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结束对台湾的第二次访问和实地考察之际，出席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Chinese Association of Land Reform）举办的一次晚宴，看来是为向他致意而设。这篇致辞他肯定从未打算发表，是在他的私人文件里发现的一份打字稿。它可能照一份匆匆起草的手写讲稿打成，也同样可能照协会秘书所作的速记记录打成——那份记录事后送交拉迪金斯基，作为这次聚会的纪念。从文字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收入本书，一半是因为拉迪金斯基在其中讲述了自己的一小段身世，一半是因为它呈现了他少有的一面：宴席上喝了一两杯平日不大沾的酒之后，一反常态，快活而浪漫。
萧铮（Mr. Hsiao）先生，感谢您方才对我的一番美言。按照惯例，主人致了辞，我理当说几句回应；不过我倒更愿意请我们的贵宾张群（General Chang Chun）将军讲几个故事，或者请蒋梦麟（Chiang Mon-lin）博士说上几句。然而我不是独裁者，想来也无法命令他们开口。
就在几分钟前，沈宗瀚（T. H. Shen）博士拿我打趣，说我在美国是个不在地地主。是的，我是。因为我最近在弗吉尼亚买了103亩地，每亩165美元，主要是怕美元通货膨胀，积蓄受损。可沈博士不知道，我从前当过真正的地主。最近在日本，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人，是激进分子。我相信在台湾不会有人这样叫我。大家还管我叫土地改革者。可实际上，我一度是个坚定的保守派。
今天我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人很乏。可今晚喝了几杯“便宜的”啤酒——但愿这啤酒不像1949年在成都要我花的那样，叫我们的主人破费一瓶六块银元——虽说劳累了一整天，我又精神焕发了。所以，现在我可以给诸位讲一讲，我是怎样把自己从保守派变成土地改革者的。
首先我要说，促成我这一转变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俄国共产主义，另一位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将军。
我出生在俄国西南部的乌克兰。离开俄国那年，我才十七岁。乌克兰当时是俄国最富庶的省份，我家有大量土地，还有几座面粉厂。可是，地方虽然这样富庶，乌克兰农民大多非常穷苦，因为土地多半握在像我父亲、祖父那样的大地主手里。
诸位记得，1863年俄国解放农奴，许多农民获得了自由。但这次解放并没有给获得自由的农民带来多少好处，因为土地仍旧属于地主，并没有跟着解放。这些农民的日子依旧苦得很，许多人便跑到西伯利亚去找地，想靠地勉强糊口。
1917年，俄国还在同德国打仗，莫斯科爆发了一场革命。当时，孟什维克党（Mensheviks）的领袖克伦斯基（Kerensky）统率革命军队，上台掌权。他想让国家民主化，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还在踌躇该为国家做些什么，同年11月，另一场革命又起来了，领导者是布尔什维克党（Bolshevik Party）的首领列宁（Lenin）。
发动革命时，列宁没有坐下来制定漂亮的法律，而是立即告诉前线的俄国士兵：只要放下武器回到俄国，就可以把大地主的土地统统分掉，归自己所有。士兵们立即响应列宁的号召，离开了战场。土地果然照分，给了士兵；我家的（财产）被彻底清算。诸位知道，乌克兰是俄国的一部分。但乌克兰人无论习俗、语言还是文化，都同俄罗斯人截然不同。尽管有这些差异，乌克兰农民一拿到土地，还是支持了布尔什维克。列宁就这样从这些士兵中间得到了一支庞大的拥护者队伍，克伦斯基随即被赶下了台。
后来，有人批评列宁的这套做法。有人问他，怎么知道士兵们那样渴望土地？他们投过票吗？“投过。”列宁回答。“怎么投的？”又有人问。列宁答道：“他们用两条腿投了票。这些士兵一听我的号召就立刻离开战场，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证明他们真正想要什么，比正规投票更有意义。”
克伦斯基被赶出莫斯科后不久，就在南俄组织起一支军队，开始向北反攻。有一阵子，克伦斯基的军队离莫斯科已经很近，眼看列宁就要彻底败北，克伦斯基又要重新掌权了。可是克伦斯基的将军们又犯了一个大错。克伦斯基的军队把先前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的地盘一块块收复回来，他们便左一条右一条，写下许多法令，处置那些已被布尔什维克分掉的土地。在他们制定和通过的这些法令里，他们咬定凡是布尔什维克做的都不行，都必须改掉。结果，凡从敌人手里夺回的地方，他们都废掉布尔什维克推行的新法，把旧法一律恢复。士兵们已经分到手的土地，被强行归还了原主。就这样，克伦斯基很快失尽了人民和士兵的同情与支持——自己一方的、敌方的都失尽了——他的整个事业顷刻间归于失败。
这是我从俄国革命学到的第一课。当时的俄国只有一种支持——要么有农民的支持，要么什么支持也没有。倘若列宁没有号召士兵离开前线、回家去分地主的土地，或者倘若克伦斯基和他的追随者不曾蠢到把土地从士兵手里夺回来还给原主，列宁就不会永久夺得全俄国的政权。克伦斯基被列宁彻底打败，从此再没能翻身，就因为他不懂农民的心理和愿望。
