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短文写于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自台湾和四川归来后不久，是他时常尝试以建设性方向开导并影响公众舆论的一个典型例子。它问世之时（柏林封锁、北约成立、共产党接管中国之后不久），冷战正值最寒冷之际，担心亚洲其余各地不久也将失于共产主义的忧惧四处蔓延。在那个歇斯底里的年代，拉迪金斯基的声音始终冷静，他坚信为时未晚——民主的土地改革才是拯救亚洲之道。
本文刊于1950年7月22日的《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经许可转载。
那个中国农民像是疯了。他不停地蹦上蹦下，用手指和手掌做出奇怪的姿势，绕着嘴半圆形地比划。我的翻译跟他简短聊了几句，然后向我说明了情况。原来惹得他歇斯底里的，是他手里攥着的那张纸。那是6亩1分土地的地契，过去三十二年他一直作为佃农在这6亩1分地上劳作。如今这宝贵的6亩1分地归他所有了！
这一幕，是我不久前在中国腹地深处的小村庄广西（Kwangsi）土地办公室的院子里亲眼所见，它正是整个亚洲问题与希望的缩影。它概括了一片大陆的现在、或许还有未来——在这片大陆上，农村的不满正啃噬着社会秩序的命脉。正是凭借这种纷争，共产党才得以如此成功地大做文章，把自己装扮成旨在惠及农民的改革的倡导者。
如果说那个欣喜若狂的广西中国农民是希望的象征，那么威胁则已由吉卜林（Kipling）道出：
他口里说的是抵押了的铺盖， 他的耕牛也已押了出去， 他心头悬着女儿的婚事， 他眼里预见着负债将临。 他吃了便消化不良， 他劳作却不得停歇； 他的一生是一道悠长的诘问， 横亘在这一茬庄稼与下一茬庄稼之间。
吉卜林并非不肯放纵自己的诗的自由，但他这幅图景在绝望上其实并未夸张。因为1950年的亚洲农民，处境并不比吉卜林写诗的九十年代末更好。共产党正把吉卜林译成政治语言。他们懂得，亚洲的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
这片大陆庞大人口的五分之四是农民。农业，而非工业，才是其经济生活的枢轴。尽管伊朗有喷涌的油井、马来亚和暹罗有锡矿、印度有黄麻与棉纺厂，工业却只在亚洲的面貌上划下了一道浅痕。战后整个亚洲那些雄心勃勃的工业化方案，至今大多仍停留在蓝图上。工厂或许有朝一日会给亚洲人带来物质进步，但那一天还在遥远的未来。今日亚洲问题的核心在乡村。正是在农田上，才必须去寻求并找到解决之道。
去年秋天我走访的四川（Szechwan）成都平原（Chengtu Plain），是中国最富饶的粮仓。那里的农民刚收获了极好的庄稼，却似乎只惦记着一桩心事——如何为自己和家人弄到足够的稻米，如何把空着的饭碗填满、把半空的饭碗添足。我在四川所感受到的不满，在近年来我走访过的远东、东南亚和中东其他许多地区都很典型。一个被过度劳役、过度盘剥的农民阶级，千百年来一直麻木地受着苦，如今却是警醒地受着苦。
亚洲农民那由来已久的悲惨，其缘由可用一句话概括：人太多，地太少。小得可怜的持有地、不敷使用的农具，以及农民无从掌控的种种制度安排，加深了他的困境。那悲惨与饥饿，大部分源于农民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数百年来一直得到法庭和地方官员的官方认可。农民被迫缴纳高得离谱的地租，因为他们毫无讨价还价的能力。他们的租佃契约也不值它所写就的那张纸；地主一时兴起，随时可以更改或废止。
亚洲的农民从未甘于这种状况。他们常常向那些他们认为是自身苦难根源的个人和政府举起长满老茧的双手。但总的来说，直到很晚近，农民的保守与惰性，他对国家和对地主那根深蒂固的封建式顺从，一直使这口锅没有沸溢出来。如今，把农民约束在明确界限之内的种种力量，正在日益高涨的农村不满之下土崩瓦解。农民阶级终于动了起来。共产党利用了这一事实，把它置于亚洲政治的中心。只有一方懂得如何利用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并把它摆到亚洲政治的中心——它本就属于那里。
中国的灾难便是一例。能解释共产党胜利、解释何以1949年的国民政府连一个守一处温泉关（Thermopylae）的列奥尼达（Leonidas）都拿不出来的缘由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有一条无可争辩：国民政府之所以被逼退、被推倒，与其说是败于武力，不如说是败于俄国共产党那套把土地分给一贫如洗、无地可耕、走投无路的农民的策略。
