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短文的副题是“麦克阿瑟将军如何以民主的土地改革——我们最有力的和平武器——在日本抢了共产党的风头”，是一年前那篇《拯救亚洲为时已晚？》的姊妹篇。
本文刊于1951年6月的《乡绅》（Country Gentleman，即今日的《农事杂志》〔Farm Journal〕）。经《乡绅》许可转载，© 1951 柯蒂斯出版公司（The Curtis Publishing Company）。
在美国人心目中，“务农”两个字唤起的是这样的景象：富足的乡镇、一望无际的小麦和玉米、成群的肥牛、鼓胀的青贮塔，还有美满的家庭生活。
而在亚洲，五个人里有四个耕种着大地，“务农”却是极度贫困的同义词：地主制病根深种，赋税苛重，高利贷横行，债务没完没了。对这千百万无名无姓的人来说，一笔合25美元的钱，就能决定他们是大体安稳，还是大祸临头。在许多地区，政治动荡和战争更使这土地上的贫困雪上加霜。
共产党人眼睛尖，见有机可乘绝不放过，一直拿农民的不满大做文章，抛出那枚最诱人的钓饵——土地所有权。他们在中国成功了，在日本却一败涂地。在日本，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MacArthur）抢了共产党的风头，让无地农民梦寐以求的那块“自己的地”成了真。我们在日本铸出了一件经济与政治的武器，在亚洲，它比共产党所能摆出的最强的兵力、最甜的言辞更有威力。
美国人很难体会日本农民对土地的饥渴。600多万农户挤在不到9105 4270亩的土地上，土地又零零碎碎切成1.1亿块，形状千奇百怪。在美国，每个农户平均有971亩农田；在日本，只有14亩。而且日本三分之二的农民，每户耕种的还不到14亩。
日本五分之四的耕地种的是粮食作物，其中一半以上种水稻。论种地，日本农民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他们与其说是种田，不如说是做园艺：土地从不休耕，有的地一年两熟，甚至三熟。论化肥和厩肥的用量，世界上少有农民赶得上他们。他们每亩收219公斤稻谷、117公斤小麦，比亚洲其他地方的产量高出一倍还多。寻常只长一茎的地方，他们实实在在种出了两茎。
日本的精耕细作，是一轮接一轮、永无尽头的辛劳。然而，即便自耕农，辛苦一场也落不下多少东西：一来他的地太小，二来战前日本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沉沉压在农民夫妇的背上。佃农尤其如此。而佃农多得很。占领前的日本，只有30%的农民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其余70%，要么全无土地，要么是半自耕农。
在美国，从佃农升为自耕农的那道梯子上人来人往；投降前的日本却不然，那里的通例是：一朝为佃农，终身为佃农。租佃的条件实在太苛。佃农要把收成的50%交作地租；此外还得自备昂贵的化肥、农舍、农用建筑、农具和种子，田赋之外名目繁多的摊派也落在他头上。佃农能把收成的30%留给自己，就算走运。夺佃是家常便饭。一纸典型的租约对地主写明：“您可随时收回您的土地。”日本还有句老话：“农民就像芝麻粒——越榨越出油。”这话正是农民生计与劳作的写照。
日本大多数农民的这种困境，麦克阿瑟将军看在眼里。他记得1945年菲律宾政府没有照他的建议行事：用更普及的土地所有权，去平息菲律宾农民的骚动。他明白，要想真正抽掉共产党脚下的政治根基，要想让日本多少有点民主的样子，都得先改善种地人的境遇。他知道，对着空肚皮宣讲民主，是白费口舌。
1945年12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发布了那道历史性的指令，命令日本政府“采取措施，确保耕种日本土地的人有更平等的机会享受其劳动果实”。
遵照这道指令，日本政府起草了土地改革方案，1946年10月正式立法。改革规定：由政府向地主收购3035 1423亩土地，转售给享有优先购买权的佃农。不在地地主必须出售全部土地；不亲自耕作的在村地主可保留15亩2分，自耕农可保留45亩5分——在土地较宽裕的日本最北端的岛上，则可保留182亩。凡细分会降低土地生产力的地方，自耕农可以耕种更大的面积。
地价由日本政府核定：稻田每亩日元494元，旱田每亩日元306元——当时的汇率是日元50元兑1美元。此外，政府还付给地主一笔补贴。耕种着政府所购土地的佃农享有优先购买权；地价可以一次付清，也可以分三十年按年缴付。
改革并未试图把租佃制一扫而光；当时认为那既不可行，也不可取。要纠正的只是弊端。货币地租定出了上限：不得超过收成价值的25%；还推行了书面契约，写明地主与佃农双方的权利义务。
土地转移的管理，握在地方、府县（相当于美国的州）、中央三级土地委员会手里。地方土地委员会是枢纽：谁买哪块地、出什么价，都由它裁定。委员会由民主选举产生，每个村委员会由五名佃农、三名地主、两名自耕农组成。
占领当局帮着定了政策，但立法、管理、执行，都由日本人自己发起，自己完成。工程浩大：要在1 2000个村镇里，把3000万块土地一一买进再卖出。
这套方案也遇到了非克服不可的严重阻力。一些地主想方设法阻挠：非法夺佃；控告日本政府，指改革法违宪；散布宣传，劝佃农别买地。结果法院裁定改革法合宪，佃农也大都咬定土地不肯挪窝。至于政府推行方案的决心，大家心里残存的疑虑，也随着头几宗土地买卖的消息传开而烟消云散。
阻力所以能够克服，占领当局给方案撑腰是一大原因。但即便是麦克阿瑟将军，凭着他的权威和民众对他的信任，条件若不成熟，也改不动传统的土地结构。而条件确实成熟了。土地改革不是占领当局一时的兴致，而是对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一次审慎有据的回应。
土地收购方案启动三年之后，大功告成。一位日本农民对我说过：“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就像人没有魂。”如今日本有“魂”的农民多了许多——确切地说，多了300多万户：这批农户买下3338 6565亩土地，总算在乡里置下了一份身家。佃农耕种的土地，占比从46%降到了11%。如今日本典型的农民就是自耕农。这一切，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也没有毁掉日元1元的财产。
