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书导言中，已经赋予这封致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肯尼思·艾弗森（Kenneth Iverson）的信以重大意义，视之为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见解的一次宽泛表述。此信未署日期，应当写于1954年11月或12月间。艾弗森的秘书把拉迪金斯基所索取的那两份副本转交给他时，附言道：“对我们来说，这是又一次加印的情形，因为您这篇文稿在本处工作人员中太抢手了。”除了力劝读者切莫轻轻放过这句话之外，无须再多说什么。
您1954年10月13日来信的内容，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令我深为挂念。显而易见，您在把这些思考诉诸笔端之前，曾经反躬自省了一番；我也向您保证，我迟迟未加评论，同样不是因为我自己缺少这样的自省。但我必须承认，您给我出了一道艰巨的难题。我们所谈论的主题——尽管未曾明言——就是最广义上构成人类福祉的全部内容，尤其是如何推进这项事业。如何达成这一点之所以格外艰难，是因为“今天，阻碍人类福祉之增进、阻碍迈向民主目标之进步的那些关键问题，其性质是社会性的，而非物质性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与机会，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
这几句意味深长的话，是我从1950年9月27日的福特基金会《受托人报告》（Report of the Trustees of the Ford Foundation）中撷取的，后文我还会有机会回到它们上来。我在此引用，是因为它们与我在随后各页中要说的话密切相关。不过，我不敢肯定它们的内容是否合乎您的需要。我并不打算按您来信倒数第二段前半部分所建议的那种意思，为基金会拟定一份计划。相反，我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下来：关于我们在不发达国家所面临问题的背景与规模；关于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倘若我们对这些国家的援助付之阙如或流于浪费，共产党就会“按他们自己的一套去干那桩事，给西方和美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关于迄今所推行的援助的性质，并就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延伸到具有社会意义之举措领域的计划提出建议；关于与此事相关（也可能为基金会所关注）的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如土地保有与信贷；最后，则是就我们同不发达国家交往中所需的合适人员与合适方式，作一番讨论。
我要说的话，有许多在您听来，恐怕像是老生常谈的重复；但它或许有助于我更充分地探究所思考的这些问题。当然，倘若我这番陈述有一部分在您看来也有几分道理，我会更加高兴。
问题的背景与规模（The Setting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 Problem）
世界上较先进地区的历史表明，良好的政府、电力、交通运输与社会服务，是经济与社会进步的四大基本要素。较高的生活水准，以及使先进国家有别于落后国家的其他种种，皆由此派生。我们所关注的这些不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其特征是大规模的贫困——这种贫困是长期性的，而非某种一时不幸的结果——以及陈旧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这意味着，贫困并不全然归因于自然资源的贫乏，因而大概可以借助别国业已验证的方法加以减轻。不仅如此，一个不发达国家往往还有一个不发达的政府。它缺少有效的文官制度、有效的预算管控、稳健的财政政策，自然也缺少高效的政府机构。简言之，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几乎完全缺乏现代民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传统、制度、思维习惯与经验。这的确是共产主义在亚洲比在欧洲威胁大得多的首要政治与心理原因。个人尊严、人权与民主的传统在各国不同程度地筑起的那些抵御共产主义的天然防线，在亚洲尚有待建立。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俄国共产党为何能在俄国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为何又能在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取得同样的结果。
