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期间，叙利亚的宗教少数群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主要原因是政权及其支持者把这些群体的安危工具化，用来对抗武装反对派的威胁。政权的支持者尤其大力散布一种说法：基督徒与德鲁兹人因叙利亚武装反对派的激进主义而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一说法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反对派团体接连发动武装袭击，其中一些至今仍以宗教少数群体为目标。圣战派或与之接近的团体尤其如此。不过，如 2012 年与 2013 年田野调查所见，自由叙利亚军（FSA）内部的许多派系也绝非没有教派暴力的发作。1
叙解军与基督徒、德鲁兹社群关系的转变，反映出它在如何对待非穆斯林“他者”这一问题上发生了重大转向。在意识形态驱动较弱的治理结构影响之下，加上叙解军领导层有意把自己呈现为民族主义的、革命的行为者，看待这些社群的方式便不再那么依循宗教范畴，而是以政治语汇重新界定为少数群体。
应对逊尼派的教派激进主义
叙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2011 年以前，这个国家容纳着形形色色的宗教与族群少数群体。基督徒约占人口的 10%，其中相当规模的社群聚居于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拉塔基亚等城市。德鲁兹人约占人口的 3%，主要居于国土南部，尤以苏韦达省的德鲁兹山一带为多。其他值得一提的少数群体包括阿拉维派（占人口的 10 至 15%），集中在沿海地区；库尔德人主要在东北部；此外还有伊斯玛仪派、亚美尼亚人、亚述人等较小的群体，散布于全国各地。
在西北部、尤其是伊德利卜省，许多宗教社群不得不生活在武装反对派团体的治下。起初，该地区的基督徒与德鲁兹人选择了不结盟的政治立场，不倒向任何派系，同时给路过其村庄的流离失所平民提供庇护。此后，自 2012 年末起，武装反对派的逐步伊斯兰化迫使德鲁兹人或者出逃，或者大幅改变自身。萨马克山历来是移出之地，因当地德鲁兹居民大量离去而变得抢手。据一位德鲁兹名流说，他们的处境也随之恶化：
这座山很穷，长期以来一直是移出之地，留下许多空置的房子。有些居民在冲突之初就走了，一波波来自叙利亚别处的新人取而代之。他们对待我们的样子，就好像我们该为他们的流离失所负责，成了新的压迫者，在他们眼里与巴沙尔并无二致。这局面带来了许多麻烦。我受到过威胁，宗教压力也在加大。他们甚至发出死亡威胁，指责人不做礼拜、不封斋，还谴责我们的穿着。2
基督徒也经历了一段土地频遭征收、绑架与暗杀不断的时期。“别的叙利亚人占了我们的教堂、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房子，”一位留下来的本地名流回忆说。3 出人意料的是，伊斯兰国最初进入亚库比亚村时，反倒带来了一段暂时的安定，尽管代价不小。当时众多本地武装团体制造威胁与暴力，该社群深受不安全之苦；两名伊斯兰国指挥官——其中一人竟是法国人——对该社群提出了严苛的条件。作为安全的交换，居民必须停止公开展示基督教的宗教标志，并服从这个新来的团体。伊斯兰国称之为《欧麦尔盟约4》。但这份安定很短暂：随着该省对伊斯兰国的压力增大，它很快就升级了暴力。
出现了个人改宗与集体改宗伊斯兰教的情形。许多德鲁兹人出于自保而改宗伊斯兰教，起初是以个人方式，逐步把更多逊尼派穆斯林的仪轨纳入自己的实践；有些人此前住在阿勒颇、适应保守的逊尼派城市环境时，就已经历过这一过程。随着要德鲁兹人改宗的压力步步紧逼，本地的调整变得更加实质性。2013 年，情况从纳入宗教实践转为集体的、公开的改宗，由来自各德鲁兹村庄的三十来位名流出面、以拉比赫·萨布恩吉（Shaykh Rabeh Sabunji）谢赫为首，代表整个德鲁兹社群作出。据改宗文书的一位签署者说，“既然掌握宗教知识出于自愿，只有年长的智者（uqal）才可自认已经入教，那么信仰的选择、回归穆斯林信仰以及纳入伊斯兰实践就不成问题，对那些并非教义守护者的普通信众而言尤其如此。”5
