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德利卜母版在大马士革当政
2024 年 11 月 27 日，叙解军领导的联盟（此前围绕“明胜”联合行动室组织起来，后更名为军事行动管理局）发动了新一轮攻势。不出几天，这场原本只为把伊德利卜东部战线向阿勒颇推进的局部进攻，就成功击碎了政权的防线。联军迅速抵达阿勒颇，随即掉头南下，经哈马、霍姆斯一路推进，最终直指大马士革。不久，其他派系也加入了叙解军及其盟友，其中包括北方隶属叙利亚国民军的团体，以及叙利亚南部的一批武装行为者。
12 月 8 日，叙解军正式接掌新政府。艾哈迈德·沙拉此时已启用本名，执掌全国，组成了一届看守政府。他的政治顾问阿萨德·谢巴尼出任外交部长。叙解军的军事主官穆尔哈夫·阿布·卡斯拉出任国防部长；该团体情报机构的负责人阿纳斯·哈塔卜先是被任命为叙利亚国家情报首脑，随后转任内政部长。加上叙解军的宗教首脑、现任总统宗教顾问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那个曾引领该团体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决裂并为它谋定新战略航向的核心领导层，如今握住了国家权力的缰绳。
作为本书的收尾，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为一场胜利之后的转型作一份详尽的记述；这场转型仍在流动之中，大体上是由新政府因应情势变化而作出的临时决定所塑造的。我们要做的，是把焦点收窄到伊德利卜意识形态归入主流的轨迹上，并思考革命的这一新篇章如何照亮本书的中心主题：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重定位的动能，以及与之相应的激进主义的变形。
一种植根于倭马亚遗产的新逊尼自豪
2025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五，倭马亚1清真寺正准备迎来谢赫亚辛·阿卢什的一场讲道。阿卢什是位重要人物，曾任伊德利卜伊斯兰教法学院院长，本人是伊德利卜人，也是新格局政策方向的主要设计者之一。2014 至 2015 年间，他多次在支持阵线与伊德利卜其他革命派系之间充任调解人，同时在对待伊斯兰的路数上既不站苏菲一边，也不站萨拉菲一边。
此时距离哈桑·纳斯鲁拉——真主党前领袖——预定的葬礼只有两天，整个地区的气氛处在剧烈的两极对立之中。清真寺里却很平静。由身着传统红黑袍服的谢赫们组成的苏菲修行圈（halaqat）诵唱着神秘主义的赞辞，将近一个小时，等待着按惯例在讲道之前进行的《古兰经》诵读。
亚辛谢赫腰间佩着那柄传统的剑（自倭马亚首任哈里发穆阿维叶·本·阿比·苏富扬的时代起，这柄剑就一直是主麻日讲道的象征，而当代逊尼派也常把穆阿维叶本人援引为政治领袖的典范），他把讲道牢牢扣在当下的时事上。他毫不迟疑地谴责“魔鬼党”（Hizb al-Shaytan），这个蔑称如今已牢牢扎根在当代逊尼派民粹的词汇里，用来贬损“真主党”。不过，正如研究者、政治学教授穆罕默德－阿里·阿德拉维所观察到的（上面的描述便出自他的详细记述，讲道时他也在场），这位谢赫保持着一种“历史的中立”，刻意避开长期分隔逊尼与什叶两个传统的那道深刻的神学裂痕。
这一幕相当传神地浓缩了叙解军当下的现实，它如今是叙利亚新政府的骨干：从大马士革出发，巩固对一片界限清楚的领土基础的支配；向逊尼派的“沉默的大多数”敞开，把历史上早已扎根的苏菲成分也纳进来；并且透过与自身对抗伊朗轴心的地缘战略主张相连的“逊尼自豪”这一棱镜，动员性地援引倭马亚遗产，同时又自觉避开公开的反什叶教派修辞。摆在亚辛·阿卢什身旁的那柄剑遥指可敬的倭马亚传统，传递出有力的讯息：逊尼派收回了权力，正在回到自己历史上执掌国家的位置。