贫困、饥饿、疾病，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发展机会的匮乏，一直是不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人的命运。这种贫困的新奇之处在于：它已成为不满的一个根源；那千百年来麻木地忍受苦难的、劳役过度、被过度盘剥的普通人，如今开始清醒地忍受苦难了。亚洲的农民从来不曾满足于这种状况；但在很大程度上，直到不久之前，农民的保守与惰性，以及他对国家和地主根深蒂固的封建屈从，始终使这口锅不至于沸溢出来。如今，那些把农民限定在明确界限之内的力量，正在一种被恰当地称为“期望日增的革命”的冲击下土崩瓦解。
近年来世界的“缩小”，使这些人意识到存在着一种不同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已经同较先进的国家发生接触，在那里，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已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正在觉醒，认识到变革与改善是有希望的。有人告诉他们：凭借新的生产工具，他们可以生产得更多；他们劳动的果实，理应得到更平均的分享。人们也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有可能摆脱疾病、瘟疫和文盲，他们有权享受政府提供的某种教育。这些新观念才刚刚开始成形，但它们威力强大，亟待化为现实。
问题的背景与规模，还有一部分在于不发达国家盛行的社会秩序。政府权力，恰恰掌握在那些很可能因进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而蒙受不利的势力手中。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里，这些集团——大体上是地主集团——都决意维持现状。他们几乎无益于乡村社会，在抵御共产党渗透方面也丝毫不见成效。实际上，正是他们制造了一种革命性的局面。在他们看来，“改革”“变革”“让步”这些字眼本身，都带着魔鬼的气味；然而，没有他们的同意，任何进步的组织都无从运转。不过，若因他们一心要死守特权、罔顾迫在眉睫的种种变化，便把他们单独挑出来当作进步的唯一障碍，那也是错的。情形要复杂得多：一来，即便在这些保守分子当中，也有一些人带有进步的倾向，愿意学习、愿意被说服；二来，尤为要紧的是，那种传统的氛围——它孕育于最广义的古老文化之中——钝化了整个民族对社会与经济改革的兴趣。
统治集团固然是共产主义不自觉、不情愿的盟友，但也有另一些人，是自觉地接受了共产党路线那套貌似简单的解决办法。这些人并非出自民众中最贫困的阶层，而是出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亚洲不发达国家的共产党领导层，与俄国或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层是同一块料子里裁出来的。据我在亚洲的亲身观察，知识无产者（例如，大学毕业生，个个衣冠楚楚却无处可去）之所以壮大了共产主义合唱队的声势，纯粹是出于一种挫败感——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没有参与感，也看不到他们自认为理应得到的领导地位的指望。单是那套过分简化的共产主义“解决方案”所具有的鼓动力，就足以把他们招募到自己的旗下。
所幸，还有另一些集团和个人，渴望施展自己的才干，去推动我们所说的这一环境的现代化。他们见于学术殿堂，见于自由职业界，也见于为农民说话的少数代言人、进步的商人和实业家当中。在协助不发达国家实现新目标的过程中，正应当把这些人物色出来，加以鼓励。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的贡献是确定无疑的。
由西方还是由共产党援助不发达地区（Western or Communist Assistance to Underdeveloped Areas）
单单是求变的愿望，就已在瓦解旧秩序。亚洲民众（或其他处境大致相仿的地区的民众）的消极与宿命，正开始让位于对更高生活水准的渴望，以及争取这种水准的决心。工业技术已经进入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地区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已在所难免。
对西方而言至关重要的，并不是经济发展努力必然伴随的种种压力与紧张，而是那种从封建或半封建走向某种不同事物的变革的总方向。在这一点上，追问一下将要塑造技术变革的人际关系基本理念的来源，是切中肯綮的。变革的进程，是循西方的路线，还是循共产党的路线？共产党已经利用了这类局面，并且如在中国那样，把它变成一个核心的政治问题，从而在那个国家夺取了政权。
