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解军的经验虽属独一无二，却为“政治伊斯兰可能变成什么”提供了别具一格的观察角度。伊斯兰主义本身在政治上仍然界定不清，因为它始终是一套松散搭起来的意识形态框架，除了在治理与社会中援引伊斯兰之外，几乎给不出什么直接的政治指引。1 这一点与社会主义相仿：社会主义也曾催生出面貌迥异的种种运动，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到红色高棉那样的暴力政权，后者在伊斯兰主义的谱系里相当于伊斯兰国。伊斯兰主义的场域在形形色色的具体权力格局中运作，其中许多格局在不同的国别语境之间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这个场域容纳着范围广阔的行为者，从伊斯兰国到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Ennahda），每一个所处的条件都大不相同，从内战一直到政治机会与约束不断浮动的半威权国家。
叙解军是少数几个真正而且持久地确立起领土控制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运动之一。当代另外两个例子（叙解军对这两个都很留意）是哈马斯截至 2023 年 10 月 7 日对加沙的治理，以及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不过叙解军既没有复制哈马斯的威权，也没有复制塔利班那套僵硬的宗教敕令。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虽是个值得一提的例子，过去二十年里却大体已与伊斯兰主义拉开距离。穆斯林兄弟会 2012 至 2013 年在埃及的统治同样短命而有限，因为军方始终掌握着国家的最终控制权。同样，伊斯兰国虽一度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占据地盘，它在别处的所谓“省”却依旧组织松散，包括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西非省（ISWAP）；而基地组织在索马里的加盟者青年党（al-Shabaab）则主要在乡村地区活动。这也使叙解军成为唯一一个出自圣战萨拉菲主义、却成功行使了治理的运动，尽管它是在放弃圣战主义、并把萨拉菲主义从自己的政治与社会诉求中掏空之后，才做到这一点的。
持久的伊斯兰主义治理经验数量有限，这就促使我们把叙解军的比较对象扩展到严格意义上的伊斯兰主义案例之外。更要紧的是，还没有哪个伊斯兰主义运动是从强势位置出发去走一条去激进化道路的。我们在第十一章里是在一个“伊斯兰主义”框架内讨论叙解军的，把它摆在穆斯林兄弟会、萨拉菲派与圣战派之间的某处；然而我们发现，现实并不服从现有的分类。这些既定范畴只能让我们从否定的方向去界定叙解军：说清楚叙解军不再是什么（不再是全球圣战派、萨拉菲派或穆斯林兄弟），或者它没有变成什么，比如没有变成政治伊斯兰的新版本，要比精确界定它今天究竟是什么容易得多。唯一可能适用的宽泛标签是“传统主义者”，可这个标签仍然太笼统，交代不了叙解军内部已经发生的那些转变，对于把握该运动当下的现实用处也有限。
因此，我们虽然会讨论宗教范畴与分析框架来剖析叙解军，我们的路数却并不依托伊斯兰研究。我们反倒是通过反复援引法国大革命，力图以一种或许是野心过大的方式来呈现叙解军的历史，也就是追求某种程度普遍性的方式。这就解释了我们何以频频动用来自伊斯兰世界之外的概念与历史类比：它们为理解这个团体的轨迹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洞见。这样做，是为了超越那种一味倚重圣战团体既有研究成果的做法，尽管那些成果无疑是丰厚的。我们希望以同样的精神来收尾。
叙解军的轨迹围绕两条主轴展开：一次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重定位，以及一次热月式转向：后者的标志，是放弃“一块意识形态白板”的抱负，转而认可一条倚重沉默的大多数的战略。这一转向从未被公开承认过，也不是出于对革命本身的断然拒斥。该运动的领导层始终在谈论、也始终期待着一次革命性的突破——攻取大马士革——同时保有自己的军械库，继续与政权作局部对抗。然而早在 2017 年，尤其是在 2017 至 2024 年间，政治盘算就越来越偏离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议程。首要的着眼点转向了几件事：巩固对已得地盘的控制、发展一套官僚结构、把自己摆成叙利亚革命的代表、避免军事上摊子铺得过大，以及为持续的武装活动争取机会。2 不过自 2019 年起，叙解军的军事行动大多针对的是其他反对派团体，而不是政权。2019 年，它的首要目标是以主流革命派系为代价巩固对伊德利卜的控制；2022 至 2023 年，它谋求确立对阿勒颇以北自由叙利亚军地区的支配。这些行动反映的是革命阵营内部的霸权战略，而不是要对政权发动一次宏大的革命突破。因此，叙解军暂时离开革命，最好理解为政治优先次序上的一次客观转移，而不是在战略上背弃革命理想。
