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到越南不过短短数周，便一如其秉性，于 1955 年 3 月 7 日启程赴乡间作一次探查之行。农业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官员曾警告他，除非有一支庞大的随行队伍陪同，否则不宜作此行，理由是乡间「不安全」；他却宁愿只带一名译员出行。他的发现之一是：政府新推行的减租计划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因为越盟（Viet Minh）曾定下更低的地租上限，佃农根本不向地主缴纳任何地租；有些地主反倒欢迎这场改革，因为对他们而言，这至少意味着能收到一点地租，而非分文皆无；在越盟治下，佃农在村中享有更高的地位与更大的权力；又因持地狭小、土壤贫瘠，越南中部的「土地改革」（land reform）「必须让位于『农政改革』（agrarian reform）」——后者意指对与农业生活相关的一切经济与社会制度的改善。此外，拉迪金斯基将当时盛行的政治气氛与越盟治下的气氛相比较，又将国民军的行为与越盟士兵的行为相比较——两相比较，都对越盟大为有利。拉迪金斯基总结说，此次实地考察归来后，他「有幸与吴廷琰总统（President Diem）讨论了自己的印象。其中的主要症结，包括总统本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可能扮演的角色，均已转达于他」。这最后一点，在美国大使馆（U.S. Embassy）恐怕难以得到善意的解读。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何拉迪金斯基这份署期 4 月 2 日的报告，迟至 5 月 23 日才发往华盛顿（第 410 号发文）。
拉迪金斯基指出：「本报告的作者深知，基于小样本作概括是有风险的。而样本确实很小。未来的事态或许会证明他的担忧毫无根据、他的建议纯属多余；但无论如何，这些观察反映的是既存的实况。」
引言（Introduction）
3 月 7 日，本文作者开始了他在越南的首次实地考察，历时仅四天。此行的用意之一，是作一次「试探」（feeler），以检验西贡（Saigon）流传的关于乡间旅行之艰难的种种说法。譬如，农业部官员起初听闻此议时，便对这一举动不以为然。若依他们的意见行事，那就意味着要在农业部长、地方要人（文武两界）的陪同下出行，还要带上此类「远征」（safari）所附带的一切排场。他们所忧虑者，想必是以安全为托词。所幸更明智的意见占了上风，农业部的协助也就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由难民专员公署（refugee commissioner’s office）中会讲英语的杜仲珠（Do Trong Chu）陪同，后来又有美国行动使团（USOM [U.S. Operations Mission]）驻顺化（Hue）地区办事处的陈德润（Tran Duc Nhuan）加入，事实证明，这个年轻人对越南中部了解甚深。
此行的目的，是略窥越南的地貌情形，留意村庄的特点，并就农民面对即将开始的地租管制计划（land-rent control program）的态度，取得第一手印象。然而，在旅途之中，另一些问题也接踵而至，压上了来访者的心头。这些都是乡间经济与政治状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行人先在顺化以北、以东行进，继而南下至土伦（Tourane，今岘港）以南，又从土伦更往南，直抵会安（Faifoo）与三岐（Tam Ky）两县。我们走访了四个村庄，其中两个曾数年处于越盟治下；又走访了三处县署（district offices）；并拜访了两位省长（chiefs of provinces）。以此行所得的经验来看，西贡官场所表达的种种担忧，似乎大为夸张。但必须承认，如今还没有到这样的时候：一个好奇的外国人，无论用意多么良善，一驱车驶入村庄探寻情况，就能立即赢得农民的合作。这一点在从前的越盟村庄尤其如此，那里的人以怀疑的目光打量你，话说得极少极少。在这种情形下，县署官员（district officer）的协助便弥足珍贵。有了他的帮助，要弄清一个村庄的今昔状况、形成可靠的印象，这条崎岖之路便平坦了许多。在进村之前与县里官员（一如与省长）的交谈，本身便极有价值。这些官员给人的印象是对本地状况了如指掌，其中一些人曾在越盟治下生活多年。没有他们的帮助，此行的价值实在会大打折扣。
以下各段并不自诩有超出其本分之外的分量——不过是对某一特定地方乡村状况的第一手印象，仓促间搜集而来，所依据的事实与数字又颇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这些村庄谈不上有什么文字记录，尤其是那些从前处于越盟治下的村庄。地籍与税册以及县里的登记簿，在越盟撤离该县时，或被藏匿、或被带走。县署确有某些总体数字，但对之必须极为审慎。村庄数据的主要来源，是老住户凭记忆对人口与耕地面积、牲畜头数、时下物价等作出的大致近似。土地上人口的密度，本身便是了解一个村庄基本状况的重要线索。而标示该共同体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要数据，则是更棘手的问题。探寻此类信息会引来一番冥思苦想，最终问出的答案，充其量也不过是近似之数罢了。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所论的这一地区未必能代表越南其他地方。无需对这个国家有多么深刻的了解便可明白，越南各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部的差异都极大。公有或公共土地（public or communal land）的存在，及其在全体农民间的定期再分配，是越南中部某些地方的特色，但这种做法即便在中部也并不普遍，更遑论全国其余地方。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地主制（landlordism）——就该词通常公认的含义而言——虽在越南南部广泛存在，却如别处将要指出的那样，在越南中部并非一项重要特征。