从西方及其最珍视价值之存续的角度看，有一件事关系极大：不发达国家在当前的现代化努力中，究竟是倾向西方、把西方的技术与政治理念加以调整以适应自身的特殊需要，还是相反，接受共产党的许诺，并最终接受共产党的制度。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民主世界的存亡，将取决于不发达国家在“追随共产党道路”与“借助西方援助前行”二者之间所作的选择——无论这选择是出于自由意志，还是出于偶然。
雷蒙德·T·穆尔（Raymond T. Moyer）在其重新审视亚洲第四点计划（Point IV）的文章《重审亚洲的第四点计划》（“A Re-look At Point Four in Asia”）中，极为简练地道出了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他写道：“它们的根本问题，是消除那些使共产主义得以滋生的条件——无论共产主义存在与否，这些条件都会是潜在的危险之源。换言之，它们问题的实质，在于实现那种进步；它们持续的自由、在列国间应有地位的取得，以及本国人民的福祉，都系于这种进步之上。”
在实现这类目标的过程中，西方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不发达国家与西方合作的未来走向，是西方存续之条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同理，亚洲多快、以何种手段成功地处理自身的问题，将决定亚洲在专制与民主之争中的地位。同样确凿的是：亚洲最终将以何种经济、政治与社会结构面世，取决于哪一种结构最接近于对不发达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什么样的计划——技术援助，还是技术援助之外更多？（What Kind of a Program—Technical Assistance or Technical Assistance Plus?）
前面已经指出，一个不发达国家往往有一个不发达的政府。这不过是换一种说法：一个国家的落后，通常并不只限于其生活的某个单一方面。低识字率、健康状况不佳、农业生产率低下、工业发展不足，这几样总是携手并行。
一项计划如果只专注于发展中的某个特定要素，就要冒这样的风险：它可能因其他领域未能同步推进而变得毫无用处。沿某一方向的发展，甚至可能在其他领域制造严重的问题。旨在援助不发达国家的计划，其所含各要素之间必须有某种平衡。这并不预设一项援助计划必须无所不包，但它预设：倘若真要认真努力去改善一个落后地区的生活水准，这项计划就绝不能局限于通常所谓的技术援助或经济援助。
并非一切现实都是经济性的；在不发达国家，改善冲动背后的许多动因，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心理性的。工业或农业产出的增长固然重要，这一点无可否认，但它本身并不足以满足需要；而且，技术援助上的成就是否会自动或必然确保经济福祉得到更广的分享、政治权力得到更广的分享，是否会带来免费的公立学校、代议制政府的出现，以及其他标志着民主进步的种种发展，这都远非确定无疑。技术援助或许促成这类结果，或许不能。西方的工业发展，在多数情形下营造了健全的民主精神赖以生长的气候；但把工业主义骤然移植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里，却丝毫不能保证会有类似的结果。工业主义那种就事论事的性格，本身无法点燃人的想象，无法激荡人的心智与情感。技术援助真正的试金石，在于人的心灵发生了什么。要求变革社会制度的那种非物质的号召力，一向是更为强大的武器。即便是构思精当、执行有力的经济领域技术援助计划，若不能同时成功地改造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教育、公共行政等制度，也未必能够成功。正因如此，那种狭隘地专注于物质产出、过分强调“技术诀窍”（know-how）的做法——这是第四点计划以及美国政府大多数其他计划的典型特征——就要冒这样的风险：无法给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提供那些持久的价值，而从长远看，正是这些价值决定着不发达国家计划的成败。因此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发达国家对更好技术的需要，在社会领域与在机械领域同样迫切。”
一项面向不发达国家的计划，当然必须从经济发展入手。他们确实拥有的物质资源（其中不少国家还禀赋优厚），必须投入为民众服务，着眼于更高的生活水准。成功的经济过程，有一部分在于创设种种制度，以发挥民众的精力、技能与品性。但是，倘若如人们正确地主张的那样，即便成功的经济发展本身也无法造就一个民主社会，那么，一项同时着眼于人类福祉之总和的计划就势在必行。这样一份总体计划，除了更高的生活水准之外，还应包含哪些要素，福特基金会《受托人报告》（1950年9月27日）在论及实现“民主的力量、稳定与活力”时，已勾画了出来。报告称，“朝这些目标努力，意味着要向许多次生的问题发起攻坚，它们彼此相关，无一不迫在眉睫”：
