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好，一切都好”，假如邦葛罗斯博士1活在执政府时代，他或许会这样说：法郎坚挺，一家中央银行虽刚刚诞生，却前途远大，财政有所改善，经济正在复苏。然而，笔者不得不追问：本书通篇描述的这场乱局，是否确有必要、是否不可避免。通胀真有必要吗……2，这是戏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劝英国人减少出行的那句标语。而与通胀俱来的，还有人命的损失、“人民”的苦难，以及财富与创造财富手段的破坏，这一切都是通胀的后果。
笔者认为，对制宪议会政策的研究已经表明，大规模创造纸币并非唯一可能的选择。在1789—1790年的情势下，切实的财政努力固然肯定难以强求；但部分拒偿旧制度的债务、暂时中止债务的还本付息，乃至按并非高利盘剥的利率实行债务转换，都会是极好的解决办法。而在革命之初实行一次有限的“破产”，对食利者造成的损害，也会比最终分阶段强加给他们的那种严酷的收入削减小得多。
此外，即使决定诉诸纸币，发行规模会变得庞大也并非不可避免；就此而言，1790年9月那项以指券清偿相当大一部分国债的决定，显然是灾难性的。无论如何都必须强调：甚至在宣战之前，指券的流通额已经过大，通胀已经启动，法国已经——因输出或埋藏——失去了其货币储备的大部。还必须强调：许多历史学家跌入了与大多数革命领袖相同的陷阱，即指券的地产担保，由国有财产来提供。笔者可以同意哈里斯：指券的这种不动产担保确曾有助于维持其信用、减缓其贬值，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但仅此而已。谈到这个致命错误时，哈里斯甚至称之为诡辩。
战争确实改变了问题的各项条件；它是指券的辩护者、通胀的辩护士——革命者与史家都是如此——曾经援用并且仍在援用的主要理由，或曰决定性的托词。康邦与拉梅尔都强调过：指券使国家得以征募、装备和供养十四支军队、共一百二十万人，以及多支舰队，得以“为全体公民提供工作，为贫困者提供救济”。因此它拯救了革命、拯救了共和国、拯救了法国。前已述及，哈里斯计算过：指券的发行在六年里确实为国家提供了金属价值总计70亿里弗尔的资源，也就是说，大体相当于旧制度十四年的财政收入——并按一种可信的估计，也相当于178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即平均每年10亿以上黄金里弗尔——可与拉梅尔所称同一时期年均税收实收额3亿黄金里弗尔相对照3，也可与布里安为1788年预计的4.72亿财政收入相对照。
由此可见，革命国家为自己确保的资源三倍于旧制度所得。这些资源占国民产值的五分之一以上，这意味着法国人的生活水平有明显下降。因此，指券使国家——尤其是1793和1794年的革命政府——得以从公民身上榨取可观的资源并将其投入国防，这一点毋庸置疑。1793年1月3日，未来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谈到法国与其敌人之间的战争、为第一次恐怖统治辩护时写道：“全世界的自由都系于这场斗争的结局；这样一件战利品，可曾以如此少的鲜血换来……（……）我宁愿看到大地荒废一半，也不愿目睹我们的事业失败。”若赞同这种观点，自会拥护指券！然而即便如此，笔者仍可以质疑革命领袖所奉行的政策，仍可以怀疑：指券非但没有拯救革命，实际上反倒险些葬送了它！
人们常说，自从马里翁痛斥不可兑换纸币的那个遥远年代以来，货币理论的进步已能引导人们为指券找到开脱之辞。在大战期间，诉诸纸币是必不可少的、不可避免的。况且，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特别是在革命战争与帝国战争期间，另有好几个国家发行了纸币。俄国早在1768年就发行了纸卢布；其流通额从1786年的4500万增至1796年的1.57亿、1810年的5.79亿。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西班牙发行了王室券，革命战争期间又恢复发行。奥地利有维也纳城市银行券，其可兑性于1797年被中止；其流通额1790年不过2800万弗罗林，1806年升至4.5亿，1811年初达10.6亿4。瑞典、丹麦、美国——在其独立战争期间——也都用过纸币，当然还有大不列颠，那里的银行券从1797至1821年一直不可兑换。
