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帮我查找并取得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的著述，向我提供他本人及其工作的种种情况，为入选篇目的遴选出谋划策，对导言提出意见，又在编辑等事务上多方相助，给予的帮助无可估量，我谨向他们一一致谢。谢意虽寥寥数语，却丝毫不减其热忱。
罗伯特·皮乔托（Robert Picciotto）搜集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主持下撰成的各篇文稿。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图书馆（Joint World Bank–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Library）的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en）查找并提供了已刊论文的复本。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档案管理员埃尔登·琼斯（Eldon Jones）从该会档案中查找并提供了文稿与信件的复本。给予类似相助的，还有（美国与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oint (U.S. and China)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的沈宗瀚（T. H. Shen），美国农业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的格拉迪斯·贝克（Gladys Baker）、吉尔·皮凯特（Gill Picquette）与彭妮·凯特（Penny Cate），美国国务院（U.S. State Department）的芭芭拉·恩尼斯（Barbara Ennis）与贝蒂·多诺万（Betty Donovan），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U.S. National Archives）的海伦·F·乌利巴里（Helen F. Ulibarri）。拉迪金斯基的遗嘱执行人玛莎·斯威斯（Marsha Swiss）和佩顿·克尔（Peyton Kerr）夫妇，准许我自由查阅其个人文稿，并对文稿的使用享有完全裁量。
沃尔夫·拉迪金斯基（Wolf Ladejinsky）的同僚、同事与友人，在他生涯的不同阶段为我讲述其人其事，使我获益良多，他们是：莫伊舍·博罗特金（Moishe Borotkin）、戴维·霍珀（David Hopper）、亚伯·韦斯布拉特（Abe Weisblat）、内森·科夫斯基（Nathan Koffsky）、马丁·埃布尔（Martin Abel）、高桥重治（Shigaharu Takahashi）、霍斯特·埃申伯格（Horst Eschenberg）、威廉·吉尔马丁（William Gilmartin）、罗伯特·费里（Robert Fearey）、费迪南德·库恩（Ferdinand Kuhn）与迪莉娅·库恩（Delia Kuhn）夫妇、E. G. 兰斯代尔将军（General E. G. Lansdale），以及雷蒙德·莫耶（Raymond Moyer）。
埃布尔教授、约翰·克劳福德爵士（Sir John Crawford）、吉尔马丁先生、约翰·梅勒（John Mellor）和阿伦·肖里（Arun Shourie），就入选篇目的遴选提出了建议。安妮·汉密尔顿（Anne Hamilton）、罗伯塔·利里（Roberta Leary），连同埃布尔、吉尔马丁、皮乔托、科夫斯基、恩里克·勒尔多（Enrique Lerdau）、阿肖克·米特拉（Ashok Mitra）、格雷戈里·沃陶（Gregory Votaw）、罗伯特·内森（Robert Nathan）诸位先生，为导言提供了宝贵的编辑意见与建议。米特拉先生慷慨应允，让我全文征引他已刊的拉迪金斯基悼词。罗伯塔·利里相助编辑，又把索引材料梳理得井井有条；玛琳·霍本（Marlene Houben）与玛莎·桑切斯·加维托（Martha Sanchez Gavito）担当文秘，出力甚多；雷切尔·C·安德森（Rachel C. Anderson）与简·卡罗尔（Jane Carroll）任技术编辑，安德森夫人编制索引，布赖恩·J·斯维克哈特（Brian J. Svikhart）督理本书的出版制作；约翰·阿德勒（John Adler）、维多利亚·温特顿（Vittoria Winterton）、吉瓦特·塔达尼（Jivat Thadani）则在行政与后勤上助益良多。
世界银行的安妮·汉密尔顿，连同阿德勒、吉尔马丁、皮乔托、沃陶、尤德尔曼（Yudelman）诸位先生，自本项目伊始便格外关注、持续相助。I. P. M. 卡吉尔（I. P. M. Cargill）发起这一项目并担起主要责任，自始至终关心、鼓励、支持，尤应特别致谢。我应在此声明：除篇幅外，世界银行对这些文稿的遴选与编排别无任何限制。身为编者，我得以放手为之；若其中存有品味或判断上的失当，概由我一人承担。
路易斯·J.·沃林斯基（Louis J. Walin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