从顺化到土伦，无论朝哪个方向、路程长短，乘吉普车走一趟，都足以让人对这个饱经战火的国家有一番很好的了解。也许没有别的景象比铁丝网更主宰这里的视野。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护卫性铁丝网障碍，环绕着岗楼、被打得千疮百孔的碉堡与部队营地，星罗棋布于主干交通线上，一直延伸到目力所及之处。有些岗楼与碉堡如今似已废弃，但在过去自有其用。当我们从一座碉堡顶上眺望平原时，一位县署官员的一席话，让我们真切体会到这些工事昔日的用处。他说：「日内瓦（Geneva）会议之前，这个哨所帮我们在白天守住乡间，夜里则由越盟控制。」
农民，无论亲越盟还是反越盟，都夹在中间，因为他们要应付两拨势力。一位农民说：「每当我想起通往我们村子的那条路，就会想起两个主人——夜里是越盟，白天是法国人。夜里我们得把路挖断，白天又得用泥土与瓦砾填平。为越盟挖，为法国人填。」但趁着夜色被毁掉的一切，并非都能在白天修复。
当一个人穿行于这片国土、聆听人们讲述晚近的往事时，所谓「白天很安全」不过是一场幻象，这一点便十分明白了。人们不能不面对：被炸毁的桥梁；被掘断的道路（尤其在越盟控制或争夺的地区）；以及年久失修的灌溉渠与堤坝。我们所到之处，都听说耕地面积与产量急剧下滑，也听到人们对未来局面的忧虑。与晚近变故的这些影响相对照，我们也看到许多迹象：道路桥梁正在重建，新的公共会堂正取代被越盟烧毁的旧屋。我们看到熙熙攘攘的集镇，看到成群的农民迈着轻快而摇摆的步子，从各自的村落涌下，肩上挑着一筐筐食物赶往集市。这些活力重现的迹象，看着令人振奋；但通盘来看，从本地区的农业经济、以及与越盟政治遗产作斗争的角度而言，多年纷争的后遗症依然处处可见，而应对的努力才刚刚开始成形。
村庄与村民（The Village and the People）
村庄是什么模样？它又有哪些问题？
其中一个根本问题——持地狭小——甚至在我们于顺化降落之前便已显现。从飞机上望去，我们看到一种与日本、朝鲜或台湾（Formosa）惊人相似的土地格局——小块田地像拼图的碎片一样拼合在一起。所不熟悉的，是有些田地上密布的斑斑麻点；走近细看，才知那是坟墓。与农民和地方官员一番交谈便不难看出：越南中部这一带，乃至整个越南中部，都带有那个众所周知、困扰着亚洲与中东许多别的国家的特征——人太多，地太少。持地一公顷、半公顷、乃至更少，又碎裂成若干小块、四散各处，这才是普遍的格局。
譬如承天省（Thua Thien），据估计有 4 0000 户农家，战前靠约 3 3000 公顷耕地维生。倘若战前面积因战乱流离已缩减至区区 1 5000 公顷属实，那么即便以拥挤的亚洲标准衡量，一户人家的平均持地也算是小的。撇开战争造成的状况不谈，一公顷或更少这种常态格局，在各村庄搜集到的证据中也得到了充分印证。譬如拉朱村（La Chu），由 350 户农家组成，共有 200 公顷土地，由各家分而耕之，其中 150 公顷已开垦。在苏罗东村（Su Lo Dong），400 户人家靠总共 220 公顷维生，其中一半以上是稻田。
这一带可耕面积本就从未算大，战争年间又大幅缩减。灌溉设施以及堤坝的失修，被认为是首要原因。在富禄县（Phu Loc），40% 的土地（1800 公顷）因海水从溃决的堤坝渗入而抛荒。水牛数量的下降，是导致同一结果的另一重要因素。同理，它也是农业共同体经济状况恶化的一项重要指标。
对许多农民而言，一头水牛是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其价值据估在 100 至 200 美元之间，视牲口的品相而定。对一个佃农来说，水牛是他主要的有形资产。他的农具则不值一提。带铁尖的木犁、木耙、木磙、割草刀、锄头、镰刀与打谷筐——这一切加起来所需的投入不过 25 美元。种种迹象表明：水牛的数量约为 1946 年内战爆发前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耕地面积的下降在所难免，随之而来的，便是该共同体「财富」的下降。
任何一个村庄的土地并非全归私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村社公有地（community-owned land）。一如其他涉及数量界定的情形，公有地与私有地的比例并不易确定。若把那些估摸之数照字面接受，公有地的占比可低至 20%、高至 80%。造成这些差异的，是种种现代变迁，主要是那些倾向于打乱旧有村庄格局的变迁。公有地每隔三年重新分配一次，理论上，分配的标准取决于一家男性成员的人数与年龄。凡 18 至 60 岁的男子，都有权分得一份土地，60 岁以上的男子分得半份。而在现实中，有许多情形是：受命办理此事的村社头人（notables，此词用以指那些受任命的头领）奉行的乃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这一信条。结果，有些农民几乎全无土地，只得向那些掌控土地的人租种私有地或公有地。对公有地唯一的限制是：不得买卖。