可是，为指券说好话的那些人忘了强调法国与这些国家的差别：这些国家只从铸币税中索取所需资源的一部分，它们继续照常征税，甚至往往大幅增税。英国尤其如此：在对法战争期间，英国的税收增长远超法国5。这些国家没有一个经历超级通胀。诚然，它们的纸币都有贬值，有时贬得相当明显，不过美国是个例外：1779年底，大陆券与硬币的兑换已跌至40比1。西班牙、俄国、奥地利的纸币，最糟时也不过跌去面值的75%或80%，而且后两国还是在战争结束时、即1810或1811年才落到这一步的。至于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其对黄金的贬值幅度，只在1812和1813年对拿破仑作战最紧张的时刻才超过30%。可见，法国的敌国虽远比法国贫穷（英国除外），却成功地把货币通胀用作额外财源，维持的时间远比法国长久6。
此外，督政府曾在金属货币制度下过了三年，没有发行纸币，同时还把战争打了下去，诚然，大陆上的战争中断过一年多。当然，它靠的是权宜之计过日子，而这些权宜之计是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的。但财政收入在其财源中占了相当可观的比例；可以设想，一个不那么动荡的政权本可以提高税收，执政府后来正是这样做的。假如储户、资产阶级不曾因恐怖统治、超级通胀和一次次政变而离心离德，第一共和国本可以举债，正如第三共和国为支付1871年的赔款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筹款所做的那样。
因此，1795—1796年的超级通胀并非不可避免。本书已经试图表明：它并非热月党人放弃统制经济的结果，而恰恰是统制经济本身——山岳派所确立的统制经济，尤其是总限价令——造成的后果。人们通常颂扬国民公会与“大”救国委员会的爱国热忱，却忘了它们面对巴黎无套裤汉那些恋旧而不切实际的要求时，表现出了难辞其咎的软弱。由此而来的“洪流般的”指券发行——再说一遍——险些葬送革命：它使很大一部分公民离心离德，使军队在共和三年（1794—1795年）——及其后——疲弱不堪、匮乏不堪。
总之，即便指券拯救了革命和法国，其代价也是压倒性的。1795年12月，马莱·迪庞就督政府刚刚强加的强制公债写道：“这是鞑靼－卡尔梅克人的行径，他们把法国当作征服地来处置，为把权力多保住一些时日而将其彻头彻尾地劫掠。”1796年1月，他又写道：“法国政府每年吞噬共和国的一部分资本；它吃掉法国，如同败家子吃掉自己的祖产。”这位日内瓦人还谈到过一种成吉思汗式的政策！诚然，这是党派性的夸张，所幸也是夸张：1799年的法国远未被吞噬殆尽！但勒内·斯图姆有一段精当的论述：“雅各宾派的理财精神归结起来只有一条：把眼前消耗到极限，牺牲掉未来。明天在他们那里从来不算数。”他还把革命“惊人的持久”归因于“日日侵吞一个富强大国所积累的储备，〔这〕便催生出意想不到、超乎一切预见的财源”。晚近，佩罗——谁也不会疑心他抱有反革命观点——也谈到一种“自我维持的财富焚烧体系，其力量、其历时之久，令同时代人（……）一致惊异”。
