年和共和七年，他给出的数字是1.58亿：从瑞士得1600万，从那不勒斯得3000万，从罗马得7200万，从奇萨尔皮内得4000万。他指出，这相当于共和国这两年支出的八分之一。据罗歇·迪弗雷斯的研究，卢卡这个小国（十平方法里）从1796年秋到1800年秋支付了720万，以硬币和实物偿付。事实上，前面几页表明，这些数字几乎都只是纸面上的，是被勒令缴纳的捐输额，而不是实际收进的款项。当然，还应加上“野蛮”征调的金额——例如1798—1799年冬季在意大利的征调就为数可观——以及直接供给法国各军的金钱或生活物资。共和国的预算无疑受益于它的许多士兵靠被征服国过活这一点，以致1799年的败仗使财政状况雪上加霜。但赖利说法国把自己的赤字转嫁给了它的卫星国，这话说过了头。而就笔者此刻关心的角度——法国货币存量的重建——而言，1797至1799年间来自征服的收益至多也不过几千万，实际上多半还远低于此¹³。此外，除入侵瑞士一事外，笔者不能苟同马莱·迪庞、迪韦尔努瓦——以及许多雅各宾派史家——的论断：财政的混乱不可避免地驱使共和国采取征服政策，试图以掠夺医治赤字。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货币存量在纸币清算之后，极可能明显低于革命开始时的水平（对此不再妄作进一步的推测）。利率的水平将为此提供一项证据。

利率与挤出效应

众所周知，督政府时期利率很高。诚然，往来账户银行以每月0.5%、即每年6%的利率贴现三十天期的票据，但如前所述，只面向一批特权客户。商业贴现银行的贴现率为每月1%。鲁昂银行也一样；此外，该行给存款账户付息每月0.75%、每年8%。然而，勒库特勒在共和七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断言，不应当根据在往来账户银行按0.5%、或在私人（即私人银行）处按0.75%贴现的那一点票据就得出结论。在他看来，法国极为普遍的利率是存款每月2%；若想以不动产抵押借款，利率还要更高。据贝尔热龙的研究，私人银行实行的贴现率达往来账户银行的三至六倍，即每月1.5%至3%，某些时候高达4%，相当于年利率18%至48%。这印证了勒费弗尔的看法：信贷成本自1789年以来至少翻了一番，当年贴现率一般为6%。只是要指出，利率是有变动的，最高水平只在例外情况下达到。1797年3月，据说连最殷实的商号也借不到钱，即便凭质押告贷，月息也不能低于3%或4%；相反，5月30日，商业票据的贴现是每月2.5%；一个月后，即7月初，已经发生了若干起倒闭，人们还担心会有更多，因此贴现率升到了4%。1797年11月初，开在头等银行号上的票据，贴现只要0.75%。但一周之后，银根再度收紧，到12月，让售几乎已不可能。

贝尔热龙还强调，“贴现极为普遍地只给予即将到期的商业票据”。他还指出：“对信贷昂贵的抱怨，就记录在资产负债表本身的数字之中，记在亏损栏下（……）尤其在1797年和1799年，在贴现与让售亏损项下读到的金额升至资产的不小比例，令人触目惊心”，而且这些亏损与“因债权无法收回、或因物价下跌而少赚”所造成的亏损属于同一数量级。

此外，关于“凭优先权或有效抵押权放款的货币利息”，巴黎公证人公会于1806年证明，共和七年间的行情“同前一年一样维持在12%及以上”。但对那些无从获得信贷、只能求助于放当者的人来说，货币的成本还要更高；放当者在共和五年大量滋生，据说索取的利息达每月12%至15%甚至更高，“最好的情况是每年75%，最坏的达300%”。“走投无路、为匮乏所逼的不幸者，就是把他最后一件值钱之物送到这里来”，1798年1月一家报纸写道；他借到的钱是当物价值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月息3%或4%。若到期无力赎当，当物即被拍卖，而各种费用会吞掉本可归还物主的全部余款。正是为了对抗这些高利贷者，典当行于1797年重新开张；年放款利率在1797年8月定为30%；1798年9月降至24%，但1799年8月又回升到30%。

还要补充，外省在信贷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若干地方性的信贷手段已经消失：总付款官与总收税官从属于国库，又备受各部大臣付款凭单持有者的追逼，不再像旧制度时期那样充当银行家；许多地方上的大宗财富也已消融。此外，硬币在外省可能比在巴黎更为稀少。轩尼诗商行的往来书信显示有硬币自首都寄来，詹姆斯·轩尼诗在1798年11月写道：“在干邑毫无门路让售票据或寻得硬币”。另一方面，在物价下跌时期，实际利率比上述名义利率还要更高。

这些高利率确实对应着资本相对于经济需求的实际匮乏。它们揭示了自革命开始以来流动资本的毁灭，特别是在限价令实行期间和超级通胀期间所发生的毁灭。但人们还要问：如前文所见，残存的资本是否同时也被引向了生产性融资之外的用途。事实上，资本被同国家做买卖所吸引，尤其是被军需供应所吸引。国家偿付债权人总是拖延迟缓，而且用的是或多或少可以变现的票据，这就等于实行了一种系统性的短期举债政策。结果便是某种挤出效应，私人部门因而受损，正如人们认为同一时期在英国由于政府每年大举举债而察觉到的那种效应。诚然，这些举债抬高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利率；但即便在最不利的时刻，英国政府的借款名义利率也没有超过6%，而实际利率还要更低，因为通胀平均每年3%。

但还有另一方面必须指出，即不动产投资的竞争：日内瓦流亡者弗朗西斯·迪韦尔努瓦在179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强调了这一点：“有哪个法国人糊涂到把家财投进企业，或去同外国制造业主较量呢？他就得像他们那样，满足于让家财生息10%、至多12%，而国家却让他有望把家财投到被没收的田产之一上，从中获取30%、40%乃至50%的收益。”在1802年呈交英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他重申国有财产的低价格无法抗拒地吸引着资本：“只要能按十一倍、十二倍计本¹⁴买到国有财产（前部长拉梅尔在其近著中对它们的估价就是这个一般价格），只要把资本投进去就能获得8%以上的利息，那就完全不可能指望人们把资本另作他用。”事实上，拉梅尔写过，依据共和八年葡月27日（1799年10月19日）的法律，待售田产的估价定为年收益的八倍，而“世袭领地产业”在督政府末年平均只按年收益的十倍售出。