不那么显眼、却十分要紧的，是占领当局改进耕作方法的功夫。虫害和作物病害，每年使日本损失不下全部收成的10%，防治上花了很大的气力。对一个所需粮食近四分之一要靠进口的国家来说，这损失大得惊人。美国的技术援助还投到了试验场工作、农业税制、作物保险、家庭生活改善以及农业合作社上。合作社在日本是要紧的机构：大部分农产品的销售、农民半数的采购，还有大量农业信贷业务，都经合作社之手。
美国输出到日本的农村风物里，最有代表性的一样是农村青年俱乐部，仿照四健会（4-H Clubs）与农业推广青年男女俱乐部（Extension Young Men and Women Clubs）而设。成立才一年，会员已达50万；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农村青年一接上这个主意，就如鱼得水。这班少男少女，就是日本人嘴里骑“绿自行车”的孩子，把农业推广的信息从一个村子带到另一个村子。
美国在日本农村的这场草根外交，现在就结总账还为时过早，但前景令人鼓舞。日本的可耕地少得可怜，任何改革也无法使它增加。即便把可耕地平均分配，一个农户也只能摊到14亩；而要让日本农民对体面的生活有个合理的指望，这还差着将近12亩1分。因此，占领当局的农业政策，图的不是够不着的最终解决，而是减轻沉重的经济困苦，防住靠这困苦滋养的共产主义祸患。这一步，已经做到了。
地主们自然不喜欢这套方案。绝大多数地主认定改革于自家不利；可同样是这批人，也承认土地所有权广为铺开，对村子确有好处。地主们看得明白，改革的根已经扎得很深。不过，谁要断言占领结束之后，对改革的直接或间接攻击绝无可能，那他胆子也未免太大了。
新自耕农呢，自然普遍接受新制度。他们终于得到了普天下农民最想要的那样东西：一块自己的地。村子里新近传唱的一首歌，唱出了他们的心情：
还是那块稻田，如今归我所有； 土更肥了，长出金黄的稻禾。 收成沉甸甸，心头轻悠悠； 镰刀明晃晃，天空蓝湛湛。 欢呼吧，这喜庆的丰收日！ 太阳亮堂堂，照着我自己的田！
美国输出的观念与作为，正在缩小村庄里各社会阶层之间由来已久的隔阂。正如一位日本农地所有者1948年初对我说的：“如今正是时候：地主该往下迈一级，佃农该往上迈一级，好让两边头一回碰个面。”如今他们真的碰面了：在农事委员会，在合作社与学校的理事会，在村公所。他们肩挨着肩，商量共同的问题。新领导层的希望、公民权利的观念，都在这里萌芽——这两样东西，麦克阿瑟之前的村庄闻所未闻。这一切，连同土地所有权在广大农民中间的铺开，是更称心的农村生活的根基，也是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开端。
占领当局正面迎击农业问题，铲掉了共产主义在日本赖以滋生的一片沃土，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政治稳定。在我这样亲眼见过共产党在俄国夺取政权的人看来，当年若不去减轻农民的困苦，日本农村早就会变成动荡的温床，甚至可能落入共产党之手。占领当局的农业援助，使自有土地的独立农民既壮大又增多；正是这个群体，撑起走中间道路的安稳农村社会，对政治极端分子的话充耳不闻。正因为如此，从我们在这里推行的农村外交中赚得政治资本的，是我们，不是共产党。这份收获归我们，是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从一开始就看准了：必须拿美国农业传统里一套行之有效的东西，去迎战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日本的共产党人曾竭力利用这个国家的土地困境。他们把农村看作自己独享的囊中之物，一心想拿它当基地，由此渗入整个日本经济。如今日本共产党人坦率承认，自己在农村得不到民众支持。1949年9月府县农业委员会的选举，便是雄辩的证明：总共456名委员，共产党人只当选了两名。今天，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在村庄里的角色几乎已经消失。
日本发生的这一切，给应对亚洲其他地区、菲律宾以至中东的农业问题提供了思考的材料。谁都知道，在亚洲，没有农民的支持，任何政府都休想立足。农民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任什么武装力量也压不住这口即将沸溢的锅。然而，亚洲的共产党人手里至今还攥着偷来的王牌：“让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一块地——让每只饭碗都盛得满满。”
这句口号出自美国的传统，而不是共产党的传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时代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是对塑造美国土地政策出力最大的人，他说过这样一段话：“自有其田者（freeholder）……是自由政府的天然支持者；共和国的国策，应当是让自有其田者越来越多，正如君主国的国策是让佃农越来越多。我们是共和国，也愿意一直做共和国：那就去壮大自有其田者这个阶级吧；付得起钱的，照公道的价钱卖给他；付不起的，分文不取，白白送给他……”
在日本，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坐等共产党僭取这份遗产、摆出社会改良旗手的姿态。
适用于麦克阿瑟之后日本农村的道理，稍加变通，也适用于整个亚洲。那片大陆同样需要一个证明：我们所说的民主，既有用处，也有实惠。这个理念要想服人，就得裹在一整包经济与社会福祉之中；就得把提高土地产出的技术本领，同保证农民得到“劳动果实”的改革结合起来。我们朝这个方向的努力，多半能帮着把空空的饭碗盛满，并在同共产党的思想交锋中赢得最坚定的盟友。到那时，我们就赢得了亚洲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