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迪金斯基先前两篇论及越南中部与南部的论文，所依据的样本很小，其可靠性令他心中无底；为此，他于1955年5月与6月又三度深入南越乡间探查。这些行程构成了本文——他越南田野综述的第三篇——的基础。美国大使馆在将此文发往华盛顿时称：“连同本系列此前的各篇报告，这份出自一位机敏而深刻的观察者之手、记述越南乡间实况以及乡民心中所思的文字，堪称二十年来几乎第一份问世的此类洞见。”
大使馆先概述了拉迪金斯基对农政形势的分析、以及他所建议的一项大胆的紧急信贷计划，继而提请注意拉迪金斯基顺带触及的若干别的事项，其中包括与高台教（Cao Dai）教宗的“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谈”。然而，在这些事项当中，大使馆却略去了以下几点未提：前越盟（Viet Minh）分子见容于政府派驻乡间的官场、已是公认的事实；文中富有预见性地强调农民对政府政治前途的关键意义；吴廷琰（Ngo Dinh Diem）政府之于美国乃是一根难以倚靠的弱苇；以及他所强调的一点——在决定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上，美国的援助充其量只能起边缘作用。
但凡此种种，也不过略略透露出本文非凡的丰赡而已；在我看来，此文必当列入拉迪金斯基最重要、最出色的作品之列。
本文署期7月16日，随1955年8月29日第61号发文发往华盛顿——对于一篇建议就迫切需要的农业信贷采取紧急行动、以期赶上影响1955—1956年收成的论文而言，这未免有些迟了。
引言（Introduction）
这是关于越南乡村的系列报告中的第三篇。前两篇——《越南中部实地考察观察》（“Field Trip Observations in Central Vietnam”）与《越南南部实地考察》（“Field Trip in South Vietnam”），分别写于3月下旬与4月下旬——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在这两个地区，土地改革计划都几乎尚未起步，其原因也基本相同。本文作者无法绝对确定，这些报告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反映了当地状况，也无法确定当地状况是否又反映了这个国家更广大地区的动向。在越南搜集事实是件难事。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按整齐的栏目排列、可供人据以推断出大致准确信息的。农民的态度往往更加难以揣摩：很难判定他所说的，究竟是他内心深处的想法，还是多年越盟灌输植入他脑中的那一套说辞。因此，人们永远无法绝对确定：所见的图景本身、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否真如其表面所呈现的那样。要纠正这一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唯一的办法便是进一步探究，但愿这样做不至于只是把最初的错误层层叠加。正是怀着这些不安的念头，我在头两篇报告之后，又两度动身前往南越，去考察西宁（Tay Ninh）、朔庄（Soc Trang）、薄寮（Bac Lieu）与芹苴（Can Tho）诸省的状况。
这几次走访的时间——5月下旬，以及6月中旬和下旬——值得一提，因为5月这个月很可能会作为现代越南史上关键的一月而为人所铭记。就在这个月：平川派（Binh Xuyen）匪帮被击败；高台教（Cao Dai）教派被中立化；国民军作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力量崭露头角；同样地，吴廷琰总统（Ngo Dinh Diem）也一跃成为越南无可争议的领袖。凡此种种，都是指向国家统一与稳定的因素。
从表面看，人们本会期望发现：国民政府已经扩展了它的权威，土地改革计划也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可实际上，晚近在南越的观察，并不支持所有这些看似合乎逻辑的假设。战胜平川派在政治上带来的良性效果，在高台教的大本营西宁是显而易见的；但迄今为止，这一效果尚未对农民面对改革和国民政府的态度产生同样的作用。地方行政机构也没有因过去两个月里的重大事件而受到明显影响。地方官署里赫然张贴的箴言写着“言简意赅，时间就是金钱”，其实纯属笑谈，它只是更加凸显了此行所遇大多数官员缺乏热忱与干劲。
除少数例外，各省省长与县署官员都冷漠得令人不安；即便是那些例外的官员，也往往只是口头上念叨执法之必要，而不肯专注于自己力所能及的那一点点事——去赢得农民的信任，说服他们把国民政府当作“他们自己的”政府来接受。这里要着重的是“那一点点”这个说法，因为，平心而论，对于这类较好的地方行政人员来说，除非国民政府先尽到自己那一份、着手营造“接受”的氛围，否则他也做不了多少。国民政府那份远为浩大的工作，在于成功的武力较量之外——那就是表明它对农民根本诉求的体认与理解。而这方面才刚刚有了一点点开端；贴近草根的民众只能尽其所知、各自设法自谋出路，而所谓“尽其所知”也实在好不到哪儿去。除非这一局面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否则它将继续对反政府势力有利。
背景（The Setting）
西宁、朔庄与薄寮都位于越南南部。西宁在西贡（Saigon）西北约97公里处；后两个省彼此相邻，向南一直延伸到半岛的最南端，距西贡最近处为105公里，最远处达322公里。作为定居的聚落，这三个省都相对年轻；它们全是法国殖民事业的产物——法国人从沼泽与丛林中开辟出一种稻米有余的耕作，又在各处零星地辟出橡胶种植园。垦殖的过程早已完成，但在薄寮的偏远地段，尤其是在金瓯（Ca Mau）县，人们不难想见：仿佛就在昨天，人类才刚刚把自己的印记打在这片自然之上。农民似乎迷失在这片被寥寥几条道路和众多运河所交织的辽阔土地里。这是一片名副其实的新土地，由极少数人开凿并分割而成——唯有这少数人，既有机会占得土地，又有开挖运河、使土地可供耕作的资力。在西宁的部分地区，那些橡胶种植园，无论是保养极佳还是趋于荒败，都见证了法国人一番坚定的努力，而这是小农经营所无法体现的。在朔庄与薄寮，令旅人为之动容的，不是那些精心规划的橡胶园，而是大片大片、毫无遮拦的稻田——除了稻田还是稻田——平坦如桌面，一直伸展到地平线，乃至地平线之外。
整个南越是一个巨大的米仓。无论某一省的产量如何，耕作的单位都很小，从2到10公顷不等。标准的农具是铁尖犁、锄铲、coupe-coupe（即砍灌木的刀）、木耙、除草器、小镰刀和打谷筐；动力则来自那至关重要的水牛。移栽秧苗是公认的插秧方式。许多农民都熟悉化肥，但少有人负担得起。改良种子很少使用，也几乎没有任何除草措施。土地一年只产一季；人工灌溉设施是例外而非常规，雨季才是主要的水源。稻米产量很低，每公顷仅1.2公吨，约为美国南部稻米产区的一半，还不到日本稻米产量的一半。无从回避的印象是：改良的耕作方法根本不存在。法国人确实帮助开辟了交趾支那（Cochin China，即南越）的土地，但那些科学经营的种植园背后的理念或技术，似乎并未传递到小农这一部门。稻米试验站是有的，但相当清楚的是，人们几乎没有做什么，把这些试验站的成果交到农民手中。这一失败的责任未必全在法国人，但作为交趾支那的直接管理者，主要责任仍在他们。无论如何，其最终结果就是种植园与小农经济的彻底分离，而尤为突出的是南越农耕方法水平之低下。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并不陌生，大多数没有水牛的农民都乐意见到拖拉机替他们干活。可要找到拖拉机，就得去寻访那少数几家法国人所有、彻底机械化的大庄园——它们以数万亩计，靠雇工经营。西部农庄（Domaine Agricole de l’Ouest）拥地共39 4569亩，其中12 1406亩正由一长列拖拉机翻耕，这与毗邻的小农形成鲜明对照；小农干活靠水牛，若没有这牲口，就用锄铲翻土。这样的农民在朔庄、薄寮以及别的省份都为数众多。富饶而相对丰裕的土地，与贫穷的农民并存，在那里是一种寻常的景象。
总的来说，这些省份的农民比越南中部的同类境况稍好一些。他们耕种的土地更多，食物供应也更充裕、更多样，鱼便是一种不费太多力气与钱财就能获得的重要食材。尽管如此，仍有一处处赤贫的角落。沿金瓯（Ca Mau，薄寮的一个县）的运河走一趟，可以是一段惬意的经历——只要官员不亦步亦趋地跟着你，只要你对那大大小小、纠缠不休的成千上万只苍蝇免疫，只要你能忘掉那以船舱里十几名武装士兵为形态出现的安全问题——只要你对这一切浑然不觉，一心沉浸在船身安抚人心的晃动、水光天色、以及运河两岸茂盛的草木之中。可是，一旦你下了船、朝一间农舍走去，这些虚幻的遐想便顷刻破灭。一进那农舍，你就会想起越南中部最糟糕的情形。既然衡量的尺度不过是眼睛、农民的说法和自己的记忆，那么要判定这一群农民与那一群农民孰贫孰甚，是很难的。而这其实也没什么必要；两地的贫困都是对越南政治稳定的一种威胁。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在金瓯（一如在薄寮的大部分地方），这种威胁比许多别的省份更为严重，因为金瓯过去是、如今仍是自由越南受共产党祸患最深的地区。
当我们谈到南越的农民时，指的是佃农。在整个南越，大多数农民并不拥有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法国人宣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法国在印度支那所做的那样，为当地居民做过这么多事。”这一说法首先指的是交趾支那稻米耕作的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此说有很大一部分不无道理，尽管在开辟土地的过程中，法国人也没有忘记为自己在交趾支那圈占了数百万亩上好的土地，在整个印度支那总共圈占了约789 1370亩。富裕的越南人纷纷效尤，许多跟在这些“圈地者”后面的耕作者，最终发现自己名下并无寸土，反倒成了别人土地上的佃农。1930年代的萧条更使佃农队伍膨胀起来。他们往往仍旧耕种着同一块土地，只是要按别人开出的条件来种了。
佃农群体的规模、以及他们耕种的地亩数，出于经济与政治上的原因，对本篇记述十分重要，但西宁、朔庄与薄寮和别的省份一样，都拿不出大致准确的数据。不过，就最后提到的这几个省而言，某些近似之数还是可以间接推算出来的。据近三十年前——萧条尚未造成损害之前——所搜集的数据，薄寮三分之二的土地掌握在人均持地50公顷以上的所有者手中；若再把中等业主（持地10到50公顷）并入上述群体，两者便控制了全省全部土地的90%。天平的另一端，是持地10公顷及以下的所有者，仅控制着10%的土地。在薄寮的某些县，例如龙水（Long Thuy），单是大所有者就占有了85%的已耕稻田。既然极少有业主耕种10公顷以上的稻田——而这里几乎全是稻田——那么合理的结论便是：约有90%的土地是由佃农耕种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省县两级官员、地主和佃农都径直认定：薄寮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是佃农在耕种。在嘉莱（Gia Rai）县，有人请一位佃农评说他所熟悉的农民类别，他说：“我们大多都是佃农，有些人是雇农。”他没有因略去例外而言过其实。
