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6年7月初，吴廷琰总统（Ngo Dinh Diem）已决意在越南南部推行土地再分配计划，那里大地产与租佃现象最为突出。有鉴于此，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在此致信老友雷蒙德·穆尔（Raymond Moyer），请求美国为这项待推行的计划提供资金援助。穆尔在华盛顿时期曾是拉迪金斯基的上司，任职于对外农业关系办公室（Foreign Agricultural Relations Office）远东处；其后，他出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即农复会）的美方委员，并负责在那里延请拉迪金斯基前往相助。1956年7月，他担任美国援助机构的远东地区主任——这家机构此时已是国际合作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ICA）。因此，就这两重身份而言，穆尔都是拉迪金斯基求助的“合适”人选。而第三重理由，则是穆尔对拉迪金斯基所秉持的价值与见解怀有同情的理解。
拉迪金斯基这封信写于1956年7月10日。
谢谢你的便条。收到你的音讯我很高兴；不过，正如我另有一回说过的，我偶尔寄去的那些东西，你不必费神一一回复；我知道你很忙。
写这封信，是要把一桩即将到来的事告知你；我相信，这件事你大体上已经有所了解。就在前几天，看来越南政府还会在7月20日、即日内瓦协议（Geneva Agreement）签订两周年之日，公开表明推行土地再分配计划的意向。出于我在下文将要说明的种种缘由，这一宣布现正推迟到10月26日，即越南共和国（Republic of Vietnam）成立一周年之日。
这桩事的来龙去脉略显复杂，但要害在于：减租计划乏善可陈，而总统已渐渐体会到“耕者有其田”（Land to the tillers）计划的意义。他对这一类举措的紧迫性深信不疑。他已就此与此地两位最高层的美国官员商议过；并且，为了让一位刚刚途经西贡（Saigon）的极重要人物明了原委，他还陈述了推行这项改革的理据。
按照目前的构想，政府将以固定价格从地主手中购入土地，先付给他们相当于地价10%至15%的现金作为首期款项，余额则以债券支付。佃农则分若干年、按年分期偿付地价。当务之急，是筹措3000万美元，以兑现付给地主的首期现金款。政府希望这笔款项由美国以赠款或贷款的形式提供，且以前者为佳。
这项改革针对的是越南南部，那里地产广大、佃农众多。越南中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眼下暂不处理。
以我过去和现在的身份，都与此事多少有些干系，所以我说几句评论，也许不算僭越。首先，我赞同我上司的看法：出于众所周知的缘由，必须刻不容缓地把土地交到无地者手中。再拖延下去可不行了——如果我们真在意越南能否站在自由世界一边生存下来，那就更拖不得。这话听来或许危言耸听，但在越南南部，即这个国家的农业心脏地带，耕种着全部土地75%的无地者，心境并不愉快。地主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结果便是政府税收已近乎收不上来。在政治层面，反响恐怕更坏，而政府对此心知肚明。
其次，3000万美元固然是一大笔钱，但若着眼于它的用途以及可以预期的成效，这个数目其实并不算大。我听说，在战地维持美军一个师，要耗费数亿美元。相比之下，3000万美元却能让越南政府赢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到了危急关头，可以指望他们凑成许多支忠诚的武装师。
另有两重顾虑也牵涉其间：其一，北越在俄国人、中国人、东德人、捷克人、波兰人的援助下，经济发展步伐迅猛；其二，一股中立主义浪潮正席卷整个东南亚大陆。在这样的形势下，南越是东南亚唯一毫不妥协地反共、反中立主义的国家。它是一处前哨，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全力去巩固。眼下正在考虑的这一方案，或许正是朝那个方向迈出的最重要一步。因此在我看来，政府即将顶着众所周知的地主阻力，着手推行一项“势在必行”的计划；为促成此事，3000万美元的投入并不算过分。
第三，我所忧虑的，与其说是钱，不如说是这样一些事实：几乎没有做过土地所有权普查，缺少能应对计划筹备中其他诸多技术问题的人员，也普遍没有一套能把计划付诸实施的行政机器。这些才是实实在在、棘手难缠的问题，也是我念兹在兹的所在。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一面谈钱，一面却还拿不出一份条理完整的计划。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过去五年间越南大多数土地改革的尝试大都停留在纸面上。它还说明了这次宣布为何推迟。我们希望在这段间隙里，把其中一些缺漏弥补起来。
对这一新尝试抱持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但若不趁现在解决钱款问题，反倒要等计划全部完备之后再说，那就错了。拨付这笔款项，本身就会是一大推动，促使人们更切实地去应对我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何况显而易见，除非确有值得花钱的去处，否则这些款项一分也不会花出去。