一个村庄的经济福祉，不仅系于村庄整体所拥有的土地，也系于耕作者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但这一关键之点的信息却难以获取。无论县署官员还是村民，都不肯在此事上多加说明。当我们追问一位县署官员时，他最终搬出了自己的「圣经」——一部卷了边的、1931 年出版的统计汇编，内载 1929 年的数字。我们所走访的村庄，无论是新近的还是早年的记录，都一概没有。尽管如此，一个农民会两脚交替倒换重心，苦苦思索，然后报出一个数字。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大约三分之一的农民是替他人耕种土地的佃农。
大地主在越南中部极为罕见。我们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是一位省长，他拥有 40 公顷土地，租给 80 名佃农。寻常的地主，往往只是徒有其名。2 至 3 公顷便足以把他归入这一类，而拥有 10 公顷的人，才当真算是殷实的地主。地租，在正常年月，若种子与肥料由地主供给，约为主要作物收成的 50%；若这些由佃农自备，则为收成的 25% 至 30%。
这里所论的地区并非典型的地主—佃农地区；然而，鉴于佃农为数颇多，所提出的问题之一便是：一个佃农究竟有没有可能攀上农业阶梯（agricultural ladder）更高的梯级。答案无一例外都是否定的。这问题本身似乎就问得不合时宜。而事实上，一面是普遍的地价，一面是收入，考虑到这两者，一个佃农若能自行置下一块地，倒真会叫人吃惊。农民向我们保证，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土地交易。显然，战争的种种不确定，以及越盟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此点容后再详），本身就是抑制土地转让的强大因素。因此，地价竟然高得出奇，就更加令人诧异——从每公顷 10 0000 至 14 0000 皮阿斯特（piastre）、约合 600 至 800 美元这样的报价即可见一斑。1 当问及农民「为何这么贵」时，有人这样答道：「如今一盒火柴要卖 2 皮阿斯特，而战前只值 1 生丁（centime）。」但无论地价高企的缘由何在，有一点十分清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这十年间，没有哪个佃农可能积攒下足够的钱，去买下哪怕一公顷的一部分。他之所以做不到，不仅因为他耕种的持地狭小，还因为他主要作物的产量每公顷仅 1 吨，约为日本稻米平均产量的三分之一。此外，正因为他们耕种的持地如此之小、产量又如此之低，佃农和小自耕农产出的稻米都只够维持四到六个月。他们靠在本地集市上出售其他产品，尽力多买些稻米，但其中许多人始终吃不饱他们最想要的这种口粮。
赋税是全世界农民都要抱怨的一项负担。因此，发现我们所交谈的农民觉得赋税不成问题，倒是一番新奇的体验。原因很简单：农民虽然要缴纳间接（销售）税，或在偶尔申报、登记某份文件时缴纳印花费，但在 1955 年他们无需缴纳任何直接税。就连每公顷仅 150 至 200 皮阿斯特的田赋，今年也不会征收。整个战前的税制在过去十来年间已经废弛，而在越盟占领区，新的征税做法也随着越盟的撤离而消失。然而，越盟确实在 1954 年成功征了税；于是国家政府决定 1955 年不课征任何赋税，理由是不应对农民重复课税。
同样的做法也将适用于未被越盟占领的村庄。税制的恢复将随着常态的回归而到来，但眼下，这是一项似乎并不叫农民烦心的事。
农户负债，眼下显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对这一情形并无思想准备，因为农民历来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一位著名学者曾言，全体民众都陷在「一张绷得紧紧的借贷债务之网」中。这话说的是整个印度支那（Indo-China），越南中部亦不例外。而造成这一战前局面的经典原因之一是：「安南（Annam，即越南中部）的百姓，总想把自己的信用借到极限。」那么，何以负债问题如今不再是什么大事？答案不在于村庄的富足，而在于信贷来源的几近枯竭。这样说，并非要把信贷的可得等同于沉重难当的负债、进而反对建立健全的信贷机构；事实是：为祸的并非负债本身，而是为非生产性目的而背上的过度负债。
农民是否善用信贷、信贷的存在是否造成累人的债务，都不是我们与农民讨论的重点。我们力图弄清的，是他们是否需要信贷，以及倘若需要，又如何取得。众口一词都认为，以下几项属迫切之需：(a) 生长、收割与售卖各时期的短期信贷；(b) 投资牲畜的中期信贷；以及 (c) 用于个人或集体举办的各种土地改良活动的长期信贷。然而，对大多数农民、尤其是勉强糊口的小耕作者而言，在当下的条件下要弄到一笔贷款几乎是不可能的。偶尔还能借到的，是以稻米形式提供的贷款——在收割前三四个月借下，利率是每借 100 公斤、还 130 公斤。
战前，放债人是信贷的主要来源。但若农民的话可信，他在内战的动荡中已几近绝迹。此外，为数不多的殷实之家也出于安全考虑离村进城，其净结果便是留下一个至今无人着手填补的空缺。偶尔也有农民买下一头水牛，或在急难之际设法弄到一笔借款；这种时候，农民只能靠亲戚关系来渡过难关。一般农民的贫穷，是取得贷款的又一重障碍，道理很简单：「除了傻瓜和慈善家，没人会借钱给穷光蛋。」在我们所走访的村庄里，傻瓜大概是有几个的，但显然不是有钱的傻瓜，慈善家就更是一个也没有了。