意识形态重定位与再地方化紧密相连，其中也含有去激进化的成分。它是通过本书通篇所探讨的种种机制展开的，其中包括一套霸权战略：2020 年夏天起，叙解军从遏制政策转向与激进分子的直接对抗，对手包括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及其加盟者。塑造这一转向的另几股关键动能是：“社会惰性”的确立、“社会的复仇”、“良性循环”的自我强化效应，以及不可逆门槛的形成。这些机制合起来解释了本书两大中心主题——离开革命与意识形态重定位——是如何在实践中落地的。
传统伊斯兰研究所提供的分析框架，在把握该运动当下轨迹方面能给的概念工具有限。要更有效地理解它的演变，不妨与那些经历过类似的向中间重定位过程的运动作个比较。在这一点上，叙解军的意识形态重新定位，与其说像早前的圣战经验，不如说更像极右政党的轨迹。这类政党往往采取一些与政治极端拉开距离的策略，其典型情境是：自身实力相对雄厚、怀有夺取权力的抱负，而在教义打磨上着力甚少。
激进主义转瞬即逝的年代：中间与极端的交叉潜流
随着叙解军政治与宗教上的激进主义软化，革命的中间地带反倒成了激进主义再度滋长的沃土；极端的中间并不是主流的激进化。它是一套让政治竞争丧失正当性的做法：把自己摆在中间的位置上，同时把一切替代选项统统判定为激进派。3 无论是为公共道德法的游说，还是 2024 年的反叙解军抗议，都例示了新形态激进主义的浮现：它不是圣战式的，而毋宁说是民粹伊斯兰主义式的。这种激进主义是从伊德利卜的意识形态中间地带里长出来的，由革命成分与社会保守成分的混合所塑造，用不着把它归因于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的暗中复起。
在公共道德法一事上，“道德企业家”们谋求把伊斯兰规范强加于公共领域，而这是艾哈迈德·沙拉本来宁可避开的一桩事。4 这就把叙解军的领导人逼进了一场微妙的平衡术：一面悄悄冻结一部其实算不上多伊斯兰主义的法律，一面又没法公开拒绝它。毕竟，公共道德与道德纠察是当代阿拉伯国家寻常的正当化与控制工具。2024 年 2 月至 7 月的反叙解军抗议，是激进主义从主流中冒出来的又一次显现。那段时间里，伊德利卜及周边城镇的街头出现了新一波革命式的不妥协，诉求包括赶沙拉下台、解散总安全机构、释放全部在押者；在边缘处，还有人呼吁恢复哈里发国、全面施行伊斯兰法，甚至设立……一支道德警察。
叙解军的回应是容忍街头抗议持续，同时摆出近六个月的武力姿态，这就凸显出低烈度威权政体的固化。这套策略靠的是自我节制、尽量少抓人、不作暴力镇压、反复呼吁对话，以及在税收与羁押等问题上作出实质让步。整个动荡期间，叙解军持续开展民众协商，强化了自己“宁可谈判而不直接镇压”的政权形象。归根到底，它把选举视为权力轮替的一条原则，却把选举严格限定在非主权性的民事机构内，把安全、军事机器与经济控制这类要害领域排除在外。
与围绕公共道德法的那场争论一样，民众运动（hirak）的抗议标志着“主流的激进化”再一次得到确认，其表现形式同样是宗教民粹主义。叙解军又一次发现自己在右翼一侧遭人超越。在民众运动领头的这场反威权运动内部，伊斯兰解放党重申了建立哈里发国的诉求，一些教士则把施行伊斯兰法说成防止刑讯的终极保障。与此同时，叙解军提出的改革，尤其是它经由选举作出的谨慎政治开放，成了民粹批评的焦点。围绕这些改革中是否可能纳入妇女与少数群体的争论激起了反弹，社交媒体上有人径直给艾哈迈德·沙拉贴上西方傀儡与民主代理人的标签，实际上是把他划进了“真主之敌”的阵营。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倒转的动能：主流夹在节节上升的革命不妥协与伊斯兰民粹主义之间，把激进主义吸收了进去，显出自己远不如想象中居于中间，如果它当真居中过的话。与此同时，叙解军自身的激进主义却在收缩，宗教一面是它渐渐远离早年的萨拉菲信奉，政治一面则是僵硬的威权让位于对异见更具战略性、更有分寸的处置。在中间与极端之间的这场辩证移位中，意识形态的边界模糊了，各种立场也去领土化了：激进主义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派系或意识形态，正如中间主义如今也可能从昔日极端主义的边缘地带长出来。
