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于1955年6月1日会见吴廷琰总统（Ngo Dinh Diem）之后，为美国大使赖因哈特（U.S. Ambassador Reinhardt）所拟的一份会谈备忘录。谈话内容涉及甚广，从土地改革到难民安置，再到地方行政以及其他事务。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他与这位总统多次类似会谈中最近的一次；他与吴廷琰显然已建立起一种轻松而直接的关系，并赢得了那至关重要的“接纳”。史家或许会觉得，能借此窥见吴廷琰那一时期的思路，其中意趣绝不止一星半点。本文还表明，技术人员有时能在政治局势中发挥有益的中介作用。
拉迪金斯基与吴廷琰总统的这份会谈备忘录于6月7日呈致赖因哈特大使，并于1955年6月15日作为第453号发文（Dispatch 453）送往华盛顿。
应吴廷琰总统之邀，我于6月1日前去拜会，向他报告最近的土地事务进展。这次拜访自下午5时持续到6时30分，其间还谈及若干其他议题，诸如将难民安置于土地上、地方行政、与宗教教派的斗争，以及美国在法国与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回想以往几次拜访，这些话题范围之广，又大多由总统本人亲自提起，都未令我意外；不过其中有一件事对我而言全然新鲜：我指的是总统的那番话，即日本应就占领期间加诸越南的损害向越南支付赔偿。
先就此评述几句：不妨在开头便指出，吴廷琰总统无意在土地改革与地方行政领域作任何激烈的变革；对于棘手的难民安置问题，他或许会更认真地审视一番；但总的说来，总统的注意力紧紧盯住眼下日复一日的国内政治动态，与和好教派（Hoa Hao）的斗争则是其中的核心。只要这类问题继续主导局面，他便倾向于把其余大多数问题看作本质上无关紧要的枝节。凡是可能促成政府与民众关系更为密切、消弭疑惧，并在民众心中培育出一种归属感、一种与国家政府融为一体之感的建议，他都以事务繁忙为由，未予积极采纳。给人的印象是：在多数情形下，民众与行政官员仍旧格格不入，这一不祥的事实在他看来并未成为一件真正严重的大事。至于点燃那颗火种、激励民众为独立自由的越南建立更大功业，其迫切性也并不明显。
总统确信能按自己的条件解决和好教问题：倘若谈判能换来和好教军队组织的解散，便以谈判了结；必要时则诉诸武力。平川派（Binh Xuyen）的落败与高台教（Cao Dai）的中立化，给了他信心。他对法国人并不过分担忧，尽管他仍不断谴责他们的手法。他谈起法国人的顽固（intransigeance）时，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痛惜。至于美国在法国与越南问题上的立场，总统显得既通情达理又心怀感激。
我发现总统心情轻松而自信。他并未低估自由越南所面临的种种关键难题；但若说三个月前他分明还是一位忧心忡忡的领导人，即将进入与众多对手较量实力的时期，如今他便能带着由近来一连串成功考验而生的从容自信侃侃而谈，而他也确实这样谈了。譬如，他并未低估与和好教纠缠一事的严重性；但他带着平静的满足提醒听者：三个月前他所面对的，是平川派、高台教与和好教结成的“统一战线”式反对阵营，而如今他所要对付的只剩后者一家。在另一个为人熟知的方面，他一如既往：他仍旧偏爱说而不爱听。不过这一次，他似乎放松了这项总统特权，转而乐于展开一场有来有往的均衡对话。
我此番报告的内容有三：土地改革的可悲状况；将难民安置于土地上这一工作进展迟缓；以及地方行政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关于土地改革，我对总统说，任命一位土地改革部长（minister for agrarian reform）无疑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迄今为止这场改革尚未起步，也没有迹象表明局面会在近期内出现有利的转变。我指出了佃农（tenants）为何对他的计划毫无兴趣、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强大影响、民众宁要土地所有权而不要减租，以及乡间政治与行政上的真空。正是这一真空，使国家政府所主张的大多数措施无从推行。我冒昧向总统进言：倘若他的政府想从土地改革中捞取任何政治资本，那么如今已到了应当依照当前局势重新审视整个问题的时候。更具体地说，我建议：(a) 只要这一计划仍在推行，就应责成非教派地区各省的省长（chiefs of the provinces）负责计划的落实；(b) 召开一次相关各方参加的全国性会议，以判定现行计划究竟能否实施，抑或应彻底放弃、另行拟定一套土地所有权与土地分配的计划取而代之。