此行一个鲜明的特点是那些集市中心。这些集市给人一种货币经济繁忙运转的印象；但就大多数农民而言，这种印象是表面多于实质。除了卖水牛的时候，或在三岐城集市场上的斗鸡场合——那里有一小圈人数不多、却显然十分投入的看客，晃动着一沓沓钞票，以示他们对这只或那只斗鸡好斗精神的信心——之外，真正易手的钱并不多。可是，当我们看着寻常农民出售水果、蔬菜、鸡蛋、鸡、偶尔还有一头小猪，再拿卖得的钱换回其他必需品时，显然他回村时身上剩不下几个钱，甚或分文不剩。走访一处农家，这幅图景便完整了。尽管不无例外，但多数情况下，那种熟悉的、用本地茅草与灌木枝搭成的棚屋里，家当空空如也。一张粗削的床架最可能算是件家具，再加一条长凳、几只陶罐、一套换洗衣裳和一群半裸的孩子，这幅图景便齐全了。《波吉与贝丝》（Porgy and Bess）大可作为越南中部许多农民的主题曲——「我一无所有，而这一无所有对我恰是丰足。」无需对生活水平作精细的研究，便能相当有把握地说：越南人的生活水平肯定远在日本农民之下，也低于朝鲜、台湾、缅甸和菲律宾农民。他们最接近的，是印度某些农民群体的水平。
自由越南（Free Vietnam）到处是标语，最常见的一条是「识字之民，方成强国」。这一强调，若能以实际行动为后盾，倒也切中要害，因为越南中部乡村教育设施之匮乏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点上，该地区并非孤例；其他亚洲与中东的农民，也与他们的越南同行面临同样的问题。然而，鉴于许多亚洲国家都在大力推动初等教育，我们所穿行的这一地区，教育设施之匮乏似乎格外触目。
若信拉朱村头人所言，该县每四十个村庄才有一所学校！别的县情况没有这么糟，学校与村庄之比据估计有一比五、一比十、一比十五等不同说法。没有人对学校或上学表示反对，一位长者郑重指出：「与文盲作斗争，跟与饥饿作斗争一样重要。」然而，即便在上文提到的那个较为宽裕的村子（头人向我们保证，那里的人既没有太富的，也没有太穷的），人们似乎也无意花钱去教年轻人读、写、算这三样。我们在三岐城见到的那所学校简陋至极：一块黑板、几条长凳、几张桌子，全都露天日晒雨淋，因为茅草顶只靠四根角柱撑着。这样的布置，即便对越南中部的穷村来说，看来也算不上花钱。人们不免怀疑，缺少学校的真正原因，在于农民自身及其头领的惰性。
在这方面值得强调的是：农民和官员对越盟的努力都有称许之辞。据他们说，越盟在兴办学校设施、发掘本地人才以推广识字方面最为积极。这一点在官方文件中也有反映。一份题为《关于三岐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问题及请求援助》的越南文件这样写道：「三岐是一个大县，人口 30 万。1945 年以前有四所小学（三岐有男女校各一所，安新（An-Tan）有男校一所，战丹（Chien-Dan）有男校一所）。在越盟政权治下，则有三所公立中学、两所私立中学，以及 100 所公私立小学。民众越来越需要教育，其教育水平也必须越来越高。若我们不能在此事上使民众满意，就将导致国家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在政治上的一场失败，因为民众正拿越盟的教育活动与国家政府的教育活动作比较。」为我们提供情况的人痛惜地说，随着越盟的撤离，教育活动松弛了下来。然而看来，无论地方当局还是私人，都不曾觉得有填补这一缺口的必要。
以上大体便是我们对越南中部这一特定乡村地带的仓促印象。持地狭小、地力也不甚肥沃，耕种这些田地的人勉强糊口度日。凡与这类境况相伴的问题，他们都得面对。这些属于慢性而非暂时的状况，若说战前就已糟糕，如今则无疑更加糟糕。这一点对那些从未被越盟实际占领的地区同样成立。越盟影响的是整个乡村，尽管在其占领的地区，人们感受尤深。在后一类地区，为数不多的殷实农民经历了一场拉平的过程，落到与农民大众同一水平上。三岐县——从前的越盟据点——的副县长赵先生（Mr. Chao）有一句话大概说得不错：「在我们的村子里，再没有富人和穷人了；只有一样穷的人。」
向下拉平的这套经济逻辑十分明显，无需评说。不那么明显、却同样意味深长的，是这场「越盟化」（Vietminhization）过程对芸芸农民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国家政府及其举措的态度。国家政府所发起的地租管制计划，至少在部分意义上便是一例。越盟在这一领域的所作所为，与下文各段所论的这项计划关系重大。
土地改革计划（The Land Reform Program）
1955 年 1 月与 2 月，吴廷琰总统颁布了若干法令，在越南推行地租管制计划，此计划通称「土地改革计划」（land reform program）。其主要条款如下：(1) 地租为主要作物收成的 15% 至 25%；较差土地的所有者按前一比率受偿，优良土地的所有者则按后一比率受偿。(2) 若地主提供役畜供其使用，佃农须为此另付费用（不超过收成的 12%）；若种子与肥料由所有者供给，佃农须偿付其实际成本，另加 12% 的年息。(3) 租佃条款须以书面契约订明，期限为三至五年。(4) 计划的实施，由越南 350 个乡（cantons）、102 个县、34 个省各自民选的佃农与地主委员会办理。(5) 将农民安置到地主抛弃的私有地或政府所有的土地上。难民、原佃农、战斗英雄的继承人、退伍军人，以及愿意从事农耕的非农人员，享有优先权利。考虑到战前地租之高得离谱，这项计划的实施应能惠及佃农，为他们提供相当程度的宽解，使其免受地主专断行为之苦，并获得一定程度的佃权保障。
对照这一合乎情理的设想，现实又如何？这项计划对农民有多重要？它在政治上有多大意义？它是否正在实施？这些便是我们向地主、佃农与地方官员提出的问题。
