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伊德利卜的阿拉伯之春：作为权力政治的去激进化

2024 年 3 月至 8 月间，一波规模不小的抗议公开与大叙利亚解放军（HTS）叫板，叙解军的治理由此面临一场严峻考验。一批本地行为者开始公开谴责叙解军及其治理，尤其是在人权与政治自由方面。诉求虽各不相同，这些抗议在根本上都是反威权的。它们矛头所指，是叙解军对权力的垄断与对伊德利卜省经济的掌控，以及总安全机构的任意逮捕与大量施加酷刑的案例。更重要的是，它们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这场抗议运动往往回响着 2011 年反阿萨德的说辞，让人得以更深入地看清宗教上的去激进化与威权政治结构这一现实之间的关系。

似曾相识的气味：2024 年伊德利卜的阿拉伯之春与人民的归来

2011 至 2012 年民众抗议与十年武装冲突之后，仅仅过了十来年，叙利亚社会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动员起来。这一轮新的动员，打破了冲突已经“冻结”这一流行看法。几乎与此同时，街头再度成为表达政治不满与诉求的空间。在苏韦达，德鲁兹人对政权的反对日益激进化，自 2023 年 8 月起开始武装化。在东北部，部落起事与反对生活成本高涨的示威同样自 2023 年夏起蔓延开来。2024 年春，在土耳其与本地武装团体主宰下的阿勒颇北部，示威者对若干落户当地的武装团体的地方统治提出了挑战。

伊德利卜于 2024 年 2 月 25 日跟进。那天晚上，几十个人聚集在边境小镇萨尔马达的广场上，抗议叙解军自家内部安全机构总安全机构的任意逮捕与虐待。这一轮新的动员，属于一场反威权的“民众运动”（hirak），而这样的运动早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就已上街要求改革。但在 2024 年，民众运动规模更大、持续更久，也更激进。抗议浪潮很快席卷叙解军控制的全部地盘。它的诉求越来越政治化，参与者也是新的、多样的。它还很持久。抗议持续了半年多。这段时间里，约 3 万人以各种形式参加了示威，宣泄愤怒与不满。¹

2011 年的影子清楚地体现在这轮新抗议所用的方法上。它们借用了 2011 至 2012 年活动人士网络首创的动员技巧，标志着协调委员会（tansiqiyyat）与基层互助结构的回归。村际互援（faza‘a）——即面对镇压时村与村之间的战斗性声援——这一做法也重新出现，同时回潮的还有旧日反政权的口号，只不过如今把巴沙尔·阿萨德的名字换成了沙拉。这些口号包括“人民要朱拉尼下台”“让总安全机构垮掉”“我们要囚犯回来”“不要朱拉尼也不要阿萨德，我们要建设国家”“凭真主起誓，让朱拉尼滚开”，不一而足。² 在叙解军的批评者看来，结论很清楚：叙解军不过是政权威权主义的本地翻版。正如一位与叙解军结盟的派系头目所说：

沙拉表面上听一听，承认一些错误，许诺改革，试图收编或腐蚀地方头面人物，甚至把责任推到伊斯兰主义者身上。然后他就搬出一个更高的事业来压制异见——对叙解军来说是对政权的圣战，对阿萨德政权来说是抵抗以色列。到头来出现的，说白了就是一个警察国家。³

这种似曾相识（déjà vu）之感，给这个基地组织前分支的改头换面之举投下了阴影。沙拉虽然放弃了激进的宗教观点、遏制了萨拉菲主义，却仍牢牢待在中东威权主义的框架之内。乍看之下，他与沙特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BS）十分相似：一面松开宗教激进主义，一面收紧威权统治。然而细看之下，伊德利卜呈现的其实是另一种动态：宗教激进主义的松动，似乎与威权主义的略微松弛同时发生。

要探究这一点，就有必要回顾抗议的动态，以及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是如何应对的。随后，我们再来考察叙解军阴暗的一面，即它与政治威权主义之间挥之不去的关系。

人民的热月式疲惫及其被工具化

吊诡的是，在叙解军治理数年之后，恰恰在大规模对抗趋于平息之际，民众中间却生出深深的疲惫。一方面，停火为新的诉求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一个多年来靠有限的余粮撑下来的社会，已经到了临界点。⁴ 战争不再是遮挡的烟幕，各地的驻守力量如今都要在治理问题上受到追责。热月提醒我们：革命或战争的结束，永远是一个有风险的时刻。⁵ 在政治上，重归平静是革命最危险的阶段。正如叙解军一位高层所深知的：

年复一年，我们成了执政的力量，到某个时候，人们就开始跟你算账。我们走出了全面对抗，诉求随之上升，而这是建立在多年来对叙解军累积下来的恶感之上的。我们在为稳定付出代价。⁶

在伊德利卜，民众中间的普遍感受是：秩序的回归固然广受欢迎，代价却是几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过度管控。“安全部门为什么要插手贸易？”民众运动的一位领袖抱怨说。