生活在赤贫边缘的农民，对那些精于利用农村不满以达自身政治目的的共产党人来说，岂不正是易得手的猎物？农民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一无所知，更毫不关心，他们对集体化当然也不热衷。然而共产党许诺给他们的，并非苏联现行的那种集体化，而是任由农民处置的土地。在彻底的绝望中，农民相信了这些许诺，哪怕仅仅因为：迄今在亚洲，共产党还没机会像他们在俄国那样背弃自己的许诺——在俄国，他们最终把土地收归国有，从农民手中夺走，再用刺刀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
每一场革命都援引自由之名，但自由的概念总是由现存的经济与社会需求所塑造。对俄国农民来说，自由意味着拥有老爷的土地。共产党在1917年许下、最终却被打破的那个许诺——土地将归他们所有——落进了农民士兵急切的耳中，他们立刻手持步枪离开前线，回家分地去了。用列宁（Lenin）嘲讽对手的话说，农民是用双脚为分配土地投了票。如此一来，列宁和他的党便成功地“拢住”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谓的“农民合唱队，没有它，（无产阶级的）战斗呐喊就会沦为又一曲天鹅的挽歌”。倘若不曾成功利用农民对地主田亩的渴望，共产党在俄国绝不可能取得政权。
列宁晚年对共产主义在西欧的胜利感到绝望。他设想最后那场关键决战将是共产主义的东方与资本主义的西方之间的冲突。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和印度将与俄国一道加入共产主义的阵营。为赢得中国和印度的支持，斯大林（Stalin）为这两国制定了一套分三个阶段的纲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以及最终的无产阶级专政。其中的关键一步，是要拉拢农民。
正是在这一步上，中国共产党扮演了一个角色，致使许多观察者误以为他们“不过是土地改革者”。实际上他们之所以扮演这个角色，是因为按照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通往政治权力和专政的道路要经由对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的倡导。满足农民最深处的需求，只是达成一个大目标的手段，而这个大目标与农民的福祉没有多大关系。斯大林那套三段式革命纲领，以中国为样板，如今正被输出到印度支那、缅甸、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甚至输入到鲜为人知的海得拉巴。去年海得拉巴的暴动是一场农民起义，大概是中国以外亚洲规模最大、并且在短暂一刻或许最为有效的一次，它由共产党领导。起义最终被镇压，共产党人被投入监狱，但值得注意的是：和在中国一样，海得拉巴的农民并非受共产主义教条所诱，而只是追随了那个受欢迎的共产党诱饵——“亚洲的土地与自由”。
印度和巴基斯坦其他地方也有适合共产党战略的肥沃土壤。去年春天我走访一个典型的巴基斯坦村庄时，找到了大量这方面的证据。住在村里的整整一百户人家，全是同一个不在地地主的佃农。产量一直在下滑。我问聚拢来的村民缘由何在。“我们的土地，”一个佃农答道，“就像一罐水，我们不停地往外倒，却没有谁往里灌。”“你们为什么不往里灌点什么呢？”我问。“我们怎么灌得起？”这佃农反问，“地主拿的份子那么高，我们灌了也得不着多少好处。”佃农没有改良土地的动力。地主拿得太多，佃农拿得太少。
许多人会毫不犹豫地赞同一场革命运动，倘若那是普通人确保其基本所求的唯一途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历史的这个关头，一场土地革命会是多么严重的威胁，哪怕从那个角度看这场动荡似乎情有可原。挫败共产党对亚洲图谋的唯一办法，是趁农民尚未自行执法、把乡村点燃之前，靠及时的改革以和平方式防患于未然，杜绝此类革命爆发。但改革若要有持久之效，就不能只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反对，还须出于提升农民地位的诚实宗旨与计划。
在亚洲这似乎令人沮丧的局面里，有一点是鼓舞人心的：美国“243亩地加一头骡子”的土地传统，或其亚洲变体，比共产主义的新意识形态提供了一条更好的解决农业问题之道。这且不论另一重考虑：中国新近的事态及其对亚洲其余各地隐含的威胁，迫使我们在那里以比迄今所做更持久、更有效的东西来稳固我们的地位。用尼赫鲁（Nehru）曾说过的话，把农民“置于全局的中心”，作出这一积极而迅速的决断，对非共产党政权能否存续是至关重要的。
