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拉迪金斯基似乎曾受邀就朝鲜的土地改革进言；但这篇战前的文章，是我所能找到的他本人论及该国的唯一一篇。佃农制在文中考察的诸问题里举足轻重，殖民宗主国日本那些自利的政策亦然。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拉迪金斯基便已看清一个事实：经济增长未必等同于福祉。他指出，“一方面是生产的显著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广大朝鲜农民经济状况的恶化。耕地扩大、产量增加所带来的好处，似乎恰恰从那些以自身努力使之成为可能的人手中溜走了。”读罢令人不禁要问：这种殖民环境下贫苦农民的处境，是否比某些亚洲自由国家独立多年之后的处境还要糟得多。本文偏重描述的第一部分已略去。
本文刊于 1940 年 2 月号《对外农业》（Foreign Agriculture）。
土地保有问题
小规模耕作
朝鲜的作物种植总面积分布于 300 万户之中，平均每户约 24亩3分，远高于日本每个农户家庭 15亩2分的水平。但显而易见，朝鲜和日本一样，农业都是极小规模的。新增可耕地稀缺，农业人口又在增长，个体的土地持有面积因而进一步缩减。正如一位研究此问题的朝鲜学者所言，“土地如此稀缺，几乎没有哪个农民能种上他想种的那么多地，而每户所占的可耕地面积却仍在下降。”1 1919—1930 年间，每户所占的可耕地面积下降了 10%。2 朝鲜也面临人多地少的问题——而且还不是肥沃的地——尽管程度比日本本土稍轻。还可一提的是：在日本，副业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比例介于 23% 至 31% 之间，而在朝鲜，这一项无足轻重，因为从事非农职业并从中取得收入的农民不超过 10%。
土地分配不均
可用土地在朝鲜农民之间分配不均，使上述问题更趋严重。每户平均 24亩3分这一理论数字，与个体农民实际耕种或拥有的土地数量没有多大关系。据朝鲜总督府 1938 年发布的一份官方报告，全部农户中足有 63% 每户耕种不足 14亩6分，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每户耕种不足 7亩3分。耕种 14亩6分至29亩7分的农民占总数的 21%，其余农民每户耕种 30亩4分或以上。每户耕种超过 304亩的仅 457 户。这些数字表明，绝大多数农民所耕种的土地，往往不足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
考察朝鲜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这一点便愈发分明。一个农民耕种多少地，往往难以说明他拥有多少地，朝鲜农民尤其如此。十年前所作的一项研究3按阶级划分了朝鲜的农业人口（280 万户），为这一主题揭示出引人深思的真相。10.4 万户地主——占总户数不足 4%——竟拥有全部可耕地的 54.5%、水稻田的三分之二。其次是自耕农，共 51 万户——占总数的 18%——每户拥有略少于 30亩4分。余下的土地分属自耕兼佃农——占全部农户的 32%——他们拥有的地极少，不得不向地主租入一些来扩大种植面积。许多情况下，这些农民的土地抵押负债极重，所有权纯属名义。最底层是佃农——占全部农户的 46%——他们根本不拥有土地，平均每户租入 18亩2分。
晚近以来，佃农已占到总数的将近一半。若再算上自耕兼佃农，则每五个朝鲜农民里就有四个是佃农或半佃农。这种情形，世上鲜有可与之相比者。
农业阶梯的最底层，是估计共达 25.6 万户的所谓“火田民”，他们既不拥有也不租入土地，是栖身山间的棚户，靠焚烧森林或灌丛开垦出地块耕种。这类地通常只能种上寥寥数季。
佃农制日增
佃农制在朝鲜是绵延数百年的旧制；其新近而令人忧虑之处，在于过去二十五年间持续不断的增长。这主要缘于自耕兼佃农丧失土地所有权，少部分也缘于自耕农丧失土地（见表）。1914—1938 年间，农民总数增加了 11%，佃农却增加了 66%，快了六倍。同一时期，佃农占农户总数的比例从 35% 升至 53%。〔见表。〕这一变化，再加上
| 年份 | 地主 | 自耕农 | 自耕兼佃农 | 纯佃农 | 总计 |
|---|---|---|---|---|---|
| 1914 | 4 6754 | 56 9917 | 106 5705 | 91 1261 | 259 3637 |