总统并不否认他的计划已陷入僵局，但他无意让土地改革问题得到一次全国性的听证。他对新任的土地改革部长抱有信心，显然愿意再让此人放手一试一段时间。总统之所以不愿以这一问题应得的全副审慎去检讨它，依我看，也可归因于他对此事缺乏一种真正持久的关切。我尚不能断言，总统的这种态度是出于他并非“土地改革者”，还是因为那些更为紧迫、日复一日、几乎关乎其政府存亡的问题，在他的思虑与努力中占据首位，从而把其余许多事情，包括土地改革，都排斥在外。无论真正的缘由是什么，有一点可以断然说定：在这次谈话中，一如以往历次谈话，土地改革问题在他的全盘筹划中似乎都无足轻重。
关于将难民安置于土地上，我告知总统：截至5月底，获得土地安置的难民寥寥无几；这里所谓“安置”，是指一个愿意务农的难民所得到的，不只是栖身之所与一小块菜园地，还有界限分明、归其自有的一份土地，并配有农具与畜力，以便把地耕作起来。我向他指出，本季随雨季开始的农耕，难民所能从事的大部分将不得不推迟到1956年的农耕季。难民问题素来牵动总统的心，他听了这番陈述与前景，显然大为不安。我的印象是，他此前并未充分察觉这些情况。我向他解释，我对这一问题接触得并不太深，也并不了解延误的全部原因；但我确曾指出，最根本的一条原因或许在于：迄今尚未对可供安置的土地总面积、其位置及质量作出一番确凿的评估，而这本应是计划若要成功实施的头等大事。有鉴于此，我建议总统立即任命一个小型委员会，授以指示与权力，凭该委员会在实地的第一手观察去查定土地的可用情况。我建议以一个月为期限，并向他保证：使团（FOA，对外行动署[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将乐于为这项亟需的调查提供技术援助。总统的反应是赞许的。至于他究竟会照此行事，还是在与有关机构商议之后转而采取另一种将难民迁往土地的办法，尚有待观察。无论他今后如何行动，他都充分明白：难民问题的永久解决方案尚未成形，而进一步的拖延或将使这一解决遥遥无期。
关于地方行政，我陈述道：除少数例外，大多成效不彰；除非行政官员本身意识到，自由独立的越南要求他们拿出超乎寻常的热忱与干劲去履职，否则任何国家立法都无从施行。我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行政官员的真正症结，不在于他们缺乏正规的公共行政训练，而在于那种懒散、冷漠，以及似乎无从感知或理解越南正经历的这一关键过渡时期。我提出一点：正如国家军队需要政治训练，行政官员无疑也同样需要。总统则反驳说，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他已命令南越代表（delegate for South Vietnam）就地方行政拟具一份秘密报告，而报告的结论证实了他最坏的忧虑。然而，他并不认为自己能撇开与全国绥靖和稳定相关的整体问题去单独处理这一问题。行政问题尽管严重，眼下他仍打算把它留在越南三位代表（three delegates）手中。
来访者并未就总统的这一取舍与他争辩，也未向他讲起自己最近在南越一个极重要省份的经历：在那里，由代表新任命的一名省长分明是反吴廷琰、反改革，而且凡是意味着背离当前这种停滞不前状态的一切，他也几乎无不反对。
我确曾对总统说，农民对政府所持的疏远态度，与地方行政并非全无关系；尤其是，我提出这与国家政府同农民之间那薄弱的纽带密切相关。我把此前在大致类似情形下所讲过的话作了一番申说，建议总统本人不妨拨出一些时间，去帮助在农民中间培育一种自由参与之感、一种在缔造新国家的事业中与政府休戚与共的归属感，而这一做法应立足于政府对民众根本需求令人信服的体认。我竭力使他明白：他比任何别的越南人都更有条件把这些理念表达出来，而这些理念从长远看，理应成为对抗越盟（Viet Minh）、并稳固越南的有效武器。但如今，一如既往，总统仍以极度忙于紧急事务为由推托。
一如往常，教派问题引来不少议论。总统知道我几天前去过西宁（Tay Ninh），也知道我会见了高台教（Cao Dai）的“教宗”范公稷（Pham-Cong Tac）。我告诉总统，这一回我总算不是坏消息的报信人，因为这位教宗声言：(a) 他虽反对吴廷琰总统，却打算远离政治；(b) 他赞成裁撤那支作为高台教军事力量的军队；(c) 从今往后，他这位教宗将献身于弘扬“普世教会”（Universal Church），而在他看来，普世教会与高台教实为一体。
总统听了这话颇觉有趣，评点起这位教宗过去的种种劣迹，直言此人全然靠不住。不过他也承认，教宗的这条新路线——哪怕只是一条“路线”而已——在三个月前是断然不可能的，那时教宗正是反对总统的“统一战线”的主心骨。他还承认，教宗如今相对沉寂、并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确实是成功打击平川派所收获的一份红利。据总统说，这份红利还不止于此：他认为高台教的军队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而只要收编了8000名最精锐的高台教部队，其余的兵力，据他估计不超过3000到5000人，便已构不成对他的威胁。这些兵力他随时想要便能得到，而眼下他并无把尚未收编的高台教武装并入国家军队的计划。