2013 年 11 月，在伊斯兰国的压力下，德鲁兹社群通过一份手写文书正式改宗伊斯兰教，该文书由一群名流代表伊德利卜省各德鲁兹村庄“最受引导、最有学识的人”签署。这一措辞似乎呼应了德鲁兹传统上智者（‘uqal，即已入教、通晓宗教事务者）与未入教者（juhal）之分。文书本身在几个方面反映出对激进环境的这种适应。第一，它标志着对德鲁兹信仰的断然弃绝，明确否定转世教义，并谴责该教派的历史人物穆罕默德·本·伊斯玛仪·达拉齐（Muhammad Ibn Isma’il al-Darazi）是可诅咒的内学异端（kufr）的鼓吹者。第二，它包含该社群对逊尼派伊斯兰的归附，但归附的方式贴合当时伊德利卜主导力量的期待，也就是向该地区历史上通行的沙斐仪学派靠拢。除此之外，这份文书还带有圣战的一面，因为它强调圣战是伊斯兰的一项核心义务。它在两个方面也公然反什叶派。第一，它采纳了逊尼派关于哈里发的立场，把阿里列为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正统哈里发，从而否定了什叶派认为其前任都是非法篡夺者的信念。第二，它援引了对批评阿伊莎者的叛教宣判，阿伊莎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之一，批评她的立场通常与什叶派相联系。
叙利亚革命者阵线短暂控制该地区、随后被支持阵线击败之后，包括盖勒卜卢泽在内的萨马克山一带落入支持阵线控制。在他们治下，宗教紧张升级：该组织的外籍指挥官阿布·阿卜杜·拉赫曼·图尼西（Abu Abd al-Rahman al-Tunisi）质疑德鲁兹社群公开归附逊尼派伊斯兰是否出于真心。他指出圣墓依然存在，以此作为异端信念残留的证据。面对这番审视与压力，当地德鲁兹人重申了改宗伊斯兰教的立场，甚至捣毁了自己仅存的圣墓，以证明其归附之诚。6
尽管作了这些迎合的努力，猜疑仍旧不散，最终酿成 2015 年 6 月盖勒卜卢泽 23 名德鲁兹村民惨遭屠杀一事。事件起于图尼西与沙巴利家族（the al-Shabali family）之间围绕财产没收的纠纷。图尼西试图没收一名家族成员的房产，理由是此人身在政权控制区、是叙利亚军队的士兵，紧张关系于是到了临界点。然而那处房产坐落在此人亲属较大的一片地产之内，这些亲属与支持阵线的战斗人员发生了对峙。局面迅速升级，激烈争吵演成暴力，武装人员向居民开了枪。在随之而来的屠杀中，二十来名德鲁兹村民被杀害。支持阵线公开谴责阿布·阿卜杜·拉赫曼·图尼西对盖勒卜卢泽德鲁兹村民的袭击，并力图与这场杀戮划清界限。作为回应，该组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并审判图尼西，把他关押了几个月。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后来声称，他本人曾要求以图尼西在这场暴行中的角色处决他。7 然而，委员会最终裁定并无证据把图尼西本人直接与杀戮相联系，只有他的下属被认定负有责任。许多德鲁兹人认为这一裁决不够，因为它没有让这位指挥官为部下的行为负责。
德鲁兹社群走过革命时期的这段历程，也改变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宗教性发生了实质变化，在普通信众中尤其如此。封斋、在家与在清真寺做礼拜都变得寻常。随着压力加大，黎巴嫩德鲁兹领袖瓦利德·琼卜拉特（Walid Jumblatt）也曾提出让他们到黎巴嫩避难，但没有成功。德鲁兹人以形式上的宗教实践作自保性适应，此即所谓塔基亚（taqiyya）；不过看来随着时间推移，它已经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宗教转变。“有个人说，我儿子八岁了，他不知道当德鲁兹人是什么意思，他学了一部分《古兰经》，会做礼拜、会封斋。当德鲁兹人是有风险的。有新的一代人在新的处境里长大，这不是塔基亚了；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全部。”8