各国政府乃至国际机构，都需要更真切地回应人民，更有效率，同时也更牢固地立足于公民的积极参与；需要建成一种相对稳定、更为健全的经济体系，为个人的进取、上进与个人满足提供更多的机会；需要在一切承担责任、有所作为的领域，培养更多有才干、有公心的领导者；需要改进我们的教育体系，以更好地造就这样的领导者，并使各地的男男女女都为日益繁重的公民职责作好准备，去过一种更有目标、更为丰盈的生活。
报告的作者们所指的，或许并非专为亚洲或其他不发达地区而言；但值得注意的是，尤金·斯塔利（Eugene Staley）在其1954年所写的《不发达国家的本质》（The Nature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一书中，在为一项成功计划择定目标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些目标，与基金会报告所列的目标惊人地相似，纵使措辞有别，即：
- 一份足以温饱的生计，
- 一种安全感，
- 一种自由与参与之感，
- 一种归属感，
- 一种目标感，以及
- 富于创造的机会。
每一个亚洲人都会认可这些计划目标。每一个亚洲人，无论多么目不识丁，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往某种程度的这种福祉——它包括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好的健康、更好的社会地位或更平等的地位、更好的政府、对地方或全国事务更多的参与，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价值，这些价值一一道出了人类福祉与“人的尊严”的理念。基金会1950年勾画的这些目标，在当时看来或许有几分乌托邦色彩，至多只有在渺茫遥远的将来才可望实现。但鉴于不发达国家1954年的情势，它们已经获得了一种现实感与紧迫感。不发达国家循西方路线求存，就非落实这些目标不可，因为民主的技艺与理想上的进步，是经济援助的一项基本前提。
一个被忽视的目标——土地保有制度的安排（A Neglected Objective—Land Tenure Arrangements）
据我在印度的观察，基金会正试图推行一项以这里所述目标为本的计划。对于基金会在缅甸、巴基斯坦和中东的工作，我所知既浅且系间接得来，但我的印象是：总体而言，基金会意在为稳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勾画一份多方面的规划。然而，有一个重要方面尚未得到它应得的重视。我所指的，是土地问题的症结所在，即土地保有制度的安排，以及基金会如何能够帮助不发达国家的农民获得最具民主意义的一项资产：耕作的自由。
居住在不发达地区的人口，五分之四是农民。他们生活的一切主要方面，其枢轴是农业，而非工业。尽管有日本的工业化、中东喷涌的油井、马来亚与暹罗的锡矿，以及印度的黄麻厂与棉纺厂，工业却只在亚洲的品格上留下了浅浅的一道刻痕。工厂或许有朝一日会给亚洲人带来物质上的长进，但那一天还在将来。今日亚洲问题的核心，在乡村。解决之道，必须到田间去寻找、去发现。
乡村问题对亚洲乃至世界其余部分所内含的威胁，吉卜林（Kipling）在写下以下描绘一个印度农夫生活的诗句时，道得十分透彻：
他絮絮说的，是抵押的铺盖， 耕牛也已典押出去借贷； 心头惦着女儿的婚嫁， 眼里预见着来日的债。 他吃下饭食，却积食难消， 他终日劳作，不得住脚； 他这一生是一道绵长的问号， 悬在一茬庄稼与又一茬庄稼之间。
吉卜林向来不忘享用他诗人的自由夸张，但就其绝望的底色而言，这幅画像其实并未言过其实。因为在1954年，亚洲农民的境况，比起吉卜林写诗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几乎没有好上多少。
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土地所有权是经济财富、政治权力与社会声望的来源。反过来，成百上千万没有土地的农民，则一样也享受不到。占有土地者与耕种土地的佃农（或农业劳工）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无须细表。只消说：在多数情形下，苛租盘剥（rack-renting）是家常便饭，耕种土地的权利微乎其微乃至根本没有，高利贷盛行，增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付诸阙如，而被共产党利用的政治不满则在所难免，且正在实实在在地发生。
这一切，在我于巴基斯坦旁遮普（Punjab）一个村庄的亲身观察中，可见一斑。住在这村里的大多数人家，都是同一位不在地地主的佃农。经查问得知，产量一直在下降。我向聚拢来的村民询问缘由。“我们的地，”一位佃农答道，“就像一罐水，我们不停地往外倒，却从来没有往里加。”“你们为什么不往里加点儿呢？”我问。“我们怎么加得起？”那佃农反问，“地主的份额那么高，我们得到的好处微乎其微。”佃农没有改良土地的积极性。地主拿得太多，佃农拿得太少。