“为什么随便哪个商人都得找个安全人员——几乎无一例外是支持阵线的旧部——来当合伙人？安全部门在民事领域太无处不在了。我把材料交给教育部，结果被驳回。”⁷

对叙解军过度管控的疲惫，再加上它的威权做法，在总安全机构羁押场所施加酷刑一事公开曝光之后进一步加剧。这些内情是 2023 年末流出的，起因是叙解军领导层怀疑某些干部与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军勾结。大规模清洗导致逾 135 名成员与高层被捕。这引发了多起叛逃，有人逃往其他反对派控制区，甚至逃向政权一方。⁸ 叙解军的内部分裂与其说是务实派与强硬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如说是内部的派系角力，而这些角力往往由地域归属所塑造。据说紧张关系源于宾尼什出身的头目与叙利亚东部出身的头目之间的竞争。多年来，艾哈迈德·沙拉一直设法削弱叙解军激进一翼的影响力。然而，在认定存在内部阴谋之后展开的这轮镇压，却是由该运动安全部门首脑、2025 年 3 月之后出任内政部长的阿纳斯·哈塔卜主导的，而当时许多人视他为强硬派。与此同时，卷入所谓政变的人物如阿布·马里亚·卡赫塔尼，虽对沙拉持批评态度，却把自己摆在光谱上更“温和”的一端，实际上是从那个方向对他形成夹击。这轮逮捕导致叙解军前干部普遍遭受虐待。

叙解军对自家干部的这场镇压，在内部与更广泛的支持群体中都激起了哗然。艾哈迈德·沙拉公开承认了这些侵害，还亲自登门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并提供经济补偿。然而，随着酷刑幸存者开始发声，他们的家属也提高了嗓门。这引发了一波公开的异见，政治与军事力量又进一步把它煽起。其中包括伊斯兰解放党（Hizb al-Tahrir），这是一个非武装的伊斯兰主义团体，宗旨是恢复伊斯兰哈里发国，它要求释放被关押的成员。此前脱离大叙利亚自由军、后来短暂并入叙解军的自由人军，同样对本方成员遭受酷刑一事感到愤怒。抗议爆发了，尤其是在宾尼什以及各处难民营，要求问责与公正的呼声由此放大。据动员的一位领袖说：

我们在经济上被扼住了喉咙，而叙解军不肯容忍任何不在其核心圈子里的人。除此之外，言论自由还一直受着压力——连昔日革命者的聚会都被禁止。这一切养出了深深的挫败感。等到清洗开始、安全部队动手抓叙解军自家军队的成员时，一波针对沙拉的新抗议就被点燃了。民众普遍的不满，随后与被镇压波及的军人的具体怨愤合流，进一步给动荡添了柴。⁹

随后诉求升级了。最初几天，诉求主要集中在终止任意行为、争取释放被羁押者。然而到 3 月中旬，几乎每日一场的示威已开始承接革命精神，迅速蔓延到叙解军控制区内的各个城镇。宾尼什、阿尔马纳兹、塔文、福阿、萨尔马达、达纳。据一位本地组织者说，很快“恐惧之墙就倒了。头几场示威之后，伊德利卜市跟了上来。就跟 2011 年一样，因为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施过酷刑、杀过人的团体。只不过没有政权那么坏，因为它的资源少些”。¹⁰

老资格的革命者及其久经历练的活动人士网络，成了民众运动的中坚。3 月 15 日革命周年纪念日，是他们介入的高峰。然而，2011 年的那批革命者也面临不小的难题。有组织的革命团体大体上不参加动员；许多已经制度化，失去了上街的冲劲。更广泛的革命圈子也有分裂：有人抱着最高纲领派的立场，要求彻底变革；另一些人则采取更务实的路数，主张通过改革让这个体制更具包容性。后一派坚持认为，鉴于并不存在现实的替代者，改革是唯一可行的出路。正如一位在民众运动期间被关押的领袖所解释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现实：叙解军唯一的替代者就是政权。我们能与叙解军共存，却不能与政权共存。”¹¹ 革命者组织不力，又常被人盖过风头，很难取得这场运动的领导权。他们面对的难处，既来自那些为重新谈判自身权位、或为让本派系重返影响力而加入抗议的叙解军前成员，也来自另一些人的顾虑：把叙解军逼得太紧，要么会招致自身覆灭，要么会无意中壮大政权。

到 3 月末，叙解军收编这场运动的种种尝试已经放缓了它的势头。社交媒体页面调子一变，对叙解军前领导人转为更低调、甚至带嘲讽的姿态。动员一度消退，当月晚些时候又被各派系重新点燃。小规模示威在一个又一个地方轮转，由不同团体带头：伊斯兰解放党、大叙利亚军团、大叙利亚自由军。一位观察者指出：“我见过示威在宾尼什晚上 7 点半开始。有 150 个人，他们往萨尔马达走。然后从萨尔马达到伊德利卜。”¹²