诚然，迪韦尔努瓦把不动产的低价格归因于革命的“劫掠”、劫掠造成的不安全感、对新的没收的恐惧等等，这就错了。与他所相信的相反，法国人并没有“厌恶地产”，也不想脱手。恰恰相反，当时出现了一股购置不动产的热潮，在发了财的实业人士中间尤甚，原因在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之一是希望为自己取得旧统治阶级的一项身份标识¹⁵。

但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因素又如何呢？投向不动产的资本，收益当真像迪韦尔努瓦断言的那样高吗？“买进房产与土地，是否有利可图、是否划算？这并不确定”，贝尔热龙写道。地价的演变情形人们所知甚少；有人认为，除少数省份外，1801年的地价大体上与1789年持平。另一些人则认为，国有财产的大规模出售使田庄的价格在1789年至1795—1796年间下跌了50%；新投入的资本，收益因此翻了一倍。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见过邦雅曼·贡斯当1796年那些令人目眩的发财幻想。雷蒙德·莫尼耶则介绍了“无套裤汉资产者”、啤酒酿造商兼将军约瑟夫·桑泰尔的个案。热月9日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几番尝试重整生意之后，他于1797年1月8日卖掉啤酒厂，从安托万郊区迁居玛莱区，转而投机国有财产，从而“在几年间实现了财富的惊人增长”。但美国人理查德·科德曼买了巴黎的公馆和法兰西岛的田庄，指望大幅升值，却倾家荡产；诚然，奢靡的生活方式也促成了他的败落。贝尔热龙举例指出，不止一位业主在督政府时期被自己的地产投资拖累，农产品价格与地租的下跌使这些地产的价值降低。对于经商的人来说，房产与土地在遭遇困难时很难迅速变现，而且往往要承受重大损失才能转手。

无论如何，共和十一年（1802—1803年），摩泽尔省省长科尔申写下了这样的话：“很少有家庭敢把资本托付给商业；人们如饥似渴地购买土地；同时可以看到，业主的收益降至微不足道的1.5%，而商业的利息升至10%或12%，这已相当寻常（……）流通中的资本大多流向了地产。”1807年，泰尔诺还曾夸耀那些“使他鄙弃了革命甫告结束时以高息投放资本或低价收购便可轻易而迅速到手的财富”的准则，转而创办了数家制造厂。

资本被引向土地与房产，令工业与商业受损，地产投资与资本匮乏之间存在关联，这都是无可争辩的¹⁶。但不能像迪韦尔努瓦那样，从这一方面找到利率高企的唯一解释。如果相信拉梅尔给出的数字，从1796年11月6日到1800年12月21日（共和五年雾月16日—共和九年霜月30日），即四年之内，售出的国有财产总估价达4.44亿；即便拍卖的实际成交价要高得多，这些出售平均每年吸收的也不过一亿上下，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还是以“死值票据”支付的。这种规模的投资或许也产生了挤出效应，但不足以解释利率的水平，而利率水平才真正揭示了资本的匮乏。

物价下跌与农业危机

“各种食品都很充足，谷物价格极贱，集市上货品丰富。无疑，这对贫民来说是大幸，冬天临近，他们本已生出几分恐慌；但另一方面，国家和农业却在吃亏。耕作者为了缴纳赋税被迫出售，只得贱卖，而这价钱勉强才够。由此必然产生匮乏，使他们无法为农业提供它所需要的肥料与照料。”

这份报告出自塞纳省的督政府专员之手，写于1798年11月，常被人引用，而且引得有道理，因为它提出了1797—1799年间的一些重大问题：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问题，以及跌价对乡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对国家财政造成的后果。

从1796年秋开始的物价下跌，表16.1可资说明；它总共持续了三年，直到1799年夏才出现回升，而回升在执政府时期还要加剧。一般说来，最低水平出现在共和七年（1798—1799收获年度），但在某些地区，例如萨尔特省，1798年的收成不好，物价因此在共和七年略有反弹。

当然，还可以为表16.1所列的例子再添上许多。这里只举奥尔良一例，它的数据不够精确，未能列入表中：1797年春，每米讷（约合1.5公石）小麦的行情在五至六里弗尔之间，即比1790年的价格高出一里弗尔；但共和六年跌到五里弗尔以下，共和七年又跌破四里弗尔，雨月（1799年1—2月）为三里弗尔八苏。据共和七年的一份报告，要找到像1798—1799年冬天那样低的面包价格，就得一直上溯到1760年。还要补充的是，在勒芒，十二磅的“米沙尔”面包从1797年夏的1.75法郎，跌至共和六年全年的1.25法郎乃至更低，即下跌30%。在朗格多克，白面包从1796年7月到1798年1月卖每磅四苏，1798年收获之后又回落到每磅三苏，回到了1787—1788年的水平。

史家们很关注督政府时期的物价与通胀之前通行的物价之间的比较。表16.1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数据；当然，这些指数的可靠程度不一，有些只是从为数不多的年度行情推算出来的。不过，第一项指数，即白小麦价格的全国平均值，特别重要，也特别可靠。在最低点1799年，相对1790年的回落只有17点。然而，1790年虽比此前一年年景好，却同样是高物价的年份；在1781—1800这二十年里（当然不算1793—1796年），只有1789、1792和1800三年超过它。1799年的价格与1788年持平，高于1781—1787年各年。在非常可靠的图卢兹数列中，小麦只在共和七年比1790年便宜，但仍高于1783至1788年的价格。至于其他食品，该市场上的价格大多数时候不低于1790年。在沙托贡蒂耶，督政府时期年价最低的是1797年，与1788年相同；1798和1799两年的价格与1789年持平。在其他一些地方——诚然，数据并非全都可靠——物价的回落更为明显，在18世纪末最“坏”的一年里超过20%乃至30%。蒂耶尔尤其是这样，施内布的文章很大程度上正是以该地为依据写成的。此外，黑麦价格比白小麦更受跌价的影响——共和七年蒂耶尔的黑麦跌了近50%——但众所周知，这种低等谷物的波动远比上等白小麦剧烈。还应指出，在所考察的年份里，季节性波动很小，这正证明供应充足；例如在塞尔，1798年青黄不接的时期就没有涨价。