归根到底，真正棘手的是激进主义这个概念本身。随着它不断演变，激进主义变得弥散开来：一面是极端的去激进化，一面是“极端的中间”的固化，两者同时在塑造它，正如第六章与第八章所勾勒的那样。激进主义并没有消失，只是变得难以捉摸了。
关于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重定位的九条教训
意识形态范畴如此模糊，其实算不上新鲜事，历史上向中间重定位的例子不胜枚举：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左翼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化”了；到了下一个世纪之初，极右政党又开始“去妖魔化”，这是法国国民联盟5领袖玛丽娜·勒庞的用语。6 若把视野放宽些，叙解军的经验又揭示出意识形态重定位的哪些动能呢？
1.意识形态重定位从来不是纯粹工具性的
没有哪一次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重定位是纯粹工具性的。它必定招来反弹，打乱内部的一致，制造出可观的内部张力。在许多情形里，要维持凝聚就得作内部清洗。叙解军正是这一模式的例证：它的重定位一路伴随着分裂（包括亲基地组织的宗教卫士组织）、叛离、边缘化、好聚好散与开除。一句话，意识形态重定位很少能不带来实质性的内部摩擦，而首当其冲的正是激进的边缘部分。因此，重定位是“从反面”去激进化的：它并不培育温和，而是把最不肯妥协的成员逐出去，逼他们沉默或流亡。这反过来又为一轮自我强化的转型循环创造了条件。
2.意识形态重定位还取决于中间行为者的状况
激进运动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重定位，取决于中间地带的强弱：它的意识形态一致程度、组织能力、民望与动员力。中间越弱，重定位越容易。竞争者少了，完成重定位的昔日激进派就能把自己摆成可行的替代选项。在伊德利卜，这一动能格外明显：革命的中间地带塌了，留下一片真空，等着人来填。这场塌陷表现在好几个方面。第一，军事上，中间地带解体了：曾经体现它的那些自由叙利亚军派系输掉了对激进派的战争，也断送了自己在民众中的可信度。第二，治理上，革命的中间地带被蚀空了：随着救国政府巩固权力，地方委员会在 2017 年与 2019 年遭到拆散，而它们没能有效制度化，又进一步削弱了自身的正当性。第三，中间地带的政治能力碎裂了：所谓的革命政治机构死气沉沉、群龙无首、四分五裂，对 2024 年春天抗议的再度兴起束手无策。最后，对外没有留下可信的代表：反对派联盟与其说是个正当的代表，不如说更像个象征性实体，在国内国际两头都已失去影响力。
3.没有哪一次意识形态重定位不伴随中间地带自身的转变……
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重定位会改造“中间”本身。即便中间地带已不再作为一股活跃力量存在，它仍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延续下去，塑造着意识形态主流的轮廓。然而这个主流并非静止不动，它会随“极端的中间”的动能而演变。正如法国有过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所说的“头脑的勒庞化”（lepénisation des esprits），他用这个说法描述与让－马里·勒庞相关联的极右观念如何逐渐被正常化、进入主流；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一种弥散而难以捉摸的影响力：它在政治场域中不可预测地重新浮出水面，一有机会便冒头，比如伊斯兰主义民粹势力为公共道德法所作的游说，又比如 有人拿 2024 年抗议运动去推进宗教议程。换句话说，重定位并非只有激进行为者向中间移动的单向过程；中间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被重塑。它不是一根固定的意识形态锚，而是一片流动的空间，靠吸收自己激进边缘的成分而不断变异。这是通过两套关键机制发生的：基层活动分子文化日益无所顾忌，以及右翼政策在移民与安全等议题上日趋激进。
4.……也没有哪一次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重定位不伴随与激进生态圈的切割
