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到1959年年中前后，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在越南（Vietnam）土地转移计划上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他在该国的事业也大体告一段落，于是进入了一段反思与回顾评估的时期。本文写于事过之后十年乃至更久，是他对日本土地改革所作的最后一次回顾与评价。当他把它与苏联和中国的土地革命相比照时，人们能感受到他那份静默的自豪。
本文获准转载自《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59年10月号。版权1959年归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所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土地改革”——或曰“把土地交给无地者”——始终是亚洲一句犀利的口号。它经人各式各样地理解与诠释，如今已成为亚洲诸多难题与希望的缩影。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夺得政权，靠的正是宣称：他们——而且唯有他们——才是改革者。但战后自由的亚洲并未忽视土地问题。并非所有亚洲国家都像尼赫鲁（Nehru）所说的那样，把农民置于“整出戏的中心”；然而，一场改善农民境遇的运动，已在许多亚洲国家展开。
这场运动的发端，既不在共产主义的俄国，也不在共产主义的中国。确立总范式、给出最初推动的，是极端保守的日本——远在中国共产党人推出他们那一套“土地主义”（agrarianism）之前。1946年年底，日本颁布了一项计划，并在三年之内付诸实施，确确实实把土地交到了无地者手中。十年之后，它已是日本历史上一座伟大的里程碑。今日日本农村那场前所未有的复兴证明：唯有自由的人民，加上广泛分散的土地私有权，才能最充分地施展乡村的生产力。它同样证明：土地问题尽可坚决地加以解决，既无须那套共产主义的福音，也无须苏联和中国的土地革命所释放的悲惨动荡。
II
改革前的日本社会，远不像那些造神者所描绘的那样铁板一块。乡村——连同它那遭过度盘剥、朝不保夕、被苛租榨干的佃农阶层——正是这副甲胄上的裂隙。地主坐拥金钱、闲暇、文化与权力，却从不与人分享。另一方面，据说日本的农人乃是民族传统美德的承载者，以同样的克己奉公，服务于封建之日本与工业之日本的利益。现实远比对那深陷稻田泥浆中的农人的感伤美化要严酷。佃农与半自耕农（part tenant）占了农户的70%，耕种着一半以上的土地，在那个社会里却几乎无甚利害牵系。他们靠一小块一小块被过度耕作、既不够大、也不够肥沃、养不活一家人的土地上的出产，去应付众多主人的横征暴敛。
这种状况在日本并非无人留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一股公众舆论——军方亦在其中——认识到：日本的根基，即农村的日本，为了农民、也为了整个国家，亟须加固。这一点，美国占领当局大体上也看到了。此外还有一重动机：农村动荡可能成为共产党势力的源头，而人们相信，战后农村的日本——一如整个日本——正是共产主义渗透的一片沃土。抢在共产党人之前，把他们帆上的风抽掉——这个主意既诱人，又势在必行。
正是出于对这些因素的认识，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在他那道如今著名的、1945年12月15日的土地改革指令中，命令日本政府“采取措施，确保耕耘日本土地的人，能有更均等的机会享用自己劳动的果实”。1946年10月，这道指令化为若干法律条款，规定：(a) 按政府定价，强制收购全部不在地地主的土地；(b) 强制收购在地地主的全部土地，但准其保留15亩2分——即一座日本农场的平均面积；(c) 对留在土地上继续为佃农者，实行货币地租，并保障其租佃权。这些便是主要措施，1 其构想着眼于让土地在佃农当中广泛地归于私人。
麦克阿瑟指令所图，不止于土地再分配。它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旨在“消除阻碍民主倾向复兴与壮大的经济障碍，确立对人之尊严的尊重，摧毁那副把日本农人奴役于数百年封建压迫之下的经济枷锁”。在一个看似万古不变的农业社会背景下，这道宣言气魄之大，令许多人怀疑它终究能否奏效。然而，1947年，当日本1 1000个村庄的农民走向投票站，选出管理土地改革计划的代表时，通向农村日本根本变革的第一步，便已迈出。