内部分裂与彼此竞争的议程也使这场运动四分五裂。分歧出现在现实派与最高纲领派之间：前者主张务实的诉求、主张与叙解军对话，后者则拒绝任何谈判。代表 2011 年革命的旧政治机构保持沉默，留下了领导权的真空。伊斯兰解放党一类宗教民粹团体呼吁严格施行伊斯兰教法；阿布·胡马马·哈拉比（Abu Humama al-Halabi）法官这样的伊斯兰主义民粹人物，则把狱中的侵害归咎于伊斯兰教法未获施行。另有人从更强硬的立场批评叙解军，指责它一贯反对设立宗教警察。

派系利益使这场运动更加复杂，其中包括要求释放阿布·舒艾卜·马斯里这类强硬派——此人是被逐出该运动的叙解军前教士——以及伊斯兰解放党持续带头的示威，参加者往往有囚犯的妻子。机会主义的昔日弃儿力图借抗议来谈判自己重返政治舞台，行业性的诉求也浮了上来，比如教师工会抗议要求补发拖欠的薪水。这些彼此竞争的说法与议程使运动碎片化，冲淡了它的焦点与凝聚力。

在这样一片碎裂的图景中，一位 2011 年的活动人士观察到：

抗议者严重两极分化。有人想把时钟拨回去，也有人仅仅因为“协商委员会”这个说法听着像宗教的就加以拒斥。二十来位革命者的讨论里，有人批评叙解军，也有人承认：哪怕一年前，他们都想不到选举竟会成为可能。

这场运动的领袖往往缺少统合其代表性与诉求所需的筹码。正如一位活动人士坦言：

咱们把话说明白：革命者是弱的。我们没法要求阿布·马利克·塔拉伊［被逐出该运动的叙解军前强硬派］、阿卜杜勒·拉扎克·马赫迪（Abd al-Razzaq al-Mahdi）［一位民粹教士］这类有影响力的人物让位。有时他们会把自己或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因为说到底，谁掌着话筒谁就掌着议程。我们不想疏远那些至少还守着基本游戏规则的关键人物。

最终，只有伊斯兰解放党遭排除于这场运动之外，只得另择时间地点组织自己的示威，这就更加凸显了民众运动的碎裂本性。

战略耐心及其之外：叙解军对民众运动的多层次回应

民众运动在原则上广受认可，却因其过头之处与易受操弄而令人忌惮；叙解军为此定下应对方针。据沙拉的一位顾问说：“我们对民众运动的回应是战略耐心、密集对话，以及划出清楚的红线，尤其是涉及主权部门的时候。”¹³ 叙解军很快看清了这场运动的碎裂本性，并部署了多管齐下的战略来应对。这包括施加安全压力、发出威胁、偶尔采取强硬的人群管控手段¹⁴，以及组织反示威，而这类反示威往往借重那些已收编进叙解军所设代表机构的部落头人。该组织还请本地名流出面开导抗议者，并支持“改革倡议”一类第三方动议，以摆出妥协的门面。与此同时，叙解军也作出战略性让步以回应具体的怨愤，比如释放囚犯、¹⁵ 调整税负、¹⁶ 压低面包、电力、白糖等必需品的价格。就更长远而言，它力图通过提出整套政治与制度改革方案来缓和动荡，既回应民众诉求，又保住自身权威。

然而，面对各派系对民众运动的利用，叙解军重申了它对激进派系的强硬立场：

政治与军事组织一直试图借民众运动推行自己的议程。可我们很快就碰到了红线，因为这些团体把与我们的关系看成零和博弈。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对与宗教卫士组织［基地组织分支］结盟的团体，我们不得不采取果断行动，吉斯尔舒古尔就是一例。你请他们来对话，他们的回应却是把你说成叛教者或不信者，甚至诉诸暴力，比如炸弹袭击。对付过激者（ghulat），光靠遏制是不够的。¹⁷

总体而言，叙解军对抗议的立场更为细致。“民众运动并不是纯粹的坏事，”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说，“它也逼着我们去处理那些我们一直忽略的问题。在最初阶段，民众运动是民间的、民众性的，诉求可以接受，并不威胁我们的机构。”¹⁸ 沙拉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承认这些抗议出乎意料：“这些示威对我们完全是个意外。许多诉求是正当的，我们认为与其对抗，不如去适应。”¹⁹

自 2024 年 3 月 12 日起，叙解军开始与本地名流和民众运动的活动人士会面，商讨一项实质性的改革方案，以化解日渐壮大的抗议运动。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叙解军宣布了一揽子制度改革。其中有四项改革，对评估叙解军在应对抗议时的威权倾向尤为重要。第一项改革是设立一个咨议会，让与叙解军结盟的派系有一个就战略与军事问题发表意见的平台。不过，这个机构将完全由委任产生，且只有咨询职能，说明决策权并无实质变动。第二项改革涉及立法议会（协商委员会），席位将由 90 席增至 160 席。议员将经由区域选举团选出，既添上一层代表性的外观，又保留了叙解军对整个过程的掌控。叙解军还计划强化地方议会的作用，使之与地方政府和市政部相配合。据受命起草地方议会新法的委员会一位成员说，此举被说成是要“把 2011 年的革命者重新拉回博弈之中”。²⁰ 这些变动表面上意在回应怨愤，实则受严密控制，以确保叙解军的主导地位。

