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个标题，是我为这封写于1956年11月15日的信所拟的；收信人是美国国务院（U.S. State Department）里一位老友，他在该部直接参与越南（Vietnam）政策的制定。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写这封信时明言只供其友“参考”（“background information”）之用，但他显然希望此信能按他所主张的方向，为加强美国对越援助尽一份力。我在导言中已经提及拉迪金斯基在此表达的一些看法，故无须再作评论。
非常感谢你17日的来信。此地种种情形，常令我想起你，但我一直很不情愿提笔。即便此刻也是如此，因为议题总牵涉到人——纵然不点名道姓——这桩差事便叫人相当不快。不过，我还是要就一个你并不陌生的话题说上几句；10月26日的庆典把这个话题衬托得加倍分明：一座政治的里程碑已在我们身后，而经济的那一座却尚未跨越。
但先说说较为光明的一面。在政治上，越南确实做得非常出色。无论大局还是细节，你都很熟悉，我无须多加铺陈，只想说：这个国家已经统一，政府昼夜施政，人民也相信这个政府会长久立足。我这些结论，都出自实地的观察。总统倾向于把一切功劳都归于上帝，直到最近，才多了几分自觉——尽管口头上并不承认——即天助自助者。这种自觉如此之强，以至政治成就所催生的自信带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外来的忠告与善意的劝告，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为人接纳。对华人问题（the Chinese problem，即南越华裔的国籍归化之争）的处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外交上，尤其是与东南亚（Southeast Asia）的关系，越南做得不错。柬埔寨（Cambodia）是个例外。外界普遍认识到：自由越南不是任何人的傀儡；吴廷琰（Ngo Dinh Diem）是一位不容小觑的亚洲领袖；他凭借一种连敌人也不能否认的道德力量，赢得了别国的尊敬。越南政府这一方也终于认识到：对东南亚各国抱持孤立主义并非良策；尽管这个共同体中大多数成员奉行中立主义，身为其中一员采取积极的政策，仍远为可取。与印度（India）的关系确实良好，而吴努（U Nu）的来访，则是同缅甸（Burma）建立友好外交关系迈出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对于这一进展，我有理由格外欣慰。这本是我7月缅甸之行的一项副产品，结果却比此行原本的目的重要得多。
这一切都与经济状况形成对照。未来几个月里情况或许会有所改善；但就目前而言，尽管西贡（Saigon）笼罩着一层繁荣的气象，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却弱不禁风。
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围绕这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种种争论上。此地没有人会低估美国援助在挽救这个国家、使之免于经济混乱中所起的作用，但他们相信，若继续这种类型的援助——军队、难民援助与密歇根州立大学（MSU）除外——只会迫使他们永远依赖美国的援助。这个国家压倒性的农业性质，被公认为其经济前途的基础；而人们同样深信不疑的是，必须为它掺入一剂切合本国需要的、强有力的工业化。越南的经济独立，正系于一个农业与工业均衡发展的经济。仅仅“维持这个国家运转”是不够的。这既不能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准，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来源，不能在国内外扩大购买力，也不能培育管理与工业方面的技能，如此等等。我们的援助必须开始朝这个方向引领。这就是那番议论的主要部分。
新的政治结构唯有在政府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最关切的事项之一正是人民的经济福祉时，才可能具有意义；除此之外，还有北越（North Vietnam）共产党人的种种经济图谋——此地对这些图谋看得极为认真，视之为政府深切忧虑的一个根源。没有人试图低估共产党人打造一个经济样板的能力；也没有人愿意小看这种样板在边界两侧所会带来的政治后果。这些动因并不新鲜，却值得重提，因为我们这一方对这些动因尚未充分认识。就援助的政治层面而言，尤其如此。于是便有了越南人近几个月来明显流露出的那种焦躁与不满。
整个春夏的争论带来了一个好结果：我们如今认识到，应当走的路是经济发展，而非经济上的“撒胡椒面式的零散铺摊”（economic scatteration）。无论对越南人还是美国人来说，努力把这一点变为现实，都已刻不容缓。
在越南这一方，决定很难做出。这一来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没有把握，二来是因为极度缺乏有经验的人员，三来是因为行政结构使得权力未必与责任相配，四来则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倾向往往压倒了日复一日的现实。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所说的这些越南人，对我们的技术人员是否有能力帮助制订并执行一套周全的计划，并无多大信心。
