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应邀出席第四届国际天主教农村生活大会（Fourth International Catholic Congress on Rural Life）；大会于4月1日至6日在圣地亚哥（Santiago，智利）举行，这也是他头一回踏足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他向大会提交的主要文稿，是一篇题为《日本的土地改革》（“Agrarian Reform in Japan”）的陈述，此处不予收录，因为另有一篇同题而更佳的文章。不过，他还向大会作了一篇极短而精悍的陈述，谈亚洲的土地革命；这篇陈述值得收入，哪怕只因为：拉迪金斯基在区区四段之内，把若干从他其他论文里借来的得意警句浓缩于一处，好把他那套“不改就要出乱子”（“or else”）的论旨一锤一锤敲实。
在农业的亚洲，土地改革不再是书斋里的空谈；一边是日本（Japan）与台湾（Taiwan）的经验，一边是共产党中国（Communist China）的经验，二者恰足以帮助其他亚洲乃至非亚洲的非共产主义国家认清自身的根本利益所在。前两者已经表明：耕者无须诉诸流血与混乱，也照样能得到自己耕种的土地。尤为要紧的是，它们证明：农民能以自由而独立的生产者的身份，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挣脱了农奴的境地——共产党俄国（Communist Russia）与共产党中国，正是用刺刀把这种境地强加在本国农民头上。
然而必须着重指出：这一成就能否取得，全看三桩事——当政的政府有没有意志与决心去纾解无地者的土地饥渴（land hunger）；能不能看清一种以贫困和社会沉沦为标志的土地保有制度（land tenure system）会招致怎样的政治后果；有没有本事迫使地主阶级作出让步，好让改革成为可能。
最后一点至关重要。在我所来自的那一方天地里，地主无论大小，都不是社会改革者。在他们看来，“改革”“变革”“让步”这几个字眼本身，就透着一股魔鬼气。由于盲目固守现状（status quo），在俄国、在中国，他们亲手酿成了革命的形势，既非本意、也非情愿地做了共产主义的同盟者。到头来，他们既为自己、也为自己的政府掘好了坟墓。出于这些缘由，又值此革命的骚动多年来席卷世界之际，政府强加于地主的种种让步，本质上是在申明一个自由民族的正面目标。倘若拿不出这样的申明，那么剩下的出路，便是共产党俄国与共产党中国那样的土地革命（agrarian revolution）。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被剥夺者迟早会自行其是、把事情揽到自己手里去办，到头来彻底葬送那些政府与阶级——正是这些政府与阶级，没有把本可和平交出的东西和平地交出，逼得人们只能诉诸暴力去攫取。共产党俄国与中国的崛起已经证明：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政府必须得到农民的支持；否则，它就当真毫无支持可言。它还证明：社会结构的根基，成也在乡村、败也在乡村；农民及其利益与抱负，非置于“整出戏的中心”不可。日本与台湾正是范例，说明了农民为何、又如何被摆到那个位置上，他本人与国家又如何因此获益。共产党中国则是一记教训、一声警告，预示着：一旦为了维护一种过时的现状而牺牲农民的经济与社会诉求，未来的局面将会是何等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