确实，不可否认：革命领袖无论属于哪一派系，都一贯把燃眉之需、当务之急摆在首位。其结果便是佩罗所说的“财富的焚烧”，而且往往革命并未从中得到多大好处7。这种掠夺性政策把一部分资本逐出了法国，还通过限价令、征调与货币符号贬值的联合作用，使另外许多资本化为乌有。1810年，一位英国观察家曾断言，它“摧毁了欧洲三大外汇市场之一”，即巴黎，另外两个自然是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它搅乱了整个欧洲大陆的信用，在各地引发了大量倒闭。而在法国尤其如此，而且无可争辩的是，“相当数量的投资资本〔而非投机的〕被摧毁”（泰勒）。诚然，不少投机者、供应商、税约承包人迅速暴富。但引人注目的是，连克洛德·佩里耶这样精明练达、把自己的营生打理得极为出色的人，在1792和1793年也蒙受了重大损失。广大储户因强制通用货币而陷于贫困，它还造成了“交换的倒退、向以物易物经济的回归和窖藏”（莱维－勒布瓦耶）。
1790年代的混乱把工业革命推迟了；在没有工业革命的情况下，法国找到了双重替代物：一方面是征服，尤其是拿破仑的征服；另一方面是建成一台国家事务机器——用博舍尔的话说——一件“进行社会与政治统治的行政武器”，特别是一套财政官僚机构，其动员国家资源并控制资源用途的能力，远胜旧制度的作为。在政府治理方面，它相当于经济中的工业革命，并使财政部成了国家真正的主人。
对于“大通胀”的社会后果，这里只略加回顾。受害最重的自然是固定收入者，尤其是国家的食利者。他们领取的年金先是逐渐被通胀侵蚀，到1795年底与1796年初已化为乌有。纸币被废止货币资格之后，原则上他们本应重新以硬通货领取年金，除了在编制国债总账时曾被全部或部分“康邦化”8的人。众所周知，督政府无力兑现承诺，只以难以派上用场的票据抵付。随后到来的是三分之二破产，利息与本金一样被砍去这个比例，而且统一三分之一也并未因此获得硬币偿付。要做到这一点，须等到执政府时期；活下来的食利者于是得以享受一种打了折扣的宽裕，但这份宽裕从此真正“统一”了。诚然，戈丹曾指出：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年金的行市不足十法郎；按这个行市，当时存在的3800万永久年金，资本价值只有7600万。到帝国时期，年金升至80，其资本价值随之超过6亿，持有人因此获得5亿以上的增值。自然，食利者所失即国家所得，说得简单些，国家的偿债支出从2.5亿降到了8000万。至于私人债务与私人年金，则无法一概而论：有些债权人难免以严重贬值甚至一文不值的票据得到清偿；另一些则更幸运或更精明。无论如何，第十四章分析过的那套复杂立法，意在同时兼顾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使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私人债务与年金免遭共和国自身债务所受的那般苛待。食利者大多属于资产阶级，因此他们成了受“资产阶级”革命苛待最重的社会集团之一！
与指券的历史紧密相连的，是国有财产及其出售的历史。这里不打算论述这个问题，有关它的文字已经泛滥成灾。只需提醒一点：各种来源的国有财产，总价值约为40亿，按1790年的价格计。因此，对它们的没收和出售，是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产权转移，尽管所涉及的只是全部地产的10%至20%。哈里斯计算过，从1791年到1796年，国家从这些出售中获得了超过10亿里弗尔（按1790年币值计），但当纸币被废除时，这些财产中仍有一部分尚未售出。说国有财产遭到贱卖或浪费是言过其实的，只有在超级通胀的某些时刻，因若干考虑不周的法律，才确曾如此。然而，这批财产在同一时刻被大量抛向市场，价格下跌势在必然，尽管通货膨胀掩盖了这一下跌。另一方面，对贬值的预期刺激了买主。其中一些人无疑做成了极好的买卖。无论如何，看来人们已有共识：这些出售的受益者成分多样，出身于一切社会阶层。不过，资产阶级拿走了最大的一份，这完全正常。然而要注意，所有的地方性研究都呈现出极为明显的多样性。
最后，是否还有必要提醒：通货膨胀是一种税，它最沉重地压在穷人身上……诚然，拉梅尔曾声称，这些牺牲“只由那些有能力的人献出，不太富裕的阶层始终从削减中获益”〔税负〕。但雅各宾派的阿尔贝·马迪厄写道：“可以说，小民为革命付了账，不亚于教士和流亡者。资产阶级（……）最终把自己的权势奠立在通货膨胀之上（……）借助通货膨胀，它驯服了民众阶层达一个世纪之久。”