关于朔庄状况的类似线索无从获得，但实地抽样显示，租佃是这里普遍通行的制度，只是其范围不像薄寮那样铺天盖地。和薄寮一样，稻米几乎是唯一的作物；非稻田只有2000到3000公顷，而稻田则有20 0000公顷。就人口而言，朔庄有着很强的非越南族成分；在估计的25 0000人口中，有6 0000是柬埔寨人，3 0000是华人。
在这三个省中，西宁似乎受租佃之累最轻。全省一半以上的土地覆盖着森林；其余部分有一些是橡胶种植园（1 4000公顷）；而战前处于稻作之下的6 0000公顷土地中，如今有4 0000到4 5000公顷在耕种，供养着估计从15 0000到多达25 0000的人口。从可耕地的角度看，西宁与朔庄不可同日而语，与薄寮更是相去甚远。它倒是与越南中部更为相称。
但西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它有助于揭示高台教教派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高台教的前途。全省一半以上由该教派控制，教派自有其宗教教义、经济与政治。省内的另一部分则处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合起来看，西宁便是一个地理实体之内两个国家并存的实例。最近几个月里政府与高台教之间的冷战已经平息；最终的了断尚未到来，但胜算是在国民政府这一边。
关于这三个省的总体背景，就说到这里；我们正是在这些地方寻求关于以下问题的答案：土地改革计划的状况；越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在西宁那样，国民政府成功打击各教派所产生的影响。
国民派西宁与土地改革（Nationalist Tay Ninh and Land Reform）
西宁省离西贡最近，所以我们首先奔那里去。我们能够如此轻易地抵达并穿行西宁，这本身就是晚近政治变化的一个标志。就在不久之前，那里几乎还是禁区；离开西贡的地界被认为是不安全的，高台教对一个爱刨根问底的陌生人会作何反应，也是个未知数。但随着平川派被击败，高台教派也被中立化，相对的行动自由便随之而来。
由于西宁大部分属高台教、其余部分属国民派，那里的土地改革以及高台教的土地政策，对我们都有实际的意味。此外，前往西宁还有一个直接的缘由。5月上旬，在篏榜（Trang Bang）县的安和（An Hoa）村，举行过一场大加宣扬的佃农签约仪式。这在越南可不是常见的事，单凭这一点，去这个村子走一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穿行这三个省的行程并非预先安排的。官员们对这种不打招呼的到访，反应各异：在薄寮是友善的，在西宁则是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有一回，我们不由得想起一句古老的俄国谚语——“不速之客比鞑靼人还糟”。个中缘由是明摆着的：他们不欢迎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也不乐意回答。这些问题很简单，无非是关乎省长对其辖境状况的了解，以及他是否遵照土地改革部（Ministry for Agrarian Reform）就落实土地改革法令向他提出的要求行事。而向各县县长，我们则探询关于其治下村庄的更具体的信息。可无论哪一种情况，我们都没能从答复中得到什么。
篏榜县县长杜祥成（Do Tuong Thanh）只管辖七个村，其中三个是高台教村。据他告诉我们，他所监管的这些村里，农民共耕种着2000公顷稻田。他不知道有多少佃农、他们又耕种多少土地，但他推测佃农相对不多。既然作了这样的推测，或许还出于他没有透露的别的原因，他显然认定整件事根本不值得费心。在这样一个本应与农民有密切联系的办事处里，人们本以为总能看到的那种纸片——政府改革条例的告示——却一张也没有。土地改革这一话题本身，对他似乎全然陌生，谈起它来，显然是一种他懒得掩饰的厌烦。既然在成先生（Mr. Thanh）看来，他村里的大多数农民都是自耕业主，我们便提出了税收的问题。说得更具体些：农民在纳税吗？他先是说，自5月的事件以来，他与负责征税的村中当局打起交道来更容易了。然而，他没有条件、或许也不愿意，把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具体说清楚。他本可以援引纳税申报来说明这一点，但他没有这样做，我们自然也没有逼问他。我那位能干的助手兼译员阮玉灵（Nguyen Ngoc Linh）与我都倾向于这样一个更可能的推断：这位县长对税收问题的了解，并不比他对土地改革计划的了解高明多少。
有一件事他是知道的，而且无可争辩：没有高台教当局的许可，我们进不了高台教的村子。如前所述，其中有些村就在他的县境之内；但权力的划分就是如此——由高台教军队的存在来强制维持——以致那些村子仿佛远在这个国家的另一头，而不是近在方圆几公里之内。无论是县长还是省长，都不曾佯装对一个高台教村庄里通行的种种安排有什么了解或兴趣。
规模大得多的戈油下（Go Dau Ha）县县长——辖十六个村、估计人口4 0000——并不否认佃农的存在，还大胆宣称：“我们紧跟政府，我们所有的佃农都签了合同。”这种对实情的粗率夸大引出了一番更详尽的讨论，其结果最好用灵先生（Mr. Linh）——他以精通美国俚语著称——的话来概括：“他在跟你灌迷魂汤，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骗子。”灵先生把他看得一点没错。他不熟悉法令的条文；县里没有土地委员会；他拿不出哪怕一份签好的合同；他还以据称缺乏安全保障为由，拒绝陪我们去他所选的任何一个村子。对于他县里的高台教村庄——共有七个——他的评论也不坦率。
事实证明，这位省长与他手下的县级官员是一路货色。正是在他的办事处里，我们头一回注意到那句“言简意赅，因为时间就是金钱”的箴言。他自己那超乎寻常地漫长的午睡——远远超过通常已算宽裕的时长——恰恰拆穿了这句口号。当我们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等候他到来，一路探看别的办公室时，也没见有什么活跃的景象。我们不禁纳闷：他对时间、简洁、以及二者所隐含的高效而务实的行政，究竟看重到什么地步。等他终于露面时，他便开始发表一通议论，说自己有多忙——忙着通过任命村务委员会成员来巩固村政，忙着为各村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忙着推动土地改革计划，还说给农民放贷时必须何等小心，因为“借钱给他们容易，把钱收回来难”。
即便有灵先生出色的协助，本文作者也弄不清这位官员就他所提的那些点子，究竟在想什么、又在做什么。接着便是一连串具体的问题：他的办事处里有没有专人负责督办土地改革的进展？法令颁布已有五个月，取得了什么进展？佃农对改革究竟持何立场？他省里的农民最关心的是什么？他自己对土地问题有何见解？如果不能把钱托付给农民，那又能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别的什么信贷办法？农民是否知晓西贡发生的事，他们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事变前后——又如何？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未能引出任何值得记录的答复。他的兴趣，无论究竟为何，反正是在别的领域。能够与他分手，一如与他在各县的副手分手，走到开阔天地里去，摆脱这类消极无为的行政人员，实在是一种解脱。
在田间，置身一群农民之中，地方行政当局或做错、或漏做的种种，就变得相当明显了。这些正是上文提到的安和村的农民；他们中不少人正趁着头几场稳定的雨过后整地。我们在一块田地附近停下，一如惯例，农民一个接一个放下手中的农具，围拢到我们身边，吧嗒吧嗒地抽起美国香烟；他们各抒己见，有的谨慎，有的直率。
成先生一口咬定他县里几乎没有佃农，这并不属实；我们偶然遇到的农民，不是佃农就是雇农。地主们确实算不上大业主，这话没错；他们不过略高于越南中部那一类地主罢了。就这个村而言，他们所能夸耀的，也只有四名各持地20公顷的地主。其余的大多各自持地不到10公顷。在场的村务委员会文书说不出佃农户数，只是大致估摸约有225户。田里的佃农声称对土地改革计划一无所知；他们向各自的地主缴纳25%的地租，往后也打算照缴，并不指望在土地改革下签个什么合同。与地主私下成交，显然并不罕见。雇农倒是愿意租地，可他们既没有农具，也没有水牛，更没有指望能弄到这些。佃农的眼光则要高得多。依法令租地，他的处境与从前大致无异。安和村的佃农所要的，是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政府能不能通过某种信贷安排，帮他们把地买下来。若非如此，他们就只能一如既往地种下去。与另外两个村农民的交谈，也显出类似的格局。这一切的含意，我们将在另一处提及，但在此处，只需指出这一点便够了：在政府控制的西宁地区，减租并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几乎没有哪个佃农会去责怪地方官员没把这项计划告知他，也没有哪个官员会去责怪佃农没有依法令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乍一看，上述情形与前面提到的安和村佃农签约一事相矛盾。其实不然。对那桩事件大肆宣扬的说法，与既存的实情相去甚远。看来，225户佃农中只有20户签了合同，想必是因为这20户佃农与他们的地主处不来，而地主一方立下书面义务，便是一重保障。
对这20户的说法，我们并不完全采信，因为我们找不到签过合同的农民，而文书对我们提出的抽样查看的建议置之不理。当然，或许有少数几户佃农和地主援引了土地改革法规的条款，但这并不会改变一个大局面：迄今为止，这本质上不过是一场纸面上的改革。
佃农不愿接受改革，并非什么新鲜事；西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这种态度不能归因于越盟工作人员的影响。据种种说法，共产党人数很少；也许只有5%的村庄受到他们的波及。与我们在越南中部或南部走访过的别的省份相比，这是一个很低的比例。个中缘由在于：该省由高台教教派所主宰；而后者不同于国民政府的代表，与民众有着切实的往来。此外，多年来高台教与越盟一直不睦，越盟工作人员一旦动作起来，就得冒着遭高台教教派军事力量迅速惩处的风险。这样的情形，在大多数政府控制的省份里，还尚未出现。
高台教控制的西宁与土地改革（Cao Dai–Controlled Tay Ninh and Land Reform）
那么，高台教控制的村庄里，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国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当局只能用最笼统的话来谈论此事：高台教把不在地地主的土地租给佃农，佃农则反过来向高台教缴纳地租和税款。顺理成章的做法，是走进这样一个村子去搜集信息，可这事说来容易做来难。虽然一个好奇的来访者，即便进了村、径直找农民攀谈，多半也不会遭什么皮肉之苦，但事实是：那道“帘幕”就横在那里，把所有非高台教之人挡在外面。唯有高台教当局才能揭开它，而在我们说明拟议中此行的用意之后，他们倒也没怎么费事就揭开了。
