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于1955年1月抵达西贡（Saigon），一直在那里任职到1961年年中。1956年2月，他从美国行动使团（U.S. aid mission）去职，此后便直接受雇于越南政府，出任吴廷琰（Ngo Dinh Diem）总统的私人顾问。他将在怎样的总体环境下工作，又何以会到这个看似不大可能之地任职，都值得略作交代。
吴廷琰本人返回越南，最初在保大（Bao Dai）皇帝手下出任总理，比拉迪金斯基本人抵达那里也不过早了六个月。那时距法国人在奠边府（Dien Bien Phu）战败仅数月，日内瓦会议（Geneva Conference）也刚结束不久。这个国家饱受战火摧残：法国军队仍大量驻留；越盟（Viet Minh）在乡间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而西贡新成立的政府软弱无力、由法国一手扶植，其权威更遭到势力强大的高台教（Cao Dai）、和好教（Hoa Hao）、平川派（Binh Xuyen）等派系的公然蔑视。“南方已变成一片由军阀、教派、匪帮、游击队伍和秘密会社构成的政治丛林。”1 正是这种局面，促使美国于1954年6月派兰斯代尔上校（Colonel Lansdale）前往西贡，出任军事顾问团团长。不久前，兰斯代尔曾在菲律宾以反游击作战而声名鹊起，在那里协助麦格塞塞（Magsaysay）平定了虎克党（Huk）的叛乱。正是在那里，他体会到争取农民是何等重要，因为游击队所处环境是友善还是敌对，正是由农民来决定的。
据库恩夫妇（Delia and Ferdinand Kuhn）所述——这两位美国记者曾在兰斯代尔上校抵达西贡后不久采访过他——兰斯代尔告诉他们，他最需要的是几个美国人，能够深入村庄，用有助于赢得农民信任和支持的言辞同他们交谈。库恩夫妇早在拉迪金斯基东京时期便已结识并敬重他，于是对兰斯代尔说：“照我们看，沃尔夫·拉迪金斯基正是你需要的那个人。”到8月，西贡的美国大使馆已请求国务院（Department of State）至少短期派拉迪金斯基前来，协助开展迫切需要的土地改革工作。当时未能安排他前往。但几个月后，因农业部长本森（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Benson）指称拉迪金斯基是“危及国家安全者”而爆发了一场重大风波，美国援助机构（当时是对外行动署，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随即请拉迪金斯基出任驻越南的土地改革顾问，他也同样爽快地接受了。兰斯代尔上校特意在他抵达时亲自将他引见给吴廷琰总统，并极力劝告总统随时对此人敞开大门。
拉迪金斯基在越南这几年里所写的文章，已知有二十四篇。2 其中十四篇论及越南，且高度集中于1955至1956年。1955年的五篇文章中，有三篇一如既往地专注于越南中部和南部的实地观察；拉迪金斯基借此力图亲身了解，成功推行1955年1月和2月颁布的减租与佃权保障措施（第2号和第7号法令）究竟牵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性质如何、规模多大。这些对越南乡村状况的精湛分析，对日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必定极具价值。1955年的其他文章，一篇记述与一群地主的会晤，另一篇记述与吴廷琰总统的会面。1956年，拉迪金斯基的重心转向重要的丐山垦区（Cai San）安置计划，并按他认为必要的方向来塑造美国援助计划。但1956年以后，仅有的越南文章都属回顾性质。我推测，拉迪金斯基在实务操作层面深深卷入了第57号法令的推行——该法令于1956年10月颁布（无疑出自他的建议），在这个国家佃农众多的南部推行了一项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计划。这项计划在他1961年那篇《越南共和国的土地改革》（“Agrarian Reform in the Republic of Vietnam”）中有详尽记述，带有许多拉迪金斯基式的鲜明标记——尤其是：煞费苦心地核定应予再分配的土地面积，厘定既对地主公道、又为佃农买主所能承受的土地收购价格，以及设立省级和地方委员会来监督和管理这项计划。法国人所有的土地占应予再分配总量的相当大一部分，围绕这些土地的付款问题谈判一再拖延，大部分土地转让因此直到1960年底才告完成。尽管这样全身心投入实务操作，已足以解释拉迪金斯基论越南的文章何以在1957至1959年间枯竭，但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断：自1959年间某个时候起，他对越南事态的演变、对自己在那里继续有所作为的前景，都日渐感到幻灭。
1956年以后余下的文章，显示出他的兴趣转向别处。1957年，他在一次天主教会议上评论日本和亚洲的土地改革革命；同年，他考察了共产党中国新一轮推向集体化的动向；1959年，他回顾了独立后越南的头五年，并对日本的土地改革革命作了最后的评估。但1960至1961年的文章更具前瞻性，反映出拉迪金斯基为离开越南所作的准备。其中一封信讨论了与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未来可能的合作关系，内含一段颇能揭示其为人的自述与自评。另有几篇则显示，他趁从西贡职务短暂休假的间隙，前往尼泊尔（Nepal）考察福特基金会向他推荐的职位，并向该国总理转达了他对尼泊尔新五年计划的疑虑。同一时期，还可见他报告一次饶有兴味的印度尼西亚（Indonesia）之行，答复日本方面的询问，并评述共产党中国从农业集体转向公社的新动向。最后，还有一篇是他为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一次会议所准备，对越南的土地改革作了审慎评估。
在越南时期写成的二十四篇文章外加一篇残稿中，本书选录了十四篇。其中，八篇论及越南，尼泊尔和日本各两篇，印度尼西亚一篇。此外还选录了他那篇坦率而引人入胜的自述，以及那篇论亚洲的重要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