因此，谷物价格确有明显的下跌，但并非有人所写的那样“异乎寻常”，也说不上崩溃。表16.1最后一个数列还显示巴黎的肉价下跌。它反映的是牲口价格的下跌，这有众多史料证实。超级通胀期间，农民宁愿把牲畜留在手里——哪怕拿谷物喂它们——也不肯卖掉。超级通胀结束时，畜群因此为数众多，价格便下跌了。1798年5月6日，多姆山省总收税官写道，山民们出售牲畜“价钱贱到整整一群牛的卖价也不够缴清它所归属的那份产业的税捐……”。1798年肆虐多个地区的旱灾使饲草稀少，情况愈加恶化，

表16.1　督政府末年的谷物价格

指数，以1790年＝100（另有两项例外，见注）

资料来源：1：拉布鲁斯、罗马诺、德雷福斯，第9页。 2与9：奥泽，第209、214页。 3、4、5、6、7、8、10、11、12、13：施内布（12与13由奥拉尔著作第三卷补充）。

数列1、2、9、12、13涉及公历年度。 数列3、4、5、7、8、10、11涉及共和历年度（与收获年度相合）。 6只涉及单一价格，即12月交易会的价格。 8与11的基期是1790—1791收获年度；7的基期是1791年。 蒂耶尔A、B、C对应施内布的不同数据。

附表　图卢兹价格，据集市物价表（弗雷什）

迫使养畜户把牲畜卖掉。1798年11月12日，曼恩－卢瓦尔省的专员谈到牲畜时写道：“钱的数量太少，加上夏季异常干旱造成饲草稀缺，使牲畜变得一文不值。不肯贱价出手的耕作者，只得把牲畜赶回自己家里，痛苦地面对不知今冬拿什么喂它们的前景。”

滞销也波及葡萄酒；据贝尔热龙，酒价在1796—1797年当下跌了约30%；此后情况也未见好转。1798年5月16日一家报纸写道：“许多做批发生意的葡萄酒商贩在巴黎破了产，因为葡萄酒价格下跌了。”十天前，多姆山省也是同样的腔调，那里有人痛惜“多数葡萄酒商贩的破产毁了乡村，乡村人正等着卖酒的价款进账来缴清赋税”。秋天，曼恩－卢瓦尔省的督政府专员谈到1798年11月12日的昂热交易会时写道：“今年葡萄酒丰收，价格势必低于前些年所达到的水平；但谁也想不到，会眼看着它们没有固定行市、无人问津，想当年，马耶讷、下卢瓦尔、伊勒－维莱讷、萨尔特等省的居民大批涌入我们的城墙之内，大量采买，供应各自省份；想当年，共和国各主要城市遣来的代办商惯于搜求这种有利可图的产品，把它转往荷兰。这有害的停滞该归咎于什么？归咎于硬币的匮乏：名目繁多的赋税每天都在把硬币吸走；归咎于在巴黎市内横行的可怕投机倒卖。”关于“工业”品价格，笔者所知不多；铁价从1797年夏到1799年初明显看涨；在1798年的博凯尔交易会上，条铁比1792年贵15%；但一年后，它又跌回了1792年的水平。

如何解释农产品的滞销和价格的下跌？根本原因在于连年丰收，与此前连年的灾歉形成对照。前文已经说过，1796年的收成很好；1797年的收成还要更好，真正称得上罕见：在萨尔特省的某些乡区，收成“比公民的消费多出一半”。1798年的收成在有些地区不算丰足，但总体上仍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跌。只有1799年的收成不太理想；此外，严冬又冻坏了许多蔬菜。在这种情况下，耕作者重新踏上了通往集市的路，集市货源十分充裕；这一次反倒是买家短缺了。1797年的春季和夏季，贝尔奈的市场大厅每个集日收到167担小麦，共和六年收到的是这个数的两倍，共和七年则是六倍。

这种丰足的影响又因谷物的自由流通而加强，这项制度确立于1797年6月9日（共和五年牧月21日），功劳归于弗朗索瓦·德·纳沙托。雅各宾派史家动辄斥责革命初期自由主义的软弱无能，对这项措施和它可喜的后果却很少提及。诚然，道路状况糟糕，加上匪患，也妨碍了自由流通。

然而，当时的人把农业与商业的衰退归咎于硬币匮乏。而政府人员的报告证实了这种对稀缺现象的普遍抱怨，他们承认耕作者手里没有钱。前文已经引用过其中一些说法，再列举几条也无妨，它们把物价下跌归因于需求不足、贸易不振。

1797年12月，有人在蒙蒂维利耶（下塞纳省）指出：“白小麦跌价的原因，在于硬币稀缺，也在于佃农需要把资财变现，以缴付地租和税捐。”1798年，康塔尔省的行政机关写道：“硬币十分稀缺，食品价格极低。”1799年2月15日，督政府驻洛特－加龙省专员宣称：“这是商业和工业的全面停滞；这是耕作者的绝境，其困苦眼看还要以最快的速度继续加深（……）〔因为〕业主被食品壅塞，连最贱的价钱也卖不出去（……）疑虑保住了一部分硬币；投机倒卖吞掉了其余部分。”人们还常常引用塞纳省专员克洛德·迪潘——他娶了丹东的遗孀——关于共和六年头几个月巴黎局势的报告：“商业因硬币稀缺和利率过高而萎靡不振；兴办不成大企业，也没有有益的投机（……）商业唯有伴以和平才能繁荣。它正急切地盼望和平。”