在我们启程之前、以及行程的早期阶段，热心相助的卢克少校（Major Luc）（后来还有高台教教宗本人）就该教派的农政政策谈了不少。简言之，那是一幅这样的图景：在这套制度下，耕种土地的人便拥有那块土地。可当我们实地考察以下几处的状况时，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高台教在西宁市附近新建的村庄；那座顶部截平、形如圆锥、俯瞰西宁平原的奇特山峰脚下、所谓“游耕”或“火耕”的地带；以及紧邻柬埔寨边境、早已定居的高台教旧聚落。最接近官方所阐述政策的——而且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是那少数几处新聚居点。在那里，信徒从教派手中领得一块土地，大小够盖一栋房子、辟一小片菜圃。房子由个人出资建造；看上去还算齐整……这些聚落给人一种规划过的产业之感；其主要特征是：一块块大小相等的宅基地，沿着一条笔直而宽阔、尽头通向稻田的大街两侧一字排开。聚落里的人，多半对那些稻田既不拥有、也不租佃。作为三四年前才在此定居的农民，他们中极少有人拥有土地；除了菜圃之外，他们所能得到的唯一土地，就是按地主开出的条件租来的地。他们并不介意缴租；问题在于，可供租佃的土地——尤其是好稻田——实在少得可怜。
有一个农民的例子颇具代表性，他是其中一个聚落里最早的居民之一（住了五年）。他拥有一公顷贫瘠的土地，是他从森林中开垦出来的，上面种着木薯、花生和甘薯。他一家八口，勉强糊口度日。他和他这类人自认为是“无地者”，正急切地接受每天20皮阿斯特的雇工活计——按公开汇率折算，每天还不到10美分。他所想要的，是租得一公顷稻田，可这并不容易，尽管那地一般是沙质的，每公顷只产0.7吨稻米。附近有几个各持地30到50公顷的地主，住在西贡或西宁市。他们把地租给中间人，中间人再以收成的35%转租出去——外加每公顷300皮阿斯特的“权利金”。这些农民尽管身为高台教徒，却抱怨政府——想必是指国民政府——没有前来援手。不止一个农民愤懑地说：“政府只让富人和中等农民得好处。”也许是出于对陪同我们的那位少校的顾忌，没有人把矛头指向高台教的领导层。
这些新村为数不多，在观察者看来俨如安置项目，其主要内容不过是栖身之所和菜圃。可耕地的匮乏，给它们的经济稳定套上了严重的限制，然而它们才是名副其实的高台教村庄，哪怕理由无他，仅仅因为它们是教派一手创建的。而那些由高台教控制、早已定居的众多旧村，则截然不同。除了教派征收的某些捐派之外，它们身上并没有什么高台教的色彩。
尽管官方的说法与此相反，这里通行的土地安排却和别处一样，同样有地主、佃农、雇农和小自耕业主。对改革计划同样的一无所知，也一样存在，只是有这样一点不同：由于地主和佃农都是高台教徒，越盟的影响几乎不存在。自1947年以来一直保持着相对的政治稳定，因此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更为正常，回复到了内战前的样子。村务委员会由殷实的地主组成，他们显然不费什么力气就把其余的农民管束得服服帖帖。考虑到土壤的质地，那平均为收成三分之一的地租，是偏高的。此外，信徒每月还须缴纳10皮阿斯特的特别税，偶尔要贡献多达稻米收成10%的份额，凡有高台教教产之处，还要帮着耕种教产，作为对教会的特别奉献。这些“额外负担”并未被佃农当作重负；他们倒宁可把它看作维系高台教的献纳。除了这些特点之外，这些村庄身上并没有什么特别能标示高台教的东西。减租是个小问题；找到地来耕种才是大问题。信贷也是如此。“我们不借钱，”一个佃农说，因为“我们佃农穷，没有人借钱给穷人”。对有些人来说，没有水牛也许是最要紧的问题。没有水牛，农民就近乎处在农业阶梯的最底层。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这些高台教村民所想要的，与非高台教农民所追求的，正是同样的东西：土地、信贷、灌溉设施和肥料。除了宗教上的倾向之外，他们不过又是一群为糊口谋生而挣扎的越南农民罢了。
高台教的官员们竭力营造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的村庄有着特别与不同之处。国民政府的地方官员，以夸大其词的安全顾虑为由不去走访高台教村庄，从而帮着把这一虚妄的前提传得沸沸扬扬。出于已经列举的种种原因，高台教关于土地的官方说法并无事实根据。或许，反驳这一官方观点最有分量的证据便是：尽管高台教的军队或卫兵这里那里都有，但在农民心目中，“政府”并不等同于高台教，而是等同于某种住在西贡、不太说得清的东西。许多农民认不出吴廷琰总统；可是，当他们抱怨缺地、缺信贷、缺水牛等等时，他们并不把高台教当作可能满足需求的来源来诉说；相反，他们谈起西贡的政府，把它当作可能施予恩惠的来源。这一事实并非没有政治意义。
高台教农民的天地，向外延伸到高台教辖域之外；后者强加于农民的那种闭关自守，阻碍了他们实现某些最低限度需求的指望，而这种闭关自守迟早会在第一个机会到来时土崩瓦解。那样的机会，不久后的某一天便会到来——届时，国民政府将有能力提醒该教派记取那句训诫：“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到那时，政府便会把它的权威伸入高台教的乡间。那里未受越盟花言巧语影响的农民，将会欢迎此举，尤其是如果政府明白表示：他们的诉求不会被漠视。
高台教与美国援助（The Cao Dai and American Aid）
当农民寻求改善却不可得时，痛斥政府是很自然的。令人意外的是，连美国也未能幸免于批评。我们碰到一个“孤陋”的高台教农民，他对美国的经济援助——或者不如说是那所谓的援助之匮乏——颇有微词。一个谈吐不俗的农民说，尽管此类援助被说得天花乱坠，他却半点凭据也没见着。我们实在难以说服他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会以某种方式，从美国行动使团（USOM）当下所提供的农业项目及其他援助中获益。对一个指望立竿见影救济的人来说，这一切都太过飘渺了。不过，头一个以批评口吻提及这个话题的，是阮成方将军（General Nguyen Thanh Phuong）——他是高台教军队的最高统帅、越南国民军的少将，我们造访了他的司令部。
这位将军眼下是国民政府的拥护者，他说自己已向政府申请款项，以便创办两个模范村。他的用意有二：一是证明改善是能够实现的，二是证明这桩事无需外来援助也能办成。他所谓的“外来援助”，指的是美国援助，因为几乎在同一口气里，他就发表了这样的看法：越南农民从未从美国那里得到过任何东西，他们已经开始觉得“美国人正在取代从前的法国殖民者”。他认为美国人的角色被误解了，还补充说，美国应当设法消除这一给越盟宣传火上浇油的印象。我们就这一点争论了好一阵；到末了，事情就很清楚了：他不过是拿农民当由头，来挂上他自己的偏见罢了。一个农民，当着美国行动使团（USOM）的一位美国代表的面，就美国援助与自身需求的关系、以及在他看来那援助之不足，提出问题，这本是很自然的。而阮成方将军呢，却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是在念一段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政治台词，动机则不甚了了。
高台教教宗——其经济观与宗教观（The Cao Dai Pope—His Economics and Religion）
在西宁，高台教在全省大部分地区继续享有世俗与宗教两方面的权力。乍看之下，仿佛自5月国民政府击败平川派教派以来，什么都不曾改变。这一印象是靠不住的。高台教大部分军事力量被中立化，正是变化的开端，此后必有更多变化接踵而至。到最后，得以保全、并很可能得到扩展的，将只有高台教宗教影响的施行；至于高台教的经济与政治、以及用来支撑二者的军事力量，则挺不过这个国家在国民政府之下加速推进的统一。这就是我们与一位海关行政机构的前书记官作过一番长谈之后所得到的印象——此人如今是教宗范公稷猊下（His Holiness, Pope Pham Cong Tac），高台教的最高领袖、吴廷琰总统坚定的反对者。人们不免猜想：正是他的对手对平川派那场响亮的胜利，使这位教宗开始思量：一个宗教教派若积极卷入越南盘根错节的政治，就得肩负种种得不偿失的风险。
与猊下的会面，是走访高台教村庄这一安排的副产品。当我们在教派的军事司令部办理必要的通行手续时，卢克少校问我们是否愿意见一见教宗本人。我们欣然应允。作为这次会晤的准备，我们参观了教宗亲自设计、建造并主持的“圣座主教座堂”（Cathedral of the Holy See）。作者的想法是：这座主教座堂本身，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关于教宗其人的线索，事实证明果真如此。关于这桩不幸的建筑联姻——一座宝塔、一座南方巴洛克式教堂、再加上某种难以名状之物的杂糅——已有种种记述。来访的评论者所用的词，从“引人入胜的骇物”到干脆的“骇物”，不一而足。全亚洲恐怕再没有哪一座宗教建筑，如此彻头彻尾地与某一民族的文化及其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然而，翌日清晨，当我们坐着聆听教宗那杂糅了经济、宗教与政治的一通高论时，他那座“梵蒂冈”在建筑美学上的模样，也就显得不那么令人意外了。
教宗身边最亲近的随从，全然不是人们心目中一位精神领袖应有的样子——这既是时代的一个征象，也标示出这个宗教教派在其不足三十年的存在中所走过的路。我们由军方护送，来到他那栋舒适、中上层格调、欧式的宅邸；在被引入教宗跟前之前，迎接我们的人，是高台教武装力量的副总司令及其参谋长。周遭没有一位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或神父。当然，很有可能，他手下的军人也一身二任、兼充神职。
猊下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身材瘦小，灰白的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拢，脸刮得干干净净、生气勃勃，一双黑眼睛犹如大功率车灯一般，神采飞扬，举止敏捷。他身穿一袭白色长绸袍，脚踏中式便鞋；他这身装束中最显眼的部分，是一枚昭示其宗教领袖身份的大戒指。无论他为自己的神职赋予何等尊严，他都把那正襟危坐的一面藏得很好。他浑身透着一团和气的友善，满脸堆笑，竭尽全力让来访者放松自在。很难相信，这个人——约莫两百万信徒公认的领袖——竟一直深涉这个国家的鸦片买卖，以及过去十年间印度支那所玩弄过的每一桩政治把戏。
应我们的提议，教宗谈了三个题目：土地政策、宗教和政治。他谈得很利落，从不词穷，摆弄起字句来，就像一位出色的钢琴家弹钢琴。他自相矛盾之处并不使他困扰；也许他根本没有察觉。为了证明高台教是唯一的普世教会，他不惜长篇大论，其间展露出惊人的想象力，以及一种下断语的本事——那些断语大胆得叫人瞠目。他关于政治的见解，既坦率，又带着几分言不由衷的调侃。总而言之，一如他那座“圣座”的外貌，它们加在一起，也是一件“引人入胜的骇物”。
说到财产——教宗自然只从土地的角度来设想财产——他借用了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的一套说法，尽管我们不妨假定，他从未读过此人。教宗说：“从法律的角度看，唯有国家才是土地的合法所有者。倘若国家不存在，地主也就不会存在。”教宗由此推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财产之上并无绝对的权利，并力主把土地分给“耕种它的人”。他还引入一条平均主义的原则：“按农民各不相同的需要，把地平均分配。”猊下相信，他关于土地私有财产的这些想法尤其适用于越南，因为“地主们从来没有买过地；那全是特许地，唯一的付出不过是以田赋的形式缴纳。政府应当把地收回，再按年分期把税偿还回去”。可那些确实买了地的所有者又该怎么办呢？他的回答是：“同样的按年偿付制度也应适用。”