土地保有制度安排的变革，将增强农民的政治权力，并极有可能赋予他们类似于民主社会中乡村居民的那种权利与责任。反过来，倘若不去正面解决这一问题，就很可能在乡村助长共产主义的势头。后一种发展的重大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共产党正在利用这个问题，并把它摆到亚洲政治的中心——这本是它应有的位置。生活在赤贫边缘的农民，是共产党唾手可得的猎物。农民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无所知，更漠不关心，他们当然也不热衷于集体化。然而，共产党许给他们的，并不是苏联现行的那种集体化，而是农民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的土地。农民在走投无路之下，相信了这些许诺，却不知道自己终将被出卖：土地收归国有，人则被刺刀逼着赶进集体农庄。
共产党“土地与自由”这句战斗口号的威力，亚洲的领袖们并非人人都视而不见。印度对农业技术改良的需要极为迫切，例如尼赫鲁（Nehru）就深知这一点。但他同样意识到，必须同时推行一项土地改革计划的紧迫性——这项改革将给印度农民以改良的动力和一种社会责任感。尼赫鲁的动机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如果我们不干，”我听他说过，“他们就会去干。”而“他们”指的就是共产党。因此他强调，必须把土地保有问题摆到“整出戏的中心”。
倘若这个改革问题得到处理，并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它就会成为一件强有力的政治工具。对西方友好的本土政府，将更有可能赢得民众的支持；而在亚洲，民众的支持不是农民的支持，便什么也不是。一个自耕农，或一个还算满意的佃农，会在社会中获得一份切身的利害；他会守护这个社会，使之不受极端主义的侵蚀。私有财产将在其最薄弱之处——社会金字塔那庞大的底座——得到加强。到那时，亚洲的普通人很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坚定反对者——这未必是要偏袒西方的利益，而只是因为他自身的利益恰好指向同一个方向。关于这个问题为何重要、一个关切人类福祉的基金会为何应把它纳入自身活动范围，就说这些。
基金会能够并且应该发挥什么作用？（What Part Can and Should the Foundation Play?）
基金会已经通过社区发展项目（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s），投身于乡村改良工作。更为稳健的土地保有制度安排——包括更为稳健的农业税制与农业信贷制度——将有助于满足一些迫切的需要；缺了这些，农业产量的提高不过是半拉子举措。基金会应当如何对待这类问题？以下各段谈的是土地保有（并特别以印度为例），因为，尽管信贷与税收在亚洲农业经济的复兴中确实重要，攻坚的着力点却必须从土地保有制度入手。
土地改革不同于农业技术改良，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地主必定会抵制它，而在正酝酿此类改革的国家里，他们也正在抵制。改革所要抑制其权利与权势的那个阶级，是一个在社会中扎根极深的阶级。它是知识阶层的补给基地，其成员在大学、政府机关、报界以及公共生活的每一个重要部门都举足轻重。外来的“干涉”可能会火上浇油，因为它不但会开罪保守分子，也会开罪那些拥护改革却过分敏感的民族主义者。
上述情形，在一个外国政府出面支持有争议的改革时，或许成立（虽则并非通例）；而如果把推行这类改革当作援助的条件，情况就会加倍如此。干涉之嫌，最不适用于一个私人组织，印度政府与基金会之间的关系便是明证。何况，基金会可能愿意作出的那类贡献，会把干涉的指责彻底排除。在这一点上意味深长的是：印度已经有一场正在进行的改革；不管自其发端以来遭遇了多少困难，它已无法停下，最终将在其主要轮廓上得以推行。成问题的，是这一运动步履迟缓，以及立法上那个根本性的缺陷。在这两方面，基金会都能提供相当可观的帮助。
就财力而言，基金会在一项土地改革计划中所能扮演的角色，注定只能是有限的。但在另一方面，它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作为改革理念、作为在全国与地方层面都行得通的新观念的激发者，也作为一种手段，去在当前对改革事业冷眼旁观的重要人群中营造一种友善的气氛。基金会不能、也不应插手为拟分给佃农的地主土地支付价款，也无须为计划的实际执行提供资金。与这两点相关的举措，纯属有关国家自身的责任——当然，前提是这个国家愿意推行改革。基金会同样不应把起草一部土地改革法的事揽到自己身上。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何况，几乎可以说是通例的是，西方专家对亚洲情况了解得不够，难以胜任这桩差事。至于基于深入实地考察而提出建议，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在亚洲的经验使我相信：改革之所以迟迟不来，并不是因为政府不懂得如何制定、管理、执行和评估政策，而主要是因为他们打一开始就不想要改革。