俄国与中国类似的革命，曾叫人头落地，叫焚烧贵族巢穴的浓烟遮暗了长空。而1947至1949年间穿行于日本乡间的旅人，却丝毫不会察觉一场根本性的经济与社会变革正在进行。政府恰恰在这几年里，完成了3520 7651亩土地的收购与转卖。改革之前，54%的耕地系自耕经营；改革之后，日本农民已拥有其中的92%。在一个日本农民看来，“没有土地的农民，就像没有灵魂的人”；实施开始三年之后，约有300万农民得到了“灵魂”。土地的个人所有，而非租佃，从此成了农村日本的标志。
自日本变成一个典型的小自耕农国家以来，十年已经过去。以那批坚实的、拥有土地的农民为核心来判断，这场改革是成功的。但人们大可追问：如许多地主田亩卖给如许多农民，这一光秃秃的统计骨架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广泛而个别的土地所有，是否有利于农业增产与农民福祉？新的所有者，是保住了这份意外得来的产业，还是像许多人预言的那样把它变卖了？它可曾松动旧日乡村寡头的支配，可曾推举出一种更合乎新条件的领导层？乡村在地方与全国政治中的角色可有变化，抑或那套把农民选票整批、随意投出的“头目”（boss）制度依然故我？工业压倒农业那种毫不掩饰的偏袒，可曾让位于对这个国家基础经济更为公平的对待？简言之，这场所有权的转移，是止步于砸不开日本农村那出了名坚硬的积习硬壳，还是已逼近于让麦克阿瑟指令那些崇高抱负变得名副其实？对这些关键问题的回答，将大大照亮这场土地转移究竟意味着什么，也照亮它所发动的这场土地革命的性质。
III
一个用心的观察者，不能不为改革实施以来席卷农村日本的那股改良热潮所震动。看上去，仿佛所有土地都亟待“整容翻新”。给人的印象无可回避：农民已向6至12亩田产所强加的种种严酷限制宣战，力图驱散他们中间那种普遍的恐惧——“原地不动，就会被冲走”。这场土地革命的这一面，在改革后的乡村标语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愿我们的农业产出，把我们田产的规模成倍放大。”
经济因素与心理因素交织，促成了这一切。所有权带来的自豪，社会地位提高所激起的那股更强的改良与积累的进取心，虽难以度量，其效力却不容抹煞。就连新的民谣也映照出这一点：
还是那片水田，如今归我所有；
稻谷沉沉，我心轻快；
灿灿阳光，正照着我自己的一方土地！
所有权转移的直接结果，是农村资本积累的骤增。战后的通货膨胀减轻了农民沉重负债的重担；同理，他们用贬值的货币偿付，也在相当程度上卸下了购地的债务。继此之后，从前那种高额地租（一度几乎占到他种田成本的一半）随之取消，加上好收成与好农价，农民便得以投资于改良自家土地、更新自家设备。到1957年，此类投资约为战前的四倍。
现代化与改良的热忱，加上有利的天时，带来了更高的产量。到1958年，产量已比战前高出20%。要知道，即便在战前，单位土地的稻米产量就已很高；近年来从几乎相同的耕地面积上取得10%的全国性增产，就尤为可观。“扩大”田产规模的愿望，第一次使人充分领会畜牧业作为一项收入来源的价值。
受近来土地改良经验的鼓舞，又决心开垦约910 5427亩边际未开发土地，日本政府于1957年启动了一项极为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倘能成功，农业收入将增加25%；小麦与稻米将分别增产12%和8%；乳制品产量增加一倍以上；食糖大致相同；生丝产量则着眼于扩大出口，将增产50%。无论实际成就如何，那条以土地再分配为开端的连锁反应仍在延续，其最终指向是更高的产量、更高的生活水准。
然而改革之后乡村最突出的特征，是农业机械化的高涨，是对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并重的强调。在日本农业的现代史上，机械化第一次伸入那些用之不竭的人力本可胜任的作业。稻田里出现拖拉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此前闻所未闻。而就在改革后不久的1949年，已有1 0000台小型园圃式拖拉机投入使用；十年之后，将近15 0000台。虽说以机器移插稻秧、以机器收割的难题尚未破解，日本人已把近来的成就称作“划时代”与“革命性”的。1947至1957这十年间农民购置机器之多，几个数字便足以戏剧性地说明：电动机增加了将近五倍，汽油发动机七倍，拖拉机十五倍，动力喷雾机将近二十倍，动力脱粒机五倍，碾米机将近四倍。