还剩下大通胀对法国经济的长期后果问题。第一个后果不言自明：指券的崩溃使法国人对一切纸质货币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过敏，无论是严格意义上的纸币，还是可兑换的银行券。此外，统治者曾经表现出的专断、背信、不守承诺，只会加剧法国人对“财政国家”的传统不信任。后者挥霍掉了自己“微薄的信誉储备”（博尔多与怀特），它的举债能力只能缓慢地重建。拿破仑没有举债的能力（况且他也不情愿举债），只好以国内的赋税、国外的战争捐输和劫掠来为历次战役筹资9。因此，拉梅尔以如此高超的手腕大幅砍削的公共债务，并未因帝国的历次战争而增加（滑铁卢的战胜国强加的7亿赔款除外），而1815年法国的债务远低于英国的债务，自然也远低于1789年的水平。最后，尽管银行和股份公司曾是山岳派政策的受害者，对响当当的硬币之外的一切东西的不信任，也殃及了它们。
这些陈旧的偏见并非只属于民间舆论。居伊·蒂利耶提请注意观念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在1808—1810年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论》。该书表达了帝国与复辟王朝时期众多大显要近乎本能的反应，这些人出自一个拥有地产、却又开明的贵族阶层，敌视国家的干预。他早在1790年就谴责指券，并把它定性为“普遍的劫掠”。革命的经验把他引向一种推至极限的货币实在论，引向对符号货币论的谴责，引向拒绝由国家发行任何银行券；此外，他还明确敌视政府举债和银行的野心。直到1830年代乃至1840年代，许多显要和主事者都抱持这些立场：“我们在这里，蒂利耶写道，触及了法国某种经济上的马尔萨斯主义的根源。”这无疑也是法国银行体系发展迟缓的根源之一，而后者又给经济的其余部分带来了种种后果。
在一个更为具体的领域，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革命的经验——法兰西银行的首任领导者们曾亲身经历过它——驱使他们采取种种过分周到的防范措施，而这曾为他们招来指责。但鉴于那段痛苦的经验，这种对安全的注重是正常的，它尤其体现在贴现规则的严苛上，体现在准备金对流通额的比率上：整个19世纪，这一比率都明显高于英格兰银行所实行的水平。许多作者认为，一个“英国式的”比率、一套不那么谨慎的贴现与发行政策，本可使经济增长率高于实际通行的水平。福尔曼－佩克与米基计算过，1889年，法国的黄金储备（是英国的3.6倍！）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1%。倘若把它压缩到5%——当然，是为投资的利益——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本可每年高出1.5%。
但该行的政策，正对应着法国人那种对贵金属的贪食。在19世纪的前四分之三里，法国大量吸收来自美洲的白银，如米歇尔·布吕吉埃所写，像一台运转失调的自动机器，与一切创造财富的循环脱了节。继加利福尼亚（1848年）与澳大利亚（1851年）发现黄金之后，法国吸收了由此产生的世界黄金存量增长量的40%。1850年，法国境内的全部交易中，93%以硬币结算，相比之下英国为35%，苏格兰为10%。整个19世纪，经济学家们一再强调法国金银存量的政治重要性——它是抵御国际危机（无论政治危机还是经济危机）的保证——并强调窖藏作为稳定保障的作用。然而，从七月王朝起，也另有一些人站出来，抨击这种大规模窖藏的不合情理以及它对法国经济的反常效应。人们不禁倾向于赞同他们；于是，无可争辩的是：指券与经济恐怖的阴影，曾长期把它的有害影响投在法国人的财富与福祉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