依尼赫鲁之见，印度乃至整个亚洲所面对的，没有比农业调整更迫切的任务了。这一任务的前提是：（a）改进农业技术以提高农场产量；（b）通过提高人均产出、提供良好的信贷与销售设施、公平的税赋、卫生和教育设施，使生活达到一个大体适足的水准；（c）合理利用土地与水资源；（d）从根本上改变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在亚洲某些地区，这无论就其本身而言，还是因共产主义的威胁，都是当下最重要的目标。单靠技术改良达不到我们的目标。增产必须伴随农业收入的更公平分配。土地利用上的改良，唯有当耕者知道土地、或土地产出中合理的一份将归他所有时，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否则，比如第四点计划（Point IV program）所设想的那种技术进步，便不会具备一切先决条件，我们的政治目标也将更难达成。
驻日本的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印度的尼赫鲁，以及晚近台湾的陈诚（General Chen Cheng）将军，都明白在一片农民的汪洋大海中抽掉共产党风帆里的风是何等紧迫。麦克阿瑟懂得怎么做，也做了。在他指导下成功的土地改革，在日本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自耕农新阶级，使日本乡村对共产主义几乎刀枪不入。尼赫鲁正在奋力去做。印度对农业技术改良的需求极其迫切，尼赫鲁对此心知肚明。但他同样清楚，紧迫的是要同时推行一项土地改革计划，好让印度农民有改良的动力和一份责任感。
尼赫鲁的动机既是经济的、社会的，也是政治的：“我们不做，他们就会做。”而“他们”就是共产党。
所提议的农业改革可以成为一件强有力的政治工具。与我们友好的本土政府将更有可能赢得民众支持，而在亚洲，民众支持就是“农民支持，否则便一无所有”。一个自耕农，或一个大体满意的佃农，会取得他在社会中的一份利害关联。他会守护这个社会，使之免遭极端主义之害。私有财产将在它最薄弱之处——在社会金字塔那庞大的底座上——得到加强。亚洲的普通人将成为共产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坚定反对者——未必是为了袒护美国的利益，而仅仅因为他自身的利益就在同一方向上。
艾奇逊（Acheson）国务卿在旧金山（San Francisco）那篇论美国对亚政策的演说中，概括了亚洲紧张局势的根源。他说：“他们（亚洲人民）一直在争取独立、更好的教育、更广泛的土地所有权，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他接着说：“他们的目标与我们的目标相同，这绝非偶然。”但当我们正忙于充实美国人民业已取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时，亚洲却还有待创造出一个可供民主社会演进的开端。这样的条件无法作为礼物赠予亚洲；它们必须从亚洲自身的愿望、意见和行动中生长出来。
这也并不容易。因为亚洲不同于西欧、或许还不同于中欧，它几乎完全缺乏民主所必需的传统、制度、思维习惯和经验。这其实正是共产主义在亚洲比在欧洲威胁大得多的首要政治和心理缘由。个人尊严、人的权利和民主的传统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程度筑起的那道抵御共产主义的天然防线，在亚洲尚有待建立。我们仍须在世界那一隅证明：民主更好，也更有益。而正是通过帮助解决那个离农民内心最近的问题，才能作出这样的证明。这便是这里所勾勒的乡村计划，倘若至少在其主要部分得以实现，将如何使亚洲人民更接近艾奇逊国务卿所提出的目标。
远东的农业改良计划需要美国的物质和技术援助，这一点已被接受为我们对亚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四点计划便是一个好例子。同一方向上的另一个事例，是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眼下正向东南亚提供的经济援助。较少被接受、甚至常常无人意识到的，是这样一种必要：要劝阻亚洲那些接受我们援助者，别让狭隘的制度性私利挡在进步的乡村政策面前——唯有通过这种政策，我们的技术和财政援助才能实现最大的经济和政治效益。
