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连载说明　本书共五部、六十二篇论文及附录。本次上线校读完成的序、致谢、导言、前三部导言与第1—39篇；其余篇目将在翻译与校读完成后继续更新。

1945年底，沃尔夫·拉迪金斯基（Wolf Ladejinsky）受命前往日本，协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筹划战后土地改革；自那以后，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几乎全在亚洲度过。这三十年，他献身于土地改革，为的是亿万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农户、佃农、分成佃农和无地劳工——他们既是他人道上的牵挂，也是他职业上的关切，他把他们的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另一重更为宽广的关切，至少同样令他不能自已。拉迪金斯基的青年时代是在沙皇俄国度过的，置身于贫困、疏离、屈辱与迫害之中——这正是封闭的犹太社区（shtetl，犹太村镇）生活的写照；他又亲历了伴随布尔什维克革命而来的种种暴行，因而对民主怀有炽烈的献身之情。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诸欧洲犹太人的那场浩劫，更加深了这份情感。于是拉迪金斯基把自己全然奉献给亚洲新独立各国的民主存续与昌盛。他确信，这样的结局取决于能否满足贫困的亚洲乡村民众那点基本需要与渴望：拥有一小块称得上自己的土地，或者至少在替不在地、剥削成性的地主耕种的土地上得到佃权保障和可以忍受的地租。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摆脱那令人窒息的贫穷和个人屈辱——这种境遇，他们已越来越不愿再消极承受。列宁“耕者有其田”的承诺曾何等有力地促使俄国农民接受并支持革命，转眼间他们却又被重新剥夺，让位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拉迪金斯基深知这一点，遂对土地的政治作用萌生了深刻体悟。他认识到，所有权、佃权以及土地收益的分配，对于民主能否在亚洲存续、还是乡村大众终将屈服于共产党人的承诺，关系何等重大。

拉迪金斯基对日本那场极为成功的土地改革（1946—1948年）所作的重大贡献，几乎使他立时声名鹊起，引来许多其他国家请他出谋划策、施以援手。¹ 他对台湾在战后初期同样成功的土地改革，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鼓励并指导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印度的土地改革尝试；他是五十年代末南越那场鲜为人知却卓有成效的土地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他还鼓励并指导了六十年代初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刚刚萌动的土地改革。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大半耗在与极为不利的形势抗争上——力图把印度那些收效甚微的土地改革引上更具建设性、更切实际的轨道，并设法唤起那种政治意志；没有这种意志，任何有意义的改革都无从落实。倘若因此被许多人称作“土地改革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误称。因为人本身才是他更深层的事业；在他看来，亚洲的人类福祉与尊严只有在民主之下、而非共产主义之下才能增进——而共产主义，在他眼中乃是唯一可能的替代。

家世渊源

沃尔夫·艾萨克·拉迪金斯基1899年生于俄属乌克兰的叶卡捷利诺波尔，那是一个小镇或村落。父亲经营面粉加工和木材生意——在犹太人依法限定居住的“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里，在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社区中，他算得上殷实之人。俄国犹太人既被禁止务农，又被排斥于大多数城市职业之外，因而几乎一律贫困，或濒于赤贫。他们往好里说遭受贬抑和迫害，往坏里说则不时沦为大屠杀的牺牲品；之所以能够忍受下来，全靠培育一种紧密的群体共同感和一种极为虔敬的内心生活。其中较富思辨与灵性者，遁入宗教研习。少数像拉迪金斯基父亲那样获得些许物质成功的人，在社区中享有一定声望（试看《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中特维耶那首歌《假如我是富翁》[If I Were a Rich Man]）；但真正受到崇敬与尊荣的，唯有学问与饱学之士——在犹太村镇里，这无一例外指的是拉比和研究《圣经》的学者。这一传统把拉迪金斯基引上了治学之路。本地同辈中读完文实中学（Gymnasium，世俗的中等学校）的寥寥无几，他是其中之一；少年时他还上过初级的“赫德”（cheder，希伯来文与宗教启蒙学塾）。

拉迪金斯基一家在产业被革命没收之后境况如何，世人所知甚少。据一则报道，他的兄弟死于内战。1921年，即学业完成两年之后，拉迪金斯基徒步走出苏联，进入罗马尼亚。他先后在面粉厂干活、做面包师学徒，随后在布加勒斯特的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谋得一职。但美国——那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约莫吸引了全部东欧犹太人三分之一前来移居的“黄金之地”——几乎可以肯定从他离家之时起就是他的目的地。次年，即1922年，拉迪金斯基带着一群途中托付给他照料的犹太孤儿进入美国。靠各种零工糊口，他学会了足够的英语，于1926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1928年获得学位。其后他在纽约市第六大道与第50街交口的报摊卖报，同时把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研究生学业一直读到三十年代初。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那篇经典之作《苏联农业集体化》（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viet Union），看来本打算用作博士论文。然而经济大萧条的最初几年，拉迪金斯基退出大学，接受了农业部的一个职位；这职位是他的一位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提供的，特格韦尔已被新当选的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召往华盛顿。这份工作开启了一段极为丰硕的职业生涯，横跨四十年之久，直到拉迪金斯基在世界银行驻新德里常驻代表团任内辞世，方才终结。

工作生涯

拉迪金斯基为美国政府供职的头十一年（1935—1945年）是在华盛顿、于农业部对外农业关系局度过的。在这里，他的工作基本属于学术性质。他从原始资料和内部文件入手，为农业部官方刊物撰写并发表了二十余篇关于农业的研究，多以亚洲国家为主题。这些研究中固然有许多相当中规中矩（如《满洲的农业——扩张的可能》[Agriculture in Manchuria—Possibilities for Expansion]、《日本棉纺织业与美国棉花》[The Japanese Cotton-Textile Industry and American Cotton]、《日本的粮食自给》[Japan’s Food Self-Sufficiency]、《泰国的农业经济》[Thailand’s Agricultural Economy]），另一些却对拉迪金斯基旨趣、思想与价值观的凝定，乃至对他后来事业的塑造，作出了重要贡献。他1937年那篇《农场租佃与日本农业》（Farm Tenancy and Japanese Agriculture），是他首次涉足苏联以外佃权问题的重要尝试。这篇研究连同他1939年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文章《日本的农村动荡》（Agrarian Unrest in Japan），确立了他作为农业部日本农业问题专家的地位。后来“使战败的日本民主化”成为盟国政策，请拉迪金斯基协助筹划该国一场彻底的土地改革，也就顺理成章了。他1938年那篇《苏联国营农场》（Soviet State Farms），进一步强化了他原本就强烈的反感——反感强制集体化，反感把僵硬的中央计划、政策和管理强加于千差万别的农业生产情形，反感那些或侵犯个体耕作者独立人格、或扼杀其生产积极性的措施。1939年，拉迪金斯基那篇分量颇重的《印度农业问题》（Agricultural Problems in India），为他日后在该国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使他得以了解印度那复杂农业经济中的佃权及其他问题。他第一次正视印度人口问题之严峻，以及人地比例必将给未来一切迫切需要的土地改革带来的种种限制。战时他对殖民地处境下农业政策的研究，如《英属马来亚的农业政策》（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British Malaya）和《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农业》（Manchurian Agriculture under Japanese Control），印证了他的信念：只要体察农民耕作者的利益，便能富有建设性地引导他们，却不能操纵他们，也无法驱使他们去做违背自身认定之利益的事。

