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特别价值，在于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借此对占领当局的成绩作了一番全面评估——他是站在1948年年底来看待这些成绩的。对照同盟国对战后日本所定的目标，拉迪金斯基考察了占领当局在以下各领域的方案与成绩：非军事化、新宪法的采行、控股公司的解散、反垄断立法的颁布、劳工运动的重建，以及教育改革与土地改革。他的结论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军事占领，无须再长久持续。”由此他预见到，仍将需要一种很不一样的占领——“主要由专家、顾问和教师组成”。若干年后，这类做法会被称作“第四点计划”（Point IV）下的技术援助。这里所呈现的是该文末尾几段。
本文经许可摘自《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48年10月号。版权所有1948年，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把占领的目标化为现实，所作的努力大抵如此。这是一场温和的中产阶级革命，意在缔造一个稳定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已经推行的种种变革，把束缚日本人民的镣铐松动到了这般地步：反动势力即便想重新收紧，也已很难办到。美国的占领敢于为这个战败国的经济与政治安排指出新方向，由此立下了一桩历史性的功绩。诸如土地的广泛所有、承认劳工享有经济保障的权利，以及由盟军最高司令部（SCAP）公共卫生与福利处卓有成效地推行的疾病防控与公共卫生改善等措施，已向日本平民提供了切实的证据：我们是在积极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反对旧的。正是这一点，把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同古往今来战胜者对其他战败国的占领区别开来。
占领为日本人铺就的这条路稳健而有希望，过去三年里他们也已在路上走了相当一段。但要等上一代人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它的精神被接受得有多深，对日本的影响又有多持久。日本的经济复兴，对巩固占领所引入的社会改革至关重要。其经济富足的程度，至少须达到旧政权下所能达到者。这些改革并不妨碍对日本劳力、管理才能和本土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也不属于会阻碍美国扩大信贷的那一类——这笔信贷须足以支付原料进口、新资本设备的成本以及外国资本的投资。
可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便经济环境有利，这些改革也未必会被全心全意地接受。这里就触及一个关键问题。过去，政府与社会的基调是威权主义。日本文化的精神一向是群体性的、纪律性的。日本人行为的主要动力是传统与群体意见，而非个人的首创精神。没有理由认为习俗的硬壳坚不可破，因为日本人在别的时代尚且能被灌输某种思想，如今则更易于接受。那场压倒性的战败，把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秩序震撼到了根基，也击碎了许多幻想，其中首要的是对日本民族独特使命的信念。事实是，日本人讲求实际、长于模仿，大批人甘愿追随那个看来在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国家所奉行的一套原则。然而，尽管经过三年占领，日本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已有利于剥落封建生活中那些最恶劣的赘瘤，日本人民却并未亲自为这些民主改革奋斗过。这些改革是一份馈赠。日本人只有去运用，才能使之真正归己所有。民主的运作过程并不简单，日本人若没有更多指导，休想驾驭得了。但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军事占领，无须再长久持续。倘若同盟国确信日本的军事架构已被拆除（这一点无疑已经做到），倘若针对未来的辅助性军事保障已充分落实，又倘若——正如已经充分表明的那样——纯粹的治安问题甚小、公开的反抗微不足道，那么就没有理由不让现有形式和规模的军事占领在不久后告终。
届时所需要的，是一种着重于训练人们运营那些新建立起来的——机构的占领。如今我们既已把日本这个民族拖上了正轨，就不能骤然撒手任其漂流；教育这桩主要的努力才刚刚开始。这是一桩主要由专家、顾问和教师组成的占领所应承担的任务。美国在日本的目标，以及盟军最高司令部赋予这些目标的新含义，构成了对某些西方信条普世性的一次检验。日本能否成为国际社会有用的一员，取决于美国是否决心继续向日本人提供援助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