当克什米尔的谢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认定农民该得到土地的时候到了，他便凭着有限的人手，同一个95%是文盲的农民群体一道，把事情办得很好。当台湾（Formosa）省主席决意在岛上推行土地改革计划时——这正是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拒绝去做的事——他找到了办成此事的门路。在印度，问题不在于改不改；问题在于步伐迟缓、如何加快，以及土地改革条款中某些要命的错误。改革既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题目，问题便在于帮助印度营造一种更为有利的改革气氛，并把这种气氛扩及那样一些群体——他们的支持，足以决定各邦政府究竟是果断行动，还是敷衍了事乃至毫无作为。
更具体地说，印度改革运动步履蹒跚，其诸多令人遗憾的方面之一，就是那些最有能力效力的个人和团体，未能给这一运动以支持。譬如印度的各所大学，就在很大程度上袖手旁观，充其量不过扮演着无动于衷或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的角色。本可以把它们争取到改革一边来，同时使它们成为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印度至今仍苦于缺乏关于改革后农业经济那些初步却又基本的特征的资料。这一点对改革前的农业同样适用。尽管对于把限定农业持有地上限作为未来改革举措的一部分议论纷纷，却拿不出关于土地持有规模与土地所有权的任何数据。首次普查眼下才刚刚在筹备。至于已经颁行的改革立法的效果，只能凭个人观察来推测，因为在印度联邦的二十八个邦中，如今肯费心去查明其效果的，只有寥寥数个。要使这项历时多年的工作卓有成效，就必须在印度、由印度本国的农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来完成。这是一桩专为大学量身定做的差事。
基金会在这样一桩事业中的角色，同样是量身定做的。它的援助既可避免任何把改革强加于印度的嫌疑，又能在缺乏兴趣的地方激起对改革的兴趣，从而有助于整个改革计划的推行。这笔财政援助无须过于庞大，具体多少视大学的数目、愿意从事此类工作的人数，以及所涉项目或研究的数量而定。在这一方案中，举足轻重的是那位代表基金会、并肩负着推动这项工作之责的人。他应具备怎样的资格，将在《人员与正确的方式》一节中加以评述。此处只消说：他必须对自己在某一国家所关切的问题有切近的熟悉；他必须懂得，处理问题的方式应当依所考察国家的需要来构划；而要把这些需要弄清楚，他就必须懂得实地调查的价值，懂得同那些日复一日“与问题厮守”的人商讨的价值。他必须能够分辨需要与机会，因为，重要的人类需要固然容易查明，但运用知识去满足某一需要的真正机会，却并不总是界定分明。
这些，就是人们期望一位观念的传播者与激发者应当运用的若干原则。有一项未曾提及、却至关重要的要旨，那就是：他本人及其观念，须为那些有权作出政策决定的人所接受。这未必就是衡量他推进改革事业成败的标准，因为他力所不及的种种条件，也可能阻挠他的努力。然而，事实依旧是：无论某项建议在某一时刻是否被采纳，这位顾问都已尽了一份力——他为这一观念提供了一个近乎论坛的场所，从而哪怕只是间接地，也有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没有哪两个国家的土地改革问题是一模一样的，但关于基金会如何能够激励一项改革计划之进展的种种设想——虽有出入——在多数国家却是密切相通的。在这方面，印度远比巴基斯坦先进。在巴基斯坦，那些不难查明的基本事实还有待搜集、描述与分析；政府启动一项改革计划的意愿也还有待争取。但基金会的方式无须有根本的不同。在这两种情形下，财政援助不过是基金会在决策者中间成功播下观念种子的一种反映。我自己在尼泊尔的经验，也指向同样的结论，尽管土地改革的念头在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心目中并不占重。
总而言之，这里所讨论的这类援助，以及帮助运用这类援助的这类人才，乃是维护基金会全部投入的基本前提——它投入了心力、时间和金钱，去促成其他各项改革，尤其是与社区发展项目相关的改革。这早已不是秘密：有识之士，无论印度人还是美国人，都为这样一个事实所困扰——这些项目以及其他许多农业改良，往往是建立在陈旧的土地保有制度安排之上的。这诚然是一个脆弱的根基。它也解释了某些佃农对这些社区项目的贬抑之词。我不止一次听到过这样的话：“这个项目对我有什么好处？”答案显而易见：好处相当有限——如果增产的绝大部分仍旧落在原来那些人手里的话。倘若这种状况一仍其旧，那么为给印度农业经济注入新生命而作的种种努力，就将远远达不到目标。这就是所谓维护基金会投入的含义所在，也正是为什么基金会在加快土地改革计划的步伐、并在可能之处改善其内容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印度土地改革的现状与顾问的当务之急（Current Status of Land Reform in India and Consultants’ Immediate Tasks）