叙利亚的每个村子都有清真寺，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成了逊尼派穆斯林。但社会是分裂的。妇女待在家里，所以受到的压力较小，更倾向于守住旧信仰，男人则在改变。举例来说，盖勒卜卢泽清真寺的兴建始于 2021 年，是村中德鲁兹人自己的动议，但他们无力建成。土耳其宗教基金会在各地巡访时决定给予支持，由救国政府监理。迈阿赖特伊赫万和其他村子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9 这些转变有时很深，却往往伴随着痛苦与分裂。举例来说，山里的一位德鲁兹教授就作证说：
许多人从无宗教状态转入被迫的宗教性，盖勒卜卢泽的屠杀之后尤其如此，由此造出一种人格分裂的处境。孩子们受宗教教诲与宗教教育影响尤深。他们变得比一般成年人还虔诚。至于成年人，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不过，确实有些家庭真心改宗伊斯兰教，其程度连伊本·泰米叶在他那个时代都不曾见过。10
叙解军前身对待少数群体社群的态度，反映出更大范围内长期的意识形态与战略转变。起初，打量叙利亚基督徒与德鲁兹人的是萨拉菲派宗教教义的僵硬框架，或者更广泛地说，他们遭受社会边缘化；他们发现自己成了革命动荡的众多受害者之一。今天，这些社群大体散居于三个州、十八个村，其中各教派的基督徒约 600 人，德鲁兹人约 6000 人。在政治上，德鲁兹人倾向于与瓦利德·琼卜拉特的进步社会党走得更近，尽管在各派系治下困难重重，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共同体认同。11 2015 年征服军拿下整个伊德利卜省之后，与宗教少数群体的紧张关系加剧，宗教压力也随之加大。征服军是叙利亚各武装反对派团体组成的联盟，由大叙利亚自由军和支持阵线（转变为叙解军之前）领导。该联盟得到地区支持者的援助，目标是攻取叙利亚政权在伊德利卜省内残余的地盘。
实际生活起初变得非常艰难。房屋被没收、威胁、种种小的羞辱、陵墓与坟茔遭亵渎，加速了德鲁兹山区的人口外流与人口构成的改变。举例来说，在卡夫廷，60% 的人口离开了。此前有 3000 人，如今只剩 1500 人。一位当地德鲁兹人确认说：
多数人离开，并不是因为不想要伊斯兰教，也不是因为支持政权。他们离开，是因为再也活不下去了。说到这十五个村子的社会结构。起初，支持阵线接管房屋，把它们给了乌兹别克人和突厥斯坦人。这些人被安置在两所学校里。一开始有些混乱，但自 2015 年以来，支持阵线逐步接管并重新分配了房产。他们声称只拿空置的房子。他们还清空了一些境内流离失所者（IDP）营地，换上乌兹别克人和突厥斯坦人。叙解军起初推行的政策是优先照顾圣战者的家属。现在非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几乎更多了。12
其结果是，有些村子的原住民彻底走空，代之以中亚穆斯林社群，主要是乌兹别克人和维吾尔人，阿拉伯外国武装人员并无显著存在。随着时间推移，维吾尔人在德鲁兹人面临日增的伊斯兰化压力的同一些地区，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本地社群的地位。起初，本地居民与中亚人之间关系紧张。武装派系的存在带来了一段严格管控的时期，检查站、法庭与风纪监察（hisba，宗教警察）强制推行僵硬的社会规范。妇女尤其在衣着与举止上受到严重限制，男人则在外貌与日常行为上受制于种种羞辱性的规矩。然而，随着权力在救国政府与解放区行政机构（Idarat al-Manatiq）的治理下更趋制度化，局面逐渐稳定下来。权威的正规化有助于缓解一些较为任意的压力，为留下来的少数群体营造出更可预期——尽管仍是压制性的——环境。