我学到的第二课，来自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我认识麦克阿瑟将军已有多年，但直到1946年我去日本同他共事，才算真正了解他。在那以前，我以为麦克阿瑟将军不会对土地改革这类事情感兴趣，因为将军们通常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过问这些，何况麦克阿瑟这样的五星上将。可是同他共事之后，我发现麦克阿瑟不但关心土地改革，还关心社会保险、地方自治等种种事务。
盟军占领日本以后，麦克阿瑟将军是第一个看出日本土地制度急需改革的人。在日本，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土地大多归地主所有，大多数农民生活穷苦。占领后不久，麦克阿瑟将军便着手推行土地改革，而且贯彻得非常成功。这场改革让日本的大多数农民有了土地。改革以前，日本农民经济上困顿不堪，整个农民阶层是共产主义的温床。这些农民对政府漠不关心，想倒向共产党一边求解脱。改革之后，局面完全改观。原先支持共产党的农民，大多转而支持政府，这在历次选举中屡有明证。这是麦克阿瑟将军担任占领下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期间，为日本人民做的一件大事。他关心其他社会改革，也是尽人皆知。
一天，在东京他那间大办公室里，我问将军是怎么对土地改革发生兴趣的。他告诉我，他对土地改革的兴趣，出自他学到的三堂课：一堂得自历史，一堂得自他的父亲，一堂得自他本人在菲律宾群岛的经历。
将军告诉我，让他关心土地问题的第一课，是关于古罗马帝国的历史教训。谁都知道，罗马人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和非洲，建起了一个大帝国。但罗马人不懂得怎样治理这个帝国。他们既不重视农业，也不顾农民的利益。哥伦比亚大学的西姆霍维奇（Sinknovich）教授在《干草与历史》（Hay and History）一书里写得很透彻：罗马人正是因为轻忽农业和农民的事，才丢掉了帝国。没有干草就没有农业，没有农业就没有政府。尽管时移世易，罗马帝国因何衰亡这一教训，对今天的世界形势依然适用，尤其是在世界的这一部分——这里的经济结构，还同罗马时代欧洲的干草经济相仿。
将军告诉我，第二课是一段往事，大约四十五年前听自他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General Arthur MacArthur）将军，当时他父亲正任菲律宾军事总督。那时的菲律宾同今天一样，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在那里，地主往往拥有数千亩到数万亩的土地，有地的农民却寥寥无几。总的经济状况很差，社会秩序也不好。为了改善局面，老麦克阿瑟将军提议把那些大地产分掉，把美国的家庭农场制度引进菲律宾群岛，将分出来的小块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大地主强烈反对，他的提议失败了；结果，菲律宾的大多数农民至今仍在别人的农场上辛苦劳作，既无希望，也无解脱。这件事对群岛后来的社会发展影响深远：今天菲律宾群岛农村的土地骚乱，其最重要的根源完全可以追溯到阿瑟·麦克阿瑟将军时代那项计划的失败。
第三课，是将军本人在菲律宾群岛的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菲律宾群岛被日本占领。日本投降、菲律宾政府重建之后，发现许多步枪还留在游击队员手里。这会给政府添乱。为了收回那些步枪，奎松（President Quezon）总统发布命令：凡向政府交出一支步枪，赏十五比索。可命令下去，交上来的步枪并不多。总统于是问麦克阿瑟将军，该怎么收回那些步枪。麦克阿瑟将军建议：十五比索的赏金照给，每交一支步枪，另奖91亩土地；农民要是交出两支，奖赏加倍。但奎松总统没有采纳将军的建议。结果，菲律宾政府至今还在为夺那些步枪而战，金钱和人命赔上无数，却没有多少成效。
正是这两位老师——俄国共产主义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把我从地主变成了今天所谓的土地改革者。
最后我想补充一句：一个社会里，如果大多数人过不上安稳称心的日子，那些坐拥大地产的少数人，迟早也过不上舒坦日子。这些少数人应当在经济生活中与大多数人同甘共苦，这不单是为了别人，单从开明的自利着想，也理应如此。不错，土地改革治不了经济欠发达社会的百病；也不错，它甚至未必能改善、提高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但它至少能让他们的基本需要多少得到满足；而正是为满足这些基本需要而起的抗争，才使共产主义壮大到今天这样威胁世界和平的地步。
三十年前我离开俄国，正如两年前诸位离开中国大陆。这是我一生学到的教训，也正是诸位要学的教训。有生命，就有希望。我离开东京时，麦克阿瑟将军诚挚表示，希望我帮助中国政府，不仅在这个岛上推行那些必要的土地改革，还要开创那些将来施行于中国大陆的改革。如今在台湾，我很高兴得知陈诚（Premier Chen Cheng）院长是一位干劲十足的土地改革者。他已经推行了减租计划，还将继续推行其他必要的改革。这些改革，对这个岛、对中国大陆，都会有深远的影响。我相信，近年来台湾办成的这些改革，将来诸位回大陆的时候，至少有一部分可以适用于大陆的土地改革计划。
感谢萧先生和诸位今晚对我的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