这一切都不曾公开言说，也绝对不足为外人道。举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一批印度、泰国和缅甸的记者应邀来到西贡，参加10月26日的活动。他们在此地不仅以种种理由尖锐批评美国在各自国家的援助，还试图向越南政府征集一些附和的意见。在这一点上，他们彻底碰了壁。政府所持的立场是：无论有什么分歧，都绝不可在公开场合张扬。
然而，在“自家人”之间，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总的来说，越南人对我们不少技术人员颇有微词，其中一条便是说，美国并没有把自己所能拿出的最好人才派给他们，而这些人只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做事，往往与越南的需要毫不相干。有些人甚至质疑我们对越南经济发展究竟有无诚意。凡此种种，都导致他们明显不愿接受我们的意见。
一如所有这类情形，这些指责都夸大得厉害。其中大半不外乎那些耳熟能详的老调：阔气的富叔叔、美国人生活方式中那种“殖民者式的”（the “colonialist’”，印本多一撇，照录）作派、美国人极端的“孤立主义”——也就是说，那种不肯与越南人打成一片的显著倾向。说来令人难过，但在这一点上，在见过世面的越南人眼里，法国人反倒更显体面。这种指责还有更深的一层。就专业而言，美国行动使团（USOM）是一个庞大且日益壮大的组织。他们想要的是在某个活动领域里学识与声望都经过验证的杰出人才，如此等等。少数受过良好训练的越南人，以及那极少极少的越南经济学家，对我们这批人嗤之以鼻。这就解释了：为何正是这些越南人，急于物色高素质的专家，直接为越南政府效力。
在这些事态上，华盛顿的国际合作署（ICA）难辞其咎。从远处看去，它似乎过分执着于填补空缺的职位，执着于使团工作中的种种事务性运作，执着于把账目理清。这些琐务的重要性无可否认；然而还有另一些重要问题，直到最近才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团是否有一套对路的计划（1955年有330个项目，却连一星半点的计划也没有）；援助的经济安排是否契合政治的现实；以及在我们看来，越南是否有某种特殊角色可担当——所有这些乃至更多，在决策者看来显然算不上什么大事。直到最近，在国内外对我们援助的广泛批评冲击之下，国际合作署才开始留意到，也许这项援助确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把我们的援助导上新轨道的一个良机，本在去年春天。那时，若有一支人手充实、既有声望又有权威的特别使团，受命考察这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并为之开出方剂，本会是一剂正对症的良方。可惜这一构想胎死腹中。然而，这已成覆水难收之事。
最近一周左右，双方一直在讨论一份名为《1957年经济发展计划（草案）》（“Proposed 1957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am”）的文件，其中涉及美方出资8500万美元、越方投入2000万美元。我相信在基本项目上不会有太大分歧，但在着手实施之前，还有若干难关要闯过。
这份文件的核心，在于一个名为“新的优先项目”（“new priority projects”）的门类，它由若干新的工业与农业项目组成。到目前为止，文件不过写着：“纺织厂——250万美元”，或“糖厂——300万美元”。这一切都还有待展开与“细化”，而这又需要双方拿出大量的才干与理解。第二个问题是：作为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必须做出若干决定。
这样的决定会做出并付诸行动吗？10月26日既已过去，有理由相信，在越南这一方，大部分精力将集中到经济事务上来。那些以政治为重的借口——直到最近还说得过去——大概会暂时搁置起来；但这不会轻松。这些决定关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关乎法国资本与“纯粹”外国资本的地位，以及如何加以吸引；关乎税制与预算改革；关乎对外与对内的贸易管制；关乎可能的货币贬值；关乎经济紧缩的形式；当然，还关乎那些至关重要的行政问题，即各项改革究竟如何落实。不管情愿与否，形势——即便别无其他理由——或许也会零零碎碎地迫使政府去逐一应对。但这条路会很艰难，因为出于前面已经列举的种种原因，这项工作中经济的部分远比政治的部分复杂得多。然而，我并非毫无希望：既然有一大笔款项可用于一项新计划，拖延势必让位，而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种种棘手问题，也终究必须给出答案。
在我们这一方，除了手头确实有的这笔钱之外，要想比过去做得更好，我们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我们需要几位才干出众的人来应对一项真正的经济发展计划。我们必须更具政治头脑，才能体会越南在世界这一隅的角色，才能明白我们为何必须协助迅速促成“看得见的”——姑且不说轰轰烈烈的——成就。我们政治意识的一部分，必须源于这样一种认识：中立主义的浪潮正拍打着越南的边境。来自北方的共产主义威胁，加上越南以西那些中立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抵抗日渐削弱，使越南几乎成了整个东南亚大陆上唯一一位仍在与恶龙搏斗的圣乔治（St. George，西方传说中的屠龙圣徒）。没有人为此索求什么特别的报偿，但大家都强烈地感到：让越南的经济迅速而扎实地成长壮大——乃至不惜为此牺牲那套拖慢一切行动、堆积如山的繁文缛节——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越南的利益。