| 1924 | 10 2183 | 52 5689 | 93 4208 | 114 2192 | 270 4272 |
| 1930 | 10 4004 | 50 4009 | 89 0291 | 133 4139 | 283 2443 |
| 1938 | — | 54 3481 | 81 4293 | 151 1424 | 286 9198 |
资料来源：1914、1924、1930 三年数据取自《土地问题与农民运动》（Agrarian Problem and Peasant Movement，莫斯科：国际农业研究所，1937 年），第 4 卷，第 42 页。1938 年数据取自 U·阿列克西斯·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朝鲜的农户、土地持有、所有权与佃农状况》（“Farming Households, Holdings, Ownership and Tenant Status in Chosen”，京城，朝鲜，1939 年）。
土地集中于地主之手，以及土地租出的条件，对绝大多数朝鲜农民来说意味着赤贫。
越来越多农民丧失土地所有权，原因有几。其一是生活开支上升，而土壤生产率低、耕作方法原始，收入却未相应增加。农产品价格下跌造成巨额亏空，进而酿成沉重负债。农民往往除了卖地，别无办法还清这些债。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人自吞并朝鲜以来取得了大片可耕地。
日本人土地所有权上升
日本人究竟拥有多少土地，没有确切数据，4 各种非官方估计也参差不一。但都一致认为：为数不多的日本人已成功攫得一大份土地。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1927 年底，朝鲜的日本人家庭共 1 0300 户，人口 4 4000。到 1936 年，后一数字已减至 3 5000。据一项估计，截至 1930 年底，日本人拥有约 910 5427亩，即“约占朝鲜全部应税土地面积的 11%”。5 另一方面，一位研究朝鲜农村的学者写道，“公正的非政府日本人和朝鲜人所作的种种审慎估计，把日本人实际或实质拥有土地的比例定在 12% 至 20% 之间不等。南部某些郡据称按税务记录，日本人的所有权已延及半数以上的土地。例如南庆尚道的益山郡（Ikson），一位朝鲜地主兼教育家所作的调查据报显示：评定财产估值的 32% 掌握在 12 0000 名朝鲜人手中，68% 掌握在 8000 名日本人手中。日本人拥有的土地大部分在南部，因此大概可以公允地断定：这一地区约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已脱离朝鲜人之手。”6
日本人土地所有权有一个特点：日本人个体的持有规模，比朝鲜人大上许多倍。官方数据缺乏，私人估计又相互抵牾，这种持有的平均规模难以确定。除了亲自耕作的日本人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日本人及日本公司，拥有并控制着在朝鲜或可称为大地产的土地，交由佃农耕作。1929 年共有 538 个这样的个人或实体，拥有 248 6898亩、控制 39 9777亩，合计 288 6675亩，平均每个所有者 5366亩。
日本人渗透对朝鲜农民境遇的影响，大体是负面的。朝鲜没有多余的闲地；土地集中于日本人（或朝鲜地主）之手，主要靠剥夺本地农民的土地来完成。整个朝鲜村社被日本移民取而代之的事例屡见不鲜。一项针对“自由”或“受保护”日本移民聚落的官方调查表明，“其中许多聚落是靠驱逐朝鲜农民、取代朝鲜村庄而建起来的。1930 年共有六十一个这样的聚落，其村庄就最充分的意义而言完全是日本人的。”7 譬如，朝鲜农民一直反对朝鲜总督府发起组织水利会。这种态度缘由种种，“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某地一旦成立水利组合，朝鲜小地主便保不住自己的土地，相反，土地落入大日本地主与资本家之手。这种土地的迅速集中，必然把朝鲜人压入佃农或无地阶层。”8
佃农处境苛酷
佃农耕作在朝鲜占绝大优势，因此完全可以说，该国农业的命运与佃农的经济地位紧紧相连。那么，探究他们租入并耕作地主土地所凭的条件，便很有切要意义。
朝鲜佃农以现金和实物两种方式缴纳地租，而实物是惯常方式，因为全部佃农户中有 85% 至 90% 都以此履行义务。实物地租分三类：每单位土地缴纳一定数量的农产物，不论收成多少；按刚收获的庄稼或按抽样打谷为据缴纳；以及缴纳收成的一半——无论多寡。至于实际征收的地租数额，最高可达收成的 80%，最低也不低于收成的 20%。就全国而言，地租占总产量的 50% 至 55%。
