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迪金斯基写过两篇论述苏联国营农场的文章。第一篇篇幅较长，也更全面，1938年3月和6月分两部分刊于《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二篇范围较窄，只论国营谷物农场，此处所收即该文的结论部分。两文连同他论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第一篇文章，为理解拉迪金斯基的反集体化信念提供了重要的早期背景。另有两个早期结论：其一，与苏联的预期相反，大规模农业的难题比大规模工业更难破解；其二，大规模农业未必意味着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近年苏联粮食严重短缺，不得不从美国、加拿大及其他西方来源大量进口，本文虽属背景，却也由此有了几分现实意味。
本文刊于美国农业部月刊《对外农业》（Foreign Agriculture）1938年10月号。
总结国营谷物农场的发展，不妨先回想当初对它们寄予的期望：增加全国农业产出，充当“样板”农业中心，并向农民证明大规模农业远胜于小规模个体经营。这些农场实现了这些目标吗？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指明了它们在苏联农业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国营谷物农场无疑壮大了全国的农业资源。1931—1935年间，苏联谷物种植总面积年均扩大5463 2562亩。政府为增产农业付出巨大努力，谷物农场播种面积的扩展自当算作一项成就。可另一方面也须记住，单产偏低，谷物产出终究不足以抵偿面积急速扩张所带来的巨额投资。
1935年以来，国营谷物农场的工作大有起色，却还不足以使它们跻身“文化农艺中心”之列。倘若衡量样板农业的真正尺度在于正确运用农业科学，那么，下面这段话足以判定国营谷物农场未能过关：
毫不夸张地说，在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的整个系统里，没有一个谷物农场把农业科学提到了应有的水平。所谓应有水平，本质上不过是几项最起码的条件：在休耕地和秋耕地上播种；休耕与秋耕质量优良；播种适时；轮作制度合理。这些起码的措施，凡组织较好的……集体农庄都在推行，绝大多数国营农场却弃而不用。1
有鉴于此，国营谷物农场未能让农民信服大规模经营所谓的种种好处。所以，俄国农民从小规模、个体化的农业转向大规模、集体化的农业，与这些农场几乎不相干。1929—1933年间，绝大多数集体农庄正是那几年建起来的，而国营谷物农场的工作之差却众所周知。后者若真是经过改造的农业经济的样板，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本会推进得慢得多。
国营谷物农场创办于艰难时局。构成一项现代大规模农业事业的一切要素，都得从头建起。纵使必要的先决条件——优良的土地、富有经验的管理、熟练的劳动力，以及组织农场的充裕时间——一应俱全，这也绝非易事。可在所论的这段时期，许多要素或全然缺失，或仅有一二分。
再者，苏联领导人组建国营谷物农场，依据的是几条后来证明行不通的理论假设。其一认为，大规模工业与大规模农业循同一条发展路径。这一论断在某些乃至一切情形下究竟成立与否，姑且不论，只须指出：在苏联，在所论的这段时期，它并未得到证实。事实表明：工农业两个领域，纵有良好的管理、适当的设备、熟练的工人，管控一座大型工厂也比管控一座大农场容易；气候之类不可控因素，逼得国营谷物农场的计划方案必须比工业事业少几分刚性、多几分弹性；狭隘的专业化只会拖累而非促进谷物农场的发展；再者，苏联经济学家虽屡有主张，“农场越大，生产成本越低”这一观念终究当不起一条普遍命题。
最后，如今显而易见：国营谷物农场并非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附庸——虽说后者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图拉伊科夫教授（N. M. Tulaikov）于1931年所言，其正确已得到充分印证：
我十分明白，使用拖拉机是工作中极重要的一环，我们必须格外留意。然而须强调：我们建谷物农场不是为了使用拖拉机，而是为取得一定的谷物产量才使用拖拉机……我以为，农场本身有权存在，并非拖拉机的附庸。承认这一前提，农业科学便理应得到更多重视。2
苏联当局如今已明白，现代农业机械固然能让农业科学的运用更见成效，却无从取代农业科学。
政府向来把国营谷物农场视为农业企业中真正的社会主义类型，认为它比集体农庄更合乎苏联经济的整体格局。可政府削减国营谷物农场的土地、把它并入集体农庄，这一政策恰恰表明集体农庄才是更高效的生产者。日后某一天，国营谷物农场或许会成为高效的生产者，但这不会缘于这类农场所独有的内在优势，而要靠汇集起一切因素——任何经济制度下良好的农业经营都少不了这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