拉迪金斯基抵达东京、参与日本土地改革之时，已然学徒期满。他步入中年，经历过、研究过许多事情，反思深刻，信念坚定。他的分量足以令麦克阿瑟将军刮目相看。

拉迪金斯基从未就自己在日本土地改革中的角色写过只字，尽管许多人都认他为那场改革的总设计师。国务院对此事尚犹豫不决之际，麦克阿瑟将军已依据政治顾问1945年10月26日呈交的一份备忘录（见附录A），决意推进土地改革。这份备忘录是在华盛顿与沃尔夫·拉迪金斯基反复深谈的成果。² 占领军总部所属的农业专家随即着手，主要围绕费里的备忘录和拉迪金斯基早先的研究展开。拉迪金斯基本人则于12月被召往日本。与此同时，奉麦克阿瑟将军之命于12月9日颁布的那道关键的盟军最高司令部（SCAP）³ 第411号指令，责成日本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前提交一项农村土地改革方案，并为此类方案确立基本准则（见附录B）。经过将近一年与日方反复的紧张研究、规划和谈判，一项占领当局可以接受的立法终告制定。据那位官方史家记述，这期间，拉迪金斯基“作为研究者，对土地改革这一总课题的历史、政治和经济诸面相，了解胜过任何人。他那旺盛的热情，是这项改革得以成就的一股持续不断的推动力。说到土地保有制的种种理念，拉迪金斯基是杰出而不知疲倦的‘推销员’。他的热情不容任何障碍阻挡。即便是高级军衔那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地，也未能阻止他把‘福音’直接传送到一切权力的源头。”⁴ 那源头，自然就是麦克阿瑟将军。然而拉迪金斯基同时也深入乡间——这后来成了他工作方法的标志——以求就佃农和地主对当时酝酿中的土地改革所持的态度获取第一手资料。这些实地观察，部分记录于他的《日本的地主与佃农》（Landlord versus Tenant in Japan），并体现在那篇分量更重的《日本的农场租佃》（Farm Tenancy in Japan）里；后者更新并超越了他早先的研究，显然为最终的土地改革方案出力甚多。

对拉迪金斯基本人而言，他在日本的这些实地考察，以及与数以百计日本农民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带来了另一种塑造——一种内在的塑造。出身犹太村镇的知识分子在新环境中遭遇现代化时，通常会把传统上极为浓烈的内心宗教生活加以升华，转投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或工会运动（当然带着浓重的社会主义色彩）。拉迪金斯基若留在华盛顿，他的治学志业未尝不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找到相辅相成的寄托。（事实上，他对以色列确实怀有极强烈的感情——他在遗嘱中把多年来满怀深情收藏的那些精美东方艺术品都留给了以色列。）但他在乡间遇见的那些农民及其妻儿，他并不首先看作日本人。他把他们看作人——迫切需要帮助、以求得到一点安全与尊严、为子女争取更美好生活前景的人；而这一切，本是一切人理应享有的。他的人道情怀、他的社会正义感，被深深唤起。从此以后，拉迪金斯基承袭的宗教情感，再也无需别的表达。

本书所收的文稿，大体勾勒出拉迪金斯基此后各阶段的生涯轮廓。1949年，他被借调去协助中美合办的“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在中国和台湾推进土地改革。从1950年到1954年，除担任驻东京农业专员的日常职务外，他还回顾日本土地改革的成效，再度在台湾施以协助，并应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的急切请求，亲赴克什米尔、旁遮普和马德拉斯，就当地的佃权状况与问题实地考察（1952年），又考察了印度土地改革方案的总体状况（1954年）。他为美国政府供职的最后一年，是作为土地改革顾问在西贡援助代表团中度过的。从1956年到1961年，他继续在越南担任吴庭艳总统的私人顾问。此后三年，他作为巡回的地区顾问为福特基金会效力，就该基金会在尼泊尔、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工作提供咨询。1964年下半年，他开始为世界银行从事咨询。在参加了世界银行一项关于印度经济发展前景的重大研究、并出使墨西哥和伊朗之后，拉迪金斯基于1967年初被派驻印度，任世行驻新德里常驻代表团成员。在那里，他怀着与日俱增的坚忍走完了自己的工作。这最后一段时期，印度虽是他首要的职责与关切，但他也常被临时召去协助世行在伊朗、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的工作。

著述

多年下来，拉迪金斯基的生涯产出了数量可观的文字。其中大部分自然是为他所服务的各国政府和发展机构而作。他在农业部的那些研究——绝大多数完成于1945年以前——全都发表在官方刊物上（两篇见于《对外作物与市场》[Foreign Crops and Markets]，其余见于《对外农业》[Foreign Agriculture]）。他在印度和越南所做的其他美国政府文稿，则在此首次公开。事实上，那些1955年的越南文稿，是专为本书、经申请方才解密的。福特基金会的那些文稿，同样直到如今一直存放在该基金会的档案库中。世界银行的那些文稿，则向来限制流通，此次亦是首次公开面世。正因如此，拉迪金斯基战后的文字此前能为人所见的，仅限于已经付诸公开印行的那一部分，或偶尔分发给少数几位挚友和专业同行的那一部分。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或许是三十年间陆续发表于《外交事务》的七篇文章，以及自1969年起刊登于《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孟买）的另外六篇。还有一些文章不时见于较为通俗的杂志，如《记者》（The Reporter）、《乡绅》（Country Gentleman）和《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但除《外交事务》上那些文章外，已发表作品的大部分——包括许多刊于《对外农业》的文章——都不易获取。因此，拉迪金斯基作为发展实务工作者的声誉，与其说建立在世人对其著作的广泛熟悉之上，不如说更多建立在两类人对他的亲身了解之上：一类是与他共事、为他工作的相对少数政府和机构决策者与官员，一类是与他分享经验的一小群专业同行。本书的出版，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

为编纂本书而作的一次深入搜寻，发掘出约142项研究、调查、报告、文章、备忘录、会议发言稿以及若干篇实质性书信，合计约一百万字。尽管此过程中或许漏掉了若干重要篇目——尤其是颇有价值的内部备忘录和私人信件——但收集并列入《编年书目》的这些文稿，几乎可以肯定囊括了拉迪金斯基所有重要作品，足以代表他整个生涯所关注的一切国家、问题与思想。不出所料，日本、越南，尤其是印度——这三个他耗时最多、做了最重要工作的国家——占了他全部著述中相当大的比重。佃权状况与土地改革，是反复出现于不同国家、不同情形、不同时期的主题。但这些文稿深入探讨的远不止于此：农业与发展战略，制度性障碍（信贷、推广、行政管理，等等），小农户计划，马哈拉施特拉的旱灾与孟加拉的难民，绿色革命与政府采购程序及营销，人类福祉与中国的公社，吴庭艳总统的观点以及尼泊尔发展意图的认真程度。这座矿藏委实富含高度浓缩的矿石，有待决策者、发展实务工作者、农村发展专家、学者和学生，以及一切真正关心经济发展之人道层面与操作层面的人去发掘开采。

在此初次读到拉迪金斯基的人，不会发现任何学院式或理论性的东西。拉迪金斯基所写的每一篇文字，都基于具体事实和情形，针对那些活生生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关乎亿万贫困农民的重负与苦难。他的文字之作，要么是为了激起所需的中央政府关注、必要的计划和政策行动，要么是为了向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他仅有的两个非政府雇主）建言，让它们最有效地帮助这个或那个国家。他战后发表的文章，则是为了动员精英或更广泛公众支持必要的政府行动。所以容我重申：这个人绝非学院派，绝非理论家；他是个实干家。他的文字之作，一如他的实地工作，都重在操作。