自那以后，主要的争执点是德鲁兹社群拒绝把女儿嫁到本群体之外。德鲁兹人为这一立场辩护说：“我们的做法跟部落一样。”13 而该地区一些逊尼派穆斯林新来者则议论说：“他们要是不肯把姑娘嫁出来，就不是真改宗。”14 这一紧张关系凸显出更深层的问题：他们那被迫的或出于策略的改宗究竟有几分真心。尽管如此，塔基亚（即宗教掩饰）、人口变动与改宗后一代人的出现，三者交织，已深刻改变了他们的社会肌理。随着时间推移，德鲁兹社会经历了部分伊斯兰化，其中未入教者（juhhal）起初是这一转变最脆弱的入口。新一代人的成长，加上新治理之下的宗教教育，进一步固化了这些变化。其结果是，德鲁兹社会如今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片不断演变的、混居的社会版图，而中亚穆斯林、尤其是维吾尔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艾哈迈德·沙拉面向两个少数群体的公开亮相
2022 年 6 月 10 日，艾哈迈德·沙拉在盖勒卜卢泽村一口水井的落成仪式上，出人意料地探访了德鲁兹社群，那里正是 2015 年屠杀的发生地。沙拉本人到场，意在发出强烈而有意为之的信号——不只对德鲁兹社群，也对整个伊德利卜——表明双方关系的动态正在改变。他的现身凸显出这样一种努力：在新秩序之下重新界定德鲁兹人的地位，标志着从此前的紧张转向共处。据沙拉的一位亲近同僚说：
这一次为什么要走媒体，而不是低调地跟他们打交道？原因有好几个。把接近与和解（musalaha）保密，对建立信任没有好处。我们想让他们安心，也想表明我们现在有能力公开为自己的选择背书。但我们同时也想向运动内部发出信息，把变革的势头强加于叙解军内部。正因如此，我们才决定公开，而且是由沙拉本人出面探访来公开。出自领袖本人的决定有很强的可信度；出自其他层级的决定则可能被质疑。15
七年前，他曾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宣称阿拉维派应当放弃自己的信仰、也放弃对阿萨德的支持；与那时的立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今的沙拉面对的是一小群寻求宗教承认的德鲁兹名流。16 当他们为了建立信任而重申自己身为穆斯林的自豪时，他的回应是强调“宗教之事绝无强迫”。这么一说，他就对他们集体改宗的正当性提出了疑问，暗示那是强力施加的，而非出于真心信服。他同时也是在含蓄地承认撤回改宗的权利，至少在改宗出于胁迫时如此。有人把这一立场解读为对叛教的默许，因为它直接挑战了主流的教义立场：那种立场把改宗、尤其是改宗伊斯兰教，视为不可逆转的委身。他既然暗示胁迫下的改宗可以作废，也就动摇了那种僵硬的神学观点：那种观点把离教等同于叛教，而在伊斯兰教法学的许多解释中，叛教是重罪，往往要招致严厉的法律与社会后果。他既然暗示胁迫之下的改宗可以逆转，也就是在挑战这一根深蒂固的教义立场，而该立场认为宗教委身不可撤回。
最初的惊讶过去之后，出席会面的德鲁兹名流对沙拉的姿态是认真看待的。他们把他探访盖勒卜卢泽看作走向和解的一步，也承认叙解军领导层的视野发生了转变。不过，他们对这位叙解军领导人拒斥宗教强迫的说法仍持谨慎态度，担心新方向未必得到执行，甚至可能遭该运动基层反对。一位名流评论说：“光有领导层的善意还不够。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沙拉来过一次，可当地那些指挥官在这儿待了十年。”17 另一位则指出，他们已决定盖一座清真寺，免得让周遭的团体扣上不信者的帽子。18 正因如此，他们才把诉求集中在地面上看得见的权利上，比如归还被没收的房屋与土地，以及请求发展援助，而不在现阶段触及信仰自由或政治权利一类问题。
与此相类，一个月后的 2022 年 7 月 19 日，艾哈迈德·沙拉探访了一批当地基督教宗教名流。与德鲁兹社群不同，叙解军自 2019 年末起就经由该地区的行政机构与基督徒建立了接触，这强化了双方在多项事务上的合作，例如房屋返还、就外出者名下农地的收益分成达成协议、减少仇恨言论，以及让伊德利卜的基督徒返回政权控制的境内流离失所地区。基督教名流承认了这些改善，也称许该地区行政机构的工作。作为回应，沙拉建议不要纠缠于过去，包括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背景以及政权对少数群体的操弄。他还指出各派系时期所犯下的种种侵害，并强调今日之不同：