剑不过是倭马亚遗产更广泛的再动员中的一个元素。就在亚辛谢赫讲道前几天，2 月 19 日，支持新政府的知名记者穆萨·奥马尔在自己的 X 账号上贴出一段视频，画面里沙拉骑在马上，配的歌开头一句是：“倭马亚人出自黄金的血脉；他们的名字让波斯诸王胆寒；书册也颂不尽他们的功业”。2 而这一现象远不止于总统的宣传。首都各处街头小贩兜售的、印着黑色清真言3（shahada，穆斯林的信仰宣示）的白旗，以及社交媒体上频频出现的对倭马亚家族（Banu Umayya）的援引，都已随处可见。这些符号有时表达逊尼自豪，有时宣示象征性的权力，有时则是针对假想敌的恫吓工具。
12 月临时政府就职仪式上出现了印着黑色清真言的白旗，社交媒体上的批评者迅即抓住这一点，把它当作大马士革新统治者仍在延续圣战的铁证。实际上，这面旗子本身的含义正在演变。这面白底黑字的旗曾为各路武装团体采纳作伊斯兰符号，用以对抗基地组织所推广的白字黑旗；它强调的是建国而非无休止的战争，尽管它同时也恰好是阿富汗塔利班的旗帜。在新叙利亚，这面白色的伊斯兰旗同时也是倭马亚人的旗帜，今天它投射的是一种以叙利亚为中心的伊斯兰认同。它的复兴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框架正嵌入一种伊斯兰主义美学之中，为全球圣战那种激进的普世主义提供刻意为之的反符号。
就内容而言，倭马亚这一参照象征性地体现了再地方化的过程，与那套最初在伊德利卜成形、如今在大马士革得到主张的政治方案的核心信条紧密契合。其次，它唤起的是一个对有经人——犹太人与基督徒——相对宽容的历史时代，象征着逊尼霸权与对少数群体有限的包容之间那种微妙的平衡。第三，在地缘战略层面上，倭马亚这一母题与叙解军 2019 年之后的信条严丝合缝：与邻国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保持零紧张，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坚决反对伊朗的政治什叶主义及其地区野心。毕竟，倭马亚人在记忆中正是萨法维4人的历史对立面（萨法维王朝是十六世纪初至十八世纪统治伊朗的波斯王朝，并把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立为国教），这就使这个符号既成了向西方伸出触角的载体，也成了与阿拉伯世界重新接续的载体。
这种以倭马亚为中心的逊尼自豪超出了象征性话语与宽泛的政治宣示；它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领导层就宗教事务作出的具体政策决定之中，与此同时也在塑造着基层的认同与社群动能，而后者往往与自上而下的走向相背离，或与之处在紧张关系中。
打造逊尼自豪：热月继续，掌权一事上手法轻柔
叙解军正是在伊德利卜初次夺取权力期间完成了它的“热月转向”：离开萨拉菲式的白板（tabula rasa）理想——把信条与社会彻底涤净——转而开始迁就社会的惰性。该团体在战略上把重心挪向了沉默的大多数。不出所料，如今胜利已不只由领土控制来界定，而是由治理一整个国家的能力来界定，这一押在沉默的大多数身上的赌注仍在继续塑造它的政策。5