那么，依照上面这番宏论来看，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又如何呢？他早有现成的答案：“它缓解了状况，但做得还不够。农民所需要的是土地所有权。政府应当做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把土地分给能够耕种它的人。高台教教义禁止农民之间买卖土地。我们农民的地是终身归他们所有的，除非他们迁往这个国家的别处。如果一个农民占的地多过他所能耕种的，我们就把地从他手里收走。我们推行改革，靠的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实实在在去做——去看看我们的村庄，你们自己去弄个明白。”我们已经去过，也已经看过，但我们没有点破，免得让他难堪——他并没有身体力行自己所鼓吹的那一套。
教宗反对“资本主义”，因为他强调，资本主义“有悖于正义与人道”。他动情地谈到“儒家的中庸之道”，视之为理想的经济与社会安排。而尤为推崇的，是他对秘鲁印加人经济制度的一番赞语。那制度究竟是怎样的，他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没有追问。既然他把资本主义全盘否定，而印加文明与儒学又不过是些陈迹，我们便请教猊下：他会为当今的越南举荐哪一种经济制度。他有一个答案：“让政府提供土地、种子和农具，以换取一半的收成。这样一来，农民通常要缴的税也就一并解决了。”和其他众多越南人一样，他对现代机械设备情有独钟，只是有这样一点不同：他要这些设备完全归政府所有、由政府掌控。可这岂不是会让政府得以控制农民、甚至盘剥他们吗？他承认，情形确会如此，“但我们的政府将是明智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政府；何况这类设备若经营得当，还会抬高政府的权力与威望”。他的经济观，就说到这里。
教宗的宗教信仰，尽管重要，却在我们的探讨范围之外；但他的神学观点，尤其是贯穿其中的那些想象的杰作，却映照出这个直到不久前还手握如此之大政治权力的人的性情。西方人常拿高台教那众神殿大加取笑——里头供着耶稣、佛陀、老子（Lao-tse），还有别的一些显赫人物，诸如中国大诗人李太白（Li Tai Po）、圣女贞德（Joan of Arc）、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孙中山（Sun Yat Sen），还有——据传言说——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但倘若我们要采信猊下的话，那么问题的核心、精神上的核心，才是要紧的东西。他的宗教所主张的，是“敬奉上帝、敬奉人类。其他一切宗教领袖，都是上帝所造，为的正是去做我们所志在去做的事——只不过我们做得更多。我们的是一个普世的教会；我们把一切宗教信仰与实践统合为一，从而回归上帝所启示的神与人的合一。高台的精神自太古以来便已存在，只是我们浑然不知；一切宗教都曾在越南兴盛，正因如此，上帝的第三次启示才降临在越南，而其化身便是高台”。
我们向猊下问起另外两次启示。他在回答时，与其说着重于那些启示的性质，不如说着重于它们在地理上的分布；这是一个意味深长、却据说被所有研究宗教的人都忽略了的因素。他说：“巴勒斯坦的摩西，是上帝的第一次启示，随后是祂慈悲的种种次要征象——在印度以梵天（Brahma）、湿婆（Siva）、毗湿奴（Vishna）的形式显现，在中国则以老子的形式显现。第二次启示是耶稣基督，又是在巴勒斯坦，但也延伸到了欧洲。接着是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阿拉伯的穆罕默德。”但是，教宗说，其中还缺了一环，莫名其妙地未曾被上帝的恩典所触及，那就是“印度支那，宇宙的中心”。这一看似的疏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两次重大启示和若干次次要启示，“都不过是为第三次重大启示所作的铺垫，而这第三次启示于1926年发生在印度支那。正是在这里，上帝以高台之名显现自身，统合一切信条，以服务于世界，给人类一个重拾良知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才是普世的教会”。
教宗的政治与吴廷琰总统对教派的斗争（The Pope’s Politics and President Diem’s Fight Against the Sects）
在神学的事务上，我们太过无知，评论教宗对高台教宗教意义的那番阐述，也不在我们的本分之内。我们带着遗憾转到了政治——这是猊下擅长的一个领域。
谈起政治来，他一样从容自如。有许多话他没有说出口，他所讲述的有些内容也不够坦白，但教宗的观点合在一起，与我们此行意在检验的那一点大有关系：政府成功打击平川派所产生的影响。
在这番连珠炮似的谈论中，他毫不讳言自己最恼火的那几桩事，其中头一桩便是吴廷琰总统。他列举的针对总统的种种罪状并不新鲜：（甲）他不代表人民，（乙）他无法在联合政府中共事，（丙）他专断独裁，（丁）他除了自家人的意见之外，什么劝告都不肯听，（戊）他缺乏一国政府首脑万不可少的那种灵活变通。“他没有一件事做得对，”这就是他的结论。当我们提醒猊下，吴廷琰总统的政府与高台教毕竟是并存的，他便退一步承认：“我们之所以支持它，是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何况我们必须避免混乱与无政府状态。”
保大（Bao Dai）在他口中也没落得什么好评。在教宗看来，他是一个坐失良机的人，毫无政治头脑，软弱而放纵自逸。他承认越南的分裂是保大政治上的败因，但他觉得，倘若保大照他这位教宗所敦促的去做，本可以挽回不少。他曾劝保大力争建立一个有民众基础的君主立宪制。他写信给保大说：“当民众出于绝望而怀着革命的心绪时，创立一个良好的民主政体，便是政府的职责。”教宗提到，这封信从未得到任何回音。“在法国统治八十年之后，”猊下接着说，“保大本有一个领导人民的好机会，可如今南方反对他，北方也反对他，国家的分裂了结了他。”但在教宗心里，显然还没有完全了结，因为他一度表示相信：保大会从他自己的政府那边归来，与吴廷琰总统一争高下。保大拿什么去争斗呢？教宗摸索着想找个答案，最后说道：“并非所有国民军都拥护吴廷琰总统，而别的革命者（他用的就是这个词）——比如和好教（Hoa Hao）以及残余的平川派——都会蜂拥而来支持他。”他没有提及高台教，个中缘由容后再表。总的说来，保大可能归来这一说，是教宗那番宣示中最缺乏说服力的部分之一；很可能，他之所以提起这个话头，只不过是因为一厢情愿地把心愿当成了念头之父罢了。
谈到晚近西贡发生的事，教宗尤为激动，显然是在为自己辩解。他要我们相信，是他（在3月）一手创立了由高台教、和好教和平川派组成的“民族统一战线”（National United Front），为的是加强政府，“因为人人都必须在缔造良好政府中出一份力”。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此举内在的某些问题：“我承认平川派、高台教和和好教里都有坏分子；但要清除他们，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统一战线组织内部进行”，他还补充说，“让各教派缴械，唯一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在国民政府里有自己的代表。”
他对西贡的那场打斗深表痛惜。保大把在西贡维持治安的权利卖给平川派，是违法之举，吴廷琰总统本该要求获得监管他们的权力。可是，他说，“总统根本不该试图用武力解除他们的武装，然后再另建自己的警察队伍”。既然这一场特定的争斗已经结束，重要的高台教军事领袖也已宣布效忠国民政府，我们便问猊下：“这样假定是否正确——高台教会把自己的命运押在国民政府一边，把它的军队并入国民政府的军队，同心协力去打击平川派和和好教的残部？”他并不喜欢这个问题，但他确实带着抱怨说了这样一番话：“政府只从我们总共2 5000人的武装力量里整编了8000人。这让我对余下的1 7000人进退两难。倘若政府把整支军队都整编了，我的处境本会更清楚些。”“那么，把高台教军队真正整编，岂不就会导致高台教政治权力的消亡？”他毫不迟疑地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们进一步追问猊下：“在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之后，把全部世俗权力拱手让出，符合你们的利益吗？”他的回答是这次会谈的高潮，尽管它需要打些折扣。他表示：“是的，避开政治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该回到宗教、回到高台教最初的宗旨上去了。放弃军队，我们将拓展我们作为一支宗教力量的国际地位。我们不愿把高台教的命运与越南的命运捆绑在一起。高台教是普世的教会，我们要回过头去，履行我们最初的使命——一种统合一切信条的信条。”
这番话，出自一个沉浸于政治之人的口中，出自一个两个月前还是密谋赶吴廷琰总统下台的主谋之人的口中，确乎非同寻常。因此，他所表白的回归宗教之愿，实有超乎表象之处。那“超乎表象”的东西，正是他为一场政治失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无意质疑他对普世教会前途的一片忠忱，但必须指出：这一回，倘若他当真开始身体力行自己所鼓吹的那一套，那也将是国民政府对平川派所施加的那场败绩的直接后果。而这场败绩，反过来又在高台教武装力量被中立化一事中起了作用。倘若这一局面延续下去，教宗手中的政治臂膀便近乎荡然无存了。由此看来，教宗眼下一心投身于履行其教会最初使命的那番志愿，也就不难理解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倘若国民政府剥去高台教的世俗权力，也不足为奇。到那一天来临时，“国中之国”的做法便会被清除，而随着和好教教派一并被清除，自由越南或许终于能够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这就是我们离开西宁、一路蜿蜒南下奔朔庄和薄寮而去时，从西宁带走的主要印象。
朔庄与土地改革（Soc Trang and the Land Reform）
朔庄省不同于西宁，并非一半属国民派、一半属教派。它全境都由国民派控制。薄寮也是如此——至少表面上如此。因此，人们得以就一个省作为整体来探究其农政的进展。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是大宗持地遍布、佃农人数众多、而自耕农群体相对狭小的地区。
从表面看，比起西宁或类似西宁的省份，这些条件要有利于土地改革得多。那么，自改革启动以来近六个月里，它究竟成效如何呢？
答案是：它的成效根本谈不上好。原因与此前报告中所描述的大多数原因并无二致。但这幅图景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令人不安的因素：在别的省份，是佃农更不愿依改革条款签订合同，而在这里，许多地主也有同感。他们似乎并不急于为自己锁定15%至25%的地租，只因过去十年里他们收到的地租少之又少、甚至一无所获。恰恰相反，其中一些人坚持要以补缴历年欠租作为出租土地的条件；另一些人则想收回越盟当年在佃农之间重新分配掉的那部分土地，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觉得，时机已到，该把对自家土地的掌控恢复到某种类似内战前的程度了。