此处所选的篇章，第一着眼于它们与今日亚洲农业、发展和人类境况的相关性，以及它们能给应对、改善这一境况的决策者和发展实务工作者带来的启示。第二条标准是它们对增进农业和经济发展之理解的贡献。第三，我们力求选取那些真正能代表此人及其工作、代表他所关切的国家、问题与思想、以及他所珍视的价值观的文稿。第四条标准——适用于诸如那些关于越南的文稿——是它们的独特性和历史价值。第五，对此前未曾发表的文稿略加优先，但不以牺牲质量、相关性或全面性为代价。

篇幅所限，加之拉迪金斯基对许多课题不止一次论述，许多优秀篇章只得删节。有时，他在稍后重访先前处理过的问题；有时，他添上一个新的维度或深度，或着重指出某个先前标示过的问题依然存在、恼人地等待付诸行动；有时，他把早先为某机构或专业刊物所撰的文稿，改写给较通俗的期刊。尤其在他生命最后十年的若干篇印度文稿中，拉迪金斯基反复审视那些不断演变的问题（及相关计划）：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小农户问题、土地改革问题、绿色革命问题，以及合作信贷、推广、行政管理之类的制度性制约，等等。可获取性这条标准也被援用了。那篇经典之作《苏联农业集体化》，除两个片段外全文忍痛割舍，原因在于其篇幅之长（将近90个印刷页）——而割舍它的唯一理由，是1934年刊载它的《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在任何一座像样的图书馆里都应能找到。若干情形下，我们得以采用拉迪金斯基本人对某篇文稿的概述，或从中摘取一段重要节录。但凡有充分理由依据前述标准入选的文稿，除非以已发表的形式相当易于获取，否则绝无有意略去之理。

拉迪金斯基的论点

至此，我已论及拉迪金斯基的职业生涯、家世渊源、动机与价值观，以及他文字作品的主题内容。现在该转向他思想的实质了——转向拉迪金斯基的“讯息”或论点，转向他的工作方法与风格，以及此人本身的种种品质。

拉迪金斯基从未写过一部书。即便到了生涯晚期，他也未曾打算以著书的形式总结自己的所学，或留给后世的讯息。正如那位谨记“鞋匠莫离其楦”（Stick to thy last）之训的鞋匠，拉迪金斯基过于谦逊，不肯去做这样一件事——把自己的见解纳入一个比他惯常致力的具体问题更宏大的框架，加以组织和阐述；而经验、见识与智慧远逊于他的人，却有那么多去做了。因此，即便在他的文章里，也找不到诸如《迈向一种农业发展战略》（Toward a Strategy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土地改革在农业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The Role of Agrarian Reform in Agri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土地改革与政治社会稳定》（Agrarian Reform and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bility）、《对外援助的可能与局限》（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Foreign Aid）或《亚洲在战后民主世界中的作用》（The Role of Asia in a Postwar Democratic World）之类的标题。然而拉迪金斯基对这些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同样怀有深刻洞见和坚定信念。尽管他从不曾把它们抽离出来加以铺陈，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仍会显露——往往以零散的形式——在他论述那些远为具体的主题的过程中。它们宛如骤然炸亮的闪光灯，照亮他所聚焦的那些更切近、更有限的场景背后那更宏大的背景。

只在一两个意义重大的例外里，拉迪金斯基才以多于一两段的篇幅阐述了他较为宽广的见解。在1954年底致福特基金会肯尼思·艾弗森（Kenneth Iverson）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拉迪金斯基试图以极宽泛的措辞，表述他对一个问题的理解：西方那些有志在贫穷国家推进人类福祉者，究竟面临着什么。他谈到这方面与共产主义的竞争；谈到何种援助计划可能最为有效，尤其就土地保有制而言；还谈到技术援助人员身上最为关键、最为可取的种种品质（II-24）。⁵ 另一个例外，是一篇题为《土地改革》（Land Reform）的文稿，系1964年为麻省理工学院“欠发达国家生产率与创新会议”而备（IV-47）。在这篇文稿里，拉迪金斯基一反常态，以一般性而非具体的措辞探讨土地改革问题。他考察了土地改革的范围与意义、含义与内容、政治面相、与生产率及政治稳定的关系、前景与局限。即便极为挑剔的读者，也不应错过这两篇文字。