大马士革的宗教治理把这一路数体现得淋漓尽致。全球圣战的谢赫们对此大为失望：他们痛斥昔日的盟友没有利用这个新的掌权（tamkin）阶段去全面施行伊斯兰法、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叙解军却既没有启动、也没有复活萨拉菲式的白板革命理想。它反倒守住了自己热月式中间路线的方向，在倚重沉默的大多数这一战略上加倍下注。在伊德利卜，这意味着保全民间伊斯兰的现状；在大马士革，如今它体现为对这座城市由精英家族与多样伊斯兰传统所塑成的、久已确立的宗教平衡的小心尊重。
这份尊重的迹象是明摆着的。2025 年 1 月 6 日，在萨里亚·里法伊的吊唁仪式上，艾哈迈德·沙拉当众亲吻了乌萨马·里法伊的头顶；后者是大马士革一位资深谢赫，也曾直言批评叙解军。这一举动不仅表明对大马士革传统伊斯兰一位重要人物的敬重，还含着三重默认：承认大马士革的伊斯兰遗产，承认反对派的宗教学者，承认艾什尔里神学传统。两个月后，沙拉任命乌萨马·里法伊为共和国大穆夫提，把他摆在了叙解军自家宗教学者的前面。
这种在革命派、大马士革派、萨拉菲派、艾什尔里派、有时还有苏菲派精英之间刻意维持的平衡术，如今已成为首都新的宗教编舞的一部分。6 4 月 19 日，倾向艾什尔里派的传道人阿布·海尔·舒克里在沙斐仪清真寺作了主麻日讲道。礼拜之后，礼拜者们留下来聆听后起之秀、年轻诵经人穆阿台绥姆·阿斯利的苏菲赞辞。站在他身旁的是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叙解军意识形态重定位背后的首席理论家——神色沉静有度，却不为裹住某些同道信众的那股宗教热忱所动。这一刻印证了叙解军在战略上把自己锚在大马士革宗教精英身上：这是象征性兼战术性的举动，对内对外同时发出双重讯息，凸显该运动向中间的重新定向。
新的教法裁决委员会的组建，凸显出这一与教义强加的决裂，也表明有明确的意图要让国家机构向主流逊尼取向看齐，而这需要微妙的教义平衡。委员会的新构成刻意向与库夫塔罗系和里法伊系有关联的艾什尔里派学者倾斜。阿布·海尔·舒克里出任宗教事务部长（他正是与这一潮流关系密切的人物），也合乎同一套逻辑；把与宰德集团（Jama‘at Zayd）有关联的行为者吸纳进来同样如此，那算得上在大马士革两大主导宗教学派之间作出的和解姿态。
新成立的教法裁决委员会取向传统，既不现代主义也不激进，由人数大致相当的艾什尔里派与萨拉菲派学者组成。就其核心而言，该委员会“意在应对一个根本的挑战：管住宗教规范的生产，防止相互竞争的法特瓦杂乱地泛滥开来”。7 它权限的完整范围虽仍有些不清楚，其构成却传递出清楚的讯息：刻意倚重本地几大教义家族，力求在安抚与机构公信力之间取得平衡。
不过，做艾什尔里派或做萨拉菲派究竟意味着什么（传统上这与界定人如何理解真主的神学信条相系），如今连这层含义本身也在演变。实际上，从大马士革大学伊斯兰教法学院的资深人物，到隶属或曾隶属伊斯兰军、叙解军等派系的知名教士，范围广阔的宗教学者都承认：部分是因为战争，萨拉菲主义在叙利亚的含义已经根本改变了。8 受沙特影响而来的传统萨拉菲主义模式常叫作影响过许多圣战分子的纳季德宣教（Najdi da‘wa），如今已大体褪色，如今只代表少数人的看法。委员会里只有一位瓦哈比萨拉菲派人物：海尔·阿拉·塔利卜，一位曾在沙特阿拉伯生活的传统纳季德萨拉菲派。相反，许多学者与信众谈论的是回归他们所说的“大叙利亚萨拉菲主义”，一个更驳杂、更扎根本地、教派色彩明显更淡的传统。大叙利亚萨拉菲主义保留了自己的萨拉菲身份，其中的一些成分却越来越向艾什尔里神学学派靠拢；另一方面，也有些苏菲谢赫公开承认自己受了萨拉菲主义的影响。