从根本上说，他们的这种态度，表明他们相信本省的局势正在稳定，也相信自己从地方行政当局那里得到了不容置疑的支持。他们对本省安全的这份信心，是政治状况正在改变的一个可喜征兆，但从一个被社会冲突撕裂的乡间来看，他们所采取的立场却是可悲的。把时钟往回拨，对地主也许是好事，可无需多少政治上的敏锐便能看出：对地主有利的，未必对自由越南有利。这种态度所造成的种种紧张与压力，或许会重得叫越南的福祉承受不起。
一到朔庄和薄寮的省城，就看得出：官场并没有着力去推动这项土地计划。这又是西宁的翻版，尽管有些出入。在朔庄，官员们倒还坦白，直说他们缺乏应付这一问题的行政机器，还说各县官员不肯迈出办公室半步，因为“他们的影响力还不值得为跑一趟而费这个事”。更令人不安的，是新任的文职省长那种积极的抵触态度。他极其坦率地告诉我们：身为地主，他反对这场改革，也不打算去帮着推行自己所不信奉的东西。“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被越盟抢掠，”他说，“如今再遭国民政府如此对待，我们深为不满。”他打算任命新的村务委员会，并派遣一队队省辅助卫队来保障他们的安全。他说起话来，俨然一个纯而又纯的“经济人”，全然不为催生这场改革的其他种种问题所动。他是在替许多别的人代言，所不同者，只在于那些“别的人”并不身处他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行政位置上罢了。
一个人不非得又是省长、又是地主，才会对这项计划不屑一顾、或是对它抱着一种积极的漠不关心。薄寮省的省长，是国民军里一位极为自负的少校，随便什么话题都能同样油嘴滑舌地应承下来，他分明是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们：一切尽在掌控之中。自然，他压根儿就没掌控住局面。他召集了一场地主与佃农的集会，力劝他们接受这项计划，然后便当即断定：他们已经接受了。可从他的省城朝任何一个方向走一趟，都会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暴露出全然的不遵行，以及远不止于此的种种。在一个以越盟渗透而声名狼藉的地区，那沸腾的不满，与这位没心没肺、拍肩搭背的少校的滔滔废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被追问对计划完成情况的估计时，朔庄的官员们壮着胆子报出了5%这个数字。这是个很低的数字，也许是正确的，尽管我们下乡的几趟里，要找到一份签好的合同，简直如同大海捞针。或许令人鼓舞的是：在我们走访的第一个村子里，我们遇到了一群农民，他们对改革条款的内容心里很有数。在这个例子里，熟悉反倒滋生了对改革的鄙夷，主要原因在于：15%到25%的地租区间，对佃农意味着15%，对地主则意味着至少25%——双方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达成一致的共同点。这个村里连一份合同也没有。地主们那一方，则把这一僵局归咎于农民公会（Nghiep Doan Nong Dan）——村里相当多的佃农都是它的成员。
我们到朔庄的农民公会办事处去拜访。从那赫然张贴着的标语——“你交会费了吗？”——来判断，它显然在履行着一个公会的职能。但还有一些更切题的迹象，显示出它的活动。有许多农民到那儿来寻求指点；我们旁听了这一过程，事情很清楚：公会所持的立场，是地租应为15%或更低，视土地的质地而定。不论有没有公会的指点，佃农们所操心的，都是超出地租管制之外的事。他们恳求得到土地的所有权。村里那一群人的代言人指出：“村子需要安宁，而在减租计划之下，地主与佃农的冲突永远不会止息。”他们恳求得到信贷，恳求肥料能便宜些。他们责怪政府这些事一件也没做。有一个人说：“只有政府支持我们，我们才能支持政府。”
这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善于表达的农民群体之一。这并不是一个带着越盟腔调的前越盟村庄，而是一个有着根深蒂固问题、农民为之积极关切的村庄。官方的惯常做法，是把这类倾诉一概斥为受共产党唆使；这种态度我们已经碰到过好几回，可官员们对自家的村子了解得太少——他们本就难得在那儿露面——根本不足以让他们去判断农民诉求背后的动机。毫无疑问，才山（Tai Sun）村的佃农是在竭力争取尽可能低的地租，但不遵行改革之过，不能单单算在佃农头上。以加强安全为手段，把佃农吓得去接受租佃法里那些难以下咽的条款，并不是解决之道。这些问题所牵涉的，超出了减租，也超出了任何指望倚仗更庞大的武装力量——无论地方的还是全国的——来确保乡间治安的图谋。
朔庄是一个法国人拥有大片田产的省份。那么，改革在这类产业上的施行情况又如何呢？
法国人主要的田产之一，是格雷西耶农庄（Domaine Gressier），有近42 4920亩稻田，散作若干大块。我们所走访的那一块在清池（Thanh Tri）县，面积为6 0703亩。我们穿过在越南所见最糟糕的乡间贫民窟之一，来到那管理总部，也就是那座庄园宅邸。那宅邸和贫民窟一个样，里里外外都是如此。纵横交错于庄园之间的死水沟渠，通往宅邸主道上那座摇摇欲坠的桥，堆满杂乱农具、脏兮兮的院子，作为越盟纵火焚毁的碾米厂唯一残余的那些巨大锅炉，环绕宅邸、布置得颇为巧妙的三重铁丝网围栏，还有那弹痕累累的三层楼房——凡此种种，都见证着一座昔日被围困的堡垒、一份已到末路的产业。可在那位守着这庄园十年之久的法国常驻经理看来，情形正在好转。越盟已经撤走，驻扎在庄园里的那两支部队也已撤走。如今只剩一小队二十名武装卫兵，还在盯着紧邻四周的乡间。
与人们本可能预料的相反，内战年月里，庄园上某种表面上的经济活动从未停歇。有些土地照旧耕种，地租则靠在运河的出口处布岗来征收；既然把稻米从田里运出去的唯一途径就是运河，缴租也就不易逃避。法国业主之所以死守着自己的庄园，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们没能收上来的地租，以及他们因越盟劫掠而蒙受的种种损失，都由法国政府通过一项专门的战争损失基金予以补足。这笔款项无须在越南再投资的规定，是另一个原因，解释了为何这些业主在不友好的环境之中还守得如此顽强。阿尔希耶先生（Monsieur Archier）承认，尽管可供出口的余粮大为减少，“我们还是平平安安地熬过了内战”。他对那些无法向法国政府索求经济援助的越南业主深表同情。与另外一些法国稻米种植园不同，这里全部地亩都租给了700户佃农家庭，据他告诉我们，地租从15%到20%不等，视土壤质地及其距庄园所在地的远近而定。除了收租之外，管理方还经营着两家碾米厂，并备有几台拖拉机，替那些没有水牛的人翻耕田地。
阿尔希耶先生难得离开庄园；他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是与格雷西耶家族在西贡的产业之间的电传通讯。见到我们、以及陪同我们的那位县长，他着实高兴。他心平气和地、就事论事地谈起了那些多事之秋；可当我们触及土地改革计划时，他却气得脸色铁青。“政府，”他说，“比越盟还要革命，糟糕的是，这土地改革计划竟没有配上一场宣传攻势，去提醒农民并非一切都行得通。难道政府不知道，农民只是在眼巴巴地等着1956年，指望越盟卷土重来吗？”我们反驳说，既然这庄园所收取的地租与减租条款相比也相差无几，那何不接受它们呢。他对改革一概不予理会，倒不是因为官定的地租率——经查，那些地租率比庄园所收取的还要低——而只是因为，与佃农讨价还价这一念头本身，就叫他深恶痛绝。这意味着要与一个七十年的老规矩决裂：向来是他来定下这场博弈的规则，指望对方毫无异议地照单全收。如今他既困惑又苦恼，倒不是因为佃农的积极反抗——顺带说一句，那种反抗尚未显露——而是因为一种无从摆脱的感觉：佃农们心里藏着新的念头，他们听信越盟的宣传，与佃农公会的人员来往，而那些人本是他们不该有任何瓜葛的。
阿尔希耶先生谈起越南时满怀深情；他的妻子是越南人，他的孩子在越南长大，他也指望在越南度过余生，但显然只能是按他自己的条件。既然这些条件多半已不再行得通，他便表示，希望格雷西耶家族能把土地卖掉——必要时贱卖也无妨——就此了结他们在越南乡间的生意。那个已经提出、却悬而未答的问题是：即便按每公顷50美元这样一个合理的价格，又有谁会来买下这地、掏钱付账呢？究竟有谁呢？
就在这一番话之后，我们离开了格雷西耶那收租的机构，驱车驶入格雷西耶的贫民窟，去与佃农们谈一谈。起初并不容易；他们弄不明白我们为何要过问他们与格雷西耶的关系，分明是在怀疑我们的动机，直到灵先生使他们相信，我们的动机是无可置疑的。这里应当指出，那位县长根本帮不上什么忙。他把自己的路虎车停在我们吉普车的后面，就那么坐在车里，一身白得锃亮的“鲨鱼皮”料子衣裳，对这整桩事厌烦透顶，却又无意从路虎车里出来。此人从前是公共卫生部（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的雇员，1954年6月起转任县长，从未走访过这个村子、也从未走访过别的任何村子；农民不认得他，他也不认得农民。两下里从未打过照面，即便我们在场的那会儿也是如此。
我们一间一间农舍走访过去，格雷西耶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便一目了然了。每个佃农都有一本绿色的纸面小册子，封面上印着“D.G.”（Domaine Gressier，格雷西耶农庄）。册子里头，无非记着某某农民按每公顷多少单位稻米、租了多少地。这些数字显示，实际的地租远远超过经理所说的那个数。有些情形下，几乎高出一倍。不过，农民们也承认，这些地租比内战前要低。这租额的记录，是佃农据以耕种土地的条件唯一看得见的凭证。倘若佃农的话可信——即通常约束此种关系的众多其他条件，全由管理方一手决定——那么这也就完全说得通了。看来，一个佃农这一年种着某一块地；到下一年，他也许会被分给别的地，或者干脆被赶下这块地——只要他没有遵照管理方所规定的那些不成文条件（无论旧的还是新的），无论有意与否。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这个公司村庄里，有不少雇农从前都是佃农。而尤为要紧的是，现行的这些地租，即便别无其他，也足以解释管理方为何如此死硬地反对减租计划。佃农们从一个公会人员那里听说过一点它的事，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援引出地租条款的内容。这并不奇怪，因为此类信息与教化的首要来源，本该是那位积极地漠不关心的省长、以及他在地方上的臂膀——那位县长，那尊穿着鲨鱼皮料子、无聊透顶的“佛爷”，直到最后一刻都还惦记着自己的体面。并非所有官员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也有例外。薄寮省金瓯县的县长，是个前越盟拥护者，他直言土地改革毫无进展，却对困难症结何在、最初的对策该从何处着手，心里很有数。
薄寮与土地改革（Bac Lieu and Land Reform）
本报告前面某节，曾试图勾勒薄寮在南越所处的位置。那一节主要谈的是那些制约该省发展的历史因素与所谓的恒常因素。此外，还有一些晚近才出现、令人不安的因素，无一不至关重要。第一个、也是看得见的一个，是海水淹没了数万亩的土地——原先把海水挡在外面的堤坝已被冲垮。一如其他许许多多的错位，这也是内战的后果之一。从薄寮城南下嘉莱（Gia Rai）、再到金瓯走一趟，沿途尽是遭灾的土地，足资佐证。正如一位农民所说：“水底子对我们的稻田有好处，盐底子却只对灌木有好处。”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另觅土地。排水与重建这片土地是头等要务，其实现不容无限期拖延。