在另一头，没有哪一次意识形态重定位不伴随激烈的对抗，有时还伴着暴力与流血，伊德利卜就是如此。叙解军试图与基地组织和平分手，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了。7 大批拒不从命者脱离出去，拿起武器，坚守原有的组织路线与意识形态路线，扛住了遏制的种种努力，到 2020 年夏天与叙解军公开武装冲突。一句话，意识形态重定位很少是平顺的过渡。它几乎必然导致向中间移动者与“极端派”之间一次尖锐而且往往是暴力的决裂，无论那些“极端派”是激进右翼派系，还是拒不放弃原初立场的圣战萨拉菲派。
在这一背景下，把重定位的不同维度及其各自的判准区分开来至关重要：对外传播、政策纲领与公开倡议、政党联盟、活动分子生态圈，以及教义根基。
法国的国民联盟是衡量意识形态重定位的有用标尺，尽管它的轨迹交出的是一份好坏参半的成绩单。一方面，它的传播策略很清楚：玛丽娜·勒庞 2018 年力推“去妖魔化”是一例，如今则体现在约尔当·巴尔德拉那副精心经营的“理想女婿”形象上。然而重定位不止于修辞。该党还把让－马里·勒庞打发进了过去，以此昭示与自身法西斯遗产的决裂，从而强化了它向更广泛选举正当性的移动。
政党联盟也经历了可观的重新校准。国民联盟与传统主义天主教徒拉开了距离，同时与法国极右中最激进的派系保持着暧昧联系，包括新纳粹运动与强硬的认同主义团体。与此同时，它曾试图与共和派右翼靠得更近，但没有成功。这些努力虽未结成持久的同盟，却有助于把国民联盟与主流右翼政党之间的界线搅模糊。在欧洲舞台上，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中促成“认同与民主”（ID）党团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把民族主义与疑欧派政党聚拢起来，比如马泰奥·萨尔维尼的意大利联盟党和海尔特·维尔德斯的荷兰自由党。不过，对于希腊金色黎明党或匈牙利尤比克党这类更极端、更有争议的政党，它仍持谨慎态度，不与之结盟。
然而，国民联盟的政策主张大体上仍锚定在激进右翼的传统曲目里。它固然避开了那些明目张胆的极端主张，比如德国选择党（AfD）所鼓吹的“再移民”，即把处境不稳或身份非法的外国人大规模驱逐出境；但它仍与保卫联盟集团（GUD，Groupe Union Défense）一类极右极端团体以及别的极端民族主义派系保持着私人联系。其结果是，它的归属关系与活动分子基础仍旧横跨在主流政治的边缘上。
在伊德利卜，这场决裂显得更为剧烈。去妖魔化的策略是明摆着的：标志是公开与基地组织脱钩、向少数群体伸出触角、与西方媒体和智库打交道。与此同时，激进的萨拉菲圣战生态圈的碎裂既广泛又暴烈。冲突与安全整肃针对的是与基地组织结盟的派系或伊斯兰国的细胞，激进分子则被驱逐、压服或羁押，为的是巩固控制。
该运动的政策全面完成了重定位。规范性工程受到抑制，哪怕面对来自基层的反向压力也是如此，第六章公共道德法一事即为其例。意识形态部门被下放给外部行为者，比如教育交给西方非政府组织、宣教交给本地下层教士，尽管并没有一套特定的意识形态议程。该运动还遵守国际承诺，包括土耳其与俄罗斯谈成的停火。与此同时，叙解军建立同盟的种种策略往往是为确保支配地位而设计的，瞄准的是中间地带。这包括吸纳 2011 年革命运动的旧人物、与自由叙利亚军派系培育庇护关系，以及向“中间”作出象征性让步，比如参加 2011 年叙利亚革命的纪念活动。
至于教义框架，叙解军的革命虽在意识形态修正上大体没有明言（很可能还要这样持续一段时间），它却已经全面完成了重定位。这一点可以从几件事上看出来：认可伊德利卜占主导的教法学派，即沙斐仪学派；在叙解军控制的宗教学校以及伊德利卜大学伊斯兰教法学院里对萨拉菲主义的默然弃置；以及为战斗人员开设去激进化课程。推动这些步骤的，并不是对某种“温和”伊斯兰路数的偏好，而是防止分裂、防止人员向更激进派系流失的需要，就像支持阵线 2013 年随着伊斯兰国崛起而经历的那场武装人员出走。
于是，国民联盟的去妖魔化策略虽已超出传播层面，而且尽管出现过重大裂痕，激进意识形态生态圈与该党之间的连续性仍然很强；与之相对，叙解军的激进意识形态生态圈则因多年派系冲突与多轮清洗而被深深打断。
5.意识形态重新定向：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事