最要紧的或许不是各股潮流之间的平衡，而是这些范畴今天的流动性。正如伊斯兰军的一位苏菲谢赫所说，苏菲群体中有一部分正在经历他所谓的“萨拉菲化”过程，而许多萨拉菲派对艾什尔里派教义也越来越开放，在去激进化的背景下尤其如此。9 归根到底，这不是界限清楚、彼此对立的各股潮流之间僵硬的共存，而毋宁说是一种流动：范畴的流动、意识形态身份的流动，以及在仍然变动、仍在建造之中的宗教场域内位置的流动。穆斯林兄弟会也是这片流动的宗教版图的一部分。他们虽然在当前任何机构中都没有组织上的代表，却有一些成员与他们立场十分接近，尤其是在宰德集团受训的谢赫们。政府各部新任命的技术官僚中，有许多出自昔日与穆斯林兄弟会有渊源的家族的年轻一代，只是这些家族早就与该运动断了往来。
叙解军不得不在大马士革的宗教版图中周旋（这是它此前未曾涉足的领域），那里主要由围绕知名传道人组织起来的宗教学院构成。处在这场复杂的宗教－政治重组中心的是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他向我们强调了组建新委员会所依循的原则：成员的能力，以及地域与教义两方面的代表性。10 委员会从叙利亚各省选人，尤以阿勒颇、大马士革和霍姆斯为多，包括奈伊姆·伊尔克苏西、伊斯梅尔·迈杰祖卜和阿拉丁·卡西尔，最后这位与某个苏菲传承有关联。机构上的代表性覆盖了几个有影响力的团体，如阿布·努尔学院、由大马士革穆夫提阿卜杜勒·法塔赫·巴扎姆代表的法塔赫学院（他在巴沙尔治下就已担任此职，如今获留任），以及宰德集团这个有苏菲根底、在大马士革颇得人心的宗教潮流。然而叙解军的介入并不只是把人纳进来。它同时也清洗了大马士革宗教场域中的一些成分。推动这番动作的与其说是神学考量，不如说是政治盘算：具体说，就是把知名学院里那些被认为与旧政权走得太近的传道人清除出去。举例来说，法塔赫学院的侯萨姆丁·法尔富尔及其同人就因与政权的牵连而遭免职。同样，阿布·努尔学院的谢里夫·萨瓦尔连同其他许多人，也因过去亲政权的活动而遭冷置。在这一背景下，艾哈迈德·沙拉与他的核心圈子精心编排了一套平衡术：把萨拉菲派与苏菲派人物平行安置，同时把更激进的成分边缘化。这套战略意在把叙解军的权威锚定在公认更加制度化、也更有广泛共识的大马士革伊斯兰之中。
这并不是说萨拉菲主义已经从叙利亚消失。在机构之内，它仍是众多行为者中的一个，不再具有霸权地位，却依然在场。在地面上，起支配作用的是本地的权力格局。今天萨拉菲主义的延续，与其说由自上而下的指令所塑造，不如说由深深嵌入本地的种种力量所塑造。
萨拉菲主义的存在在某些地区扎得很深。在大马士革的卡达姆区，一批昔日的战斗人员依和解协议从伊德利卜返回，回来时萨拉菲色彩明显浓了许多。在杜马，萨拉菲身份仍然强劲；那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就一直是萨拉菲主义的堡垒，战争期间又因伊斯兰军这类团体而得到加强。在大马士革郊区塔勒，叙利亚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关键人物、支持阵线与叙解军的前高层成员阿布·马利克·塔利的归来，触发了接管清真寺、安插亲信的种种尝试。相反，在大马士革市区，新当局选择把宗教场域留给传统主义者。在后阿萨德时代的拉塔基亚，萨拉菲派的介入方式已从公开的强制（比如武装接管清真寺）转向更为隐微的、以性别为切口的策略。国家介入遏止了直接对抗之后，萨拉菲派的女传道人（da‘iyat）便在组织宗教学习圈（halaqat）上唱起了主角。这一转变把库巴伊西亚特这类竞争团体挤到了边上，办法是限制她们进入清真寺、限制她们担任公共宗教角色。这套新的、女性化的路数，配的是僵硬的教派话语，把什叶主义、苏菲主义与艾什尔里主义统统斥为不信道者。