最后那句话值得深思（后文还会谈到）。无论如何，无可置疑的是，当时确有“硬币匮乏”，因而货币的价值上升（19世纪的人就是这样说的），而商品相对于这变得稀少的硬币，价值下跌。但笔者不能把它看作经济困难的唯一原因：收成数量显然是一个强大得多的因素。

笔者也要谨防夸大农业的苦难。诚然，督政府驻塞纳省专员在1799年1月写下过一段同样常被引用的话：“谷物价格低廉，加上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使耕作者陷入绝望、归于破产。他们几乎人人都申诉说，自己已无力缴纳税捐，并愿以小麦代替钱币。”同一时期，在多姆山省，“面包和葡萄酒这两种首要食品，因价格之低微而带不来任何进项”。在遥远的下默兹省，督政府专员早在1798年3月就在哀叹“谷物价格之低微”，全靠杜松子酒酿造这个出路，谷价才没有跌到“最贱的价钱”。7月，新谷的丰足反令耕作者忧心忡忡：“在许多乡区，他找不到任何销路；谷物搁在谷仓里；拿什么去付地租、缴税，又拿什么应付新一轮耕作的开支？”1799年1月20日，他又重复了同样的疑问：“照这样下去，我不知道他们〔耕作者〕还怎么缴税。”而弗朗西斯·迪韦尔努瓦断言，经营农户在革命初期享有过一阵“虚胖而短暂的宽裕”之后，如今陷入了彻底的赤贫，停止了耕作。

这位反革命分子与罗贝尔·施内布这样的雅各宾派史家竟不谋而合，可谓奇事一桩：“乡下人拿限价令和征调换来了滞销和更大的金钱需求；在通货膨胀时期，他们享有经济自由的丰厚利润并没有多久：从共和五年起，他们就陷入了产品难以脱手、财税要求难以应付的窘境。”至于勒费弗尔，他写道，物价下跌对农民来说已“演变成一场灾难”。这一回，戈德肖反倒显得比较明智；他指出，对于把产品投入市场的耕作者来说，“售出的数量之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价格的疲软”。何况，许多乡下人——小块地农民、短工是谷物的买家而非卖家，因而从跌价中受益——正如城市和乡镇的居民一样。诚然，督政府末年农民的处境不如通胀最盛之时：城里人不再按耕作者开出的价钱上门讨要那几把谷物。另一方面，以硬币缴纳直接税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不过，笔者不必过分可怜耕作者：1797年之后，雅各宾派史家忽然对他们生出了满腔同情，而这些史家先前对革命军队加于耕作者身上的种种勒索却无动于衷。只有戈德肖写道：“在督政府治下，农民——革命的大赢家和最大的受益者——终于享有了他赢得的种种好处。”笔者还可回顾督政府驻塞纳省专员1799年1月的一句话，即佃农“多年来把全部资本都用于购置大宗土地和贵重物品”。

诚然，上面引到的某些文字表明：经营农户的处境（制造业主和工业家的处境其实也不例外）因工资水平而雪上加霜：超级通胀结束后，工资稳定在了高于革命前的水平。根据不同来源和不同作者的说法，这一涨幅当为20%至25%；但施内布得出的百分比更高。阿瑟兰在最近的一项综合研究中，证实了许多时人的看法：1789至1801年间名义工资上涨了50%甚至更多。他计算的14组数列的平均涨幅是：名义工资41%，实际工资14%。农村短工的工资涨势尤为强劲。事实上，1797年杜邦家在内穆尔附近的布瓦－代福塞庄园上过得“十分勉强”。1月9日，这位经济学家的次子伊雷内·杜邦写道：“当地的耕作费用上涨了三分之一”，葡萄种植者还扬言“要在去年涨幅的基础上再加价”；1月14日，他又写道：“我们从四面八方受挤压”，即受赋税挤压，也受制于“雇工价格奇昂，这种高价还会维持很久，因为他们个个都过得宽裕”。

无论如何，就工资——以及薪俸——而言，通胀终结之后，工资的“抗跌”是确凿无疑的，杰弗里·卡普洛在埃尔伯夫工人这一具体个案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勒费弗尔同样指出，共和五年、六年和七年，奥尔良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提高。甚至阿尔贝·索布尔本人也承认实际工资上升了。科布写道，1797年前后，城市手艺人已经可以“把咸肉卷心菜撇在一边，改吃水田芥肥母鸡（……）把锡镴大杯（……）换成封口瓶装酒”。

1798年9月22日，塞纳省的行政官们得以写下这段常被引用的话：“生活物资充足、品质良好且价格低廉。巴黎居民眼见他们在旧制度下徒劳祈求的愿望成为现实：面包8苏，葡萄酒8苏，肉8苏。”下个月他们又把这话说了一遍：“巴黎人民期盼已久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谁不记得，1789年和1790年，人人嘴上念叨的、所有报纸、所有版画所要求的，无非就是当时所谓的三个八苏，也就是面包、葡萄酒、肉各卖8苏。”

随后的几个月里，各报告继续强调巴黎生活物资的充足与价格的低廉；但到冬末，某些价格趋于吃紧，这是共和八年平庸收成之后涨价的前奏；此外，共和八年这一年的工商业经济形势本来就十分沉闷。

工业中犹疑的复苏

皮埃尔·莱昂在论述多菲内工业的著作中，就热月党时期和督政府时期写道：“工业家在限价令时期深受征调的打击，如今又遭通货膨胀的打击，继而又遭——尤其是——货币饥荒和物价下跌的打击：市场在收缩，利润空间在收窄，而社会诉求变得愈发激烈，可用的资本纷纷藏匿。危机蔓延到一切活动部门……”。