你们说 2018 年或 2019 年以来情况一直在改善，那是因为有一个权威正在建立起来。我们正在着手纠正已经发生的一切。我们希望公正在法治之下、也在伊斯兰教法之下得到伸张，但要以公平的方式。举例来说，我们正在做土地返还的工作。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叙利亚，一个有多重共处的叙利亚。我们正在为未来的叙利亚作准备，而它的核心是公正的原则。19
对基督教社群，沙拉守的是相对常规的穆斯林教法学。他提醒基督徒享有安全与践行信仰的权利，并把这些权利安放在双重规范框架之内：法律与伊斯兰教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反对派领导人第一次系统而一贯地采取一系列与其新话语相合的具体行动。无论在德鲁兹人还是基督徒当中，第一个看得见的改善主要都在安全形势上。这包括驱逐或疏远那些侵夺土地的好斗武装人员——他们往往是乌兹别克人以及与宗教卫士组织有关联的团体——设立新的警察所，与本地组建的社区自卫队开展安全合作，20 德鲁兹人与基督徒更多地诉诸法庭，21 为基督徒返还房屋，22 对散布仇恨言论的伊玛目或武装人员施以处分，23 以及协助库奈耶、杰迪达、亚库比亚三村最后几户仍居于政权控制区的人家返回家园。24 救国政府还促成了居民与外出者名下财产的返还，随后又把土地归还于民，其中包括基督教教产（awqaf）。25 另有四座教堂获得返还，唯伊德利卜那座教堂因缺乏修复资源而未归还。当地神职人员决定暂时把它置于叙解军的保护之下。26 境内迁徙与武装团体及其家属的强行落户所引起的人口动荡，成了与少数群体社群紧张关系的焦点。在德鲁兹人的萨马克山，多数流离失所者是维吾尔人和乌兹别克人。
他们在宗教上激进而封闭。过去是有过麻烦的。激进的头目煽动他们反对我们。但现在这种情形少多了，因为激进分子已经不见了。而且这一年来局面一直在平静下来，或者靠叙解军出面，或者直接在房地产交易所里以民间和解（sulh）了结，或者走法庭。27
叙解军还促成了伊德利卜一座教堂的重开，使圣安妮瞻礼日得以在同名教堂中于 2022 年 8 月 28 日举行，这是十年来的头一回，尽管全程处在总安全机构的严密监视之下。28 在基督徒当中，起初占上风的是谨慎。有人承认：
现在安全形势不错，偷盗与劫掠的时期过去了。安全措施加强了；与一两年前不同，叙解军如今会主动处理在我们地面上发生的犯罪：调查、安全措施、逮捕，以及与我们村庄自卫队的合作。
另一方面，把这一观察落到政治上，还只是刚刚起步：“仍有许多与新当局有关联的人在从我们的土地上牟利。但救国政府如今已是既成事实，我们必须参与，否则就会被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方针是他们给什么我们就拿什么，然后一点一点提出自己的诉求。我们不想对沙拉开辟一条战线。”29 在德鲁兹社群这边，他们同样看在眼里，并与叙解军展开对话，同时谨慎地不作过深的承诺。艾哈迈德·沙拉提出的说法30是宗教之事绝无强迫，这在现阶段还不是他们准备抓住的机会：
沙拉谈“宗教之事绝无强迫”。可叛教裁定（hukm al-rida）又怎么说呢？我们需要澄清，然后才能接这个话头。到目前为止，我们担心这种进展会招来反弹。眼下我们有的是口头承诺，但我们需要书面承诺。沙拉似乎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不成问题。但我们还得看。31
在环境依旧充满敌意的情况下抓住叙解军“把话说开”的机会，风险相当大。因此，要拿回自己的房子，寻求非正式的私了仍是首选，因为“要是走法庭，结仇的风险太大了”。32
不过，局面远谈不上完美，难题仍在。安全确有实实在在的改善，在基督徒当中尤其如此，但侵害行为虽然大幅减少却并未停止，主要针对的是德鲁兹社群。沙拉探访之后，仇恨言论、投石袭击乃至凶杀接连发生，迫使叙解军与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多次出面降温。举例来说，一位德鲁兹名流在向一位亲近同僚通报叙解军领导人探访之后山区的情况时说：