凡萨拉菲行为者握有本地正当性的地方，新政府都容忍他们的存在，条件是他们守在清真寺里。可一旦他们试图靠武力或基层鼓动来伸张自己，宗教与政治两方面的权威往往就会合力压制。举例来说，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垮台之后，年轻的萨拉菲分子渗入各大城市的清真寺，有时靠武力夺下敏拜尔，举办冗长而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培训，并咄咄逼人地上街宣教；有时甚至采用教派修辞，或在国家机构失灵的情况下把自己摆成道德治安队，这一点我们在第十章已经讨论过。比如在拉塔基亚，一位新近从伊德利卜来、原籍周边乡村的传道人，就借清真寺讲道鼓吹肉刑、鼓吹妇女穿全身罩袍，还鼓吹掳掠女俘（jawari）的正当性。在大马士革，2025 年 5 月也发生了几起针对夜总会的暴力突袭。
面对这样的现实，宗教事务部有时在政治事务部门的本地代表与本地宗教学者的支持下，不得不出手干预，目标只有一个：维持公共秩序。而且和在伊德利卜一样，制度化成了规束这一波扰乱性宣教的关键：一切活动都必须申报、受监管、经许可。事情并不总是照这个路子走，但政治上的指南针如今已经定了方向。
总而言之，对宗教场域的管控，首要目的并不是强加单一而统一的宗教愿景。毋宁说，它在战略上意在化解紧张、缓和教义冲突，并防止那些可能动摇政治格局的挑衅举动。这套小心的平衡术凸显出当前政权更大的倾向：行使宗教权威不是为了强制推行教义，而是作为巩固自身控制、周旋于叙利亚复杂教派动能之间的手段。
在大马士革新统治者的头脑里，又一次是政治考量占了上风。叙解军对宗教领域的管理背后并没有连贯或集中的逻辑。该团体虽允许一定程度的宗教竞争，一旦这种竞争外溢到公共领域，尤其是当宣教行动主义被认为构成安全威胁时，它就会出手。缺少统一的宗教权威，结果就产生了本地临机应变、见招拆招的治理形态。叙解军押在“温和的多数”身上的赌注，与其说化作了意识形态上的温和，不如说化作了由本地条件所塑造的、不断流动的力量平衡。
这种中间路线的务实主义，还进一步体现在宗教事务部的重组上，如今那里通行的是温和而务实的路数。新的领导班子体现出有意为之的平衡：萨米尔·比拉克塔尔，一位萨拉菲派、反对派联盟的前朝觐协调人，获派到大马士革任职，与他并肩的是传统艾什尔里派人物阿布·海尔·舒克里。这种共处标志着在逊尼派意识形态版图之内广纳的政策：所有伊斯兰思想学派，萨拉菲主义、马图里迪主义、苏菲主义、艾什尔里主义，都得到容忍，只要它们避开制造分裂的修辞。
主麻日讲道大体上不受规管，只偶尔有些指令，比如鼓励在 12 月 8 日胜利之后传递庆祝的讯息。有争议的神学文本，包括伊本·泰米叶或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的著作，一般都避开不用。同样，公开的哈德拉（hadra，狂喜状态下的集体诵唱与律动）这类外露的苏菲仪式也不受鼓励，宁可代之以更为低调的记主集会（majalis al-dhikr）。据几位教士的粗略估算，约有 10% 的主麻日传道人遭撤换，主要是那些与前宗教基金部长或阿萨德情报部门关系密切的人。排除的唯一标准是政治上与旧政权的一致，而不是神学或意识形态取向。
叙解军已经被它所治理的这个社会重新塑造了。它的去激进化体现的是萨拉菲路数与核心信条的一次倒转：它吸纳进来的规范、价值与宗教人员，多于它强加出去的，同时又刻意抗拒连贯的意识形态路线。在伊德利卜，叙解军办事是交易式的，连宗教事务上也是如此，避开明确的意识形态承担，转而偏好艾哈迈德·沙拉的一位顾问所说的“建设性的含混”。从这个角度看，叙解军这套含混的路数里无疑有一层战略性的隐藏，用带东方学倾向的批评者的话说，就是塔基亚（taqiyya）。可究竟隐藏的是什么呢？是一股仍在闷烧、只待权力完全巩固之时便要发作的激进主义？还是一次意识形态转轴，转向一套革命、逊尼而保守的方案，这套方案虽已去激进化，却宁可不给自己命名？一套精心设计出来、好让脆弱的政治模式更容易嵌入一块仍以疑虑眼光打量它的保守社会肌理的方案？这套方案眼下面临的真正挑战，与其说在于该运动的奠基原则，不如说在于它自身社会基础内部不断演变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潮流。