在此不妨略加陈述拉迪金斯基本人因过于谦逊而未予详加铺陈的东西，虽然只能简略为之。那么，下面便是在我看来构成所谓“拉迪金斯基核心论点”的那些主要要素，并将它们置于他见解得以形成的那个更宏大的视野之中。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类对自由之下人类福祉的最美好希望，系于民主梦想的实现，而共产主义对这一梦想既是主要威胁、又是可能的替代——亚洲的作用至关重要。“……今后数十年间亚洲所发生的事，对于世界未来的形貌，与西欧所发生的任何事一样具有决定性意义。”“从西方及其最珍视之价值观的存续来看，至关紧要的是：那些欠发达国家在当前的现代化努力中，究竟会倾向西方，调整西方的技术和政治理念以适应自身特殊需要，还是会转而接受共产主义的承诺、并最终接受共产主义的制度。因此，说西方民主世界的存亡将取决于欠发达国家——无论出于自由抉择还是偶然——在追随共产主义道路与依靠西方援助前行之间的选择，并不为过”（II-24）。
亚洲各国人民的福祉，将在这一结局中起决定性作用。“每一个亚洲人，无论多么目不识丁，都有意或无意地向往这种福祉中的某种成分——它包括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好的健康、更好的社会地位或更平等的地位、更好的政府、更多参与地方或全国事务，以及大量足以诠释人类福祉与人之尊严这些理念的别的价值。……欠发达国家若要沿西方路线存续下去，就必须践行这些目标……”（II-24）。
农业进步乃是经济发展与福祉的根本和要害，无论在亚洲，还是在其他农业型的发展中社会，皆然（II-24、IV-43）；这不仅因为农业直接贡献于生产，还因为它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而国内制造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样不可或缺（CB-100）。⁶ 然而发展中国家直到整个六十年代普遍未能认识到这一点，对农业核心作用的认识至今仍远未普及。五十年代初，拉迪金斯基便察觉：发展中国家过分强调工业发展乃通向经济增长的康庄大道，以致牺牲了农业和整体经济发展，这是一个严重错误——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走在了时代前面（II-24；III-29、38；IV-46）。“更切中要害的〔作为农业进步障碍〕，是……典型的欠发达农业国中那种偏重工业化、而不去整顿自家农业的严重倾向。这种为规划者和经济学家（无论西方还是亚洲）所青睐的取向，往往延宕了那急需的农业努力。这一批评并非针对工业化本身；工业化的用处再明显不过。症结在于相对于农业而言对工业化的过分强调……在以农业为主的亚洲，这种取向是一种经济和政治上的谬误，若执迷不悟，必将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影响发展中国家进步的严重压力与紧张”（IV-46）。
在人地比例允许之处，使广大耕作者大众普遍拥有土地的再分配，乃是提供必要激励的最佳途径——这些激励对于农业投资、现代化、产出增加，以及标志着农业进步的更高生活与福祉水平，不可或缺。在人地比例只允许有限度再分配之处，对公平与激励问题最切实可行、因而最具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则在于为佃农和分成佃农争取一种真正有保障的土地保有权，并辅以可以忍受的封顶地租（IV-47）。再分配土地的价格和偿还条件，不得过分加重新业主的负担（II-18、IV-47）。在土地再分配计划使不在地地主得以收回大片土地自耕之处，“其净结果便是一种新型佃农……即‘被逐佃农’”（II-24）。土地再分配计划要令人满意地落实，就需要地方或村级土地委员会积极参与和执行，其成员中至少应有半数为佃农（II-10、11）。佃农的保有权，应以载有续约保障的书面合同加以保护。在缺乏稳固保有权的情况下，有效的地租上限根本无从实施（II-24、V-51）。有效的地租上限会压低土地的资本化价值，使佃农和分成佃农更容易在市场上购置自己的土地（II-12）。
“广泛分配的土地所有权和有保障的低租佃约，本身尚不足以促成或确保一项土地改革成功。还需要充足而稳定的供水，以及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用以提供各项必需投入物、提供获取这些投入物所需的信贷，并提供指导小农经营者高效使用它们所需的推广服务。在农村贫困的条件下，即便土地再分配，倘若不伴以耕作和改良土地所需的手段，也将无济于事”（IV-47）。
这并不是说土地改革是一剂灵丹妙药，能为乡间一切问题提供确切的解决之道。尤其“在人口对有限土地资源压力极大之处，土地改革……并非最终的解决办法……毋宁说，它消除了一种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都已丧失效用的制度的最恶劣特征”（IV-47）。而且，“印度的问题并不在于解决农村问题，而在于采取一些权宜之策，以期消除那些把农民判入生存水平以下的最恶劣特征”（II-23）。
由于农民对土地有迫切的需要与渴求，又由于变革之风的吹拂已经把他唤醒（“一个数百年来麻木受苦、逆来顺受的普通人，如今已是警醒地受苦”），根本性的土地改革势在必然，其性质本质上是革命性的（II-24）。“……尽管有地主、或为地主所操控之政府的反对，所有权的转移仍属必然；尚成问题的只是其步伐——在政府决意推行改革的国家更快，在政府既无力量、亦无意愿激活这一议题的国家则更慢……这一改革运动是革命性的，尽管地主的头颅并未落地、贵族的巢穴也未付之一炬”（II-22）。土地改革“涉及一场以地主为代价、对财产和收入的剧烈再分配。当它把财产、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从社会中的一个群体转到另一群体，它便成了一种革命性举措……一项名副其实的改革，理应在私有财产最薄弱之处——社会金字塔的底部——强化私有财产的原则……地主丧失大半财富的同时，也丧失了大半影响力”（IV-47）。
由谁来推行土地改革、由什么来决定一场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政治。“在拟订和实施必要立法上，技术专长固然不可或缺，但专家并不缔造改革。政治家，而且唯有政治家，才会缔造或好或差的改革，抑或根本不去缔造。他们掌控着政治气候——这气候决定着推进这项任务的意志之有无；决定着改革被赋予或不被赋予哪些具体措施；决定着授权立法制定得周密还是不周密；决定着相关行政机构准备得充分还是不充分；决定着关乎改革成败的技术机构之有无；而最为重要的，决定着法律条款执行背后那股推动力之有无”（IV-47；另见V-51）。
由此看来，政府——其意愿与意志——便是土地改革的关键。“只要政治领导层决意贯彻目标，那么由公务人员所怂恿的、根深蒂固的地主阶层反对，是可以成功应对的。这一点尤为要紧，因为农民阶级尚未发展出一个属于自己的、能有效代表并倡导自身事业的群众性政治运动”（IV-47）。但倘若政府不去行动，或仅以半心半意的方式行动，从而败坏一项“意在”改革之改革所宣示的宗旨，那又当如何？“政府权力归根结底通常掌握在那些极可能因渐进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受损的势力手中”（CB-47）。在这种情况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被剥夺者迟早会自行其是、诉诸私刑，从而彻底摧毁那些未能以和平方式赋予他们某种权益的政府和阶级——而这些权益，他们〔届时〕原本要靠暴力去攫取……”经验由此表明，“社会结构的根基存乎乡间、亦毁乎乡间，而农民及其利益与抱负，必须置于‘整出戏的中心’”。战后历史中有着充分的教训和警示，“昭示着一旦农民的经济和社会抱负为一个过时的现状而被牺牲，事态将走向何种局面”（III-32）……“另外某个人将接过这桩早该完成的任务，而届时所攸关者，将远不止乡间收入分配与地位的一次重新安排”（IV-47）。
与这一“不然就……”的论点相辅相成的结论是：凡情形分明在大声疾呼土地改革之处，为实现土地改革而采取有效的政府行动，乃是乡间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从而也是民主本身存续所必不可少的（III-32、IV-43、CB-100）。“……土地改革能成为一件强有力的政治工具。那些对我们友好的本土政府将更有可能赢得民众支持，而在亚洲，民众支持就是‘要么得到农民支持，要么一无所有’。一个自耕农，或一个大体满意的佃农，便会在社会中获得一份切身利害。他会守护这个社会、抵御极端主义。私有财产将在其最薄弱之处——社会金字塔那庞大的底部——得到强化……任何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都为一个不偏不倚、稳定的农村社会奠定基础……‘土地与自由’向来是所有农民的理想”（II-13）。

拉迪金斯基的论点不言自明，在此无需多加评论。不过，他论点中有一个要素，他本人在生涯晚期对它产生了动摇，值得提请注意。还有另一个要素需要提出一些疑问，因为事态发展似乎已经否定了它。

直到生命将尽，对日本、越南和印度乡间共产党政策的观察，一再印证他早先在苏联和中国的观察与经历；拉迪金斯基一直坚信：倘若那些号称民主的政府趁尚有机会时不自上而下、自愿推行根本性的土地改革，那么变革终将在共产主义宣传的鼓动下，以暴力行动、自下而上地降临。但当他苦苦思索1972—1973年那场毁灭性旱灾期间马哈拉施特拉农民的消极被动时，他开始对此严重生疑。拉迪金斯基提出“农民会反抗吗？”，他发现“受灾者竟‘逆来顺受’，毫无公开抗议，更遑论诉诸暴力，实在令人称奇……人不禁感到困惑……笔者这个观察者禁不住要苦苦思索其中的缘由……”（V-58）。几个月后，在世界银行一次土地改革研讨会上发言时，这一怀疑已变成结论。“假如我们要等到印度的农民——就此而言，还有其他若干亚洲国家的农民——下定决心自行其是、为一场彻头彻尾的激进土地革命而奋起，那么我想，我们恐怕得等上很久很久。”鉴于印度政府显然缺乏那种必不可少的意志，拉迪金斯基破天荒地一筹莫展。“我真的不知道此刻一个人能做些什么。”接着，他带着揶揄的幽默说：“我想，大概唯一可能知道最终解决办法的人，就是印度的占星术士了；此刻我就把它留给他去给出最后的答案吧”（CB-127）。

引人质疑的，是位于拉迪金斯基论点核心的那一系列判断：“社会结构的根基存乎乡间、亦毁乎乡间”，农民必须置于“整出戏的中心”，以及对亚洲民主前途必不可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有赖于为乡间那如社会毒瘤般的问题找到解决之道。这些判断难道不与近年来亚洲的经验相悖吗？主宰政治决策、或把软弱的政府吓得犹疑不决、束手无策的，难道不正是那个迅速壮大、高度政治化的新城市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与执拗诉求吗？侵蚀软弱的议会制政府的政治基础、为军人政权及其他威权政权打开政治大门的，难道不正是这个城市无产阶级那受挫的不满，而非农民阶级那“警醒的悲惨”吗？看来似乎确是如此。但是，近年来这些令人不快的历史发展，究竟是真的否定了拉迪金斯基论点的核心，还是反而印证了它？是什么把成千上万贫困而无地的耕作者源源不断地驱赶进城市——在那里他们找不到工作、住房，找不到子女的就学机会和医疗保健，也逃不脱悲惨的境遇？这难道不正是因为未能去解决乡间土地改革的根本问题，以及那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过分强调工业化的误入歧途之举吗？——正是它们日益加剧收入不平等、造成发展失衡、阻滞经济增长。那个核心问题，难道不曾是、又难道不依然是拉迪金斯基提出的那一个吗？1954年，他以一种深刻而具有先见之明的质朴写道：“聚居在欠发达地区的人口，五分之四是农民。农业，而非工业，是他们生活在一切主要表现形态上的枢轴。尽管有日本的工业化、中东喷涌的油井、马来亚和暹罗的锡矿、印度的黄麻厂和棉纺厂，工业对亚洲性格的触动却微乎其微。工厂或许有朝一日会给亚洲人带来物质上的进步，但那一天还在未来。今日亚洲问题的核心存乎乡间。正是在农场上，必须去寻求并找到种种解决之道”（II-24）。