佃农的净份额远低于地主；一切与耕作相关的开支，人力畜力、种子肥料以及税赋，全由佃农承担。也有地主同样缴税、同样担负其他费用的情形。日本的大规模土地企业东洋拓殖会社（Oriental Development Company）及其他日本地主便如此行事，但为了弥补自身，“他们……向佃农征收略重一些的地租。”9 此外还须算上佃农为博取地主好感而偶尔奉上的礼物，以及佃农肩负的额外费用与劳役——这些确属非法。难怪对朝鲜南部一个村庄佃农状况所作的一项审慎调查“显示佃户的实际净份额仅 17%——这种状况在该地区一带绝非例外。”10
佃农和他耕作的土地还另有一重不利。多数情况下，佃农的租约只有一年，于是每到年终佃农更替十分频繁。某些道，尤其是更肥沃的南部地区，更替据估计约达总数的三分之一。佃农但凡在地上停留较久、收获较多，地主多半便相应提租。在这种情形下，佃农纵有财力也不会去改良土地；他们的全部气力，都用在短暂租期内对土地的最大限度榨取上。
佃农耕作的苛重条件，根源在于土地稀缺，以及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没有别的活路可干。任凭佃农如何拼命，缴清每年固定开支之后，庄稼的剩余仍太少，撑不到下一次收获。日本佃农的境遇是出了名的糟，但一位日本权威写道：“朝鲜（Corean）〔原文如此〕佃农比日本佃农更穷，经济状况远不如日本本土的佃农。朝鲜（Corea）那些贫苦农人经济之低下与粗陋，实在令人骇异。”11
朝鲜佃农从不安于自己的处境，但直到二十年代初，调节地主与佃农关系的习俗和传统尚足以避免公开冲突、保住村庄相对的安宁。然而过去二十年间，朝鲜佃农的生活与劳作越来越易于滋生不满。农业困苦日深，佃农对地主的态度急剧转变。纠纷数目突飞猛进，从 1920 年的 15 起增至 1935 年上半年的 6886 起。12纠纷起因众多，按轻重排列，主要是租约终止、地租过高，以及企图把地租抬得更高。
尝试中的补救
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怨气日增，朝鲜总督府不得不对这一局面表示官方关注。它先颁布《朝鲜佃农争议仲裁令》（1932 年 12 月 10 日），稍后又于 1934 年 4 月 10 日公布《朝鲜道、府郡及岛佃农委员会组织规程》。这两部法律意在为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纠纷提供一套仲裁制度，使佃农和地主都可向地方法院申请仲裁。争议一方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处以不超过日元50元的罚款。除非相关各方在规定期限内书面提出异议，法院的裁决即具约束力。此外还设立常设的地区佃农委员会，有权审理并仲裁佃农地租及其他佃农事务的纠纷。
这些措施有助于了结纠纷，却未触及冲突与不满的根源。沿此方向的首次尝试，是 1934 年 4 月 11 日颁布的《朝鲜农地令》。这一举措的基本特征见于两项规定：第一，对佃农的租约期限定为三年，而非通常的一年，人参、桑树等多年生作物则定为七年；第二，限制佃地管理者的任意行为。它还规定：佃农放弃某些权利的协议无效（第 6 条）；佃约续订应以与原租约相同的期限为准；佃农在歉收时可提议减免地租（第 16 条）。这一举措几乎不能使佃农的经济地位有何显著改善，但凭借更持久的雇佣关系，无疑给了佃农更多保障。朝鲜总督府的官方报告显示，提交法院解决的纠纷数目有所增加，可见佃农已利用了这些措施。据该报告，1933 年提交仲裁的案件 732 起，1934 年 1707 起。《农地令》1934 年 10 月生效后，提交解决的纠纷数目陡升，1935 年跃至 7444 起，1936 年增至 9370 起。后一年仅 386 起由地主提出申诉，8984 起的申诉者都是佃农。佃农显然觉得这套仲裁制度颇能解决他们与地主的某些分歧。
除这些措施外，朝鲜总督府还一直在做一些软弱无力的尝试，企图靠协助佃农变成自耕农来医治佃农问题。1932 年启动了一项十年计划，目标是每年造就 2000 名自耕农。每个入选的佃农，可得一笔日元1000元、年息 4.3% 的政府贷款，分二十五年逐年偿还。这一方案的成效可疑，原因有二。第一，按朝鲜通行的地价，一个佃农至多只能购得 7亩3分。耕作这么小一块地，所得收入任何时候都满足不了农民那点微薄需要，何况地上还背着债。第二，按该计划每年造就的自耕农，至多相当于佃农年增数的 8%。可见要想见效，政府计划的规模就得大得多。