在穆阿维叶之剑的阴影下：激进主义的教派化重铸
激进主义依然存在，只是形态变了。它如今不大从执政派系内部生出，更多是作为一股来自它们外部的民粹潜流涌起。叙利亚革命的头几年，激进主义大体上就等同于圣战主义，等同于那些公开拥抱圣战主义的组织，比如基地组织（以及后来的宗教卫士组织）、伊斯兰国的外籍战斗人员，以及程度稍轻的、有圣战倾向的派系如大叙利亚自由军。那时的威胁可以辨识，意识形态上自洽，组织上有结构。然而今天，叙解军的轨迹显示出一场双重转变。一方面，沙拉与他核心圈子领导的这个团体在意识形态上完成了重定位，把自己挪到更靠近中间的位置，融入了主流。另一方面，一股民粹潮流从更广泛的逊尼派主流内部涌现出来，要求在基层把伊斯兰表达得更强硬。这场运动大体上不受叙解军控制，尽管它偶尔能在该团体较为强硬的成分中找到支持。
这一动能在推动设立道德警察一事上表现得很明显，第十章已有探讨。到那时，激进主义已经开始脱离它原初的圣战框架，越来越多地由更难辨识的行为者散播开去：虔诚的外省有产者、独立传道人、社交媒体网红。这一转变反映的是民粹动能，由基层伊斯兰热忱的加剧所推动，结构比此前几波武装行动主义松散，却比它们更深地嵌在社会里。
攻取大马士革之后，激进主义的版图循着同一模式又变了。一种新的、弥散的激进主义出现了，它没有清楚的意识形态或组织边界，却围绕一种被激进化了的逊尼自豪感在动员。与伊德利卜的民粹激进化相似，这场运动源自社会，而不是源自权力中心。它汲取的是针对旧政权支持基础——尤其是阿拉维社群——的复仇情绪，同时动员认同政治去挑战那些处在新政权核心社会基础之外的群体；而这个核心基础主要由外省的逊尼派中下阶层选民构成。
这新一波激进主义的燃料，来自新当局支持基础中意识形态驱动较弱的那些部分。其中包括被复仇激情与认同主义吞噬的一部分叙利亚国民军。它涵盖了来自北方的武装派系（往往是昔日的自由叙利亚军部队，如今已并入叙利亚国民军），涵盖了与邻近阿拉维派人口有长期战时积怨的乡村社群或对立街区，涵盖了各地的贝都因部落，也涵盖了想为家人之死讨回公道的逊尼派反对派青年。这些群体动员时常常动用与圣战文化相关的符号，比如基地组织的旗帜或倭马亚旗帜、战歌、宗教头带；这并非出自意识形态承担，而是认同与复仇的表达。
萨拉菲圣战的文化符号经历了一场可观的转变，与其原初的组织与意识形态母体越来越脱钩。这些符号不再只在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这类圣战团体的教义边界内运作，而是让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场域重新征用、商品化了。它们如今充当的，是新近变得强硬的逊尼身份的展演式表达，而这种表达常常呈现为排他的、有时甚至是至上主义的样态。
这一符号学上的转移，在被动员起来的公众所拥抱的图像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举例来说，在公开示威中，所谓的“圣战旗”压过了传统的革命旗帜，这就对政治想象的演变提出了要紧的问题。革命旗帜曾是包容性抵抗与民族团结的象征，如今却越来越让一部分人看作妥协与政治温和的标志。相反，通常与萨拉菲圣战运动相关联的黑白旗帜，如今成了决裂、抗拒与教派立场的有力图标；而在这样一个处境里，受推崇的恰恰是这些品质：排斥与对抗的象征姿态，被认为比和解的姿态更有政治回响。2025 年 3 月 6 日与 7 日的反阿拉维动员就说明了这一点，点燃那场动员的，是批评者指当局的政策有意保护阿拉维派。政府的安全部队让这些事件压垮了，其中一些成员参与了暴行，另一些则纯粹是寡不敌众。