法国工业所遭受的这种萧条，以及把萧条归因于货币因素的判断，得到许多文献与研究的印证。1797年8月26日（共和五年果月9日），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德·纳沙托下令就法国工业的状况做一次调查，调查既要考察“我们的主要制造厂所蒙受的灾难”，也要考察“许多批发商百折不挠的毅力（……）以及他们为弥补损失而付出的勤勉经营”。遗憾的是，只有五个省——其中只有一个算得上真正的“工业”省——完成了这项调查并把结果寄到巴黎。尽管如此，这部编写于1797年底—1798年初的《共和五年统计》，从我们的角度看弥足珍贵，因为它多次提到货币因素在晚近与当下的作用。

在里尔，丝织业“因限价令而大受损失”，白线花边业则因“商业总体的恶化，且作为奢侈品〔还因〕硬币的匮乏”，丧失了1788年时一半的劳动力。至于鲁贝的织造业，“我们的纸币信用扫地，已使它几乎荡然无存”。在图尔宽，织造业在1792年和1793年损失“极巨”，因为它以一年赊账出售产品，“而货款是用指券收回的”；相反，它因在荷兰购买羊毛而欠下大笔硬币债务，恐怕难以清偿。至于瓦朗谢讷的细麻纱业，“爱国的批发商给予各种纸币的信任太多，这将使他们受窘好几年”。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在纸币上遭受的损失”，使该业的资财减少了一半。在阿韦讷的羊毛业，“硬币的匮乏中止了销路，正导致各厂的垮落”。费尼有两家薄铁板厂，“改善的唯一手段是硬币，用以购得适合这类活计的原料”。加来海峡省有一家制皂厂；“限价令给厂主造成了重大损失，随后又有票券的失信”。蒙特勒伊有七家制革厂：限价令给它们造成的损失，使它们“没有充足的资金”，不得不裁掉一半以上的工人。摩泽尔省有呢绒业；但在梅斯，限价令、强制公债、纸币使它大幅萎缩；供应军队的军需品因支付方式而造成了亏损。在孔－拉格朗维尔，人们哀叹“若干工场主的败落，系纸币贬值所致，他们曾对那些纸币过于信任”。在隆吉永及四邻，阿尔迪寡妇拥有三家工厂。其中两家铁厂被征调，为沙勒维尔兵工厂供货，做了“大宗供应（……）其中一部分货款仍欠着她，另一部分按限价令的标准、以地产券按面值付给了她，每千斤只给厂主实得22里弗尔，而当时千斤的通行价格是400里弗尔硬币”；这桩和别的几桩生意“蚀掉、甚至耗尽了女公民阿尔迪的家财”。

“从这五份统计〔另两份涉及克勒兹省与萨尔特省〕，”夏尔·施密特写道，“得出的是同一个结论：工业自革命最初几年起就萎缩了。纵使萎缩的原因并非处处相同，至少这一下滑处处得到确认。”而在那些“普遍”原因之中——不妨补充一句——征调、限价令、纸币与纸币的失信、强制公债，还有眼下的硬币匮乏，几乎总是被着重提及。

几年后，执政府各省省长所编的《各省统计》（其中最晚的几部成于帝国时期）再次把“纸币”、限价令、征调列入工业衰落的原因。其中特别提到，呢绒与布匹的工场主曾向客户提供长期赊账，结果损失惨重，“那时厚颜无耻〔sic〕的债务人可以用贬值的纸币清偿债务”。此外，对被征调的商品按限价令的价格付款，而工场主一般却不得不以高于法定牌价的价格购进原料。可以说，通货膨胀蒸发掉了许多资本。关于督政府那几年，有几部《统计》着重讲到支付手段的短缺、“硬币的匮乏”以及消费不足危机，这些都使工业陷于瘫痪。迟至共和十年，布吕斯莱省长还写道，特鲁瓦的织造业“那时由于缺乏硬币，无法满足向它提出的全部需求”。

晚近的研究总的来看也指向同一方向。在德尼·沃罗诺夫看来，回归硬币与窖藏的持续，使冶铁企业的资金周转陷于窒息；而督政府末期与执政府初期，匮乏发展到了极点，所匮乏的是硬币，这种匮乏长期是工厂正常运转的障碍。“如今放贷所索取的利息，没有任何制造利润抵补得上”，1800年秋有人这样说道¹⁷。沃罗诺夫还提到，从共和五年到共和九年，安德雷－蒙瑟尼公司从董事那里获得127.6万法郎、月息1%的借款，这些借款拖累了它的资金周转，使之陷入亏空。在香槟，省长1800年夏的查问引来铁厂主们满腹怨气的回答：产量自1789年以来减少了五分之一。首要原因是资金昂贵，它使成本涨得比价格还快。

至于埃尔伯夫的羊毛业，卡普洛并未发现督政府时期有明确的复苏，1800年它仍十分萎靡：“硬币〔已〕从流通中消失。”在色当区，细呢工场主的数量从1789年的35人增至1796年的76人，但1801年又回落到39家。不过，纪尧姆·泰尔诺——他曾以拉法耶特派的身份流亡——1798年回来后重整旧业，生意迅速壮大。至于安德烈·普帕尔·德讷夫利兹，他1795年夏重新开工，用他藏匿的14000法郎硬币购进羊毛，到1798年他的工场已重现一派繁忙。在韦尔维耶，1797年底就有人写道：“长期被战争与革命的震荡所麻痹的工业，正在重振，声势极为蓬勃。”尽管1799年出现停滞，那里的生产在1800年或1801年还是回到了旧制度末年的水平。在朗格多克，呢绒业得益于博凯尔交易会的部分复兴，但得益有限，因为黎凡特市场尚未重新开放。何况交易会本身也为硬币匮乏所苦；信心不足使赊销减少，往往非现付不可。1798年，送展的商品达3800万，其中1400万没有售出；销售总额几乎没有超过1788年最高纪录的一半。