现在就给出定论式的答案，为时尚早。晚近的过往所激起的种种忧惧与期望，在佃农心中滋生蔓延，以致他们如今几乎无从清晰明了地看待这场改革。尽管如此，仍可作一番初步评估——只须记得方才指出的那重局限，评估随时可能因之修正。权衡利弊，在本观察者看来，佃农并不把这项计划视为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其中的经济好处，在他们看来不如乍看之下所可能预期的那样可观。政治层面则与他们无涉，尽管官员们相信，在政治上，国家政府会因土地改革法令的施行而有所得。地主的立场则是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都赞成这场改革；法令一旦施行，他们自然会从中获益。在越盟治下，他们几乎收不到地租，如今能实实在在收到地租——尽管是减了的地租——的机会，确实是求之不得的。
这项计划于 2 月发起，到 3 月初，农民对它的内容还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能说出计划最要紧条款的农民寥寥无几。有些人有些含混的念头——仅此而已。倘若他们对它了解得更多，大概就不会忽略这项计划的一处弱点——契约期满后地主收回土地相对容易。至少有两次，农民以为这项计划处理的是土地所有权与土地分配，而它当然并非如此。印着地租管制方案简要提纲的招贴，还没有送到各村。另一方面，县署官员对法令条款倒是熟悉；但因人数太少，他们没有时间去传播、也没有时间去向农民解说并使之切实领会这场改革的意义。为纠正这一点，各省省长已开始遴选一批批年轻人，以备将来在基层开展工作。造成活动不力、以及让人觉得这些举措意义不大的部分原因，是时间因素与人手短缺，而非官员们有意的漠不关心。假以时日，这些不足或可得到纠正——顺便一提，即便在行政机构远为健全、对性质略相类似的任务也做了更充分准备的国家，这些不足也曾一样显现。
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本为其利益而发起这场计划、且确知减租乃其要害的人，对计划竟抱着不冷不热的态度。当问一个农民说出对他真正要紧的需求时，地租管制几乎被置之不理，仿佛地租问题根本不存在。农民（以及官员）无一例外首先提到的，是更好的灌溉设施，其次是请求在重修堤坝和购置抽水机方面给予援助。再往后，优先事项名单上才是肥料与信贷。为了问出答案，往往得由发问的观察者自己把地租问题提出来。农民对这场改革的反应，几乎从来不像它是一项「切身之需」。
为何会有这种漠不关心的表象——一种在土地问题上与亚洲其他农民截然相反的立场？此问题的答案似乎有两重。第一个原因——相对而言无关紧要——是这一带盛行的那种地主制的类型。第二个解释，也是重要得多的一个，在于越盟土地改革与政治活动所造成的后果。
关于第一点——纵有重复之嫌——也值得强调：在这一地区，那种会激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地主制并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过度集中闻所未闻，不在地地主制也不是常见的现象。地主的持地太小，够不上把他们归入那类靠榨取佃农而安逸度日的剥削者。甚至就外表而言，他们也几乎无法与其他在田间劳作、参与村中事务的农民区别开来。此外还应补上一点：大部分土地是村社公有的，而非私有的。地主可以把地租出去，但他并不拥有这地，其对土地那种无所拘束的所有者本能，也就多少被冲淡了。在这种情形下，越南中部这一带的一般地主，与那个在自己所在的共同体里挥舞无限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典型亚洲地主形象，相去甚远。
佃农的态度，不过是上述状况的一种反映。村社公有地给了他一份持地，哪怕只有十分之一公顷。由于一个村庄的可耕面积总量极小，他额外租下的土地也很小。作为租地人，他对地主是有怨气的；但有一点冲淡了这份怨气：他打交道的这个人，处境或许只比他强出一步。减租对佃农当然有帮助；然而这样的所得，不仅取决于新定的地租，还取决于他所租持地的大小。既然那持地小得出了名，从经济角度看，这点所得也就不可能太大。因此，对有些佃农而言，能使其小块持地增产的种种举措，其重要性似乎比减租更有意义——这并不奇怪。出于同样的道理，他们会指出，在土地较为充裕的越南南部，减租计划本应有大得多的施展余地。
以上不过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次要方面。地租的减免不必有多么紧迫，也能受到越南中部这一带佃农的热烈欢迎。每多一升稻米都是所得；每一个稻米不敷自用的生产者对此都心知肚明——而他们个个都是入不敷出的生产者。这些法令本可开启一桩意义重大的事件，只可惜越盟已在这一地区大部分地方推行了他们自己的一套「改革」，把这份更高期望的锋芒挫去了。这大概最能说明：为什么国家政府改革举措的理念与内容并不新鲜，尤其是缺乏这些举措在越南中部本可产生的那种冲击力——尽管在那里，土地改革并非生死攸关之事。倘若眼下这套减租计划，一举取代了战前那种地租约占收成一半的安排，一个佃农的优先事项名单，本会大不相同。
地主、佃农与官员都很清楚越盟的土地政策。他们虽说不出越盟这近十年间土地政策的种种变动与曲折，却对越盟的减租计划、对没入「叛徒」及不在地地主等人名下土地的径直充公，有过大量的亲身经历。就这样，越盟的改革在占领区与非占领区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字眼。不同群体受其举措的影响各不相同，但这种态度并非单由经济考量所塑成。要评估佃农的立场、以及他们对吴廷琰种种举措那半心半意的接受，这都是重要的一点。它也解释了他们为何不愿谈起自己在越盟治下的经历。