对外援助

拉迪金斯基坚信，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一桩贫穷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自己去完成的工作——它们必须作出唯有它们自己才能作出的根本性政策抉择。因此，他关于对外援助的见解，并未纳入刚刚陈述过的那个思想核心。然而，他赋予西方援助的那种至关重要的意义，从一开始就清晰流露，确实是他思想的根本所在。正因如此，加之多年来身为一位敏锐、睿智、经验极为丰富的发展援助实务工作者，他对此形成了若干极富洞见、极为有用的看法，这里将加以考察。

拉迪金斯基对贫穷国家在西方制度与共产主义制度之间所面临的那个关键抉择的看法，为这一考察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出发点。以下引自一篇1950年所撰文章的文字，发挥了这一看法。“如今，那些把农民束缚在界限分明之范围内的力量，正在日益高涨的农村不满情绪下分崩离析。农民阶级终于行动起来了。共产党人利用了这一事实，并把它置于亚洲政治的中心……列宁……把那场最终的关键决战设想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东方与一个资本主义的西方之间的冲突……为赢得中国和印度的支持，斯大林为这些国家拟定了一套三阶段纲领：一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业革命，以及最终的无产阶级专政。其中关键的一步，便是对农民的拉拢……挫败共产主义对亚洲之图谋的唯一办法，就是趁农民尚未自行其是、把乡间付之一炬之前，通过及时的、和平的改革，预先阻止此类革命的爆发”（II-13）。

关于援助的性质和战略，他就西方的角色作了如下论述：“无论我们能为亚洲的进步与稳定贡献什么——无论是以美元、技术指导、组织建议，还是军事援助的形式——我们的政策以及我们全部的外交才能与机敏，都应当积极地、满怀同情地以这样一种认识为指引：社会结构的根基存乎乡间、亦毁乎乡间……我们必须努力说服较保守的亚洲群体，使他们明白农村改革对于他们自身的保全、一如对于农民阶级的利益，都不可或缺……从大使、公使到外交事务文书，我们都必须开始去为那普通人着想、依其行事；而在亚洲，他就是农民。我们必须特别努力，去寻找并尽一切可能去鼓励那些本地的自由派群体——否则他们便会从我们共同的事业中流失”（II-13）。

1949年，拉迪金斯基前往中国和台湾，去协助“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推行一项第四点计划之前的对外援助项目；这个项目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认为它很可能足以充当未来援助努力的范本。他赞赏的一个不寻常之处，在于该联合委员会本身就是一种合作的产物，由三名中国成员和两名美国成员组成。主席是中国人，两名美国成员则都在中国生活和专业工作多年，并充分认同他们所要服务之农民的种种抱负。该委员会采纳了“一项大胆的农村计划”，其十项组成要素把首要的优先地位赋予土地改革。这并非偶然。“委员会清楚……除非佃租条件得到改善，否则那些技术项目的主要受益者将是地主，而不是占多数的农民——即佃农。”拉迪金斯基还赞许地描述了该委员会所择取、用作活动依据的基本原则与标准。它排除了那些采用不适合中国小规模农业的现代设备的高成本项目。它不去创办那些会与现有企业竞争的新企业，而是去协助扩大和改良现有企业。它回避那些农民自己并未表达强烈意愿的项目。它专注于那些有助于人民自助、并能惠及绝大多数农民而非仅仅少数人的项目。为培育本土领导力量，它特别努力把全国受过教育的青年吸纳到农村复兴工作中来。而最重要的是，它坚持把“物质重建必须伴以社会正义”作为其援助的一项条件。在评估该委员会的工作时，拉迪金斯基睿智地指出：“委员会的经验表明，除非金钱能被有效吸收消化，否则单凭它解决不了问题。”他进而概括道，“这是一个值得在欠发达国家的一切农村援助努力中铭记的要点”（II-14）。

1953年和1955年致福特基金会官员的两封信，论及该基金会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在亚洲国家提供援助，但拉迪金斯基的建议也有更普遍的适用性。他说，该基金会关于“土地保有制会议”的报告（数月前他本人曾应邀与会），并未切合实际地针对它所要援助之国家的实际状况与问题。他指出，该报告所陈述的土地改革政策的种种原则，“构成某种近乎完美主义的方案，而过去不曾、将来也不会有哪一项土地改革会去等待这种方案的实现”。此外，土地改革方面有用的援助，并不在于劝告各国政府“如何制定、管理、执行和评估各项政策”。他坚持认为，这方面我们所知甚少，而“亚洲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见解明晰的群体，了解本国的农业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困难在于，他们往往选择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由此可见，“要想真正有所助益，我们最好莫过于设法说服这个群体：时候也许比他们所想的要晚。正是在这里，在合宜的情形下，我们能凭借机敏和经验，提供有益的服务”。低调、审慎和谦逊，是其他几项必备的条件（II-22）。

第二封信——前面已在另一处提及——涉及的范围要宽广得多。由于欠发达国家的落后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全面性的，援助计划“决不能局限于通常所谓的技术或经济援助”。此外，他以一种冷静的先见之明预见并强调：“技术〔或经济〕援助方面的成就，是否会自动地或必然地确保经济福祉的更大共享……确保政治权力的更大共享、免费公立学校的出现、代议制政府的诞生，以及其他标志民主进步的种种发展，这远不能肯定”（II-24）。既然至关重要的是改革的政治气候，那么援助的战略就应当以触及那些群体为目标——“它们的支持足以决定是采取坚决行动……还是根本不行动”。在印度，拉迪金斯基把大学视为采取此种途径的关键媒介。但他告诫，那些谋求推进必不可少的土地改革事业的局外人，必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极具争议的议题。地主必然抵制它，而“外来的‘干涉’有可能给这个本已熊熊燃烧的议题火上浇油，不仅激怒保守派，还会激怒那些亲改革却异常敏感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任何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都唯恐避之不及、随时准备奋起反击（II-24）。二十年后，拉迪金斯基对世界银行也作了同样的告诫。既然土地改革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决定，那么任何政府——无论大小——若不是自身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到足以作出这一决定，便不可能被催着去作出它（CB-127、141）。

这些关于对外援助的看法，自然而然反映在拉迪金斯基对技术援助人员所要求的种种品质中。“鉴于我们的援助所应追求的目标，他〔实地工作者〕必须远不止具备技术能力……〔他〕必须能理解某一特定国家的人民所处的境地，能领会他们的态度、感受、心境，他们对各种事件和对世界的看法的某些方面……他必须看到……这些人在当今时代带上世界舞台的究竟是什么。”在一个昔日的殖民附属地，他必须体认到：“经济遗产往往是贫困……心理遗产则是恐惧、猜疑与敌意，凡此皆源于那一切导致强加的低人一等地位的东西。政治遗产则是威权主义，纵然它被现代民主的形式所装点……他〔实地工作者〕劳动的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理解并接受这些根本要素的程度”（II-24）。拉迪金斯基说，一个实地工作者倘若具备这些品质，再加上机敏、真正的谦逊、处理人际关系的天赋和对宗旨的认同，便会获得那种至关重要的接纳——他的理念若要达到目的，这种接纳必不可少。“来自外部的建议自有其用武之地；倘若它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并以那种促使亚洲人和西方人为共同目标携手合作的精神提出，它便会被接受”（II-24、III-28）。（这岂不是对拉迪金斯基本人——尽管出于无意——一个相当不错的写照！）这些看法，不久之后便反映在他对美国在越南援助计划的评估中（III-31）。