这里不打算处理棉纺业这个大问题。塞尔日·沙萨涅断言，对棉业来说，最艰难的时期不是恐怖统治时期，而是督政府时期。然而，机械化纺纱厂的数量从1795年的17家、1796年的25家增至1799年的37家、1800年的48家。执政府之初存在于巴黎的纺纱厂，多数创办于督政府时期；第一台走锭纺纱机是1797年引进首都的。但路易·贝尔热龙提到，1797至1799年间有五家规模可观的纺纱或印花布企业倒闭，它们设在巴黎或近郊。在维济勒，克洛德·佩里耶的印花布厂，共和六年的产量比1789年少了三分之一。另一方面，1797至1799这三年，对巴黎经营棉布的批发商库隆公司来说“令人深感失望”；诚然，1797年利润达到资本的28.2%，但利润率1798年跌到9.7%，1799年跌到0.35%。路易·贝尔热龙分析过的那些往来函件中，满是对生意萧条、货栈壅塞、卖不掉的存货堆积如山之类的抱怨。这促使贝尔热龙自问：这样一家商号何以能存活下来，而且（1799年除外）居然还赚了钱。“这种局面本身就带有某些补救之道”，他写道：贴现率特别高、年收益可达10%至30%时，库隆公司就把数十万法郎投到头等的票据上，而不愿把这些资金压在布匹存货里，去空等一个未必出现的好价钱。

今天已无人再否认，法国工业生产在革命期间倒退了，尽管笔者三十年前因提出此说曾被打入另册、横遭排斥！勒费弗尔就督政府末期写道：“我们掌握的所有材料都表明，生产仍低于1789年的水平。”晚近，弗朗索瓦·安凯尔承认，1800年的工业生产比1790—1792年低40%，这个估计与弗朗西斯·迪韦尔努瓦1802年对纺织各业所作的估计相近！他写道：“多数省长说，织机的数量一般减少了五分之二至五分之三”，说的是1789年到共和九年之间。事实上，里昂1799年开工的织机有4000至5000台，1795年固然只有2500台，但1788年却有15000台！

圣戈班公司的例子很说明问题。它的销售在1797年春出现复苏，那是在纸币消亡、莱奥本预备条款签订之后；复苏持续到当年年底和1798年初；营业额指数（以1788年为基数100）1796年曾跌到8，1797年回升到21，1798年到29。说来反常，1797年夏，由于缺乏原料，圣戈班唯一还在运转的熔炉也不得不停了。管理层并未努力采购原料，因为它更愿意出清平板玻璃的存货，存货已到了吓人的水平（800万至1000万，正常时为500万）。销售的复苏使公司在共和六年取得盈利，并得以向股东付息，股票因此回升，它们在1796年曾跌到几乎一文不值。但复苏并不持久：1798—1799年冬季销售骤降；1799年夏，销售比1796年夏还要低；营业额从共和六年的79.5万法郎跌到共和八年的39.1万法郎。不过，圣戈班的熔炉在1799年2月重新开工，只是经营亏损；8月，管理层考虑向股东追缴股本。雾月18日政变时，公司处境不稳；共和八年公司亏损，生意到1801年才真正恢复。克洛德·普里——这家公司的史家——写道，在督政府时期，稍有起色之后，公司只是勉强撑持下来；总而言之，1795—1801年是它自1702年以来经历过的最艰难岁月。

督政府时期复苏的疲弱——1799年甚至再度回落——是否主要由通缩、由货币短缺造成，正如前面几页可能让人以为的那样？“维持过高的利率会毁掉生产”（佩罗），这话是否属实？这并不确定。有几位作者重拾了拉布鲁斯的模型：法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工业的主顾很大一部分是农民主顾。农产品价格下跌削弱了农户的购买力，也就削弱了工业品的需求；于是，工业的萧条就该是农业危机的产物。无论如何，正是这个模型出现在曼恩－卢瓦尔省督政府专员关于1798年11月交易会的一份报告中，该报告的其他段落前文已经引过：“葡萄酒作为这个季节我们商业的第一大宗，却乏人问津，我们商业往来的其他一切部门都因此大受损害。各类毛织品难以售出，成交量很小。付款进行得很不顺利，珠宝业毫无成交；唯有供妇女使用的时髦与新奇物件行情稍好，但这一品类在我们这里不够重要，抵补不了其他品类在寻常销路上遭受的亏空。”诚然，在这种农业解释的背后，有人又回到货币因素，把物价下跌归因于恢复金属货币。

然而，另一些因素似乎也促成了工业的萧条。应当考虑到原材料（尤其是羊毛）与工资的上涨——时人曾强调过这一点——以及出口的低水平：由于征服与和平的暂时恢复，某些欧洲市场重新向法国商品开放，但这弥补不了殖民地销路的丧失。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应当考虑到动荡的经济形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与军事扰动的结果——它使督政府时期成为一连串危机，而这些危机总是迅速打断复苏的势头。

动荡的经济形势

政治上的无保障，以及督政府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几乎都始终处于的不确定地位，是生意萧条的一个因素，尽管按照贝尔热龙的说法，“库隆公司的往来书信从未说明（……）政治不稳定——除其他经济与社会因素之外——在买家长期的袖手旁观、在国内市场的萎靡中可以占多大的分量”。

大体上说，在超级通胀时期那场灾难性的危机之后，1797年与1798年经济形势有所改善。就冶铁业而言，沃罗诺夫指出，政治的动荡并未破坏1797年秋至1799年头几个月的这一“好转”、这一“温和的恢复”。矿山与工厂恢复到1791—1792年的生产水平，铁价趋涨。在冶金业的精细部门，创立了一些新企业。