最后一项关键改革涉及安全部门的重组。这些宣布听上去令人期待：情报机构将不再有直接的逮捕权。总安全机构将转归总安全管理局统辖，而后者向内政部负责；羁押中的虐待也将停止。但这些变动仍将处在总安全机构前首脑阿纳斯·哈塔卜的督导之下。

革命者内部有分歧。一边是最高纲领派的强硬人物，断然拒绝任何妥协。另一边则是持较细致看法的人，他们认可，而且是肯定地认可，改革方案中有一部分直接对应了示威中提出的诉求。不过，他们的抱负并不高：

我们当然知道叙解军想抓住权力。但只要我们能哪怕逼出一点点参与，那就已经是成功。我们想要的是参与事务的政治管理，但不是在叙解军的伞下。叙解军想收编我们，我们争取的却是一个独立公民行动的空间，不受任何武装团体控制——不管是叙解军还是别的谁。²¹

叙解军在让步、承诺制度改革乃至有限开放政治博弈方面，一直采取着一贯的步骤。它的算盘是什么？在艾哈迈德·沙拉看来，

我们不知道谁会进协商委员会，我们冒的风险是弄出一个非常混乱、非常两极化的协商委员会，而它还握有以前没有的权力，比如对政府投不信任票。可你又不能把太多权力下放给一个完全碎裂、根本玩不了制度游戏的政治光谱。这里头是有风险成分的，但另一方面，战略耐心与对话确实让街头平静了下来。事实上，如今 90% 的示威者已经回家了。²²

他的一位顾问同样认为，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是重归平静所要付的代价：

我们不知道这些选举会选出什么来，我们将不得不去适应由此造成的新现实。新的协商委员会将能够质询部长、对政府投不信任票。显然，我们冒的风险是让政府背上过多的期待，而它不过是一个危机管理政府。²³

不过两人都同意，协商委员会最终在战略问题上不会有多少权力，那些问题将由一个委任产生、非民选的小型委员会即咨议会来讨论。显然，风险不会超出一定的添乱能力。

被革命所缚：叙解军宽和的威权主义

民众运动持续了约半年，随后趋于边缘。但它究竟揭示了叙解军威权主义的什么，更广泛地说，又揭示了宗教激进主义的松动与政治威权主义的松弛之间是什么关系？协商委员会一位前成员如今是叙解军的批评者，他提出这样的看法：“在宗教教义上确有实实在在的进步，可这并没有转化到政治领域。那种旧的等级心态，即组织本位的心态（hala tandhimiyya），还在，而意识形态上的积极变化主要是强化了这个运动对权力的胃口。”²⁴ 这是不是又一个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式的翻版？或许不尽然。不过，这位前武装人员的观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宗教激进主义与政治威权主义之间究竟如何互动。虽然激进主义的减少与政治威权主义的烈度之间并无直接因果，但平心而论，就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那一例而言，伊德利卜确有值得细看的显著相关。

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远不止于“战略耐心”或仅仅重申红线——比如保证战略性部门顺畅运转——它采取了更主动的做法。它对运动领袖施以定点威胁，偶尔还对示威者动用肢体暴力。²⁵ 这些行动意在孤立民众运动的各条战线，打断村际互援即城镇之间声援的势头。为阻碍活动人士流动而设的检查站往往手段粗暴，恫吓潜在的抗议者，强化恐惧的气氛。不过，人群管控措施仍相对克制：半年间只记录到几十起逮捕，多数人很快获释。²⁶ 受伤事件极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死亡。

叙解军的人群管理并非只靠强制，远非如此。解放区行政机构是直属艾哈迈德·沙拉的机构，由负责管理并化解地方局势的伊斯兰主义技术官僚组成，它主动与示威者对话。抗议者时常批评该地区行政机构无力处理更广泛的政治诉求（那些问题本就不在其职权之内），但这些对话往往有与叙解军一致的本地名流参与，并常常促成地方性的协议。这类协议最常见的是围绕逮捕问题的了结。

叙解军还小心避免全盘否定这场抗议运动。叙解军在评估民众运动时固然常常强调竞争性派系的影响，实际做法上却也表现出细致的分寸：它把特定团体在安全与政治上的操弄，同这场运动更广泛的诉求区分开来。这种区分落实为差别对待。对更广泛的运动，对话始终是一项持续、多层次的做法。参与其中的行为者五花八门，从艾哈迈德·沙拉本人到本地名流，还有救国政府、叙解军政治局与解放区行政机构。