约莫二十年后，发展机构和发展这一行当才姗姗来迟地认识到拉迪金斯基那些朴素真理中的一部分。“问题的核心存乎乡间”这一认识，在七十年代成为世界银行发展援助政策的核心；而他所说的其他许多东西，也已成为公认智慧的一部分——纵然尚未成为公认的实践。西方世界已痛切地懂得：经济增长未必能确保人类福祉，未必能确保社会正义日益增进，甚至未必能确保对民主制度的继续恪守——更遑论对它的强化。直到七十年代，人们才领悟到“相对于农业而言对工业化的过分强调……是一种经济和政治上的谬误，若执迷不悟，必将导致……影响发展中国家进步的严重压力与紧张”。仅凭这一早早道出的洞见，便足以使拉迪金斯基在经济发展领域如巨人一般卓然挺立。

工作方法与风格

赋予拉迪金斯基的文字以那种鲜明的真实与本真印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它们要么报道他亲身的实地观察，要么直接由此而来。这并不是说他疏于贪婪地研读相关文献、埋头钻研统计数据，或博采其他学者、观察者和实地工作者——无论本国还是外国、在世还是已故——的智慧与经验。这些事他也都做了，怀着一股惊人的精力和炽热的求知欲；与此同时，他还浸淫于当地文化，以便既能从内部观察，又能从他从未失去的那种客观视角观察。但他从不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无论采纳还是摒弃——非得先用自己亲身的直接观察加以检验。正如阿肖克·米特拉（Ashok Mitra）所言（见下文），“拉迪金斯基不只是写报告，他是亲身经历了它们。”正是那种无可回避的体认——拉迪金斯基对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东西作过深刻的思考与感受，他“经历”过他的报告——赋予他的文稿以那种成其特色的即时感、说服力与力量。

正如土地改革是拉迪金斯基种种关切的核心，直接的实地观察也是他工作方法与风格的核心。他通常会动身上路，仅由一名翻译陪同，事先没有既定计划，去访问每一个他偶然遇到或特意寻访、可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牵涉于手头问题中的人：佃农、分成佃农、农业劳工、地主和二地主、地区和地方官员、合作银行和营销机构的代表——一言以蔽之，每一个有可能为眼前的状况、为他们身处其中的利害、为他们对此的反应提供某种洞见的人。这不仅把他带进田野、集市和办公室，也把他带进那些棚屋——在那里他可以看人们如何生活、食橱里有什么吃食、妻儿们境况如何。倘若他在路边停下来同一个农民或劳工交谈，必定会有其他人慢慢踱过来观望、倾听，继而加入谈话。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外国陌生人显然绝非什么异类、并非站在一个与他们不同的层面上盘问他们。他们立刻就感觉到，他是以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方式同他们交谈，他与他们共享着人之为人的境况以及他们的利益和关切；他们反过来也乐于借此机会同他分享自己的利益和关切。多年下来，拉迪金斯基想必就这样在他工作过的每一个国家里走访过、并亲切交谈过数以百计的农民。是否还有别的人——农业经济学家、发展实务工作者、抑或政府官员——曾与亚洲的农民耕作者有过如此亲近而直接的结识，或如此深切地了解农民的境况，颇令人怀疑。因此，拉迪金斯基的工作从不流于理论，而是无一例外地植根于事实和具体的情形与问题，这再自然不过。他的工作总是置于这样一种视野之中：既涵盖切近的当下，也涵盖历史的和更宽广的背景。它探寻起因、目标、障碍和成就，并把这一切都置于一种宏大、专业上有章法、然而又极富人情味的眼光之下评判。

拉迪金斯基工作方法或风格的另一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在一个又一个他工作过的国家里，他都设法在完成调查、得出结论之后，争取到一次会见，亲自向政府首脑陈述他的调查发现与结论。这并非寻常之事，而是极为罕见——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发展实务工作者或顾问都懊丧地、再清楚不过地知道这一点；当然，这也绝非偶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拉迪金斯基的有意安排。尽管他的声望往往先声夺人、助他一臂之力，但他究竟如何做到这一点，乃是一门政治的、外交的、操作性的艺术，既无法剖析，也无法用任何公式仿效。

拉迪金斯基面对这样的机会倘若竟不感到几分受宠若惊与欣慰，那他便算不得有血有肉的人了。当他走近这样的会见时，几乎不可能不暗自惊异：他这个不久前还是穷移民的人，居然就要同那些位高权重者攀谈了。但这样的接触对于他的目的不可或缺。他非常清楚，任何国家要在土地改革上取得任何重大进展，都需要在最高权力层面作出一项政治决定。农业部长、计划部长或财政部长或许会被说服，甚至或许会把这一讯息转达给政府首脑，但他们却几乎不大可能像拉迪金斯基本人那样令人信服、那样有说服力地传达它——倘若他们真能被指望去传达这一讯息的话。这就是拉迪金斯基屡屡求见之“所以然”，纵然不是其“如何为之”——他求见了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台湾的陈诚“行政院长”、越南的吴庭艳总统、尼泊尔的柯伊拉腊（Koirala）首相和马亨德拉（Mahendra）国王、伊朗的胡韦达（Hoveida）首相、菲律宾的马科斯（Marcos）总统，以及世界银行的麦克纳马拉（McNamara）行长。他曾私下吐露，唯一一次会见甘地夫人时，他未能“打动”她；尽管他久居印度，却没有再作尝试。而对另一位国家领导人，他更是明智地知道不必去尝试。在描述1961年初一次印度尼西亚之行时——他曾在那里与萨贾沃（Sadjarwo）部长作过相当长的会谈——他写道：“究竟是否真的值得在此投入时间——假定我还有时间可匀出来的话——则是另一回事了。我的疑虑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在这样一个高度个人化的政府里……必须去影响那位头号人物苏加诺先生，方能取得真正进展。遗憾的是，我没有把握能打动他；而即便打动了，我也没有把握能找到那把开启此人之心的钥匙——他对待国家大事的态度，对我以及无数人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和困惑”（III-37）。

他既是农村景象的分析者、又是其出色的报道者，这一点在此处所收的许多文稿中都显而易见——无论关于日本（CB-27）、四川（II-12）、越南（III-26）、旁遮普（V-50）、比哈尔（V-51）、东联合省（V-54）、马哈拉施特拉（V-58），还是别处。这种出色的报道也不限于农村状况，正如下面几例所示：他对难民逃离孟加拉国的恐怖、涌入西孟加拉时当地状况的描述（V-56），他对吴庭艳总统的访谈（III-27），他对中印战争之后印度的印象（IV-41），以及他对尼泊尔发展意图的评估（CB-86）。