其他问题
收入低下
由上文显见，大多数朝鲜农民的收入确实极其微薄。关于朝鲜农业收入的资料并不完整，但现有数据表明，就谋生而言，朝鲜的农业状况对农民意味着什么。1922 年对南庆尚道一个农业区的一项调查显示：自耕农中仅 30% 在农业年度结束时获利，其余 70% 大致收支相抵；部分佃农中仅 4%、纯佃农中仅 3% 年终有盈余，前者的 96%、后者的 97% 以亏损告终。13 两项更晚近（1931 年）对两个道的调查（汇总于下表）结果大致相同。除某一个道的部分自耕农平均获利日元17元外，所有农民都以亏损终年。各类农户的平均收入与平均支出相比，一例短缺日元44元，另一例短缺日元14元。〔见表。〕
负债重、利率畸高
朝鲜农民弥补收支差额的唯一办法就是举债，因此约 75% 的农民负有债务。对负债总额的估计不一。三十年代农业萧条来临之前，据一份官方报告，债务总额不少于日元500000000元（约合 1 4400 0000 美元）。此后各年没有数字可查，但可以稳妥地推断，萧条年间负债大为上升。
每户平均债务约日元170元至200余元，比日本每个农户家庭日元1000元的水平小得多；然而，大多数朝鲜农民本就是在亏空中度日，这一数字便绝不算小。
债务负担又因利率畸高而愈加沉重。一份不完整的资料，涵盖农村信用社向社员发放的总计日元5400万元贷款，显示全部贷款中 14% 的年息为 15%，40% 的年息超过 30%。另一项调查表明，个人贷款的最低利率为 7%、最高 70%；抵押贷款相应为 7% 和 40%。各类贷款的平均年息约 30%。朝鲜农村人口中最穷的那部分人付出最高的利率，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财产可作担保。以如此畸高的利息举了债，纵然把钱用于生产，许多农民也难从债务纠缠中脱身。实际上，这类贷款中相当大一部分
| 类别 | 总收入——朝鲜农会 | 总收入——朝鲜农林局 | 总支出——朝鲜农会 | 总支出——朝鲜农林局 | 盈利（+）或亏损（—）——朝鲜农会 | 盈利（+）或亏损（—）——朝鲜农林局 |
|---|---|---|---|---|---|---|
| 自耕农 | 679 | 479.5 | 701 | 507.2 | −22 | −27.7 |
| 部分自耕农 | 392 | 484.6 | 473 | 468.0 | −81 | +16.6 |
| 佃农 | 297 | 397.8 | 327 | 428.0 | −30 | −30.2 |
| 平均 | 456 | 453.9 | 500 | 467.7 | −44 | −13.8 |
资料来源：李勳求：《朝鲜的土地利用与农村经济》（Land Utilization and Rural Economy in Korea，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6 年），第 272 页。
是非生产性的，大多用于农业以外的开支。因此对许多朝鲜农民来说，负债意味着“丧失土地、灰心丧气、沦为佃农、债台更高、境遇近乎农奴，继而陷入彻底的绝望与麻木的呆滞。”14 朝鲜总督府已着手为农民调整债务，办法是以低息向他们提供资金。一份官方报告称，“如此受到救助的人数，较此项运动〔1932 年发起的自助运动〕之前增至六倍，资金额增至七倍。”15 但该报告并未透露这笔专项资金的规模、贷款利率，或实际受益的农民人数。
价格下跌
二十年代后期及三十年代初期的价格下跌，又加重了朝鲜农民肩头的重负。身为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对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立时作出反应，农产品价格上尤其如此。比如朝鲜大米的价格，便由大阪市场的行情决定。不过有一点差别须留意：日本米价低落，会引起朝鲜价格更大幅度的下跌，因为农民必须尽早脱手庄稼，情势紧迫。朝鲜的蚕茧也是同样情形。1926 年日本农产品价格开始下行，朝鲜的价格随之而动。到 1930 年年中，朝鲜所有谷物作物的价格已跌去 20%，精米价格跌去 28%；到 1932 年 10 月，相应数字为 39% 和 43%。主要农产品的总价值，从1928年的日元7亿900万元降到1931年的日元4亿9400万元，降幅达 30.3%。这些变化对朝鲜农业经济造成浩劫，已是公认的事实。
贱卖贵买