该运动领导层所定义的“治安理解”²⁷并不质疑抗议的正当性，叙解军也从未把民众运动界定为敌人。恰恰相反，该运动的领导层对这些抗议表现出相对清醒的理解，把它们看作一些广受承认的问题——比如酷刑盛行——所导致的结果。这些抗议出现在停火趋于稳固的阶段，那时执政当局对一个比战时更为挑剔的平民群体日益负有交代之责。抗议者往往表达的是正当的怨愤，领导层的回应也据此拿捏分寸。另一边，最高纲领派虽然存在，多数人却避免对抗。这份克制源于一个共识：在当时的条件下，想不出任何可信的替代者能取代叙解军的主导地位。

归根到底，叙解军不只是管控了抗议，也提出了一些改革。为了从结构上化解这场运动的动员，其领导层部分或全部接纳了抗议者的一些诉求，比如释放囚犯、重振地方议会，以及为协商委员会引入选举。

在 2024 年 12 月胜利之前，要全面评估这些承诺的政治影响还为时过早；但叙解军确实通过一部选举法接受了以选举产生议会精英这一原则。虽然一部法律的内容往往不如其施行来得重要，这部法律摆出的姿态，是回应当局所面临的一场真正的正当性危机，却让我们得以窥见叙解军如何设想政治变革与转型。

要更好地理解这部新选举法，就有必要把立法过程与法律内容分开来看。就过程而言，有几点很突出。最主要的一点是，这部法律是叙解军对民众运动的让步，而民众运动此前一直要求一个更有代表性、由选举产生的协商委员会。组建委员会负责起草选举法一事，是在 3 月叙解军领导层与一批领袖、技术官僚及其他知名人物的讨论中敲定的。

最高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同样体现出亲反对派的立场，却没有纳入最高纲领派的成分。这个七人委员会包括 3 名独立技术官僚和 4 名自认是革命者的活动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里没有叙解军成员或与之关系密切的人。²⁸ 据最高选举委员会主席伊萨姆·赫莱夫（Essam al-Khleif）说：“当局把球踢到了我们这一边，对我们说：把你们的立场统一起来，拿出一部能解决协商委员会代表性问题的法律。说真的，当局没有真正干预。”²⁹

在叙解军是否干预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伊萨姆·赫莱夫的说法大体正确：叙解军基本上没有插手最高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然而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最初，最高选举委员会曾提议把候选资格限于“革命者”，即那些在 2014 年 1 月 1 日之前居住在叛军控制区的人。这一标准本会把伊德利卜市相当一部分人口排除在外，因为该市 2015 年才从政权手中夺回。这样一来，它也会使协商委员会失去许多如今在叙解军控制区活动的技术官僚。在与沙拉的亲近之人商议之后，最高选举委员会最终同意放宽立场。叙解军在这一点上固然干预了，结果却是候选人范围更广，协商委员会的代表性反而提高了。

接下来是妇女参与的问题。最高选举委员会起草的这部法律并未明确反对妇女参与，但这个话题仍有争议，即便在革命者中间也是如此。有些人，比如该委员会主席，虽然并不积极鼓励女性参选，却也不反对。³⁰ 另一些人则表现出更多保留。最高选举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就说：“妇女可以投票，大门是开着的。可要当候选人？不行，因为这份差事对男人都已经够难了，何必再把妇女牵扯进来？”³¹ 一张讨论现场的照片流出后，争论更加激烈：照片背景里的展板提到妇女与少数群体有可能进入协商委员会。这引发了争议，保守圈子诉诸民粹说辞。有人指责沙拉是想讨好西方，³² 是拿协商委员会改革来“推销女权主义、破坏真主的律法”，³³ 甚至是在充当“革命民主化的代理人”。³⁴ 面对这一轮反弹，并应最高选举委员会之请，叙解军不得不为委员会成员提供保护。为求折中以化解紧张、安抚强硬派，一位委员会成员说：“为了平息火气、安抚鹰派，我们就说我们不会推着妇女去参选，但她们要是想选，可以选。”³⁵

考察过立法过程之后，我们再来看法律的内容。不必在技术细节上花太多篇幅：这部法律糅合了传统法律框架（部分受伊斯兰教法原则影响）与既往立法，整体上体现出受控的治理路数。法律的架构与条款显露出双重动态：一方面确有引入开放要素的真诚努力；另一方面，其框架仍扎根于一种法律传统，在这种传统中立法机构大体只承担咨议角色。这一路数是从绝对统治向更具代表性的治理形式过渡的体系所特有的。法律中对监督与资格的强调，凸显出有意维持对政治代表权的控制。有意思的是，叙解军在起草过程中的干预极少，唯一的一次介入是要求删去对革命的忠诚这一标准，而此举最终扩大了包容性。