朱拉尼谢赫探访山村之后，我们察觉到多数邻人对我们心怀怨恨。其中有些人开始设法在山里人与住在山上的乌兹别克、维吾尔外国武装人员之间制造嫌隙，好让叙解军所做的工作落空。盖勒卜卢泽一座清真寺里发现了垃圾，伊玛目便借此发动众人反对我们，激怒了维吾尔人。他们朝天开枪，逼得叙解军出面平息此事。另一起事件发生在希拉村，据说一位年长的村民要求外国武装人员即迁士（muhajireen）离开山区。他们觉得受了挑衅，叙解军只得再次出面平息局面，这一次的办法是让那位老人离开。33
在房地产权（HLP）方面，2024 年之前基督徒的财产返还已近乎完成，德鲁兹人这边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涉及农地时，问题更为复杂。流亡在外者家庭的农地被没收，分配给各派系及其家属，其中也包括叙解军。叙解军与本地农户之间存在协议，但土地经营所得收益的分成比例一直有争议，且随时间调整，往往对合法地主或其家人不利。这些协议是与农业司口头议定的，而农业司隶属救国政府的农业部。因此，协议高度依赖具体经办人。人事一变动，比例很容易被重新界定成不利的样子。萨马克山的一位德鲁兹村民作证说：
这两年来，我们感觉到叙解军有了新的方向，他们说他们在保护我们。可房子还占着，地方议会又把移居外地者的农地拿走了。他们起初把地给了乌兹别克人和突厥斯坦人，后来给了政府官员和安全人员。协议是叙解军与新农户分收益。起初是 50 对 50，现在是叙解军 73%、我们 27%。眼下他们在把地交给与合法地主最亲近的人。农地我们大概拿回了 30%，还有 70% 悬着。34
威胁、煽动仇恨与暴力行为——从投石到武装袭击乃至凶杀——虽然频次下降、也有处分施加，却仍未断绝。举例来说，2023 年 4 月一名基督徒妇女遇袭，引来解放区行政机构（Idarat al-Manatiq）本地人员出面干预，将行凶者逐出该地区。据德鲁兹社群说，清真寺的布道者难以跟上叙解军新的政治立场，迫使叙解军一再出面干预。沙拉探访之后干预更加频繁，迫使叙解军领导层采取行动。一些非叙利亚籍圣战派仍是当地人紧张的来源。35 此外，盖勒卜卢泽与卡夫廷两村还发生了袭击与两起暗杀。据一位德鲁兹名流说：
显然有人在挑动内乱（fitna）。就是今天，清真寺的布道者还在谈论土耳其人，批评土耳其与政权的接近。挑衅不断，而且在增多。就好像萨马克山成了清算旧账的舞台。我们真的害怕。我们清楚，有一伙激进分子拒绝叙解军对我们的开放。但叙解军一直很在意别让山里出事：调查从来都是立刻进行，随后是逮捕与安全措施的加强。如今这一带已经封闭起来，村里和山口都有巡逻。叙解军的应对表明，这个组织对它纠正冤屈、教际平等的承诺是当真的。外国武装人员承受着很大压力。举例来说，为便于安全管控，叙解军不再允许外国武装人员戴面罩，还抓了他们不少人。36
少数群体政治与隐性的世俗化：政治压倒之处，宗教见解付出代价
这套对待宗教少数群体的新进路，也显露出在 2024 年胜利之前叙解军在政治上与宗教上正在变成什么。就如何为自己在少数群体问题上定位，这个组织有两条可走的路。第一条是从事一场复杂的现代主义教法创制（ijtihad），这要求对宗教典据作全面的重新诠释，以形成一种当代的理解。然而，对一个军事化而精英化的运动来说，这构成了很大的难题：它缺少必需的学术积累，还有招致内部抵制的风险。
于是叙解军采取了更偏政治的进路。第二条路是用非宗教的范畴重新界定这些群体，由此调动起少数群体的话语。这一转向代表着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因为叙解军开始依据脱离神学框架的范畴来给这些群体归类。值得注意的是，叙解军并未援引传统的伊斯兰参照，如有经人（Ahl al-Kitab）、齐米37群体（Ahl al-Dhimma），也未对德鲁兹人援引内学诸派（Firaq Batiniyya，常含贬义）。这种重新界定使叙解军得以绕开传统上与这些分类相联系的种种政策。这个问题对德鲁兹人尤为紧要，因为基督徒在伊斯兰中享有得到承认的地位——即便在萨拉菲派看来也是如此——德鲁兹人却不享有同等的宗教正当性。在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看来：