意识形态重新定向——以及由此而来的去激进化——往往更多是通过实践发生的，而不是通过正式的意识形态转变。这里没有教义更新（aggiornamento），没有新神学，也没有“修正”（muraja‘at）。革命依旧是无声的。推动观念转变的是政治盘算与权力斗争，而不是教义上的革命。在法国，国民联盟的去妖魔化主要是个风格问题（体现在约尔当·巴尔德拉那副光鲜形象上）以及政治传播问题，而不是深层的教义转型。其结果是，该运动的政治文化有时会跟不上趟；无论在国民联盟还是叙解军队伍里，中层头目发推特或讲道时都常常流露出排外或教派色彩的观点。这些言论与其说是暴露了该运动的“真面目”，不如说是活动分子文化在艰难地适应缺乏清晰教义框架的新政治方向。在叙解军这一边，活动分子文化始终落在领导层政治转向的后面。挥之不去的教派倾向与萨拉菲姿态的残留仍渗透在队伍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基层的某些暴行，尤其是 2025 年 3 月的教派暴力。
乍一看，“静默革命”似乎是个弱点，一个日后可以靠教义上的“出柜”来补救的弱点，可事情未必如此！与其说静默革命表明有所欠缺或留有空白，不如说它更接近威廉·赖克所界定的“策略操控术8”（heresthetic）。应当把它理解为彻头彻尾的政治行为。在赖克看来，“策略操控术”指的是这样一门技艺：把一个政治情境构筑成某种样子，使得一项艰难的决定摆到公众面前时，并不触动他们底层的偏好与原则；换句话说，不与他们很可能持有的信念正面相抵。若去驳斥这些信念，可能重新点燃旧日的争端，激起危险的争议。目的是避免陷进教义修正或教义更新的泥潭，圣战团体内部的那些辩论就是前车之鉴。因此，一份正式的宪章或澄清性的奠基文件，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
6.政治只是其中一面：意识形态重定位始终是与社会的互动
意识形态重定位从来不是纯政治的；它与社会深深缠绕在一起，被巴亚尔所说的“社会的复仇”、孚雷所说的“社会惰性”这类现象所塑造。正如叙解军不得不去正视本地语境的社会宗教现实，欧洲极右的议会政党也必须与自己那套社会学现实打交道，也就是由文化革命与性革命所塑造的现代行为与实践。9 叙解军远离了自己的萨拉菲过去，不再把先知启示当作唯一的意识形态棱镜；与此同时，占主导的欧洲极右政党尽管在许多方面仍是认同主义的，却不再把某种“犹太－基督教”认同理想化，无论人们怎样解释这个概念。它们也不再拒斥自 1968 年五月风暴以来演化出来的自由主义价值。
今天议会中的极右有相当大一部分已经适应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包括承认同性恋，有些领袖如海尔特·维尔德斯甚至公开表示支持。这些政党不再鼓吹传统家庭模式；焦尔吉娅·梅洛尼与玛丽娜·勒庞都未婚，两人也都不仇视同性恋。举例来说，2012 至 2013 年法国“人人可婚”的辩论中，勒庞并未反对同性婚姻。此外，反堕胎立场在选举上已证明没有吸引力。“就社会、价值与文化而言，极右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向中间移动，吸纳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成形的社会学现代性的新参数。”10 其结果是，就社会、价值与文化而言，极右的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向中间移动，吸纳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社会学现代性的新参数。11 于是，“社会的复仇”同样适用于这些完成了重定位的极右运动。
7.倒退是例外
意识形态重定位是持久的，此后很少跟着出现倒退或“再激进化”的反弹。轨迹大体上是一致的：甩掉旧日的包袱，比如与让－马里·勒庞相关联的前武装党卫队成员，或是叙解军这边的全球圣战派；与边缘拉开距离，无论那是新纳粹、法西斯团体，还是形形色色的萨拉菲圣战派系；并且向“中间”靠拢。这个中间可以是政治意义上的，如伊德利卜的革命；可以是宗教意义上的，如广泛的逊尼派共识；也可以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即革命式清苦与战后开放之间的一种合题。向中间努力会带来种种约束，而这些约束从根本上重塑了完成重定位的行为者的性质，哪怕当事人主要把它看作战术目标。这一转变之所以持久，有本书通篇所勾勒的几种去激进化机制作支撑：棘轮效应、不可回头的逻辑，以及良性循环。
倒退是罕见的。在经历热月阶段之后又再激进化的革命行为者，伊朗大概是唯一一例；而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那个政权始终分裂为改革派热月分子与更死板地依附原初正统的深层国家。12 后者从未真正因改革派崛起而被削弱。反观伊德利卜，热月政体恰恰是深层国家本身——也就是沙拉的核心圈子——建立起来的，出于上文所说的种种理由，倒退在那里本来就不大可能。