除了基金会在这一领域可能承担的一般任务之外，还有一些与改革前途高度相关的具体问题，需要一位顾问立即予以关注。
印度的土地改革已逾六年之久；大部分立法已经颁行，其中某些重要条款已经或正在付诸实施。然而，赋予这场改革以形式与实质的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却始终未曾拿定主意：改革的首要目标究竟应是什么，改革对地主集团的影响又应波及多远。
这场改革的哲学基础，连同那庞大的立法体系，充斥着关于土地收购方案与土地所有权上限的两面话——这些目标既难企及，同时又往往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那些真正要紧的问题上引开。剥去枝叶，直取根本，印度的根本问题与其说是土地所有权，不如说是佃权保障。耕作者确实想要一块可以称为自己的土地，但既然即便在改革之下他也必须为之付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此，稳妥的替代之道，是政府采取有效行动，让他安然留在土地上，缴纳合理的地租，并尽量利用剩余的收成。当前，努力的方向就应当在此；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改革立法亟须大刀阔斧的修订与加固。
既然土地收购的条款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国大党（Congress Party）“耕者有其田”（Land to the tillers）这句口号的整个理念，便不过是改革立法一纸意愿的表达而已。减租这一改革的主要支柱之一，其理念同样算不上特别有力。没有佃权保障，减租便毫无意义；而事实是，佃权保障立法正是整个租佃改革的阿喀琉斯之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保有权立法有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地主有权通过驱逐佃农，收回固定面积的一块土地用于所谓的自耕。设立这一条款，本意是要在地主与佃农的诉求之间求取平衡。其实际效果，却是削弱而非加强了佃权保障的理念。以旁遮普为例，被驱逐的佃农人数，大概与留在土地上的佃农人数一样多。其最终结果，是印度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佃农——“被逐佃农”。收回土地或曰准许的自耕，是印度土地改革的一个根本弊病。新的自耕者，或雇用新招来的帮工，或役使昔日沦为农业帮工的佃农，来耕种这些土地。
另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尽管不及收回土地问题那样重要——是把限定持有地上限作为在佃农中间分配土地的一种手段的提议。这一构想源于社会正义的考量，但也有另一些不容忽视的考量，例如：限定上限的经济标准、缩减后的持有地在经济上的效率，以及补偿地主的问题。或许最重要的一点考量是：限定上限所能腾出的土地面积，是否足以满足为数相当可观的、渴求土地的农民。种种迹象表明，施加上限所能提供的土地寥寥无几。
与整个土地改革运动密切相关的，是农村信贷的问题。若没有一套农村信贷制度的扶助，新土地保有制度安排下的受益者，几乎没有谁能长久地维持下去；而这样一套制度，眼下实际上并不存在。创设它的意愿至今阙如；在这一意愿形成之前，印度农民——无论是老的还是新的自有者，抑或是取得了耕作权保障的佃农——注定要吃尽苦头，才能守住自己的境况，更谈不上改善了。
计划委员会对土地改革运动的这些根本缺陷并非毫无察觉。以“耕者有其田”的许诺押上了自身政治生命的国大党，也开始认识到这些缺陷的紧迫性。本观察者同委员会成员以及若干国大党成员的交谈，都印证了这一点。但要作出那些已拖延不了多久的决定，还需要大量的反躬自省和对症结所在的透彻体认。来自外部的建议自有其用武之地；只要它以真知为本，并本着那种促使亚洲人与西方人为共同目标携手合作的精神提出，就会被接受。
人员与正确的方式（Personnel and the Correct Approach）
人们有一个假定：今后数十年间亚洲所发生的一切，对世界未来面貌的决定作用，丝毫不亚于西欧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倘若此说不谬，那么，凡与亚洲发展的各个方面有关的人，就必须肩负起重大的责任。
就渊源、文化、贸易和历史而言，我们过去的种种亲缘关系一直系于欧洲。美国人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走出典型的孤立主义，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自己与欧洲的关系。这并不容易，但至少有一件事使它变得容易些：我们的整个过去，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把我们同欧洲联结在一起。亚洲却不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们对那里近来种种事态的困惑。在真切的意义上，我们所面对的，是我们此前从未打过交道的民族；这就需要一种十分特殊的人才，去执行某些任务。