地主们倒愿意讲述他们的经历。那位拥有 40 公顷的大地主，在越盟治下生活了九年，如今是某省的省长。作为在地地主，他的土地从未被剥夺。可没过多久，土地便成了他想甩掉的一个包袱，越盟却不准他甩。他们更愿意让他（以及其他在地地主）继续把土地租给佃农——当然，是按越盟自己的条件。据他说，这些条件意味着：地租为主要作物收成的 15%，而他还须从中缴纳一笔相当于地租 90% 的实物税。就实际而言，他几乎收不到分毫地租，境况比那些土地被充公、分给佃农的不在地地主也好不了多少。这名义上继续保留的所有权，对地主是一份不得纾解的苦楚，对越盟却大有用处：越盟把他当作一个现成的政治靶子，也当作一处经济财源，好帮衬自己继续运转下去。
佃农的说法则不那么明确，也更为自相矛盾。他承认自己耕地时越盟条件之苛重，却往往并不批评他从前的主人。把各方说法拼凑起来，似乎可以看出：在地地主的佃农所缴地租在收成的 15% 至 20% 之间，而领到充公地块的佃农则丝毫不向越盟缴租。但无论哪种情形，越盟都课征实物税。这笔税负的大小难以确定，因为没有哪两种说法是一致的。有些佃农说高达他们产出的 50%，另一些则说不超过 10%，视家庭人口多寡而定。当越盟特别缺粮时，偶尔还会有额外的「捐献」。综合来看，一个躲不开的印象是：为了拥有一块地、或向那些实已被剥夺的在地地主租地这份「特权」，越盟索取了沉重的代价。因此，读到一位反越盟的县长如下的评论，就更加令人诧异：「穷苦农民虽然要把收成的 50% 作为田赋缴出，处境却比地主好得多。可见穷苦农民从越盟政权中得了益。穷苦农民之所以拥护越盟政权，是因为它的军队由穷苦农民组成。即便农民在经济上并没有过得更好，在政治上却好得多。他们才是村里的当权者。」从观察者的笔记本里随手拈来的另一则评论，也是同一主题的变奏：「在越盟政权治下，穷苦农民的经济境况并没有变好，但他们很快活，因为他们在村里更受看重，而地主则越来越穷，失去了昔日的威望与分量。」
这些以及类似的说法，出自地方官员之口，是他们试图描述越盟对农民的影响时说的。经历过越盟这所「学校」的农民，往往把自己对越盟种种做法最深处的想法藏在心里。据地方官员说，认为是害怕越盟分子可能报复才使他们如此的看法，只是部分的解释。个中还有更深的缘由。
认为吃得更饱或吃得饱足是一个穷苦农民对某一政治实体所持态度的唯一动因，这一假设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共产党人虽以经济决定论的原则自豪，却对现实有足够的领会，不至于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并非一切现实都是经济的；非经济的、心理的与政治的因素，归根到底或许才是驱动人之行为的力量。有人说得很对：「当政治心理动因与改善经济境遇的愿望相冲突时，政治通常优先，这一点相当清楚。」说得更具体些，平等、受人尊重、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这些观念，在这些年被越盟所利用的、已然觉醒的民族主义的天平上，分量极重。文盲并不妨碍人们在情感上接受这些观念。至于这些观念不过是共产党人日后将要弃如敝屣的策略，农民要么想不到，要么无从理解。然而，对此类顺口好听的观念孜孜不倦的兜售，已经造就了一份「越盟遗产」——据地方官员估计，如今越南中部约 50% 的农民都共有着这份遗产。这在很大程度上或可解释一个表面上的悖论：农民刚刚摆脱越盟强加于他们的经济重负，却对吴廷琰的改革所提供的经济好处心存疑虑。
即便这些观察完全站得住脚，在如此早的阶段就断定这项计划的实施注定失败，也仍嫌为时过早。地主、自耕农以及一部分佃农当中的反越盟情绪，或许仍能发挥重要作用，把天平推向多数佃农接受吴廷琰改革的一边。然而，若以为这会在无需大力推动的情况下自行发生，那就错了。这项计划起步迟缓，而越盟分子与越盟的种种观念在乡间依旧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要加快这项计划，需要国家政府与地方政府付出巨大的努力。这项工作本质上必须是政治性的，别的理由不说，单是如此众多佃农的那种冷淡疏离的立场，本质上也是政治性的。
国家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令，本身便是一项政治行动。地方官员一致认为，这一行动将在一定程度上驳斥越盟那种唯有他们才是穷苦农民代言人的说法。但越盟占着捷足先登的便宜。要克服这一劣势，国家政府就不能仅止于颁布改革举措。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曾全心投入一场持续的运动，以昭示其对这项计划矢志不渝的关切。冷漠是主调，所能给出的最好解释是：这种态度，正是乡间那种典型的政治真空的一种表现。当前的政治困难，以及最高行政层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眼前迫切问题上，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这项范围有限的土地改革计划，同样是一桩与「纯粹」政治问题不无关联的政治事务。
这些观察并不以评估减租计划本身为目的，但指出这项计划的局限之处，或许也并非离题。不妨还可以斗胆一说：即便越盟不曾自命为印度支那土地改革的首倡者，即便国家政府各项举措的范围竟广到以土地所有权与土地分配为首要目标，同样的批评也依旧成立。
这一论断，基于这样一个极为强烈的印象：在所论的越南中部这一带，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绝佳的例证，说明把「土地改革」（land reform）说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是何等粗率的过度简化。是共产党人把这一说法传扬开来的，而它之所以在非共产党的圈子里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便于宣传的简单解决办法。持地狭小、土壤条件又相对贫瘠，这本身便是一记警告，提醒人们切莫轻信那种无所不包的论断——仿佛一切好处都源自所有权或合理的租佃条件。此类举措，无论订得多么宽厚，既不能扩大持地的规模，也不能实质性地提高土壤的生产力。而这些才是根本。为了克服这些弊端，越南中部的「土地改革」（一如在其他地区、其他国家）必须让位于「农政改革」（agrarian reform）——这个词所指的，是对与农业生活相关的一切经济与社会制度的改善。