第二点是，水牛始终萦绕在佃农心头——而这里几乎所有农民都是佃农。要让读者体会一个没有水牛的佃农那种一心一意的执着，并不容易，除非他亲眼见过——更别说亲手试过——用锄锹去“犁”一块稻田。我们在别处指出过，没有水牛，佃农即便有地可耕，也自认是无地之人。有一次，当着我们的面，一位官员向一群农民提议：也许可以用拖拉机代替水牛，回答却是：“给我们水牛吧。”倘若金瓯战前 3 0000 头的水牛数量当真已降到约 3000 头，那么问题确实棘手。这一估计大概夸大甚多，但“我们要水牛”这个主题反复出现得实在太频繁，不能不算作一个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点是，在我们交谈过的农民看来，减租本身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在其他省份也遇到过这种情形；但在这些县、或者不如说这些县的某些地段，敢于回来清点自己产业的地主并不多。凡地主已经回来的地方，情形则大不相同。有一次，我们问一个农民他种的是谁的地，他答“我不知道”，这并不奇怪。当他把自己的地丢给盐水、迁到另一块被人抛弃的土地上时，他根本懒得去弄清那是谁的地。另一位农民这样回答我们的提问：“一个星期前有个人路过，对我说我种的是他的地。他没跟我谈地租，只叫我把地种好、照看好。我不知道那人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在场没有一个人怀疑他这番话的真实性。这些农民并不为地租操心——至少眼下还不。那些知道自己土地主人是谁的农民，对此也没什么看法，因为他们对改革计划听说得极少。人人都抱怨缺这缺那；不是缺水牛，就是缺农具、缺种子、缺信贷，或缺排水设施。一位农民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处境很艰难。”我们问他十年前是否日子好过些，他说是的，那时地主供给他耕地所需的一切。“你想让地主回来吗？”“不想，让政府给我三公顷地和一对水牛，我分期付款买下它们。”显然，他并不想让地主回来；他的理想，是美国那句“243亩地和一头骡子”的一个翻版。
最突出的印象是农民的贫穷，尽管他们大多只缴很少的地租，有些人甚至分文不缴。没有证据表明，越盟在农民中间的种种活动带来了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尽管越盟再分配了一些从不在地地主那里没收来的土地，还叮嘱农民“你想种多少地就种多少”。有两个农民竟当着官员的面大胆声称，越盟待他们不薄：不收地租，产出税也只有 5%。这与其他证据并不相符。何况，明摆着的是，在共产党统治乡间近十年之后，农民的境况实在糟糕。
他们指望政府援助；问题在于国家政府是否会抓住这个机会，帮他们把缺口填上。若要填补，就必须超出减租的范围。农民提到的其他一切需求，其重要性远在减租之上。农民认为，政府迄今尚未表明它关心他们的福祉。到目前为止，在这里，政府是与二月接管以来的军事绥靖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一位农民这样表达这层意思：“只有当我们看见国家政府的军队开过来时，国家政府才算是在活动。”这份责任的担子也不能压到地方官员身上。省长的官署与县署即便想在村里推行政府政策，也没有那个条件。首先，他们就没有人手。薄寮有 30 0000 公顷广袤的稻田，却只有一名农业官员，而全省辖下的四个县里，再没有第二个。这一事实，嘉莱与金瓯的县长——尤其是后者——都看在眼里。他们虽不是农业专家，却对越盟给农民造成的影响再清楚不过；他们知道，铲除那种影响并不是一桩军事任务。
金瓯与越盟（Ca Mau and the Viet Minh）
整个内战期间，金瓯都是越盟在南越的主要活动中心之一。它也是越盟武装力量的集结中心——为遵照日内瓦协议北撤北越作准备。据当地官员说，越盟在农民中间留下了极为有力的思想与人员。这种影响究竟有多深、人员究竟有多少，没有一个官员敢于妄加揣测；但嘉莱与金瓯两县的县长都一致认为：倘若今天举行一场自由选举，多数农民会把票投给越盟。这种拥护的根源何在，又如何才能加以消除？前几篇报告曾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不过，既然金瓯以及薄寮的其他一些地段是共产党浸染的特例，那么这个问题不妨再谈一谈，尤其是金瓯县的县长——一个昔日在共产党葡萄园里劳作过的人——愿意就此吐露自己的看法。
在我们讨论越盟征税做法之初，有那么一刻，他随口问他的一位助手：“你还记得咱们当越盟那阵子是怎么给农民征税的吗？”这里也许该说一句：前越盟分子在国家政府里任职，是司空见惯的事。没有人会为此扬一扬眉毛；我们这一次也没有，只是径直接着办手头的事。显然，这位前越盟官员和他两名同样是前越盟的助手，对越盟的征税做法了如指掌。他们没有去翻共产党那本征税“圣经”——共产党于 1951 年 7 月 15 日出版的《农业税》，那书扉页上有一行独特的题字：“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七年，独立—自由—幸福”——就径自在一张纸上把越盟征税做法的基本要点一一记了下来。这些要点与越盟税册所载的条目相当吻合。
在越盟治下，佃农、自耕农和地主都在课税之列，税率由重到更重、再到最重。豁免几乎不存在，因为共产党连那些所谓人均产出仅 61 至 75 公斤——远低于其自身消费所需——的生产者，也照征 6% 的税。诚然，越南几乎没有哪个农民产出这么少，但越盟那种连最小的小生产者也要课税的立场，是意味深长的。这位县长告诉我们的情况，印证了共产党的官方箴言：“农业税涉及每一个有收成的人，无论他是土地所有者还是佃农……显而易见，农业税必须向绝大多数农民征收，他们将缴出其收成中合理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既不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水平，同时又能集中起相当可观的一批粮食。”而那既让羊活命、又叫狼欢喜的“合理”的一部分，究竟是多少？
把地主撇开不谈，以下便是佃农和自耕农在越盟治下要承受的税负。譬如，一个自耕农耕种 5 公顷、产出 500 单位即 1 0000 公斤稻米，家有五口，那么他要按人均 2000 公斤的产出纳税。这使他落入 31% 的税档，而这一档之上还要再加一道 15% 的基本税，于是他共缴纳产出的 46%。倘若一个农民（佃农）耕种别人 5 公顷、产出 1 0000 公斤的土地，那么他按 7500 公斤的产量纳税，其余部分大概算作地租扣除。以此计算，同样是五张嘴要养，他缴 27% 再加 15% 的基本税，合计 42%。越南大多数佃农人均产出 1000 至 1500 公斤。越盟以其一贯的雷厉风行来执行税法。佃农所缴的税，从 36%（21 加 15）到 41%（26 加 15）不等。即便假定他们分文地租都不缴，这份负担比起共产党到来之前——那时地主的地租是主要的一项——大概也只是略轻一点而已。
有两个佃农声称越盟“待他们不薄”，理由是所谓仅 5% 的低税，这在我们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哪怕把有利于佃农的误差余地也算进去。官员们那套现成的答复——他们准是亲越盟的——并没有解释他们的向心为何偏偏朝着那个方向。更具体地说，它没有解释：为什么地方官员如此笃定多数佃农会把票投给越盟——尽管越盟给他们加了经济重负，尤其考虑到共产党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已经北撤。
我们把这些问题抛给那位前越盟官员。他给出的主要答复，与我们在越南中部以及南越其他省份听到的大致相同：农民并不把稻米税看作经济剥削。倘若我们那几位提供情况者的说法无误，那么农民实际上是自己在征收稻米税，因为据说他们深信：他们缴的不过是对“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份自愿捐献。为了推进这一特定目标，共产党领导层成功地使很大一部分民众相信：他们、这些民众，才是真正举足轻重的，而种种经济摊派与别的苦头，都是万千民众自己给自己加的，而非出自某个自有其私利的小集团之手。这套全新的做法——不是单单告诉民众该做什么，而是把他们引为越盟的知心人、与他们商量着办——让农民既受触动又觉得受了抬举。它给了农民一种前所未有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而拥护越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这位县长的智力显然在一般人之上，他说自己直到 1953 年也一直——作为一个非共产党的反法者——接受着越盟的福音。他仿佛在为自己辩解似的，举出越盟士兵那种极其清苦的生活，加上一种他本人和普通百姓都极为钦佩的纪律。他说：“越盟士兵与百姓同吃同住；他们生活俭朴，百姓怜惜他们、爱戴他们。百姓记得，国家的军队是在法国人的领导下打仗的，行为并不检点。要消除这些记忆，得花时间。”
以恐怖作为贯彻“人民意志”的手段，也在他所举的非经济因素之列。但在他看来，领导与组织作为把越盟同人民打成一片的手段，才是远为有力的武器。当我们问起：越盟表面上明明已经走了，为何共产党的影响仍旧挥之不去，他便提请我们注意这一点。在他看来，越盟的组织在金瓯以及薄寮其他地方原封未动。变的只是一些活动方式而已。“他们并不公开活动，”他接着说，“他们的举动，处处算计着如何把我们的活动压到最低。我不认识那些头领——那些根；我只认得一些下线和跟随者——那些叶子。要跟他们斗，我们必须依靠民众去铲除那些根。叶子每一季都会长出来，哪怕我们在两季之间把它们摘掉。”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那个再自然不过、也最棘手的问题：“你会怎样去对付越盟的影响？”这位县长先是指出，减租是很好的第一步——只要其他一切需求能同时得到解决。尽管佃农对改革毫无热情，他却相信：一旦地主回来，土地改革在这些佃农眼里或许就会具有相当的分量。然而，这不过是个引子，他的主旨是：越盟在村里活动却无人阻拦，如今早该到了国家政府在越盟自己的地盘上、以越盟同样简单而巧妙的手法与之较量的时候。他所阐述的那套办法，大致可以概括如下：论外表，一个越盟分子看上去和村里任何一个年纪相仿的人没有两样。他的生活、大体上他的举止，都与多数农民无异。他与周遭浑然一体，毫无分别。他时时留心舆情。由于身处地下状态，他兜售自己的主张与行动，是零售而非批发。这位县长说：“当他走在村街上，看见一个老农弯着腰、背着沉重的耙，他会立刻上前说‘大爷，我来帮您吧？’当他得知某个寡妇田里缺人手，你就会发现他埋首在稻田的烂泥里，一点点把自己做进舆情里去。对这个下线来说，没有哪桩活儿太难、太大或是太小。”
在听者看来，这活像是把行动中的共产党下线理想化了一番；他这番叙述里，或许掺进了他本人从前与越盟的那段瓜葛、以及眼下这份差事所带来的种种挫败的回响。把这一切都打了折扣，仍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在金瓯和嘉莱，越盟下线在乡间可以放手施为。交朋友、感化人，断然不是共产党的专利。他们的掌控是可以被打破、被铲除的。增派军队、加强治安，其作用有限；要化解或铲除那些被共产党轻易利用的紧张，单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民族主义政府必须去挑战他们的这份垄断——既要提供农民所盼望的那种援助，也要去做这位县长所说的那种工作——若要政府与农民彼此走近，这种工作是无可替代的。