意识形态转向、民粹压力与激进符号的商品化，三者之间这种复杂的交互作用，凸显出当下激进主义正从圣战主义演变为逊尼至上主义。它也凸显出新当局所面临的挑战：在这样一片版图上周旋：昔日那个激进主义的母体已被更弥散、更教派化、更深植于社会的象征暴力与肉体暴力所取代。
激进问题的倒转：一个后意识形态时代精神的危险
叙利亚当前这波激进主义特别违反直觉的地方在于，领头的不是叙解军——那些昔日的圣战派——而是一个围绕认同类积怨与讨还公道的诉求进行动员的新革命主流。这种角色的倒转并非没有先例；它呼应的是当初在伊德利卜围绕道德警察一类议题、随逊尼民粹兴起而首次出现的动能。那时与现在一样，叙解军的领导层已经改了方向；他们从 2012 到 2017 年，从支持阵线的早年一直到救国政府成立，都曾领着激进议程走。自 2024 年 12 月掌权以来，新的统治者继续推进意识形态重定位，如今又因国家治理的种种要求而得到加强，把自己重塑为降级的推手。相反，革命主流的一部分却成了动荡的主要引擎，把民众的不满导入认同政治与对报复性正义的渴求之中。
这一倒转在多条战线上上演。面对该运动社会基础中边缘成分所犯下的暴力，新权力结构的核心反倒推动自我克制。2025 年 3 月在沿海地区，总安全机构的部队虽不能说没有暴行，却在恢复秩序上起了作用。大马士革的领导层承诺调查并惩处作恶者，同时与宗教领袖接触以推动温和。在阿拉维山区，总安全机构部队的在场如今普遍视为对付那些更无纪律、更暴力的派系的一重保障，尽管前者与后者之间的界线常常仍旧模糊。11
一个月后，在这个国家的南部，当地民众面对以色列部队日益咄咄逼人的入侵，本地话语对以色列充满斗志，要求“民众抵抗”的呼声不断上升。有人拿起了武器，有时也丢了性命。在与以色列军队冲突中丧生的年轻人的葬礼上，传道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道。12 然而，面对这种基层的激进化，深知贸然升级之风险的国家代表们却呼吁冷静，敦促“战略耐心”、“自我克制”，敦促倚重大马士革及其新伙伴所主导的外交努力。
逊尼至上主义的驱动力，已不再只是针对历史上与阿萨德政权相关联的社群——首先是阿拉维派人口的一部分——的复仇积怨。毋宁说，暴力的认同政治越来越多地瞄准了别的少数群体，比如德鲁兹人；到 4 月末 5 月初，他们自己也成了这股不断扩散的仇恨浪潮的目标。
这一转变的直接触媒，似乎是社交媒体上一段广泛流传的音频，有人把该音频归到一位德鲁兹长老名下，此说有争议，据称含有亵渎内容。紧接着，紧张迅速升级。2025 年 4 月 28 日，霍姆斯与大马士革的校园成了第一处动员现场，德鲁兹学生在那里遭到人身攻击、被迫逃离。4 月 29 日夜间局势进一步恶化，武装派系对贾拉马纳发动攻击，那是大马士革东南一个与德鲁兹社群密切相连的街区。这些冲突造成至少三十名战斗人员死亡。
总安全机构的部队最终虽有介入，反应却慢了，也没能阻止暴力：暴力持续了好几天，最终夺去 100 多人的性命。更要命的是，他们的不作为使德鲁兹社群中普遍形成一种看法：这些事件是一次精心算计的挑衅的一部分，是一出“红脸白脸”的戏，总安全机构扮演和事佬，好战的逊尼派系动手行凶；尽管并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逊尼派社交媒体平台上教派话语的迅速升级，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解读，其烈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恶毒的修辞助长了更广泛的两极化气氛，并越来越多地影响到总安全机构的基层人员，而其领导层在日益高涨的教派狂热之中似乎难以维持凝聚与控制。