日本的乡村便是一例。日本的土地分配计划相当成功，不仅仅因为佃农变成了土地的所有者，更主要是因为这种所有权还伴随着一场强有力的农业合作社运动、一套健全的信贷制度，以及一张高度发达、旨在保护本国农业经济的农业政策（尤其是价格政策）之网。所有权所提供的激励，加上把土地生产力维持在高水平的种种手段，二者的净结果，使这场土地改革在经济上、政治上与社会上都有了意义。
在越南中部盛行的农业状况下，一个农民无法靠增加农业产出来扩大自己持地的规模。这并非反对范围有限或范围更广的土地改革的论调；它只是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一重要前提之外，还必须加上其他手段，以求更有效地利用土地与人力资源。勉强糊口的农民对灌溉设施与信贷的恳求，正是这样一种观念的延伸：独立自主、自食其力的生产者与公民，并非仅靠改变所有权的格局便能造就。除非大为改善的地租状况、乃至彻底的所有权，能与其他一切必要的改良齐头并进，否则农民的处境未必比改革前好多少。在今日的越南，这一观念很容易以更紧迫的优先事项为由被搁置一旁，然而这样做的代价，却是让这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滑向一个凄凉的未来。国家政府若能趁为时未晚，及早考虑这个问题，才是较为明智之举。
政治附记（Political Note）
土地改革与农业状况都是政治问题。俄国与中国的共产党人，已成功地把土地问题推入亚洲政治的正中心。共产党人以为农民谋利益的改革倡导者自居，从而在利用地主—佃农的争斗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越盟追随其主子的脚步，同样成功地宣讲着相同的福音。官员与地主的说法，也许夸大了越盟对民众的掌控，其中或有一部分是为了凸显新执政者所面对任务之艰巨。然而，即便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越盟所植入的种种观念之根深蒂固，仍是无可否认的。
有人认为，越盟在共同体中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那些非经济的观念。他们「兜售」其货色的办法，是一种规模浩大、从不停歇的政治活动，使乡间始终沸腾着一股兴奋劲；甚至连反越盟的官员和地主，也对共产党人的组织能力、以及他们把每一个可资利用的议题都利用到极致的政治精明，流露出几分不情愿的钦佩。正如一位官员所说：「他们在土地问题上捞取了最大的政治资本，但又不止于土地。凡越盟经手的一切都是政治：兴办教育设施、修路、征税、军队的举止，乃至对一个『犯罪』农民处以极刑——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种种，越盟都小心翼翼地以政治上的必要为理由，一一加以解说。」实际上，越盟所从事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竭力使普通民众相信，他们的利益与越盟的利益完全一致，反之亦然。同样值得注意的证据是：共产党人有本事动员本地人才，去执行他们那名目繁多的各项活动。
倘若上述在实地搜集来的观察不错，那么就乡间政治活动的现状——或者不如说政治活动之匮乏——而言，国家政府是有理由忧虑的。在越南中部作一次短暂的走访，便足以令人确信：一个与我们所穿行的乡间一样辽阔的政治真空，确实存在。忧心的官员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越盟人马撤离所留下的真空，至今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注入。省署、县署以及城中街道上，装点着形形色色的标语，以及颂扬勤劳、爱国、良好公民、节俭、诚实、识字之类美德的训诫。这些都是可取的品质，但对照眼前迫切的现实，一个躲不开的印象是：这一番标语口号，其所及之处，并不比标语所填满的那块地方大出多少。
越是听一位聪慧而心怀善意的省长诉说他的苦楚，就越发相信：他的官署不过是农民汪洋中的一座孤岛，后者几乎不受前者的影响。没有证据表明，越盟影响的根深蒂固，已促使国家政府与地方政府以这些关键政治任务所应得的全部紧迫感与严肃态度去着手应对。人们常提到的那个障碍——训练有素的人手短缺——不能当真拿来作托词。这是一项没有根据的说法——而且，无需越盟出场就能把它驳倒。训练有素的人手并非生来即有。越南人并不缺那味主料，即天生的聪慧；所缺的，是驾驭才能以建设新国家的领导。除非最高领导层以言语、并以这样一种精神向人民推心置腹——一种既不无视生活的严酷事实与人民更深的向往、又不至于不能激励人民甘愿不计代价去正视自身问题的精神——否则，这份才能便得不到驾驭，也无从满怀热忱与奉献地发挥出来。仅凭针对越盟的标语与宣传，不足以在即将到来的这场越南之战中挽回大局。
在越南中部，这桩苦差不会轻松。法国人对该地区的治安负有责任。他们的身影遍布整个地区。姑且不谈安全问题，只需说这一点便够了：法军的存在，使得要让民众相信越南是真正独立的，变得难上加难。眼见着肤色与来历各异的法军络绎不绝地往来，一个越南民族主义者要让民众相信「是越盟把这个国家的独立，出卖给了俄国与中国所信奉的一种外来教条」，就颇费周章。任务之难由此而来，也因此需要竭尽全力，为一桩显而易见的矛盾摆出最体面的样子。