但在其他部门，经济形势更为动荡。在巴黎，警方1797年3月9日报告说：“手艺人关于缺乏活计、商贩关于硬币稀缺的抱怨，比往常更激烈、更急切。”相反，5月18日，《报刊监察报》（该报后来遭果月政变查禁〔fructidorisé〕）写道：“柴场木柴充足，港口货物堆积如山，仓库充盈，面包极好，肉价也不很贵。民众在干活；人们嬉笑、玩乐、相互打趣。”无论如何，1797年夏的政治危机——督政府与两院新的暗藏保王派多数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果月18日政变——给生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尤其因为保王派显得是和平的党派，而和平是多数商界人士所盼望的。1797年8月5日（热月18日），警方报告：“商业感受到此前一直压在社会上的惊恐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公共信用明显减退；人们注意到财政的各个方面都大幅下滑；金币受到极度贪婪的追逐。人们谈的只是倒闭和停止付款。集市上食品确实在涨价。私人交往中，所有人的钱袋都扎紧了。对未来、尤其对即将到来的冬天，人人都心存恐惧。”获月，往来账户银行贴现了逾1300万商业票据；热月只贴现了1000万，果月只有750万。政变次日，贴现暂停了一天；一连三天，持券人挤在柜台前，有500万以埃居付给了他们¹⁸。但贴现额在共和六年葡月回升至900万，到雨月再度超过1300万。在波尔多，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金融危机，升水骤涨，从每月1%涨到3%；信贷变得稀少，付款一律要求现付。

针对回国的流亡者采取的措施、驱逐昔日贵族的计划，使人担心奢侈消费会减少，硬币也会外流。这种不安促使资本家把自己投入流通中的一切都收紧。巴黎中央警务局9月14日（共和五年果月28日）的一份报告指出：“一些小零售商贩苦苦抱怨再也做不成生意。头等与中等商贩的抱怨更为严重。人们说商业萎靡不振（……）工人没有活干，奢侈消失了，富人要么离开了巴黎，要么紧缩开销，许多外国人也走了。”9月30日，警方指出，商贩们抱怨自果月18日政变以来商业荡然无存。10月10日，人们注意到商业的停滞，并注意到一种传言，说自政变以来商业已“荡然无存，工程中止，硬币消失”。15日，有人悲叹商人们缺乏公民精神，他们缩减“原先招雇相当多工人的活计规模”，其中一些人把部分货物换成硬币，以便储存备用。16日，报告指出“商业各部门（……）日益加重的停顿”；17日，“到处都可以看到，硬币一天比一天稀缺（……）商业存在极大的停滞；信心似乎在减退”。幸好，坎波福米奥条约（10月18日签署）的消息激起了一阵短暂的热情。但11月3日，“由于硬币稀缺，生意仍然清淡”。不过，对马莱·迪庞1797年12月的说法不可照字面全信：“在这尼禄式的统治之下，商业死了，没有信用，没有生意，而苛重的赋税以无情的严酷强征。”在他看来，自三分之二破产以来，法国眼看着一天天衰败：“流通停滞，公债票券不再有行市，工业死了，资本消失了。”

就对英贸易采取的措施，尤其是1798年1月18日的法令，引发了对殖民地食品的投机，使后者的价格相当猛烈地上涨。但消费随之减少，价格又跌了回去；买涨的囤积商不得不亏本转卖，1798年6月和7月发生了一些倒闭。前文还指出过另一些倒闭发生在春季的酒商中间，那是在这种饮料跌价之后。奥坦盖1798年在波尔多和南特遭受惨重损失，大概也是殖民地食品跌价所致。共和六年结束得相当黯淡；9月6日，有人指出，“商业中硬币的流通仍然同样稀少”。21日，人们谈到“一段时间以来看似更为严重的困境”。塞纳省专员在其果月形势分析表中写道：“大型商业企业寥寥无几。很少有人去交易所，那里成交的生意极少。”

但与下一年相比，1797、1798这两年显得相对繁荣；接着是“共和七年危机”，它十分尖锐，并与军事失利和政治危机相伴。如所周知，往来账户银行的丑闻爆发于1798年11月17日，它虽然不是经济形势造成的，该行也活了下来并恢复了业务，但还是造成了一种不信任的气氛，从巴黎波及外省。11月24日，詹姆斯·轩尼诗要求马莱银行紧急给他寄来一万里弗尔硬币，以便开始收购烧酒，因为“自从巴黎市场经受那场危机以来，我们没能从那里收到期待的款项”，而且生产者只收硬币。12月1日，有人从布鲁塞尔写道：“生意完全停滞。那里什么事也做不成。商业从来没有处在像我们现在这样危急的时刻。信心全没了。”随后的几个月里，发生了多起重大倒闭，在首都（如年轻的银行家贝尔·利翁·富尔德1799年1月2日的倒闭）和其他地方都有。1798年12月4日，巴黎商界的一个代表团曾请求往来账户银行与商业贴现银行同它一起商议办法，以凭货物存放放款的方式帮助批发商；但这个计划毫无结果。“可以看到更多的作坊停工”，1799年2月21日的一份报告指出；塞纳省专员共和七年风月（2—3月）的报告则宣称：“商业在其所有部门中仍然普遍相当困顿。”

战争的传闻助长了这些困难，而敌对行动的爆发（奥地利于1799年3月12日宣战）则把它们变成了真正的危机。让我们再引塞纳省督政府专员的话：“商业和工业仍处于深深的停滞之中”（花月）；“没有生意，倒闭频频；钱袋在收紧。国家票券跌价日甚”（牧月）。《舆论家报》在1799年5月18日（花月29日）写道：“生意的停滞似乎驱走了交易所的许多常客，因为那里的人见少，做成的生意极少；票券全都挂出了卖盘，其结果便是下跌。”它还补充说，焦虑的证据，在于人们对金币的追逐，也在于贴现率的上升：贴现率已从每月0.5%升到1%，“而且即使出这个价钱，应者也寥寥，头等票券也不例外”。资金开始稀缺，国外票据卖盘极多，其中大多数已明显下跌。5月28日的一份密探报告强调商业的停顿与食品的涨价：“人们认为，面包铺和肉铺门口又要像过去那样排起长队了。”6月，库隆公司写道：“生意从来没有这样糟糕、这样令人气馁过。”