这些特征使这部选举法与半威权政体的做法相合：在那类政体里，选举首先是为执政当局提供正当性，而不是促成真正的政治竞争。它的几项关键特征——严密控制的候选人遴选、对选举过程的集中督导、受限的政治多元、由国家主导的争议解决——反映出一套设计来保住执政精英主导地位的选举制度，同时为公众参与提供一条受限的通道。

于是政治上的开放仍然有限，尽管叙解军同意作出两项让步。第一，它推动设立一个咨议会，以扩大参与战略决策正式化过程的领导层，虽说这个机构并无任何实质决策权。第二，叙解军接受了议会选举的原则。这个机构虽不掌握战略问题上的权力，叙解军却赋予它影响行政与政治机构运作的能力，比如对政府投不信任票。在这一背景下，叙解军容许引入一定程度的受控不确定：用它领导人的话说，那是重归平静所要付的代价。³⁶ 政治参与的扩大虽然是真实的，却止步于不下放实权。毋宁说，它代表着一种经过管理的威权主义调适：牢牢握住控制权，同时容许在政治包容上作出边际让步。

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阿拉伯之春的遗产仍在：叙解军不可能一举压下民众运动而不损及自身那植根于革命意识的正当性。第二，尽管镇压有限，叙解军仍是威权的：它掌控安全、压缩政治空间，并通过对领袖施压、收编与对话来耗尽社会运动。

叙解军的威权主义并不主要依靠镇压，因为它最挂心的是内部分裂与可能的政变，而不是公众抗议。有意思的是，无论安全机关还是沙拉本人，对民众运动都没有表现出偏执。沙拉展现的是战略耐心，叙解军对疑似内部叛乱的反应却过激。这一优先次序遵循的是一种威权逻辑：权力斗争的中心不在民众或政治反对派，而在叙解军自身内部。这个团体对内部政变的恐惧远甚于对民众异见的恐惧。其结果是，派系角力成了权力斗争的首要场域，在伊德利卜领导层内部激起紧张，并导致包括所谓酷刑在内的种种侵害。叙解军的权威更多有赖于控制内部派系，而不是管理与社会的广泛互动。它的威权主义把政治变成了精英之间的角逐，把公众参与挤到一边，只在需要时有选择地施以镇压。沙拉的“战略耐心”因而既体现了一种精于算计的革命务实主义，也体现了在一个严密控制的核心圈子里巩固权力的努力。

威权主义的衰减：叙解军与村长综合征

面对空前的抗议，叙解军把自己的回应搭在两条主线上：偶发的强硬执法（但没有系统性的暴力），以及一场受控的政治开放，即在高度集中的决策框架之内，容许一个孱弱的立法机构有部分自主。半年之前的局面对叙解军极为不利：它遭自己的基本盘挑战，看上去正在重演它当年起而反抗的那个政权的条件反射；半年之后，这个运动却相对老练地把动荡管住了。叙解军动用了一整套宽广的回应手段，并显著限制了武力的使用，有效应对了一场既有规模、诉求有时又相当激进的抗议运动。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一方面是促成宗教去激进化的“静默革命”，另一方面是政治威权主义的逐步侵蚀，二者是什么关系？政治威权主义的侵蚀，是宗教去激进化的延续或后果，还是反过来由一套完全独立的动态所驱动？

重新落地同时塑造了宗教去激进化与政治威权主义的侵蚀。这两件事都不是叙解军单方面决定去改变的。毋宁说，这些转变生自该团体、当地民众与伊德利卜抗议运动之间不断演变的力量关系。

要理解叙解军的重新落地如何运作，关键是要记住：它与全球圣战的决裂不只是拉开距离，也是重新嵌入。斩断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导致它有意重新锚定于本地的动态。这一转向在多个层面展开。在社会学层面上，叙解军收编了本地的宗教精英、家族精英与革命精英。在宗教层面上，它接纳了占主导的沙斐仪学派，重新纳入并制度化了苏菲主义的成分，对民间伊斯兰也表现出更大的容忍。在政治层面上，它重新挪用革命的象征与叙事作为正当性的来源。这套战略重塑了叙解军，使它远离全球圣战主义，更深地嵌入伊德利卜的社会政治肌理。

这一多面向的重新锚定过程，我们称之为再地方化，它启动了一套政治依赖的逻辑，近似让－诺埃尔·费里耶（Jean-Noël Ferrié）所说的“村长综合征”：一个政治行为者离自己的选民越近，就越无法无视他们的期待，也就越是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叙解军在整场民众运动中所表现的正是如此。³⁷ 一个政治行为者在再地方化的同时，也改变了自身正当性的根基。那种源自全球圣战与史诗战役的宏大的、荷马式的正当性已经不够用了，让位于一种更接地气、扎根于治理的正当性。治理由此成了新的着力点，用以产生、或者说挑战有效施政与进行战争所必需的同意。一方面，这种再地方化加深了权力对民众的依赖，使反馈动态即本书通篇所说的“社会惰性”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使治理得以在较低的政治成本上完成，而这对叙解军至关重要：它需要国内的社会和平，才能维持对阿萨德政权的战争努力。