花上14个月去同一家私营公司谈判一纸合同，只为对这样那样的事项做一番调查，绝不是在此地推进我们事业的办法。看起来，我们有时对一个被占领国的体恤，竟胜过对一个久经考验的盟友。我记得，日本占领初期需要修筑道路或机场时，工兵部队（Corps of Engineers）便开进去把活儿干了。就一切实际意义而言，越南其实正处于战争状态；在我们北方那些“朋友”再度拧开水龙头之前，“他们”与“我们”表现得如何，将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既然如此，国际合作署一位到访的要员（VIP）竟声称，他看不出越南与东南亚大陆上任何其他受援国有何区别，这就非常令人不安了。事实是，有些国家比另一些“更平等”，或者不如说，更值得相助。但倘若他准确表达了华盛顿盛行的态度，那我便明白了那种“照常营业”式运作的缘由，明白了我们为“他们”做事时那份自得，也明白了那句一锤定音的论据：越南拿到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仿佛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项成就。我认为这样做不地道；何况，它还遮蔽了真正的问题：在技术性经济援助领域，我们该拿出与所花的钱相称的成绩了。一味把指责的矛头单单指向越南人，于我们实在不相称。我们是这桩事业中的资深合伙人；直到眼下，我们技术性经济援助的性质，主要仍取决于我们自己。
因此我希望，值此我们即将在一桩或许终将证明是值得的努力中翻开新的一页之际，能把那种支配着我们大量经济工作的褊狭心态抛在身后。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握有所谓的“诀窍”（“know-how”）。那么，就让我们以远见和胆识把这套本领施展出来吧。无论在什么情形下，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态，一味说“他们”愚昧得连一份自己的经济计划都拟不出来，都没有多大益处；这一点尤其令人遗憾，因为西贡少有几个美国专家能胜任这类差事，也少有几个具备这样一份计划所必备的那种经济—政治思维。我们从未做过这样的努力，哪怕是零零碎碎地做。眼下，以及未来一两年内，我们和他们都需要一位公认有地位的、真正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来帮着做出前面提到的那些决定。为了给这样一个人腾出位子，我宁愿裁掉不少人。他不可或缺，因为此地盛行着一种危险地过分简单化的、外行式的经济思维，迫切需要有人来终结这种思维。我确信这个想法会招来某些圈子的皱眉，但它值得极诚恳地一试。
一点谦逊，对自身缺陷的正视，不仅肯教人、也肯向受援者请教的雅量，肯把身段放低一些，去与越南人相熟，少操心那些琐碎的家务事，多把心思放在“我们究竟为何而来”上，人手更少但更精——所有这些乃至更多，都应能切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我并不过分乐观，以为越南人会一夜之间养成“恰当”的态度；我也有几分怀疑：经过多年积习，我们自己能否实现一次类似而迅速的力量更新。尽管如此，新的态度终须显露出来。对于这类事，我并无详尽的方剂；我所能说的只是：事态自有其分量，不容抹煞，因为其中的逻辑不可违逆。此外，当然还得假定，双方怀有善意的人都会助推这一进程。
10月27日，在庆典仍在继续之际，我有幸与我的上司谈了一次。在回顾了刚刚过去的这些事件的政治意义之后，我表达了这样一个希望：一年之后，越南能庆祝一座属于经济的里程碑。他也附和了这个愿望。目标是明确的，我们对此都无异议。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办成，而且要用我们所能支配的最好手段去办。
恐怕我这封信写得有些搅扰人心，但我向你保证，其中并无任何私人意气。在美国行动使团供职期间，我一直坚持这些看法，也从不讳言。如今一如当日，我唯一放不下的“私心”，只是我们在此地的共同事业。
再说几句我自己的近况。我一切都好。挫折没有尽头，但这里的利害关系重大，纯属个人的浮沉起落无关紧要。我与双方都相处融洽。当然，我喜欢、钦佩也尊敬我的上司。他非常有人情味；自己虽不是罪人，却懂得罪人的行事之道。
3月下旬，我按计划要去圣地亚哥（Santiago，智利），参加一场为拉丁美洲举办的国际天主教农村生活大会（International Catholic Rural Life Congress）。这场大会大体上是围绕亚洲的“人与土地”这一主题展开的，而据说，正该由我来讲讲这其中的故事。我乐意成全利古蒂主教（Monsignor Ligutti）的美意，他是教会中农村改革一派的主要推动者。此外，这也是我头一回去拉丁美洲；既然如此，为了让我免费环游世界一趟而花掉一大笔钱，我也就不便过多抱怨了。我想我回程时不会顺道去美国本土。我在此地相当忙碌，也无意于一场长假。不过，且看日后如何。
附言：本函内容仅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