他必须具备技术上的能力，这是理所当然的假定，无须再加申明。鉴于我们的援助所应追求的目标，他必须具备的还不止于技术能力。这位实地工作者必须能够理解一个特定国家的人民所处的境地，能够多少体察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心境、他们对事件和对世界的看法；他必须有能力把地方性问题放在其逻辑框架中去看待，并甘愿在这一框架内朝着既定目标努力。他既然往往不得不在一个从前被某个西方列强所支配的国家里工作，那么，先看一看这个国家所留下的遗产，会是明智之举——尽管显而易见，那个列强并非这份遗产的唯一缔造者。他必须看清：这些民族在当下走上世界舞台时，就经济、政治与心态而言，究竟带着些什么。他必须体认这样一个事实：经济上的遗产往往是贫困——低下的人均收入、短促的预期寿命、微薄的食物摄取和高企的文盲率，都是明证。心理上的遗产是恐惧、猜疑与敌意。它源于统治列强强加的军事、经济、法律与种族上的优越，以及由此造成的、被强加的种种自卑。政治上的遗产则是威权主义，哪怕它披着现代民主形式的外衣。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构成了这位工作者必须在其中开展工作的种种内容；而在很大程度上，他劳作的成败，将取决于他理解并接受这些根本之点的程度。
我在亚洲的经验是：许多事情可以借所谓的“迂回”而成就。即便一位来自西方、技术过硬的人当真能够就土地保有问题、农业信贷或农业税制写出一部稳妥的法律，也不能保证它会被接受，或者纵使被接受，会被执行。说一句“我建议这样”或“我建议那样”是很容易的，但在同那些自尊、敏感、多疑、又浑身透着民族主义倾向的人打交道时，这并不是一条有成效的路子。一个在亚洲传播观念的人若要成功，就必须首先为那些最终有可能据以行动的人所接受。而这种接受，反过来又不仅以技术知识为前提，也以对前文所论各项主张的敏锐理解、以及把它们清晰表达出来的能力为前提。在这一点上取得成功之后，那些关乎具体议题、以口头或书面表达、并带着源于真知灼见的谦逊的观念，就会击中鹄的。届时，这些观念会被接受国当作出自本国本土一般加以采纳，其最终的付诸实施也就有了保障。这就是所谓借“迂回”而施援助的含义。这一方法在一个缩影中，恰好印证了福特基金会所阐明的那一论旨；该论旨有一部分说道：“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与机会，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
雷蒙德·T·穆尔在《重审亚洲的第四点计划》中论道：不发达国家的官员固然往往不以公共福祉为念，但这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只要运用“正确的方式”，某些目标仍可望成功地达成。他指出：“政府和人一样，很少是彻头彻尾的好，或彻头彻尾的坏。几乎每一个政府里，都有一些负责任的官员，其居心之善，远非从其政府整体作为所能揣度。”把这些人物色出来，加以鼓励、教育和说服——而且始终不失机智与谦逊——正是实地工作者的责任。
拥有后一种态度，是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这在亚洲尤其如此，因为，正如穆尔博士（Dr. Moyer）一语中的地指出的：“亚洲人早已受够了那些自吹自擂的西方人对他们感情的粗暴践踏——这些人满不在乎地无视一个事实：多数情况下，他们必须先学，然后才谈得上教。这样的人，亚洲人再也不想要了。但对于那些从西方来、怀着适度的谦逊、准备好作为同事去投身一桩双方共同信奉之事业的人，亚洲人会欣然欢迎。”
最后，也绝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拥有正确方式的合适人选，必须懂得亚洲人赋予人际关系的分量。诚然，在一切人际关系中，个人这一因素都是无可替代的。在亚洲更是如此，因为那里大多数活动，都是在人对人的关系基础上加以调节的。
以上这些，就是一个在不发达地区工作的人，在着手推进这些地区发展的任务时，所应具备的主要条件。
大体上，这些就是我的观察，以及我处理我相信您所惦念的那个问题的方式。本文前一部分所描绘的图景，势必是概括性的。我明白，每个国家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问题，需要各自的个案分析、研究与体认。因此，一种一般类型的计划，或许必须依各个地区的特殊要求来量身裁剪。但主要问题的性质及其处理方式，在多数不发达国家都是适用的。对于最适合这一任务的人才而言，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