其结果是，重新落地促成了社会与政治上的邻近效应，使抗议运动与叙解军本身之间出现了大量重叠。许多遭逮捕、受酷刑、后来获释的人，是叙解军军事系统里的中层成员，深深扎根于本地社会。³⁸ 与此相类，抗议运动中往往有救国政府的前成员，他们通过收编这一共同的政治框架与叙解军相连；³⁹ 也有 2011 年的老资格革命人物，这些人未必同情叙解军，对该组织却并不陌生。叙解军与挑战它的这场运动之间没有疏离感，这既得益于该团体在社会政治与宗教上的嵌入，也得益于抗议者许多诉求公认为正当；由此不仅生出前面说过的“治安理解”，也生出一种政治上的理解。这一动态促使叙解军在动武上有所克制，体现出沙拉所说的“战略耐心”。

更重要的是，这种战略耐心因叙解军愿意把权力下放给管理非战略事务——具体说是民事而非军事事务——的机构而得到加强，同时它对更广泛的治理问题兴趣不大。⁴⁰ 这种下放的倾向与其说出自民主理念，不如说出自新自由主义式的务实，但它仍然意义重大。它容许了一场拿捏过分寸的政治开放，也容许了对民众运动扩大参与之诉求的一定回应。

威权主义的衰减，还源于重新落地的第三个副产品：那不是一种权力关系，而是一种弱势的均衡，并伴随着民众运动与叙解军之间观点上的相对趋同。叙解军作为一个军事政治组织，认识到社会和平对它抵御一个始终具有威胁的政权的战争努力至关重要。这一认识使叙解军系统地避免与民众正面冲突，也促成了进一步的让步。另一边，民众运动在与叙解军打交道时也有自身的脆弱。它的领导层碎裂，等级薄弱，策略上又常有严重的内部分歧。最要命的是，民众运动缺少一个能取代叙解军主导地位的可行政治替代方案；它的立场只能或是改良主义的、或是民粹主义的，而它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兼具。吊诡的是，这一动态在根本问题上造成了隐含的观点趋同，使叙解军与挑战者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

政治威权主义的衰落，并不是宗教去激进化的直接结果。毋宁说，二者是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齐头并进的：在这个框架里，宗教去激进化、威权控制的松动与社会政治上的重新定位互相强化。这一互动并非源于这些因素之间某种内在的联系，而是源于各方有意为之的战略性政治操作。

沙拉的伊斯兰主义民粹批评者尽可放心：政治参与的任何增加都不意味着走向民主化。权力——即战略事务上的决策权——仍牢牢握在同一批人手里。同样，狱中条件与仅仅几个月前相比或许有所改善，却没有清楚的迹象表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至于对政治反对派的管理，它仍受制于上文所述的结构性限制，运作在受限的威权主义的边界之内。这一体制始终由叙解军与它 2025 年之前所治理的民众之间那种持久的弱势均衡所塑造、所限定。

为一种新的极端中间派服务：作为权力政治的去激进化

艾哈迈德·沙拉不是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或巴沙尔·阿萨德那类独裁者的复制品。他固然时而取用威权的套路——收编、施加安全压力、实施逮捕、剥夺某些反对派行为者的正当性——却没有大规模抓人，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系统地把异见及其领袖、事由与诉求妖魔化。阿拉伯之春留下了印记，而沙拉仍受制于一种持续存在的革命意识，并主动设法把它纳入自己对正当性的主张。

怀疑者也许会说，叙解军对抗议相对克制的处置并不是开放的迹象，而是一个处在弱势位置上的意识形态鼓吹者式威权治理的表征——此人若手中有足够的手段，就会像塔利班、伊朗政权或伊斯兰国那样毫不迟疑地动用大得多的武力。换句话说，他们主张，等他实现掌权（tamkin）之后，其真实意图自会显露；眼下这份表面上的温和，不过是一种战略性的塔基亚（taqiyya）；这个说法极具争议，用来指伊斯兰主义运动据称特有的、精于算计的掩饰，甚至可能还有西方传播顾问的助力。⁴¹

要充分理解伊德利卜的政治动态（这些动态受本书所考察的意识形态变化影响，却不限于此），我们采取另一种视角。我们认为，用比较革命运动的路数来看，比起那些取自古典伊斯兰研究、经年滥用且时有偏见的概念，能提供一个更清晰也更有产出的框架；那些概念往往妨碍而非促进理解。

叙解军的意识形态转向及其对抗议的非强制式处置，既不是在掩盖一套激进议程，也不是民主。毋宁说，它体现的是法国大革命史家皮埃尔·塞尔纳（Pierre Serna）所描述的极端中间派政体。⁴² 在塞尔纳看来，极端中间派指的是这样一种政体：它由一种自我宣称的、或者说重新发现的中间主义所主导，作为霸权战略的一部分，它把自己摆成政治两极（在法国是左与右，在叙利亚则是激进伊斯兰主义与政权复辟）之间的温和替代者，其终极目标是拒斥任何可信的、能取代既有秩序的政治替代方案。