由于平川派几近肃清，高台教的军队首领又矢志效忠国家政府，总统谈起与和好教派的斗争时便信心十足。他认为和好教是个危险的敌人，但只要和好教肯接受公开交战，他确信必胜。他们作为游击战士、作为乡间的恐怖制造者，都很危险。在他与该教派的斗争中，另有一点令他踌躇：他不得不从国内某些地区抽调走驻军。他特别提到南部山地地区（PMS，即 Pays Montagnards du Sud）——从前保大（Bao Dai）的大本营；看来御林军的大部分兵力都在南方，与和好教对峙。被问及与该教派的斗争是否需要军事上的决断，总统作了肯定的回答；但他也表示，只要结果是和平地消除该教派的军事力量，且这种消除不会显著增益和好教众将领的个人私财，他随时准备谈判。就此，他向来访者重提自己三个月前说过的一句话，即：除非消除各教派的军事力量，否则越南的政治稳定无从实现。“惟其如此，”他略带愠色地接着说，“我才腾得出手，去更多地关注缔造一个政治与经济都强盛的民族国家所牵涉的其他诸多问题。”他的话语间不时穿插着对国家军队的褒扬，又贬斥那些质疑军队是否忠于国家政府的法国人。听者洗耳恭听，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就在政府与各教派显然迅速逼近摊牌的不久之前，总统对自己这支军队还有过一番很不客气的评论。当时来访者曾提出，有了一支强大的国家军队，他便能视当下局面的态势，或逐个、或一并地对付各教派。他的评语却是：“唉，国家军队，一支由已婚士兵组成的军队……”
总统对法国人的怨愤，远不及他以往惯有的那般强烈，但他也谈不上友好。对于法国人不干涉越南内政的官方声明，他不大相信。为佐证自己的看法，他提到一桩事实：新近法国人向那位教宗提供了100万皮阿斯特（piastres）。他认为这笔款项远远超出官方承认的数目，并对法方“这笔钱是用于教宗的社会服务活动”的解释大加讥讽。在吴廷琰总统看来，此处的“社会服务”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掩盖的是这位教宗想要新建一支武装力量，如今高台教的军队既已脱离他的掌控”。他坚信法国人在和好教的武装叛乱中插了一手，说到这里，他抛出了这番对法国人观点与态度显然过于简单化的论断：“法国人是看重财产的一群人；越南政治一稳定，他们财产的价值必定上涨；越南一动荡，他们财产的价值也随之受损。那么，法国人帮着让这个国家陷于动荡，究竟图个什么呢？”我对这番话未加评论，总统也没有为自己的诘问给出答案。他只是以这样的调子作结：法国人输不起，他们那套捣乱的手法终将徒劳无功，法越两国和睦相处的时代仍属未来。
总统热情地谈及美国对越南的态度，但他也指出，美国在欧洲牵涉太深，又太急于同法国维持友好关系，因而无法像越南人那样去看待法国在越南的处境。他笑着补了一句，说自己或许是期望过高了。
值得一提的是，前些时候他曾言辞尖刻地谈起西贡（Saigon）的美国人，说他们不理解他，而他也同样不理解他们。他笼统地抱怨说，美国人给他的建议自相矛盾，还不时对他施以“休克疗法”，总在最后关头才抛出各种主张，弄得他再无从容斟酌的余地。我离开时有一个强烈的印象：无论当初是什么引出了那些看法，如今他已几乎不再抱持这些看法了。我为总统的体谅致谢时，尤其因为我难得能带来什么令人高兴的消息，他答道，美国人有一种把自己的看法直言相告的作风，这一点他很欣赏，纵然他未必赞同他们的意见。大体说来，谈到美国这一部分时，总统显得最为温和而友善。
我正下楼下到一半、准备离去，总统却把我叫了回去。他表示歉意，说耽搁了我，并请求提出一件在他心头萦绕已有些时日的事。他先是问我，对于那些曾遭日本占领的国家向日本索取赔偿一事，我了解多少。我告诉他，我对这个题目所知不多，又补充说，日本已与缅甸了结了赔偿问题，并已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谈判了一段时间。接着他便对我说，日本理应就占领期间给越南造成的损害向越南支付赔偿。他没有提及任何数字，也未说明他的政府是否已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询问日本支付赔偿的能力，我答道：日本的经济境况岌岌可危，尽管外表看来似乎并非如此；日本全靠美国的财政援助才勉强收支相抵；而且一般说来，赔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办法，应当受到最审慎的推敲。他没有再往下追究这个话题，我也乐得就此摆脱这个意料之外、又可能招惹麻烦的话题，不必再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