泰部长会见农民（Minister Thoi Meets the Farmers）
至此所作的种种观察，都是未经预约、不事张扬的短暂走访，以及与个人或小群体交谈的产物。然而，以下各段——它们大可视为南越佃农与地主心事的一种写照——却出自一套截然不同、在我们看来也颇不寻常的情形。这里说的，是土地改革部长泰先生（Mr. Thoi）所作的一次出行，为的是就近考察芹苴、朔庄与薄寮三省土地改革的进展。
本观察者是部长随行队伍中的一员。这支队伍不小：五车官员，自计划半年前发起以来，他们还从没下过乡。一切都事先安排得排场十足、隆重其事——渡口优先摆渡、遍插旗帜的城镇（薄寮尤为如此）、铜管乐队、仪仗队、午宴与晚宴（有两次还印了菜单），以及数以百计到会的地主与佃农。我们对这番大张旗鼓究竟有多大价值，本抱着几分严重的疑虑——直到第一个佃农开了口。我们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我们环顾那些围坐在讲台桌旁、以及坐在听众第一排的来宾与地方要人，看见的多是一身无可挑剔的白色“鲨鱼皮”料子，与占据大厅其余部分的芸芸众生那身说不上名目的衣衫形成鲜明对照。一时间，我们强烈地觉得，这番场面或许会沦为又一种“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式的做戏。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时代变了。地主与佃农都极其坦率、从容地道出了心里话。要人们在场，丝毫没有让佃农有所拘束。拘谨以及偶尔的言不由衷，多半是官场的贡献。事后回想，这趟出行是我们迄今最有收获的经历之一，尽管也令人深感不安。
从一开始，在部长与各省省长照例寒暄过后，人们便觉察到：这里的气氛充满了紧张、猜疑，以及佃农与地主之间那似乎难以调和的冲突。一切希望、向往与恐惧，都明明白白写在对立双方的脸上；地主们相当克制地陈说自己的立场，许多佃农却带着激愤与怒气发言，让在场每一个人都毫不怀疑：对他们而言，地租与佃权保障是攸关生死的大事。
从这趟出行的种种经历中，浮现出若干事实。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土地改革计划至今仍未起步——并不新鲜。用不着就在场的佃农与地主中有多少人已依法令条款签订契约来点个数。让那位少校大为难堪的是（两周前他还声称一切尽在掌握），薄寮的一位地主站起来说，据他估计，八成以上的地主与佃农都没有签订契约。他还把不遵行的程度估低了，因为我们发现，在场没有一个地主或佃农肯承认存在这样的契约。同样明摆着的是，双方对计划的条款都知之甚少。这从下面这类问题便可看出：契约期满，业主有没有权利不予续订？他能否以不缴地租为由收回土地？地主能否以自耕为由收回土地？口头的地主—佃农协议是否有效？倘若地主把土地卖给别人，佃农是否仍有耕种权？非不在地的所有者是否可以在法令规定的甲、乙两种契约之间作选择？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写在条款的正文里；对条款如此不熟悉，责任大半在中央与地方当局，是他们几乎没有下过任何功夫去宣传、解释这些法令。这些问题在田间答不上来，正是全然没有一套行政机构去实施该计划的明证。
还有一大堆别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法令的正文对此无从解答，却给了极为干练的土地改革副司长阮孟慈（Nguyen Manh Tu）充分的思索余地。其中一些是：各级联合委员会的无能，该如何补救？倘若调解不成、双方不肯和解，佃农与业主之间的冲突又如何了结？就委员会目前的状况而言，把土地纠纷交由司法法院裁断，是否可取？“主要年度作物”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倘若同一块地一年两熟稻谷，业主能否两熟稻谷都收租？一个佃农独自耕种的最低亩数是多少？地租条款该如何改动，才能把地主—佃农的冲突降到最低？单一税率能否切实施行，眼下走这一步又会有什么后果？在越盟已把土地分给佃农的情形下，若地主拒签契约或拒付地租，这类土地能否被地主收回？若佃农愿意签约并缴租，地主能否收回这类土地？纠纷进行期间，耕种权归谁享有？
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连同前面提到的那些，确实妨碍着改革的实施。然而，若因此便认定它们是地主与佃农一概不肯接受该计划的主要缘由，那就错了。主要缘由，或许是那条要求缴纳收成 15% 至 25% 地租的条款。正是这一条，把佃农与地主分成了两大阵营。前者不愿缴纳超过 15%，后者则非 25% 不肯出租土地。对佃农是肉的，对地主显然就是毒药，反之亦然。提起过去——那时地租接近收成的四成甚至更多——对佃农毫无触动；佃农记得最牢的，是不久之前那种地租很少、乃至全无的日子。何况，“我们怎么缴得起更高的地租，”一位佃农的代言人说，“我们大多数人没有信贷、没有牲口、也没有种子。我们的孩子挨饿，因为没有稻米，我们的水牛也死了。地主总说佃农不肯合作；地主既不体谅我们的苦处，我们又怎么合作得起来？让政府明白：我们的三样需求是可耕之地、信贷和水牛。这些若是没有，越盟又请我们赴宴，我们就去讨口饭吃；可要是我们吃得饱，我们宁可待在家里。”在地租条款上这道根本的裂痕，也是时代变迁的一个征兆。15% 至 25% 的地租条款，与一块特定土地的产量、以及由谁来敲定最终估算，紧紧绑在一起。“从前，”一位佃农说，“地主说这块地产出多少，那就是法，我照着缴。如今我知道它产出多少，我再也不认地主的那套估算了。”他这番话，标志着与一种旧习的决裂——过去，正是这种旧习向佃农表明：地主对土地握有无可争议的控制权。他对这套旧习的挑战，势必加深地主与佃农之间的鸿沟。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一场天大的冲突——若不加以化解，用不了多久便可能白热化。
佃农所持的立场并不叫我们意外；它不过是再一次印证了我们在越南其他省份所观察到的情形。这些会上真正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地主那大为强硬起来的立场。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还遇见过一些甘愿遵行土地改革计划条款的地主——他们奉的是“落袋为安”的道理，而佃农才是那不情愿的一方；如今这些省份的地主晚近的立场却表明：他们也并不着急。他们坚持要 25%（或更多），还不是唯一的因素。他们当中不少人坚持把追溯补缴地租作为签约的条件；有一例，地主索要八年的地租欠款。不少人正想方设法从佃农手里把地收回，理由五花八门。在此过程中，也有地方官员动用职权、把不肯腾地的佃农投入牢狱的事例。这些揭露是这几场会上最富戏剧性的插曲。它们被一个又一个佃农援引亲身经历一一坐实。有那么几次，佃农当着聚在一起的众人的面向在座的地主发难，控诉他们企图夺走自己的土地、或索要追溯补缴的地租。这样的对质引出了一番指控与反指控，多半让地主难堪收场。看来，地主们正试图重申其内战之前对土地的那种支配地位。这似乎是晚近才有的动向，尤其是在治安已经重建、又可以稳稳指望地方当局帮衬的地区。
地主这类举动，会导致村庄共同体的极端两极分化，同样也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这并非笔者的臆测。一位佃农点出了可能的结局。他没有提高嗓门，对着地主们说了这样一番话：“在我们村，最近有三个佃农被夺去了租种的土地，就因为他们拒绝向地主缴纳收成 35% 的地租。村里九成农民都是佃农。地主若为抬高地租而继续夺佃、又以抗命为由起诉他们，这场冲突终将以流血收场。”这是一句不容忽视的威胁。后面还有别的发言者；虽说再没有别人提到以流血来了结地主—佃农的冲突，但已经说出口的话，足以让最冥顽不化、一心要维持旧状的地主也为之踌躇。另一方面，看着地主们捍卫自己的利益，几乎全无一丝开明的自利之见，人们不由得要怀疑：过去这十年的教训，在那些本该最受触动的人身上，究竟有没有留下什么严肃的印记。
还有一个动向贯穿于所有这些会议的始终，那就是土地所有权与租佃孰优的问题。譬如在芹苴，这个问题引起的讨论比减租还多；朔庄与薄寮的情形也一样，只是程度略轻。土地所有权这个念头，对佃农有着最强烈的吸引力。这念头一经提起，他们便再也不肯放手。在他们的一再追问下，来宾与地方当局回答说：土地再分配是国家政府的终极目标之一。一位省长被这个话题带得越说越远，超出了他本来的分寸。他想把话收回来，末了这样收场：“你们回去可别捶着胸脯告诉别的佃农说这地就是你们的了。”
这句提醒不无道理，因为从想要土地到得到土地，中间难保不出岔子。地主——尤其是那些较大的地主——是有意脱手的。他们那副仿佛一切照旧、毫无变化的强硬姿态，是形式多于实质。越南没有哪个地主会不承认：传统那种土地所有权已经时运不济。大概也没有几个大所有者不相信：迟早他们得把自己的土地——即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割舍出去。而最要紧的是，他们知道，对土地那种不容置疑的支配，气数将尽——脱手之念由此而生。当然，绊脚石还是付款方式。价钱本身并不太成障碍；好地眼下的行情相对便宜，按公开汇率每公顷 50 至 60 美元。佃农也料想这地是得花钱买的；但正如减租计划里的地租条款把两个群体分了开来，买地的付款方式同样如此——尽管这个问题眼下还只是空谈。地主们知道，他们没法拿到全额现金来促成一桩买卖。他们的共识是：五成现金，其余分五年付清。若干佃农则说不付现金、分十年偿付；有几个人表示愿意缴纳年收成的三分之一；至少有一个佃农说，先付两成或许还算合理。就在这时，有人抛出了那个令人难堪的关键问题（the $64 question）——佃农到哪儿去弄现金？明摆着，他们一个子儿也没有。地主们对这一点并无异议。
于是便轮到部长代表政府发言了。他讲的都是些泛泛之词，一来是政府自己并没有一套购地政策，二来是他心里明白：为着这类用途，政府库里连一个镍币都没有。尽管如此，他和他的助手们都明白：佃农对土地所有权的兴趣，远在减租之上。一如在别的类似场合——总得说点什么来应付求助之请、并平息外界对政府无所作为的尖锐批评——部长又搬出那笔 2.25 亿皮阿斯特的信贷基金（由美国提供），把它当成那位能创造奇迹的救星。以总体的信贷需求而论，这笔基金并不算大；何况，它是一笔应急基金，本意主要是资助难民、以及其他准备去认领抛荒土地的农民，而非资助那些已经在地上耕作的农民。情急之下，部长顾不上这一区分，随意地摆弄这 2.25 亿皮阿斯特，仿佛它是一根魔杖，四面八方地播撒着喜气。他不得不说点什么，来抚慰他所面对的那些心气大受搅扰的农民。然而，极有可能的是，过不多久便要自食其果，而他那些空头许诺能够兑现的指望，是相当渺茫的。
总结与结论（Summary and Conclusion）
近来数次穿行南越所得的主要印象如下：
第一，减租计划已推行半年，但就切实实施而言，它几乎还没走出纸面阶段。
第二，法令虽有瑕疵，却并非主要的障碍。最突出、最压倒一切的障碍，是全然没有任何行政组织去实施这项计划。在日本，凭着一个运转良好的政府和大批干练的技术人员，土地改革计划是在将近 40 0000 名有薪与义务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完成的。而在整个越南，直接而积极投身于这项工作的人还不到 400 个。
