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拉迪金斯基已刊著述中最早的一篇，出自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学业，原本很可能要充作博士论文。谈及此文及他后来发表于同一刊物的《苏联国营农场》，他曾写道：“它们是这类研究中最早的英文著作，至今仍为研究苏联经济起源的学者所用。”苏联革命初年的亲历，加上这两项研究，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里选录的两段（小标题为我所拟）正可说明缘由。两段经《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许可转载；原文分两部分载于1934年三月号与六月号。
论农民的政治作用
早在1906年，列宁就从1904—1905年的农业风潮中看清了社会革命的先兆，却仍觉得有必要这样告诫追随者：“我们要把对农民运动的支持坚持到底，但必须记住，能够实现、也终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并不是这个阶级。”1这种对待农民的态度，直接源出列宁所谓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明白的“不言自明的道理”：“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力量，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其余一切处于中间地位的社会集团……则必然向这两大集团之一靠拢。”2从农民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十九世纪西欧革命运动中、在二十世纪头十年的俄国所处的地位来看，列宁断定：“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为伸张自身权力、按自己的路线左右经济政治政策所作的一切尝试，无不以失败收场。”3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久，他便警告追随者：农民可能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目前切不可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与农民利益一致上。我们正力争把农民拉到自己这边来；可农民却或多或少自觉地站在资本家一边。”4尽管态度如此苛刻，列宁仍明白：没有贫农和中农的支持，十月革命便不会取胜。他懂得工人同大多数农民结盟的分量，因为在一个仍以农业绝对主导的俄国，农民的作用并不亚于无产阶级。倘把1917年十月革命看作几股力量的合力，而农民是其中主力，那么农民往哪边转，革命的方向也就大体往哪边转。在苏维埃共和国生死攸关的1921年，他坚持认为：“在别国革命发生之前，唯有同农民达成协议，才能挽救俄国的社会革命。”5国外早日爆发共产主义革命的指望日渐渺茫，与农民取得谅解便成了列宁政策的中心。列宁颁布新经济政策、提出在工人与农民之间建立更紧密的结合（smychka，工农结合）时，这不只是一项权宜之计的宣示，而是解决农民问题之可能出路所依凭的前提，同样也是苏维埃国家得以发展存续所依凭的前提。这一至关重要的结合，落到实处便是农业社会化。社会化沿两条线推进：组织农民集体农庄，组织国营农场。本文所考察的是前者——共产党人此刻视之为解决农民问题最重要的途径。
论苏联工业与农业的关系
苏联政府满怀疑虑地注视着农村的局势，深知自己无法“一面把生产资料留在富农手里、听任他们自由支配土地，一面又靠征税和别的限制手段来消灭富农这个阶级”。6苏联政府被迫容忍这样的局面：富农在农村举足轻重。因为别的任何政策都注定招来“必然的失败，巩固富农势力的地位，并使……[国家]陷于无粮可用的境地”。7俄国农村的富裕农民倚仗自己作为生产者的有利地位，到这十年之末，已成长为一股大得不容轻忽的力量。1926年占农民总数56.4%的中等农民，即中农（seredniaki），8成了农村的中心人物，旧的农业体系正是绕着他们运转。共产党人的目标，是在他们身上培养劳动者的一面、抑制卖主的一面，把他们逐步引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可恰在此时，卖主的本性反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来得强烈，这多半要归咎于政府的价格政策：工业制成品价格居高，农产品价格随之压低。多年来一直是苏联经济一大特征的所谓“剪刀差”问题，正体现在工业制成品与农村产品之间这种不公的价格落差上。诚然，“剪刀差”对苏联工业的复兴出力不小，但这种工业增长大半是以牺牲农村换来的，于是城乡利益之间本已存在的裂痕更形加深。苏联政府想同广大中农建立紧密协作，种种努力一时全归徒劳。在那场同城市无声而严酷的经济较量中，农村这一最重要的阶层，把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认同于富农，而非无产阶级国家。如此一来，十月革命过去十一年之后，列宁1921年的论断便有了充分的根据：农村经革命之后愈发带上小资产阶级色彩，因而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地主贵族和资本家遭到毁灭性失败并被驱逐之后，这个阶级仍是唯一有力量向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发起挑战的”。9
到1928年取得的工业进步，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同现行农业体系的相对地位。苏联农业在其最好的年头，即1925—1927年，商品总产量虽逐年增长，增速却慢于工业。1926—1927年苏联工业已越过战前生产水平，同年农业总产量却只及1913年的88.1%。101926—1927年的农业产量比1923—1924年高出30%，可商品粮所占比重甚至比1923—1924年还略低。11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局面，大概可以追到农民不肯低价交出产品上去。农业进展普遍迟缓，苏联政府归因于何？与其说在于农民对政府价格政策不满，不如说在于大地产和一些大农户普遍碎裂，分成越来越小的单位，以致无从经济地耕作。即便价格关系未曾损害农业发展，现行的小农户体系——每亩产小麦49公斤、大麦16公斤，而过去大地产上每亩产小麦76公斤、大麦32公斤——也注定要拖慢农业的发展，削减商品粮的数量。12不联系全国规模宏大的工业化方案，便无从恰当估量眼下的局势。任凭农业现有的种种趋向不加遏制地发展下去，工业化纲领就将岌岌可危。纲领能否实现，端赖从国外进口机器和种类繁多的原料。然而苏俄既无足够的黄金，又无法在国外取得长期信贷来支应这些采购。唯一的出路是用出口所得来偿付进口，主要靠出口农产品——农产品在俄国对外贸易中历来举足轻重，1913年占俄国出口总值的73.7%。131924年，苏联工业之所以踏上复兴之路，正因苏联得以借此付清进口机器的款项。14三年后，面对一项规模和分量都大得多的工业计划，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如下决议表达了对农业状况的不满：“[旧农业体系的]落后阻碍了……农产品的出口，而农产品出口正是各项进口的基础，这些进口对于加快全国工业化、对于农业本身的进一步发展，都不可或缺。”15换言之，农业仍被视为进口计划赖以立足的主要项目。可1927年，农产品在出口总量中的相对分量已从73.7%跌到57%，1928年又降至46%。16五年计划已具体成形的1928年，以农业出口下降20%收场。17苏俄这一主要出口项目的下滑，加上城市和工业中心日趋严重的缺粮，眼看要动摇该计划赖以支撑的几根主柱。就在规模宏大的工业化纲领启动前夕，事情已然分明：现行的小规模农业体系已应付不了眼下的需要。这一体系若原封不动，五年计划一施行，局势必将更糟。从1918—1928这十年之末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看，城市正走向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组织，农村则走向资本主义形式。工业与农业并未合成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整体。土地虽归国家所有，可城市拥有庞大、集权、部分社会化的工业，与之相对的农村却是一套小规模、极端落后、各自为政的农民耕作体系。在共产党人看来，这是一种经济上的时代错乱，若不矫正，“总有一天会以整个国民经济的彻底崩溃收场”。18唯有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体系才能避免这一结局。而要实现它，靠的不是把资本主义大企业引入农村，恰恰相反，是要铲除资本主义的一切残余。共产党认定，达此目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小农户进一步合并成配备现代机器的大农场。其中正蕴含着一重保证：“要么退回资本主义，要么前进到社会主义”19这道难题，将朝着后一选择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