8.选举盘算并非重新定向背后唯一的政治理据
向中间移动未必只是选举动能的专属产物，而这些动能所处的，是一个已经制度化的、民主的政治场域。一般来说，推动这类转型的是这些团体的制度化，即嵌入议会程序与选举盘算。然而在伊德利卜，意识形态的重新定向并非源自选举理性，因为叙利亚根本没有制度化的政治游戏；毋宁说，推动它的是另一种性质的政治盘算。
有三个因素起了特别的作用。第一，追求社会和平，努力确保该运动在伊德利卜的可接受度。叙解军所处的环境使它不能——或者说不愿——靠武力压服社会，这与伊斯兰国所采取的战略正相反。第二，叙解军把赌注押在自己的国际可接受度上：随着叙解军接手管理叙利亚西北部的责任，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对这个团体就变得至关重要。叙解军是以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方式运作的：资源有限、国家保持最小限度，并且强烈倾向于把服务供给（包括教育这类带有意识形态分量的服务）下放给公民社会，具体说就是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这类国际行为者。于是，叙解军严重依赖西方援助。第三，意识形态重新定向的动机，还在于想要代表革命，同时又为政权提供一个替代选项。这也解释了该团体何以要与少数群体打交道，此外还有别的考量。
9.意识形态重定位与威权主义问题
意识形态重定位可以塑造威权主义的性质，尽管两者之间并没有自动的对应关系。在欧洲，极右运动被纳入主流，有时正与自由民主政体内部的威权化倾向同时发生，表现为日益军事化的人群管控手段、限制性的移民政策、对涉伊斯兰言论的审查，以及借反恐措施收紧公民自由。在伊德利卜，意识形态重新校准与革命抱负的退潮结合在一起，不仅带来了宗教规范执行上的松弛（这与 2024 年重申严格道德纠察的塔利班形成对照），也带来了政治威权主义的相对减弱。与加沙的哈马斯（2007 至 2023 年）或革命后法国的热月政体不同，叙解军既与宗教激进主义拉开了距离（放弃萨拉菲规范与全球圣战网络），也在较小程度上与赤裸裸的政治镇压拉开了距离。叙解军吸纳了革命理想，也把反对派的一部分收编进来；异见虽偶尔遭到武力对待，羁押场所中的刑讯也依然是事实，但对这类做法的抵制在不断增长。为回应激进的反对声音，叙解军甚至考虑过在自己的治理中引入有限的选举机制。
叙解军并没有像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或巴沙尔·阿萨德那样，以刻板印象中的“东方专制君主”方式统治，但它也不容许真正的政治多元。与摩洛哥的政治模式相仿，叙解军为维持社会稳定而向抗议者作出可观让步，给议会与政府有限的监督权，但归根到底让深层国家保持原样，把权力牢牢攥在手里。通过把日常治理、社会政策以及经济的一部分甩给受控的政治结构，叙解军既保住了最终权威，又缓解了直接的反对。
意识形态上的温和化虽然往往同时意味着宗教戒律的松弛与政治镇压的减少，这两种转变之间却并没有因果关联。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毋宁说，两者都是叙解军更广泛政治战略的副产品，而这套战略是由几个目标推动的：社会和平、全国范围的正当性（把自己塑造成一场属于全体叙利亚人的革命，包括与基督徒、德鲁兹人和库尔德人往来），以及国际承认。又一次，决定该运动在宗教治理上的立场与在威权主义上的取径的，是政治盘算，而不是意识形态转型。
与基地组织前穆夫提马赫福兹·乌尔德·瓦利德——更为人知的名字是阿布·哈夫斯·毛里塔尼——的看法相反，13 叙解军并不是一个注定要在本地区被仿效的模板。阿布·哈夫斯认为，处境类似的圣战团体或许会追随这个叙利亚组织走上意识形态重新校准的道路。然而并不存在可比的处境：叙解军的轨迹太过特殊，在本地区大概找不到多少仿效者。推而广之，它也提供不出去激进化的规范性配方。我们应当就叙解军本来的样子去理解它：一个富有启示的案例，照亮了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重定位这个更广的问题。它更多地映照出“全球时代精神”，14 而不是为全球圣战这个久拖不决的问题提供了解药。叙解军晚近的轨迹在思想上引人入胜，可它对反恐战争不会有多少全球性的影响。往好里说，西方失去了一个昔日的对手，也许还得到了一个战略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