使农业状况恶化的又一因素，是制成品与农产品之间的价格悬殊。一般商品价格在萧条期间有所下降，但降幅小于农产品价格。化学肥料这类不可或缺的农用品，价格不但未降，反而创出新高。以 1925 年为基数，这种产品价格的指数 1930 年为 119，1934 年为 122。下面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这一情形：“谷物和大米由农民生产并出售，而大多数一般商品在日本工厂里生产，再卖给农民。于是，朝鲜农民一直处于不利地位。他们付出更多，收受更少；生活越来越艰难。”16
农业救济
朝鲜农民的困境，可上溯到萧条之前的年份；二十年代后期及三十年代初期，只不过使一个本已声名狼藉的糟糕局面更趋尖锐。1932 年之前，朝鲜总督府对农民的困难几乎不闻不问，但到 1932 年，连当权者也看清了：除了鼓励多产庄稼——这正是日本最关心的——之外，还必须给农民一些别的东西，以纾解困苦。这里不妨看看官方人士眼中这些困难的起因，颇有意味。朝鲜总督府声称，“这种悲惨的状况，一部分缘于农民自身不自觉的漠然，很大程度上则缘于政府在经济与教育上措置的缺失，以及社会组织、环境的缺陷与指导的匮乏。”17 实际上，它通篇坚持：无论祸患从何而来，农民都比任何因素更该承担罪责。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按官方说法，“近年来，农民为物质文明的狂潮所裹挟，丧失了任何自力更生的观念，忘却了农村社区真正的品格与真正的自豪，转而轻率地追逐‘货币经济’，被资本主义的时兴观念、对万能现金的崇拜以及城市生活至上论所迷惑。如此一来，他们便加速了自身的贫困。”18 这些观点，在朝鲜当局所采取的补救措施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以工代赈的援助也在考虑之列，用于公共工程的开支由 1931—32 年度的日元700万元增至 1936—37 年度的日元1300万元。1937—38 年度的预算数字高达日元3200万元，到 1938—39 年度降至日元1900万元。过去两年的实际支出额未予载明。但总的来说，重心还是放在靠农民自身的努力来医治。该官方报告接着说，“要切实拯救农村，使农民以旺盛的精力重新振作，唯一的办法仍在自助运动——藉此敦促农民自行筹划、自谋拯救。总督府深信这是一个无往不利、深得民心的复兴朝鲜之计，自 1932 年以来一直在实践中对农民加以鼓励和指导。”19 1933 年，总督府向各道官员发布“‘自助’计划的实际指导与运作”训令，试图厘清这一极含糊的纲领性表述的实质。20 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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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应着重于农民的精神觉醒与自力更生，而非敦促他们追求物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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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在每一个“邑”和“面”〔小行政单位〕中，应选定一个或多个村庄，调查其中每户的生活状况，并就一项为期五年、物质与精神兼顾的家庭生活新实务计划予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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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计划意在：（a）应对惯常的粮食短缺，把农民从“春荒”中救出；（b）使每年的现金收入与支出保持平衡；（c）重新调理并偿清那些令人苦不堪言的债务。21