奥伯坎普夫这边，他6月2日通知代销商迪厄龙：他宁可回绝买卖，也不愿再做最近那样糟糕的生意；他规定只收现款售货，对老客户最多赊三个月。6月22日，他写道，“生意停滞已有一个月”；29日，他谈到“生意的危急状态”。不久，他不得不从谨慎——压缩进货、存货与销售——走向牺牲：7月底，他准许迪厄龙给予5%至10%的折让。就印花布而言，1799年总体上是“几乎全面的停滞”。

事实上，局势在恶化。苏沃洛夫已于4月28日攻占米兰；8月15日，他又在诺维击败并击毙了儒贝尔。在国内，强制公债与两院的新雅各宾主义令资产阶级惴惴不安。7月20日，《舆论家报》写道：“好几家信誉最著的银行正在辞退伙计，因为没有活儿可派给他们。交易所里几乎再也做不成一笔生意。资金一天比一天紧（……）商业活动毫无生气；开出汇票的人，有一半听任汇票遭拒付。”24法郎金币的升水达16或18苏。27日和28日，据报巴黎“大小制造厂几乎空无一人；泥瓦业尤其无活可干。工人们怨声载道”。8月1日，安托万郊区盛传：平板玻璃厂（圣戈班）因无活可干即将关门，雷韦永壁纸厂也一样。8月3日，交易所风涛汹涌，全面下跌，统一三分之一跌幅尤著。典当行因缺硬币，不得不暂停放款¹⁹。8月10日，《舆论家报》写道：“连最简单、表面上最稳妥的银行操作，也从未有过这么多的困难。开在欧洲最佳商号上的即期票据，即便能设法让人贴现，也要损失3%至4%。”9月5日，另一家报纸谈到“商业活动的全面停顿（……）人口稠密的郊区的作坊（……）几乎都没有活干，有几家已完全关门。大批无活可干的工人正面临最可怕的贫困”。

事实上，奥伯坎普夫自己的生产与用工也受到了打击；8月27日，他写道：“如今生意之无望，已迫使我压缩生产”，同时压缩的还有工人人数。他的资金周转捉襟见肘，从他再三催请资金回笼可见一斑；他还蒙受了一些损失，起因是“（……）那些早已立足、看起来完全值得信任的债务人的倒闭”。下列几个数字清楚地显示了这位著名印花布厂主所遭受的危机：

外省方面，博凯尔交易会“之糟，一如人们所能预料”。条铁在会上跌回了1792年的价格，冶铁业的复苏半途而废。在里昂，共和七年的拒付证书件数是1792年的三倍多。在伊泽尔省，瓦龙的布匹自共和六年起下跌了11%，共和七年的产量也很低。在西部，萨布莱的专员8月15日写道：“牲口〔sic〕和布匹都一文不值，而这正是本地的全部生意（……）这类敌人至少同舒昂党人一样可怕，因为正是它们，会因无活可干而造出新的舒昂党人。”

而受苦最甚的是大港口，尤其受到一场国际危机的波及。这场危机7月在汉堡爆发；自法国人占领阿姆斯特丹以来，汉堡已成为殖民地食品和英国货物的大转口仓库，也是北欧的主要金融中心。殖民地食品的市场——投机此前已把价格推得过高，又被大规模进口所壅塞——自3月起崩溃，一个尤其重要的原因是大陆上战争重启，贸易往来可能因此受扰。阿姆斯特丹的银行拒绝提供信贷，拒绝承兑接连发生；8月至11月，汉堡有八十三家商号倒闭，金额约6000万法郎。这场危机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大西洋沿岸港口，入秋后那里发生了许多倒闭。1799年10月18日，《波尔多商业报》写道：“没有什么比各大海港城市通信中传来的消息更凄惨、更令人沮丧的了：硬币普遍短缺，昔日信誉最著的商号接二连三地破产，英国海军梗阻了我们与国外的一切交通。”波尔多本地也有亏损与倒闭，甚至出现了恐慌的苗头。轩尼诗父子1796年9月组建的公司——主要为与汉堡通商——此后一直兴旺，此时却有大批汇票无人兑付，蒙受了沉重损失。

汉堡的崩盘也波及巴黎，使局势雪上加霜；“人们再也不敢在这个市场上让售任何票据，生怕那票据是开在一个倒闭户身上的”，《观察家报》9月25日写道。10月16日的交易所传来消息：汉堡发生一起2000万的倒闭，阿姆斯特丹又有一起，金额相当；开在这两个地方的票据遂无人问津。传言说，沙波鲁热行——一家源自日内瓦、与法国往来密切的汉堡大商号——已经倒闭。此说并不确实，但24日，汉堡一起3000万的倒闭得到证实。正当雾月政变酝酿之际，银行与商业的处境一片凄惨。好几家商号曾申请并获准延期付款，最终还是倒闭了。雾月8日（10月30日），勒库特勒对波拿巴说：“资金、信贷与公共收入，一切都已枯竭，全被恶法断送。没有活干，但巴黎会保持平静。”次日的《观察家报》写道：“不信任已被推到了极点。与商号的倒闭（我们难以置信，但它确已成定局）令人如此震惊，人们再也不知该信什么。”11月14日（雾月23日），奥伯坎普夫写道：“普遍的贫困大大压低了消费。”的确，当年收成平平，食品价格正在上涨。德尼·沃罗诺夫写道：“1799年夏天的这场危机，与其说是通缩，不如说合乎农业经济的传统格局。”鉴于政治因素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笔者则不作如此断然的论断。

督政府就这样终结于金融的困窘与一种萎靡而破败的经济之中；而按照传统的分期，法国大革命也随之落幕。埃内斯特·拉布鲁斯曾写道，在“指券的混乱时期”之后，物价、利润与工资的上涨已经恢复：“18世纪重新开始了”；他这话大错特错。毫无疑问，这些经济与财政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硬币的匮乏——按一个被重复过千百遍的说法——也就是说，来自流通中金属货币存量的不足。政府纵然理财有可指摘之处，对此也没有多大干系。责任应归于通货膨胀，是它驱使硬币流出法国或藏匿不出；因此，责任也应归于那些鼓吹并实行过通货膨胀的革命领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