叙解军有策略地把去激进化与“极端中间主义”结合在一起。叙解军以一种“既不……也不……”的路数为自己取得正当性：既不要政权，也不要激进圣战派；同时又约束自主的民主运动。公民社会仍处在严密的安全监视之下。面对社会运动的势头，叙解军既不诉诸赤裸的镇压，也没有把政治场域打开。相反，叙解军倚仗的是那些熟悉的威权手法：收编、威胁、有限的让步，并且拒绝把开放扩展到协商委员会这类本就没有多少权力、甚至毫无权力的机构之外。实际上，叙解军巩固的是一个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并用“别无替代者”这一说法为它辩护。在他看来，伊德利卜的未来选项有限：叙解军若是离开，剩下的就只有极端主义或政权回归两条路。

极端中间派政体一贯的目标，是通过收编来中和反对派，从而在铲除最激进成分的同时，杜绝任何可行的政权轮替。这套战略往往服务于巩固控制这一更大的目标。其结果是造出一个非自由的社会，在那里，“常识”就是不存在任何政治替代方案。因此，导言中所界定的去激进化，构筑起一条新的宗教正当性边界。它不只是一次意识形态转向，而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它的作用是为中间赋予正当性、剥夺中间之外者的正当性，并维持一种极端中间派的动态：在这种动态中，政治替代方案的空间遭到刻意压缩。推动这一过程的，是一个正在经历意识形态重组的行为者。

因此，界定叙解军威权主义的并不是强制的使用，而是以一套双重否定的政策之名建立起非竞争性的政治秩序，以及它把“别无替代者”这一观念强加于人的能力。竞争性的模式接受激进者与非激进者共存，迫使前者为求生存或取胜而结成社会与政治联盟。在伊德利卜这样的极端中间主义模式里，去激进化使人得以在取消激进者资格的同时，把自己摆成中间主义的唯一旗手。权力竞争并未消失；它只是移出了政治与公共舞台，转入体制顶层的派系厮杀，在密室之中上演。因此，沙拉从来不怎么把民众运动放在心上，一有内部异见的苗头却反应激烈，最终引爆整场抗议运动的那桩“安全细胞”案就是明证。

极端中间派意味着激进主义的终结与权力的保全，其手法是有策略地借重温和的多数去对付激进的边缘，而且往往是通过一种中央集权的、威权的路数。革命中间派相对无害，这就为上述做法提供了便利。在伊德利卜，革命的政治代表日益碎裂，各路实体分散在缺乏纪律、动员能力有限的团体之间，通常只有几百人。参与的愿望虽然存在，却犹疑、不硬气，还掺着几分顾忌，男女都是如此。参与者要么想护住自己既得的利益，要么想避开与一个在国际上顶着恐怖标签的权威站到一起，要么只是记着这个运动开始与自身过去拉开距离之前那些持续不断的暴力。正如“革命集团”（kutal thawriyya）的一位领袖所说：

我们的革命集团就像气球，让成员的个人野心掏空了——他们一面想加入海外的叙利亚反对派联盟，一面又不停地批评它。问题在于，革命除了武装团体之外没有产出任何政治实体。它没有实现自身的制度化，而以为革命可以不靠实实在在的力量就成功，那是幻想。结果就是，它到头来让别人收编了。⁴³

极端中间派政体：一种新的波拿巴主义

我们该如何构想并刻画伊德利卜那种“极端中间派的威权主义”？革命的政治社会学这一分析框架又一次给出了有价值的启发，因为两个案例看上去都涉及从一种热月情境向强人政体巩固的过渡，只不过为改良倾向所调和，也受制于有限的资源。

正如 1789 年之后的法国那样，伊德利卜的热月时刻标志着激进革命治理的终结，以及从教义上的不妥协与恐怖统治的退却。革命式白板（tabula rasa）的理想——就伊德利卜而言，其根子在于萨拉菲派抹除旧有社会规范的种种努力——正逐步为社会惰性与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的重新伸张所取代，而这一切又发生在意识形态脱钩与专断者自我克制的背景之下。

此外，攻取大马士革是叙利亚革命轨迹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在政治与社会日益碎裂、中央权威侵蚀、经济危机加深之际，一种对秩序与稳定的广泛需求正在浮现。在伊德利卜结晶成形的热月阶段，削去了革命的极端，培育出对意识形态节制的向往，同时也为一种扎根于强制性机构的权力集中铺下了基础。

从伊德利卜到大马士革的移转，其意义不止于地理上的转换：它凝聚着从热月走向某种波拿巴主义的过渡，也就是建立起这样一种政体：由一位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统率，被赋予广泛的行政权力，一面援引革命的正当性，一面对政治机器与宗教都施以严密控制，而肢体强制的使用则有限。⁴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