但鉴于朝鲜农民资源之微薄，这一切又如何实现呢？答案是“应视农民精神觉醒之进展及其新生活计划之发展，酌予政府补贴。”22 据这同一官方来源，自助计划的实际运作给农民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好处。所举例证显示：1933 年初，从 1988 个村庄中选出的 5 5522 户里，有 3 1581 户遭受粮食短缺之苦；到年底，此类家庭减少了 6939 户。该运动出现之前，5 5522 户中有 4 3329 户平均每户负债日元115元，但这一年里，他们将每户债务削减了日元25元。此外，税收征缴率提高了 2%，“地方信用组合的储蓄，股金增加了 20%、现金增加了 17%，欠缴额减少了 20%……邮政储蓄的存款人数增加了 10%、金额增加了 22%。”23 储蓄与存款的实际增加额则未予载明。但无论这笔款项规模多大，或从惯常“春荒”中得救的家庭有多少，自助政策对这些结果究竟出力几何，并不清楚。即便所谓详尽实在的自助运动推进训令，也不过是些含糊的泛泛之论，结果几乎无从据以核对。1933 年（及其后各年）通行的价格，较紧邻其前的几年为好，这才可能是某些改善的直接起因。再者，官方的种种说法理应细加审视，因为它惯于在好处寥寥之处偏要看出好处来。例如，官方视为一桩值得欣慰之事的是“胶鞋的消费减少了 5.9%。”24 此类商品消费减少，并不意味着朝鲜农民改穿了质量更好的皮鞋；恰恰相反，它表明农民转向了质量最差的鞋——即自制的草鞋。这正是某种自给自足的特征——它所赖以维系的，是更低而非更高的生活水平。
自助运动所体现的这种援助，出自一个假设：朝鲜的农业基本没什么大毛病。“这些社区的前途，”我们被告知，“不应以悲观视之。农业有良好的土壤、良好的气候和充裕的劳力可凭。只要研究土地的生产率、改进耕作方法，产量便可轻易加倍。”25 这一说法洋溢着不当的乐观。劳力充裕，正等于农业人口过剩，找不到有利可图的出路；土壤被认为劣于日本，适于耕作的后备地实在很少，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产量能“轻易加倍”。
结语
回顾朝鲜自被日本占领以来的农业发展，人们看到的，一方面是生产的显著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广大朝鲜农民经济状况的恶化。耕地扩大、产量增加所带来的好处，似乎恰恰从那些以自身努力使之成为可能的人手中溜走了。
朝鲜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局面，显著特征如下：每户介于日元50至100元之间的现金收入；粮食供给不足，对相当数量的农民群体意味着饥饿，与此同时却有大量粮食产品输往日本；以高利贷利率举借的债务，五分之四的农民为之所困；以及土地所有权不断衰退、佃农队伍随之膨胀。一位日本作家把这一切概括得很到位：“朝鲜农民的境遇一如既往地悲惨，正因如此，总督府尽管为朝鲜做了种种努力，却并非毫无保留地受人欢迎。”26
在朝鲜，一如在其他若干东方国家，人口不断增长、挤压有限的可耕地面积，这一内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为上文所述的诸多困难负责。然而，日本关涉朝鲜的种种经济政策，又使这些困难趋于尖锐。日本成功地把朝鲜变成了原料——主要是粮食——的充足来源，而这正是日本所亟需的。作为回报，日本向朝鲜供应制成品。这是一种为人熟知的殖民政策，其动机主要出自“母国”——此处即日本——的特定需要，而非殖民地的需要。晚近那项雄心勃勃的棉花生产计划，是这一政策的又一例证。棉花计划完全有可能使农民受益，但必须看到，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根子在于日本想减少纺织业对外国棉花的依赖。倘若这一发展果真给朝鲜农民带来什么好处，那也纯属主要目标之外的附带产物。
朝鲜总督府为增加农业产出付出艰苦努力，那些关乎农民生活的当务之急却被置于不顾，直到“对所有相关者而言，把农村社区从全面崩溃中挽救出来已属生死攸关”一事，才变得显而易见。27 应对这一局面的措施，与其严峻程度并不相称。削减负债、遏止无地农民增多、防止土地集中于更少数人之手、造就一个强大的自耕农群体——这些尝试都相当无效。这些诚然是难解的问题，但朝鲜当局坚持真正的医治之道在于精神重生、自力更生、精神觉醒之类，其解决之日并不会因此而临近。这类措施充其量只能略微缓解朝鲜农民的困境。即便据说具备朝鲜人所缺品质的日本农民，也未能逃脱困扰朝鲜农民的诸般病患中相当大的一份。日本农民若无国家的可观财政援助，便无力改善其经济地位；对朝鲜农民而言更是如此。要把土地还给农民，或要遏止佃农制日增，政府就必须大规模地向他们提供财政援助，并出台基本的补救立法。这类措施，连同对该国工业化的更大侧重——这方面已有了实质性的开端——或许有助于大大减轻朝鲜乡间的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