关于拉迪金斯基的写作风格，至少应作两点评论。第一点也较为明显：尤其在他那些用心打磨的已发表作品中，他对英语有一种优美的驾驭——这种驾驭之所以愈发令人钦佩，是因为他的母语本是意第绪语和俄语，而且他像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一样，步入成年之后才痛苦地学会英语。这种驾驭，因他对精辟措辞、贴切引语和生动轶事的天赋而愈加丰富。⁷ 第二点是：拉迪金斯基处理主题向来周全、彻底完备——几近冗长。我把这看作他严肃认真与自尊心两者的反映。倘若一个主题重要到足以引起拉迪金斯基关注，他便会以它应得的严肃认真去彻底处理它，绝不向“读者也许会比他略为不那么认真地对待它”这种可能性作半点让步。有时人们几乎可以听见他在说：“倘若这桩事情严肃到值得我去关注和考察，而你又想了解我所了解到的、想了解我对它的种种看法，那么你就得给予它同样严肃的关注。”就他而言，这种立场完全有道理。

其人

拉迪金斯基属于那种罕见的人——对于他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人即其工作，其工作即其人。本质上的拉迪金斯基，想必已从前几页所述中相当多地显露了出来。读过他全部文稿的人，将对此人身上比已经陈述或暗示过的更多的方面或品质留下深刻印象：他评估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的殖民政策时所表现的明智的不偏不倚（I-6、7）；他在台湾呼吁的对地主的公平对待（II-10）；他富于洞察的政治敏锐（处处可见，尤可参见III-28、31、35；CB-86）；他对要害之处那种百无一失的眼光；他巨大的说服力（IV-40、CB-101）；他完成工作时那种坚韧不拔的执着——尽管有时会遭遇官方的劝阻或种种障碍（II-21、CB-123、141）；以及他评估自己的角色与成就时所抱的那种谦逊（II-16、24；CB-49）。这些不过是他个人品质中的一部分。未曾触及的还有另一些品质——它们更适合在一篇个人回忆录中叙述——他对友谊的能力、他对精湛手艺的热爱、他的幽默感、他忍受病痛与失望时的坚忍刚毅，以及他对音乐、文学和艺术之美的热爱。但在他最深的内核处、归根结底或许最为重要的，乃是热忱、信念与爱。他长期的友人、在为印度争取真正土地改革的求索中的同道阿肖克·米特拉，正是怀着对这些品质的体认，写下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念文字：⁸

沃尔夫·拉迪金斯基远不止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农业专家。此类专家多如牛毛；没有他们，那些由亿万富翁所设立的基金会便会面临资源无从利用的难题。他们来了，写下报告，走了，旋即把曾为之撰写报告的那个国家忘得一干二净；他们的精神视野，总染着一抹愤世嫉俗的灰色。拉迪金斯基不只是写报告，他是亲身经历了它们。到了风烛残年，他本无需为世界银行那点微薄的薪水，而一次次来到这个国家、栖身于新德里一间不带个人色彩的旅馆客房、不知疲倦地漫游于印度乡间，去领会农业真相的精髓。看着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几乎已经双目失明，健康状况岌岌可危、几乎无法消化任何食物——却依然决意要赶上飞机、降落在某座偏远小镇的简易机场，然后钻进吉普车或旅行车、或乘渡船过河，以便抵达某个偏僻村落，在那里“分成佃农”（bataidar）能告诉他多一点当地土地制度之奥秘、或当地工资率的情况——这真是一桩离奇、然而在情感上又令人动容的经历。这绝非一个泛泛之辈的技术专家，这是一个热忱的信徒。而这份热忱，源自一种对人民深沉的爱，无论他们属于何种文明、肤色如何。

然而，沃尔夫·拉迪金斯基绝非一个意识形态信徒。他不会介意被人称作一个旧世界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分析和陈述真相、无论其色调如何为己任的人。正因如此，1946年他能在日本为麦克阿瑟将军效力良多；伊朗国王也曾召他前往；而国务院——在它还没有完全为越南冲昏头脑之前——五十年代末也曾认为，他能凭其建议和忠告为西贡当局做些好事。拉迪金斯基不吝于给出忠告，也不吝于说出真相。因此，在印度的环境里，他能说出一些话——并被人怀着敬意倾听——而这些话，当权者却不愿从别人那里听到：关于比哈尔的中世纪封建主义，关于绿色革命在旁遮普和哈里亚纳推进了四分之三便被扼杀，关于孟加拉那些被剥夺的分成佃农和无地劳工的苦难，关于马哈拉施特拉饥荒救济的真实性质。他能用那古怪的、带着浓重俄国腔的美国口音说：土地改革，十分之九靠的是政治意志，而有志者事竟成——靠的绝不仅仅是立法。

他绝非一个意识形态信徒——况且一个人一旦接受了世界银行的资助，无论如何也当不起意识形态信徒——但他也并不惧怕思想。而且他懂得如何施与情谊。他从不轻易流露感情，却仍会作出他那些细小的表示，而其中善意之深，断不会被认错。作为本刊的一位拥护者，他时不时会就某篇人们也许写过的、根本微不足道的小文章，给人捎来一张表示赞赏的便条。

唯有一种特殊的对人类的信念，才能让人断言：无论境况如何、无论客观条件何等地一概不利，一个民族——任何民族——在短期内都有能力通过一场革命性的奋起而自我提升。沃尔夫·拉迪金斯基怀有这样一种信念，并努力把别人也转变过来。当人们为他哀悼时，所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也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他随岁月而苍老枯萎，却拒绝舍弃希望，也拒绝舍弃爱。

拉迪金斯基的贡献

拉迪金斯基的贡献究竟是什么？他四十年献身的工作究竟成就了什么？现在还不是作此评估的时间和场合。他的贡献终将通过以下方面来评价：他对那些已经达成、被搅动起来、被回避、被忽视、或被挫败的土地改革所产生的影响；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划者和发展工作者、以及与他们相关联之各机构所产生的影响；他对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等发展机构之各项计划所产生的影响；他对该领域学者和研究工作者的思想及其所在机构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对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新一代受其思想启迪的大学毕业生（无论这种思想是直接还是间接到达他们那里）所产生的影响。然而，无论此刻世人如何评估他的贡献，毫无疑问，他的影响仍在不断增长。凯恩斯曾说：“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其力量之大超乎一般人的理解。诚然，世界几乎就是由它们统治的……我确信，既得利益的力量，相比于思想的逐渐侵蚀而言，是被大大夸大了的。”不过，在此记下若干关于他贡献的札记与刍议，也并非不合时宜。

那些处在最佳位置上、足以评价拉迪金斯基在特定情形下所扮演角色的人，已经把一些片面的答案载入记录。关于拉迪金斯基在日本的贡献，麦克阿瑟将军写道（1947年1月15日致美国农业部长函）：“拉迪金斯基先生在日本政府启动一项全面土地改革计划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从而有助于实现占领的若干重要目标。我谨向贵部及阁下表示感谢，感谢你们使我得以利用他的服务。”而在1952年4月26日致拉迪金斯基的一封信中（镌刻于一块气派的银匾之上），农林大臣广川弘禅（Kozen Hirokawa）代表日本政府写道，其中有这样几句：“我国对您亏欠甚多，因为您在土地改革计划的成功达成中出力良多。世人皆知，这是日本在占领期间所完成的最重大的改革；而我深知，这场改革是在您与本省人员之间最密切的合作中、在最友好的氛围下进行的；我深信，土地改革的成效将永世长存，您的英名也将永留于日本农业之中。”