无论我们能为亚洲的进步与稳定贡献什么——无论是以美元、技术指导、组织建议，还是军事援助的形式——我们的政策、我们全部的外交才干和机敏，都应当积极而满怀同情地受这样一种认识的指引：社会结构的根基立于乡村，也毁于乡村；农民及其利益和抱负必须“处于全局的中心”。我们必须努力说服那些较为保守的亚洲群体：乡村改革对他们自身的存续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只要这种基本态度在这里和在亚洲都得以养成，美国便可以开始提供重建的机制，并有效地加以运用。
艾奇逊国务卿敦促“我们必须在一切言行中日益肯定一个自由民族的积极目标”，他这是在切中问题的核心。倘若艾奇逊先生的话要对亚洲的普通人产生意义，我们就不能对现行封建制度下传统受益者的支配地位无动于衷。从大使、公使到外交事务办事员，我们都必须开始按普通人的角度去感受、去行动，而在亚洲，这个普通人就是农民。我们必须特别下功夫，去搜寻并尽一切可能鼓励本土的自由派群体，否则他们或将从我们共同的事业中流失。正是在那广大的土地耕作者之中，在那虽小却重要、关切人民福祉的群体之中，我们最好去找到并赢得我们最有力的盟友。一个强大、大体满足的农民阶级，加上支持他们的进步本土力量，比起亚洲许多地方那些视“改革”“变革”“让步”这些字眼如同魔鬼的势力，能为同西方合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提供一个更坚实的基础。那些势力患着近视症，一种很可能致命的病。即便共产党的军队已攻破大门，四川的地主仍拒不支持一项温和的改革计划。在亚洲其余地方，地主同样可能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也成为自己政府的掘墓人。
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人们看到封建阶级一心要原封不动地维持现状。他们无法赢得民众支持。他们既不惠及乡村社会，也丝毫未曾证明对抵御共产主义渗透有效。他们是共产主义不自知、也不情愿的盟友，因为正是他们造就了那革命的形势。今天在亚洲握有巨大而决定性权力的，正是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势力。没有他们的同意和支持，任何进步的组织都无法运转。美国驻外代表的一项基本任务，应当是说服这些群体及其政府，效法沙皇亚历山大二世（Tzar Alexander II）的榜样——亚历山大二世及时看清，他保住王位的唯一机会就是发动改革。一百年前他警告俄国的土地所有者：“与其坐等农奴制从下面自行开始废除，不如从上面着手废除它。”他从上面废除了农奴制，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因而又保住王位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亚历山大那位不那么明智的孙子把它丢掉。
所幸我们已经有了一套技术与社会兼备的农业纲领，它由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CRR，下称农复会）开发并经成功检验。这个机构是依1948年援华法案（China Aid Act of 1948）所授权限、作为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一部分在中国设立的，1948年10月1日在南京（Nanking）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农复会的工作来得太迟，未能改变中国本土事态的进程。但我在中国、以及在工作仍在进行的台湾所见到的农复会运作，使我确信它是美国最富成效的事业之一。它指明了：在别处以更大规模、并赶在更合时宜的时机，可以做些什么。
农复会并非一个美国机构，而是一个美中联合委员会，设一位中国主席、两位中国委员和两位美国委员。我们美国人出钱，但不发号施令。在亚洲民族主义白热化之际，我们必须谨慎，切不可这么做。委员会通过当地组织开展工作，并从中为自己的项目物色当地的发起人。这些项目并非基于先入为主的理论观念，而是基于农民自己最想要什么的迹象。农复会从这种草根需求出发，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全国计划，其优先次序如下：（a）土地改革，（b）灌溉，（c）肥料，（d）农业组织，（e）农业信贷，（f）动植物病害，（g）良种繁育，（h）牲畜改良，（i）乡村卫生，（j）视听教育。