只要法国人还在越南中部，这一政治问题就会长存；但另有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几乎萦绕在每一位急于同农民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地方官员心头。这便是农民对国民军抱有的不友善态度。据当地所能得到的情况，越盟军队的政治部门尽心确保越盟士兵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亲密而友好。在这一努力上，越盟取得了成功。「军队为农民而战」这句宣传口号，也许还不足以奏效，但士兵的举止显然令人信服。尽管他们向农民征税、靠地方供养度日，官员们却要我们相信，许多农民宽宥越盟士兵，就像「父亲宽宥迷途之子」。这显然不只是个比喻，因为越盟士兵进到一户农家，会称农民为「父」、称其妻为「母」、称孩子为「兄弟」和「姐妹」。看来，越盟告诫其士兵的那句「你们是鱼，人民是水」，并非全无成效。
通盘来看，在我们所交谈的民众眼中，国民军相形见绌。一位县长直言不讳地说：「国民军的士兵虐待百姓，百姓自然不喜欢他们。他们倒是喜欢越盟的军队，视之为一支保护人民的人民军队。」为了坐实这一指责，他掏出了一叠士兵劣行的案卷，其中有些微不足道，有些则极为严重。
人们深切关注国民军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把国家政府与它的军队等同起来。当地方当局正战战兢兢地摸索着进入村庄时，军队本可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一条有力的纽带。我们问一位忧心忡忡的省长：这该如何做到？他毫不迟疑地答道：「你回到西贡若见到吴廷琰总统，请以我的名义转达这样一句话：今日国民军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军事训练，不如说是政治训练，而后者它一点也没有得到。军事训练相对容易，政治训练却难。唯有当人民把这支军队当作自己的军队来接纳时，它才算成功。唯有当农民邀请一名士兵、把他当作另一个离家在外的农家子弟来相待时，这支军队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这些是从一段惨痛经历、以及对前路上迫切的政治任务与考验的体认中生出的感慨。
捞取政治资本还有别的途径。国家政府的土地改革，既是那些「别的途径」之一，也是把农民诸般向往之一化作政治语言的首次尝试。出于别处已论及的种种缘由，这一土地改革阶段的成效或许达不到预期。因此，设法满足农民感受最为深切的某些人之所欲，借以提高他们的地位，便成了当务之急。
这篇「政治附记」的用意，并不在于勾勒一份行动方案，尽管倘若上述越南中部村庄的图景与实况相去不远，那么该做什么这个问题，答案便相当清楚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那些已被意识到、却尚未得到满足的欲求，构成了某位作家贴切地称之为「期望日增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的东西。在一个具有政治自觉、正与越盟苦苦相搏的越南，把这些期望中某些部分的实现——至少是部分的实现——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是加倍危险的。无所作为的代价，最终或许便是共产党的有所作为。
本观察者并非不了解越南当前严峻的政治状况：所谓宗教教派所体现的那种「国中之国」现象；国家政府在乡间只行使有限的权力；各省政府治理无方；以及基层地方行政机构中越盟余留人员密布、浸透着越盟的影响。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也不佳，在很大程度上仰赖美国的经济援助。对这种局面的寻常反应，是不愿去抓住并引导这场「期望日增的革命」。这一立场是错误的，因为除非至少积极地去谋求更充裕的生活水平、更强的安全感、更大的参与自由之感、更深的归属之感，以及诸如此类人之基本欲求，否则政治真空就无从填补。钱之有无，确实重要，但在此一特定关头，以富有感召力的方式表明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才是最为紧要的。并非事事都得替越南人民代劳；倘若能唤起他们的责任感，又给他们行使责任感的机会，有许多事他们本可以自己去做。但要达成这一目的，国家政府就必须更贴近人民；它必须把自己所有的牌都摊在人民面前——好的、坏的、以及最糟糕的——并寻求他们的支持与建言。它当然还必须令人信服地把自身，与那些对人民真正要紧的事情认同为一体。若能做到这一点，亲越盟的情绪很可能便成为一段记忆；人民甚至或许会渐渐明白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深切感受到的种种需求，并非都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他们相信自己正朝着所愿的方向前行、正参与一桩他们所信仰的事业——这份信念与希望最为要紧，哪怕过程既缓慢又艰难、眼前的回报又微薄。
从这次实地考察归来后，写下这些观察的作者有幸与吴廷琰总统讨论了自己的印象。其中的主要症结，包括总统本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可能扮演的角色，均已转达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