关于他对台湾土地改革的贡献，有陈诚“行政院长”为证——后者于1951年3月6日致电在东京的拉迪金斯基：“欣闻……阁下有意再度来台。承蒙阁下上次在台期间〔1949年〕为敝国所提供的宝贵协助，我们深表感激。如今我们正计划推行一项限制土地持有的方案，亟需阁下指教。我们已请求麦克阿瑟将军批准把阁下的服务出借给敝国政府，他也已惠予批准。请告知阁下启程的日期。阁下将作为我尊贵的客人莅临。”在收到由此而成的《台湾农村状况观察报告》（Observations on Rural Conditions in Taiwan，II-15）后，这位“行政院长”于1951年7月19日写道：“我们感激阁下对自由中国的深切关怀，以及阁下陈述和分析台湾实际农村状况时所怀的热忱。谨此奉告，阁下的宝贵建议已转交〔行政院〕经济财政委员会研议，以期付诸实施。”这种关系与赏识一直延续。一年半多以后的1953年2月28日，这位“行政院长”再度致信拉迪金斯基，征询他对其政府最近所采取土地改革步骤的看法。“距上次得阁下音讯，已有些时日。我或许无需言明，阁下始终萦绕于我的心怀……我欣然奉告，今年年初我们已经付诸实施土地改革的第三个、亦即最后一个步骤……鉴于阁下过去曾给予宝贵协助……兹随函附上《耕者有其田条例》（Land to the Tiller Act）英译本一份……倘蒙阁下惠予赐教，我将不胜感激……”

这些由与日本和台湾土地改革相关联的最高当局所作的褒扬，若与拉迪金斯基本人对那些改革之成就的回顾和评估对照而读，便会变得有血有肉。就日本而言，相关文稿是II-9、III-33以及CB-12、49；就台湾而言，是II-14和CB-38。我们没有来自越南吴庭艳总统的可与之相比的褒扬；但此处所收的越南文稿或许便足以为证，尤其那两篇回顾性的、评价性的文稿III-38和CB-75。

拉迪金斯基对印度土地改革的贡献——他在那里长期奋力拼搏——则更难评估，即便那些信奉同样价值观与目标、处在尝试评估之最佳位置上的印度专业同行也是如此。本书所收的文稿，为拉迪金斯基的种种努力及其所指向的方向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早在五十年代初，他便与印度的计划委员会建立了密切而融洽的工作关系。该委员会随后为各邦政府的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央层面的指导方针（根据印度宪法，唯有各邦政府才有权在这一领域立法），其路线与拉迪金斯基的看法相吻合。就这一早期阶段而言，还有当时的美国大使切斯特·鲍尔斯的见证——正是应他的急切请求，拉迪金斯基才于1952年下半年被从东京的岗位上借调出来，去研究印度拟议中的土地改革计划并提供建议。（这次访问的成果之一，便是关于旁遮普、马德拉斯和克什米尔的土地改革观察，记录于II-18、19、20。）拉迪金斯基返回东京后，鲍尔斯大使于1953年2月5日致信于他：“有您在这里真是太好了。我深信，您的工作和您的人脉接触澄清了印度方面对土地保有制这整个问题的思考，并加快了对此有所作为的进程。”在致东京的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大使——后者曾为此勉强出借了拉迪金斯基——的信中，鲍尔斯写道：“过去几个月间能有沃尔夫·拉迪金斯基在这里，其意义之大我简直无法言表……沃尔夫初到此地时，对于局势既没有一幅清晰的、最新的图景，对于中央和各邦政府过去几年所采取的行动也没有一份真正切实的评估。沃尔夫那清晰的洞察力和不竭的精力，在短时间内便给了我们一幅良好的图景——既说明了已经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还说明了尚需做什么。我想，他把自己对此事的那种紧迫感传达给了许多邦级官员，尤其传达给了这里中央政府中那些关注五年计划的人士及其他官员。”

但在随后的岁月里，印度大多数邦政府所制定的土地改革立法，要么软弱无力，要么被诸如此类的漏洞弄得千疮百孔：对持有和收回土地的亩数封顶定得过高——而且这还是在地主已得到充分机会、名义上把土地“分给”亲属、从而进一步逃避“改革”立法之适用之后才定的。同样是这些邦政府，对它们确实制定出来的那些软弱立法，也未能大力实施。尽管拉迪金斯基在后来的岁月里曾英勇努力，想在佃权保障和地租上限方面推动重大行动——在这些方面过去和现在都仍有可能取得实质成果——但政府却转而重新祭起新的土地持有封顶与再分配立法这一镜花水月——而在这些方面，可能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实际取得的则更少。（关于这一方面，尤可参见文稿V-59和CB-122。）

然而，拉迪金斯基的影响仍被感受到——他通过自己的著作，以及通过那些受他启发和垂范的印度知识与学术精英的著作，把一种关切、乃至一种负罪感注入了民族的良知。他所提出的那些根本问题，成了学术界、研究界、政府界以及新闻界一场持续不断的公共辩论的一部分。各种全国性委员会得以任命，各种会议得以组织，各种新计划得以开展，各种新的优先事项得以确立——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拉迪金斯基那种坚持的逻辑力量与道义力量：他坚持认为，印度农村贫民的种种问题是核心问题，必须予以解决。七十年代初所发起的那一系列农村“社会正义”计划——诸如针对小农户和边际农户、无地劳工的计划，以及应急就业计划——其源头都可追溯到拉迪金斯基出力甚多所催生的那场酝酿激荡。

他代表世界银行常驻印度，另一个重要结果无疑是他对世行本身的影响。世界银行1975年5月的《部门政策文件·土地改革》指出：“世界银行在土地改革问题上的立场，过去十年间发生了变化……在世行运作的早期，重点放在为提高农业生产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六十年代初，农业发展的取向被拓宽，纳入了农村信贷和农场投入物的提供。土地保有制的种种问题被视为对生产有间接影响……然而，到了六十年代末，对农村地区收入分配、以及对土地分配与收入分配之关系的关切，却日益增长。”世行一份内部文件确认：“显而易见，倘若土地所有权的分配高度失衡，那么农业发展便无法充分发挥它在改善农村生活方面本可发挥的作用。”自那时起，世行的这一关切便反映在它的技术援助和贷款政策两方面。

在世界银行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里，许许多多人都参与到使政策适应经验、变化中的条件、以及对种种需要、目标和最优战略的新洞见这一过程之中。但毫无疑问，拉迪金斯基的工作和见解，乃是世界银行政策这些建设性变化得以演进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世行虽像拉迪金斯基一样认识到，它“运用世行影响力去推动、乃至迫使成员国去解决结构性改革议题的潜力，受到严重限制”，但它确实提议要“在贷款中明确优先考虑那些符合土地改革标准的国家和项目”，并声明它“将不为那些佃租安排恶劣到足以阻挠世行目标实现的项目提供贷款”。这项新政策究竟会产生多大影响，尚有待观察。拉迪金斯基对它的贡献，或许会被证明是他最高的成就之一。

即便这些极为初步的札记也表明：拉迪金斯基在有生之年所成就的，已绰绰有余地足以使他对自己的成就怀有一份真切的自豪。然而，比起他曾帮助成就的东西，他却远为关切他未能去做、或未能促成去做的东西。事实上，人们读罢拉迪金斯基的文稿，会带着一种鲜明的感受离去：土地改革这桩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完成，他为之倾注毕生的那项工作的大部分，仍有待去完成。然而，唯有在回顾之中，那些丧失或被忽视的机会才显得令人痛惜；就未来而言，机会是巨大的。我们希望，这些文稿的出版，将在许多需要它的国家里促成一种更大的觉醒：这桩必不可少、尚未完成的事业，仍在等待建设性的社会行动。对那些新近极力主张创建“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文稿发出一个清醒的提醒：它们所谋求的社会正义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唯有通过内部的土地改革才能实现，而发起并推行此类改革的主权权力，则完全在于它们自身。因此，这一提醒同时也是一项挑战。

路易斯·J·沃林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