我看德鲁兹人的时候，是就他们相对于革命的作为来评判的。他们拿起武器打过我们吗？他们站到政权一边了吗？没有。他们没有打我们；事实上，他们还在自己家里收留过难民。所以我据此判断这件事。至于你问我，作为一个宗教布道者是否应当设法让他们改宗，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信仰伊斯兰，也信仰宣教。可是，如果我走进德鲁兹社群去宣讲伊斯兰，他们看到的就不只是一个布道者——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有权威和武力撑腰的人。到头来那就等于强迫，而强迫不是伊斯兰的做法。38
叙解军的这一转向重塑了它的话语与身份。该组织的政治修辞逐步告别了那个一度塑造、或者说为其辩护的萨拉菲框架——它曾塑造该组织对这些群体的政策——转而开始向一套世俗的、现代的少数群体叙事靠拢，39 其着眼点在于这些群体与国家的关系，而不在宗教的超验性，并不时强调法律面前的平等。40 这套话语在该组织领导层内部已成常规，代表着一次高度战略性、高度政治性的转变。正如艾哈迈德·沙拉解释的：
政权把自己的治理原则建立在恫吓少数群体这个念头上。它想抓住权力不放，办法是把阿拉维派卷进来，把他们推入一场对逊尼派的战争，好把自己摆成少数群体的唯一保护者。我们对待德鲁兹人与基督徒的做法，是发给政权控制区民众、甚至发给阿拉维派本身的一个信息。我们提出的是一份面向叙利亚未来的社会契约，无论主导力量是谁，它都以共处（ta’ayush）为根基。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得用“少数群体权利”的思路来想问题。41
这一转向对该地区的激进分子也有重大影响。基层压力日增，暴露出对常态化的明显抵制，促使本地激进分子以越来越极端的方式作出反应。这反过来又迫使叙解军通过法律手段出面干预，包括逮捕、调查、禁止仇恨言论以及驱逐，有时也波及少数群体中的个人。与此同时，这一变动中的局面也促使某些意识形态相近的武装团体，如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自由人军，在少数群体问题上采取更为开放的政治立场。
这也意味着叙解军并未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宗教立场。据沙拉说：
基督徒是不是齐米群体（Ahl al-Dhima）？对我们来说，要紧的是这些人处在救国政府的权威之下，对待他们时必须给予与其他人同等的权利。教法事务我们不介入。42
据他的一位顾问说，思路也是一样：
与其调整我们在德鲁兹人与基督徒问题上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宁可通过政治行动来建立信任。意识形态立场以后再说。在少数群体问题上采取宗教立场并非必需。法特瓦委员会迄今没有就这个问题表态。43
如果我们把世俗化看作政治考量优先于宗教世界观的过程，那么叙解军至少在面对（vis-à-vis）其他宗教社群时是在世俗化的，因为宗教在治理中仍然起着作用。不过这种世俗化是就事论事的、隐性的、系于某一具体议题的；它并不是公开的或意识形态化的立场。正如沙拉的顾问所指出的，法特瓦委员会始终回避就此表态，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叙解军的政策在权力的行使（al-sulta）与沙拉所说的教法事务（al-masa’il al-shar‘iyya）之间划出了一道界线。这种刻意的分割是一种手段，用来避免卷入可能引发内部冲突的神学问题。叙解军的话语由此绕开神学议题，转而使用历史上与现代国家建构相联系的政治概念。
吊诡的是，宗教教义之所以得以保全，恰恰是通过对待基督徒与德鲁兹人时政治实践与政治表述的世俗化。那么，何必费这许多力气？因为基督徒与德鲁兹人的问题，远不止于管理伊德利卜的地方社群。其中的利害在于叙解军更大的全国抱负。就此而言，对少数群体的开放深深织进了这个运动的霸权工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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