最终达成的一项协议，印证了我们此前所描述的情形。正在成形的，是一种新激进主义，在政权不断演变的社会基础外围溃烂开来，而节制却在中心处结构性地扎下根来。无论是面对阿拉维复仇主义、回应以色列在南部的军事入侵，还是周旋于与德鲁兹人之间不断上升的教派紧张，模式都是一致的：自上而下去激进化，自下而上再激进化。
如今引导这个国家新领导层的意识形态，无疑比 2011 至 2012 年的革命精神更保守、更伊斯兰。伊斯兰主义民粹由早期激进主义的遗产与保守派游说的压力所塑造，正对该运动的中层干部与基层基础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有时迫使叙解军领导层重新校准、抑制保守冲动，无论是在 12 月底政治领导层的一道指令之后搁置大马士革学校课程伊斯兰化的计划，还是在伊德利卜收回推行道德纠察的努力，抑或是勒住那些同时针对阿拉维派与德鲁兹人的、由认同驱动的暴民。
其结果是一个经历了自上而下去激进化的运动，而这引发了领导层与自身社会基础一部分之间挥之不去的紧张。叙解军长期奉行的热月战略（通过机构巩固与倚重沉默的大多数来实现温和，同时在宗教领域接受社会惰性）在伊德利卜是成功的，把激进的边缘行为者挤到了一旁。可攻取大马士革却把这一动能倒了过来。它固然使该运动接触到新的行为者与世界观，却也催化出一种局部激进化的逊尼自豪，从而印证了一重更深的倒转：昔日的激进派成了降级的鼓吹者，而革命主流的一部分却漂向认同政治、复仇热忱与教派至上主义日渐喧嚣的叫嚷所构成的一剂不稳混合物。
到头来，静默革命的航向开始偏离轨道，被它自身矛盾的引力拽着走。面对一种不断膨胀且不稳定的逊尼自豪，又面对伊斯兰国可能重新崛起、成为唯一有能力驾驭这股社会认同浪潮的有组织力量这一令人不安的前景，这场如今已经掌权的革命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为稳定的航线定向，因为它至今仍缺一枚清晰的意识形态罗盘。在伊德利卜，当目标是拿温和的多数去平衡强硬派时，建设性的含混曾证明是一项战略资产。今天，在治国的种种约束之下，同样的含混已不再是审慎的工具，而成了对连贯性与权威的威胁。
在一个以民粹的反复无常与逊尼至上主义的兴起为标记的时代，“被人民改造”、倚重沉默的多数这一姿态，已经成了一项负债，不只对领导层如此，对更广大的民众也是如此。如今掌控着大马士革的静默革命，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正待发出自己的声音、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之锚定牢。
政府已经开始作出回应。它的宗教学者，无论是此前在伊德利卜领导叙解军去激进化努力的那些人，还是身在大马士革的较新的盟友，都力图打造一套更具包容性的宗教话语。这套正在成形的话语承认伊斯兰教法学与宗教信条内部的多元，并意在把自己摆在伊斯兰的主流之内，以对抗排他性的激进主义。规束宣教的努力也在推进，尤其是在较不保守的地区以及有宗教少数群体的地区，同时还要对抗仇恨言论。这些努力最终会不会演变成一套真正具有包容性、能够在更广大的受众中激起共鸣、能够塑造大众吸引力、能够在神学细节的樊篱之外培育出一种共享宗教认同的宗教叙事，眼下仍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