我们必须准备好应付一段艰难的历程，但事情还有不容忽视的另一面。我对总统的决心与干劲略知一二，因此相信这一回会不一样。这会是一场非打赢不可的战争。在因循守旧的越南社会里，这是一项赫拉克勒斯式的艰巨任务；但总统却把这些难处一概看作一道道挑战。
他需要援助，以克服地主的部分阻挠，但绝不是要拿援助去“替地主兜底解困”。就此而言，所涉款额实在太小，起不了那种作用。何况，驱动总统的，首先是无地者的福祉。“这项改革，”总统曾一针见血地提醒他的几位部长——其中不乏大地产主——“并不是对地主的通融，而是一场革命。”所期望的美国援助，是要加快并理顺这场自“上层”推行、循序渐进的有序改革。这桩事业中，得大于失；所谓“得”，绝不亚于以下几端：在一切反共立场都日渐软化之际迎击共产主义的挑战，扩大政治权力的基础，并在如今几乎一无所有之处创建某种经济秩序。
这些论断绝非纸上空谈，而是当今越南的现实——对于那些近乎奇迹的政治成就，我也并非视而不见。正因如此，才有这样的恳请：望能“大胆”行事，若有可能，动用艾森豪威尔总统（President Eisenhower）的专项援助基金，并借此赋予美国的对外援助以更深一层的意义。总统的这一请求，正属于这一类。
我知道，按照美国官方经济援助的惯常做法，把钱花在数不清的正统项目上要更为稳妥，仿佛数目当真那么要紧，仿佛“技术诀窍”（know-how）就只该同有形的事物打交道似的。已有足够的证据，迫切地要求至少引入一点新思路。我心里想到的，是所谓那场大辩论的某些方面，它关系到美国对外援助的总体做法。
我有这样一种印象：总统哪怕得不到美国的财政援助，也会努力把这项计划贯彻到底。我赞同他的这一态度；而倘若他为此需要我的鼓励，我会欣然给予。因为时候已经到了：无论有没有外来援助，越南都必须认认真真地正视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倘若我对越南人心态的判断没有错，美国的拒绝或许会招致某些不良后果。不过，我并不想因此暗示：我们若未能援助这个国家去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美越关系便会受到多么严重的影响。
越南不会像其他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那样，脚踏两条船、两头讨好。正因如此，在考量这里所论的问题时，不妨牢记：在东南亚大陆上，越南几乎是唯一一个行事像个真正盟友的国家。越南的反共与反中立主义，是不容讨价还价的。越南也不指望自己激烈反共就能得到什么特殊的酬报。这种态度源于内心的驱使，它的力量也正在于此。也恰恰是出于这些缘由，我们对越南的“切身需要”（felt needs），理应以大胆和想象力相待，别无他途。至于越南能否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相当于3000万美元的皮阿斯特（piastre）将如何花到最后一分，或者——如果这算一笔贷款——政府打算如何按期偿还，这固然重要，却算不上关键。尽管我对“第三”点下所述的种种情形深感不安，但要紧的还是看到这场改革之战打赢。到了那一天，凡与此相关的人——越南人民和美国人民——都会感到满足与荣耀。
你对我倾向改革的立场知之甚深，自然明白我这样写，并不是因为我有幸为吴廷琰总统效力。即便我仍留在国际合作署（ICA），我也照样会这么做。他们和我们，在农业以及其他经济发展领域，都需要更多像丐山（Cai San）那样的范例。他们和我们，都必须支持那些切中要害的改革。他们和我们，都必须戒除“撒胡椒面”式分散（scatteration）之弊；这一弊病无非是那种贻害无穷的观念：以为我们非得兼顾一国的每一项、乃至几乎每一项需求不可。取而代之的，应当是最高程度的“择要专注”（selectivity），再辅以“大规模”投放的援助。大胆与想象力，是这一路数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总统时时挂在心上的那场土地改革，正是我所设想的一个实例。
我相信，赖因哈特大使（Ambassador Reinhardt）与巴罗斯先生（Mr. Barrows）都赞成这一做法；而且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他们坚定地支持总统所倡导的土地改革构想。他们对技术准备不足心存保留，这恰恰表明他们体察当地的实情。
最后，我要再说一遍：这些困难，我看得很清楚。我正竭尽所能，把这些困难的严重程度转达给总统，盼望能对此有所作为。纵有天大的善意与决心，也仍得与这些困难一路缠斗，从改革启动一直斗到改革完成。但绝望地举手投降，毫无意义。倘若当初我们那样做了，也就不会有丐山了。所幸我们迎难而上、当机立断，对那些怀疑者置之不理，帮着把一片荒野变成了人烟聚居之地。
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一过程重演一遍，尽管这一回阶级对立已如刀锋般紧绷，其余一切问题也远比丐山当年所面对的复杂得无以复加。正如在丐山那样，只是规模要大得多，我们不得不大量临机应变，同时但愿犯下的错误不至于无可挽回。时间未必总站在我们这一边。越南不能等到样样周全、每一个“t”都划上横、每一个“i”都点上点，才动手。既然时间的紧迫已是如此，那么恐怕永远也不会有那么一天：越南能拿出一份“可供银行放款”、足以据以贷款的改革计划。于是归根结底，事情就归结为一点：有些事必须凭几分信念去接受；但尤为要紧的是，我们必须敢作敢为、坚持下去，并坚信我们的胆识终将得到回报。
我愿意相信，你不会因我这一番议论而见怪。我写这些，并无任何批评之意。除了两国之间那份持久的纽带，我别无私心可图。其余皆枝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