中国和台湾农民对农复会的反应一直很热烈，尽管委员会实际花的钱并不多——从成立至今才花了五百万美元。当我走村串户去观察农复会的实际运作、同各行各业的人交谈时，这种草根外交立竿见影的成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为美国的事业结交的朋友，所做的实实在在的好事，比许多以最丰厚财力为后盾的繁复外交动作都要多。
最有意义的是保有权制度的改革。“既然地主必定会反对你们，”我问农复会主席蒋梦麟（Chiang Mon-lin），“你们为什么还要做这项工作？”“为了给我们另外九个工作部门赋予意义，”蒋梦麟答道。“我们知道，用科学增产相对容易，但解决社会问题却很难。我们若不在增产计划之外同时拟出一项土地改革计划，那好处的大头就会落到地主而非佃农手里。那就违背了我们的初衷。”
农复会并没有在中国创设或强加土地改革。它的中国主席说服了国民政府：减租和购地计划早已列入法典二十多年却从未实行，哪怕仅仅出于开明的自身利益，也应当一试。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土地改革就在保有权更有保障、佃农得到更多稻米这两方面，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即时成效。多年的农场改良是否能给佃农带来哪怕接近这般之大的好处，颇值得怀疑。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佃农维护自己新得权利的方式。我在四川省杨家坨（Yang Chia Tza）村目睹该村土地委员会当着地主和佃农的面审理一桩驱逐案时，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佃农镇定而从容地申辩说，依照改革，他不能被驱逐——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再看西康（Sikang）省主席刘文辉（General Lin Wen-hui）将军的例子，他是亚洲最大的地主之一，是整个中国西南的鸦片头号贩子，最近又投靠了共产党。他以为改革不是冲他来的。他派了一名田庄管事带一队兵去收租——收那高额的旧租。佃农做了一件他们从前从未做过的事——他们武装了起来。当管事和士兵出现时，佃农宣布：他们打算捍卫自己在新减租计划下的权利，绝不容许按旧租率收租。于是那管事赶忙同意按减后的租率收取。
这对将军和佃农来说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它泄露出习俗硬壳上的一道裂缝，而美国人民同这道裂缝大有干系。单单在四川一省，就有二百多万佃农家庭直接受益于农复会。然而农复会在这场触及中国乡村和政治问题核心的改革上，不过支出了21 8000美元。
这场改革来得太迟，未能给国民政府哪怕一点民众支持。但我们在中国西南最后一刻的努力——以及眼下在台湾的努力——仍然带来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美国经济合作总署通过农复会，以一种切实的方式证明：美国不仅能反对共产主义——这对普通亚洲农民没有多大意义——而且能支持某些连最无知的农民都懂得的理念。
诚然，亚洲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所谓最终，是指他们中大多数从此安享太平——是无法达成的。对那庞大群体的农民来说，地实在不够。但亚洲的进步乡村改革并非要不要一整块面包的问题；任何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都受欢迎，都为一个不偏不倚、稳定的乡村社会奠定根基。广西村办公室里那个佃农，为领到一张只给他6亩1分土地所有权的地契而欣喜若狂，他道出了亚洲千百万人的心声。
“土地与自由”历来是所有农民的理想。它也是美国的理想。我们必须倾尽手中一切手段，使它更接近实现。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若要成功，就必须由一个理想、一幅广阔而光明的未来图景所激励，而这图景将在那最大的一片大陆上被剥夺者中间立即激起回应。歌德《浮士德》（Goethe, Faust）里的浮士德说得何其睿智：
让我为千百万人开辟出土地， 虽不安稳，却任他们自由劳作。
我多想看见这样一群人， 立于自由的土地上，置身一个自由的民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