第三，佃农对土地所有权的兴趣胜过对减租的兴趣。减租与佃权保障已经开始把佃农与地主卷入一场苦斗。这场斗争能否了结到皆大欢喜的地步，是很可怀疑的。唯有当佃农成为自己所耕土地的所有者时，那种损害乡间政治稳定的不满与骚动才会平息。
第四，无论减租还是土地所有权，都无法满足农民对信贷、灌溉与排水设施、水牛和肥料的当务之急。在许多农民心里，这几样比土地问题分量更重。
第五，南越的土地丰饶而肥沃，土地与农民的状况是可以改善的。改善不成，就意味着更深的贫穷，而贫穷又会滋养更大的政治与社会紧张，直至危及越南存亡的根本。这是一种可能，因为归根结底，这个国家的前途，与其说取决于西贡的种种事件，不如说取决于千万个民众栖居的村庄、以及他们劳作的稻田里所发生的一切。
第六，要驾驭那些促成进步的因素，最大的障碍是国家与地方各级行政机构的品性。主要出于历史的原因，它们在农业改良方面的种种努力一直无足轻重。
第七，美国技术援助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尽到自己的本分。正因如此，相对于政府与人民为达成自身目标所付出的努力，我们的援助至多只能是辅助性的。
第八，把我们今后的活动与越南的具体条件联系起来看，我们最好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在往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恐怕不得不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那里的努力敷衍、低效或怯懦，而那些本该自助之人的意志，不过是一根让我们把自己的意志与希望系于其上的纤弱苇秆罢了。
尽管保留意见很重，仍应重新尝试考虑一套计划——通过和平变革的进程，去帮助改善农民的处境。这里无意详陈这样一套计划的细节，而只想提出几点，或可作为国家政府与美国行动使团在眼下与今后行动方针上的指导。这套计划要服务于双重目的：一重是对村庄共同体可能产生的立竿见影的影响，另一重则是长远性质的，同样关乎农民的福祉。
众所周知的内部政治状况，足以为这样一套计划提供充分的理由。它的内容并无争议。农民已经给出了答案——在越南中部或南越，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他们的基本需求是信贷、水牛、肥料和农具。
需求是相对的，但对信贷的需求却是迫在眉睫的。面对这一点，传统的信贷来源已经枯竭，又没有别的东西来取而代之。那笔 2.25 亿皮阿斯特的美国基金，只能惠及去认领抛荒土地的农民或难民。而他们不过是农业人口中极小的一部分。多数农民同样急切地盼着成为这类援助的受惠者。倘若要在 1955—1956 年间办出显著的成效，就还需要另一笔 2000 万至 3000 万美元的美国信贷基金。钱一旦拨出，我们就只得将就着用一套临时凑合的分发机制，并且认清：这笔钱能收回来的没有多少。这些令人不安的假设，源自两种情形：信贷基金必须投入运作之快，以及缺乏一个久经检验的信贷机构。若把它看作一桩主要着眼于捞取政治资本的应急之举，那么这种反常的情形，就不该拦着我们把钱迅速拨出去，但求它不必经过通常那些拖延便能到达农民手中。除此之外的任何回报——譬如奠定一套持久的农贷制度、大部分或大半贷款得以偿还——那自然是再受欢迎不过。然而，若对这样的结果寄予厚望，那就错了。
给农民配备水牛，同属这种立竿见影的一类。这项工作必须有所甄别，重点放在需求与共产党渗透都最严重的地区。薄寮省的金瓯与嘉莱两县便是一例。那里的农民损失了大量牲口，若由国家政府分发约 8000 至 1 0000 头水牛，将大大有助于拉近民众与政府之间更紧密、更友善的关系。农民该全额付款、还是以大幅折价领取、抑或径直作为馈赠受领，尚可商榷；在这一情形下，走一条中间路线似乎更为稳妥。但无论条件如何，我们若决定给农民供应牲口，这个项目的执行就必须以省去各级行政衙门的繁文缛节为代价。这番话，是眼见我们近几个月来从泰国慢吞吞地采买水牛而发的。这道手续若还要照样重来一遍——因为每一个“t”都得画上横、每一个“i”都得点上点——那么，要有效地执行这项仅限金瓯与嘉莱的有限计划，牲口是赶不及送到的。
肥料与农具也可作同样的用途。譬如，我们尚有未曾动用的肥料款项，或仓库里存着尚未分发的肥料，这并不能反证肥料需求之大。它只说明：要么是分发的条件、要么是把肥料从仓库运到最终用户手中的过程，需要修订和改进。信贷与牲口的分发是如此，我们试图在越南推动的几乎其他每一项计划也无不如此。这些都是国家政府需要解决的课题，而它一直解决得极其缓慢。尽管如此，既然事属紧急，我们也只能假定：这一回我们总能把政府推动起来去行动。若作别的假定，那就等于在我们动手之前便已断送了这项计划的成功。
至于长远计划，除灌溉与排水、推广、合作社与土地改革之外，信贷和肥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我们不能一口气把什么都办了。正因为自由越南将长存下去，我们更应有所甄别，只集中于农民感受最切的那几项。在美国的农业传统里，一套推广服务体系至关重要，但在越南它却无足轻重。往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只需在这里那里搞几个试点就够了。合作社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信贷、肥料、灌溉与排水、以及土地改革，才是农民最想要的东西；而这些正是长远计划的核心。
就土地改革而言，可以设想：减租终将让位于土地再分配。出于前面已经说过的种种缘由，即便减租计划在将来某个时候得以实施，政府在政治上的所得与佃农在经济上的所得也都微乎其微。既然越南、尤其是南越的佃农迟早要拥有土地（身份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就应当敦促政府着手推行这一举措。无所作为的代价，很可能就是佃农不经正当法律程序自行动手。
美国行动使团对一套土地所有权计划的立场，意味着双重的援助：在草拟计划上给予技术指导，在帮助建立该计划的行政机构上给予财政援助。政府自然指望更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在这一点上应当讲明白：真正的土地分配难题，既不在所有者是否愿意卖地，也不在价钱；难题在于付款的条件。政府已经表示，它有意对地主与佃农两方都秉公相待。这就意味着，购地将需要巨额的先期支出——一笔至少相当于议定地价 25% 的首付款。佃农根本拿不出这样的款子，倘若政府中意的是这套方案，那就得由政府去筹这笔钱。有人私下建议我们为这类融资作担保，已被我们婉拒。官方的请求也当得到同样的回应。我们若不这样，别的许多亚洲国家也会来讨要类似的援助，好替他们的地主脱困。最后必须强调：在这个孕育着政治与社会重大意义的领域，我们不能拿自己的意志去替代他们的意志；我们不能替他们把计划办成。政府和人民必须有把它办成的决心。我们所能出力的，一方面只限于财政援助，另一方面则是无休止地敦促，以激发他们的主动、自立与担当。
至于灌溉与排水，应当指出：唯有对水加以明智的调控，才能提高越南中部两熟田的产量，或在南越引入一定程度的两熟。在对灌溉的可能性作过审慎研究之后，我们应当准备好集中充裕的手段与大批技术人员去推进这样一套计划。别的一些有用却非必要的项目或许只得作罢，但只要那些真正要紧的问题得到坚决处理，这一点便无需让我们烦心。肥料需求不单是眼下的头等要务。肥料的消费可以、也应当扩大，而且这不必是一套白送的方案。问题在于分发的机制与分发的条件。一套类似台湾（Formosa）的方案，将大有助于满足这一需求。台湾丰富的经验，以及那些在制定该方案中出过大力的美国专家的经验，在越南将是无价之宝。作为对难民安置援助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涉足农贷；但把信贷设施扩展到非难民农民的部分需求上，其分量断然与这里提到的其他各项相当。个中所涉及的，是创建一套全国性的农贷制度，而那是一桩旷日持久的大事。
迄今为止，政府为改善农民处境所作的努力，实在乏善可陈。因此，我们自己的种种努力收效不佳，也就不足为奇。对于我们援助收效之微薄，我们自己也并非全无一份责任。困难有一部分或可归因于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的主要职能是向官员提供建议，而不幸的是，这些官员要么不领这份建议的情，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无力把它化为行动。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以有限的人力与财力，我们从事的是一套“零敲碎打”的应急计划；急于求成之下，我们把摊子铺得太开，在几乎每一个主要农业领域都张罗着名目繁多的项目，结果这番努力在越南这片土地上只留下了寥寥几道印记。
倘若上述评论站得住脚，那么看来我们不妨这样做：与其想用少数人和少量钱去办门类繁多的事，不如把项目数目大加缩减，只集中在两三个关乎这个国家农业存亡的主要领域上。而且，我们着手这项工作时，所动用的人力与财力都应远比眼下所能支配的多。这一路径，还要求改变我们的农业专家所扮演的那种顾问角色的侧重。我们在这里待得够久了，深知在任何行动之前，向西贡的官员进言或加以督促是何等重要。然而，从根本上说，技术人员的位置不在西贡，而在田间。在越南这样一个国家，知识与技术的转移过程断然不易。除非专家能向农民、试验站的人、或未来的推广员示范这样那样的活儿该怎么干、以及新法子的好处何在，否则旧法子将原封不动。在越南，为数不多的本土培养的农业专家几乎全都集中在西贡、或另外那几个较大的省城，美国专家日复一日的田间工作是无可替代的。新法子的好处一旦得到令人信服的示范，农民便会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而随着他们做出成效，他们也会渐渐忘掉旧法子，也忘掉取而代之的新法子那外来的出身。这类服务，加上集中于少数几个精心选定的目标，很可能便是成败之别的关键。
成功的程度，将取决于这个国家内部的稳定，以及国家政府治理这个国家的才干。但无论人们对这些标准是否适用有多少疑虑，有一点是清楚的：越南的农业经济若要从原地挪动、朝所期望的方向前行，那么如今正是我们痛加省察自己的目标、方法与资源的时候。这里所勾勒的寥寥几点建议，或许会被认为不足取；它们主要是想作为进一步讨论的起点，而促成它们的，是这样一个信念：我们眼下这套计划，并不预示着将来能有更大的成就。
朴素而不加雕饰的真相是：在越南，农民是这台戏的中心。倘若我们要帮他成为一个有用的、自立的公民，让他把自己的土地用到极致，并把他的忠诚献给国家政府，那么我们就必须付出与这一目标相称的努力——尤其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难到极点的问题：如何促使越南人担起这桩事业中属于他们的那一大部分。因此，靠一套人力物力都不敷所需的计划，我们无法达成这个目标。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给越南的经济与非经济援助，其成败在很大程度上系于绝大多数民众是否分享得到它。我们也不能忘记：农民的福祉就是越南的福祉。一位睿智而佚名的中国哲人用这样一句话把它道尽：“一国之民生如树；农为其根，工商为其枝、为其命；根若受伤，则叶落、枝折、树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