劳动力过剩的乡村，竟操心起省力机械来，这似乎自相矛盾。个中缘由，一半在于购置设备的财力已经具备，一半在于事实表明：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作中解放出来，丝毫无碍于产量的提高。有此两点，面对经济状况的改善，尤其在农民心态转变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不断过剩这个棘手问题，便多少得到缓解。改革激起了人们对旧有劳作与生活方式那狭窄边界的不满。农民也想分享过去十年里日本工业急剧扩张所带来的进步与舒适。正因如此，农业的迅速机械化，其分量远比它的技术层面所显示的要重。
IV
土地改革的赞成者与反对者一致公认：农民如今的日子，胜过以往任何时候。人均农业收入虽仍低于其余有业可就的日本人，1956年农户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却已比战前高出50%。1950至1957年间，每户农业与非农业收入合计，从相当于587美元跃升到1005美元。农民花在生产资料与消费品上的钱已是战前的两倍，收支的天平却依旧向他们倾斜。
日本的乡村，成了日本工业品的一个重要市场，且不止是新兴而扩张的农机工业的市场。那些还记得当年艰辛的村中长者，也许会对这种“不成体统的铺张”耸耸肩；但不少农民并不亏待自己：摩托车、贴瓷砖的厨房和自来水、冰箱与洗衣机，有时还添一台电视机；尤其是，还要为儿女上大学攒下一笔钱。这是新的精神面貌的一部分，它所代表的日本社会之变，也许比日常习俗中那些更易察觉的表面变化更为根本。
改革后日本一个意味深长的标志，是政府认识到：那套长期以来重工轻农的做法，再也站不住脚。农民不再是可以安然无恙、视为理所当然的了；政客们明白，农民也能是政治馈赠的携带者。农民对自己左右政府之能力的这份自觉，被一个农民一语道破：“谁支持我们，我们就支持谁。”
政府在改革后扶助农民的种种政策，还另有考量。其中有国家利益的成分，也有整个公众舆论情绪转变的成分。这种情绪主要是感性而“敏感”的、理想主义的，还染着浓厚的福利国家色彩。谨慎、务实、精于算计的历届日本政权，不得不对它另眼相看。那种只有工商业才配官方扶植的想法，已然过时。于是便有了这样的景象：向世界银行借款，至少一部分用于农业发展；政府为土地开垦投下巨资，近年来平均达战前的三倍以上；创设农林渔业金融公库（Agricultural, Forestry, and Fisheries Finance Corporation），以发放长期改良贷款；修订更契合农业利益的税制；再加上那项保证农民从收成中获利的官方稻米价格政策。
这确是对以往一切官方待农态度的一次背离：背离了德川时代——用乔治·桑瑟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那句妙语说，“政治家看重农业，却不看重农人”；背离了明治初年的农事处置——它虽废去封建制的某些特征，却酿成对农民的大规模剥夺；也背离了较晚近那种不那么露骨、却依旧把农民当“驮畜”看待的对待。
V
政府与农民双方态度的转变，以及把土地投入更高期望之成功尝试，是对十年前那些惨淡预言的有力回应。反对改革者曾争辩：土地所有权换来的，不过是对地主所提供之经济保障的一桩蚀本买卖。更有甚者，他们预言：一旦地主被清除、佃农变成小所有者——据说这些人同样贫穷，且对社区公益漠不关心——农村日本必将陷入严重的经济与文化倒退。而在日本，没有地主支配的这十年，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未曾印证他们的说法。
在农村日本任何角落旅行，最鲜明的印象莫过于对教育的追求。最先打动旅人的，是学校设施之普及、旧校之扩建，以及新校之多——这些新校，足以为日本任何一座大都会增光。乡村用于教育的拨款，占总预算的35%至40%。在这一点上，“封建的”鹿儿岛县（Kagoshima）与文化极高、见识精深的长野县（Nagano）并无二致：同样对教育怀着炽热的赤诚，同样为改良付出看得见的努力，同样显露出并不为鹿儿岛乡村视野所囿的心智眼界。
这份渴求，表现形态多种多样。在离鹿儿岛市约9.7公里处，你会撞见一处令人类学家心醉的所在：一个武士（Samurai）后裔的村落。这样的村落，鹿儿岛县以外一个也没有，县内亦属寥寥可数。这聚落的整体面貌——那些笔直的巷道，昔日佩双刀的武士曾在其上策马疾驰、演练骑射；那些年深色染的石墙，看去既像环抱村庄，又把它分割成一个个齐整的院落；那些门的样式与居所的布局，无不为着给人留出防备不速之客的时间——凡此种种，都把人带回一个世纪、乃至几个世纪之前。就连同行的日本友人，也不禁要就这封建社会的遗存说上几句。可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件博物馆的陈列品。沿同一条巷子远远走到尽头，在一座宽敞的新校礼堂里，年轻的日本人举止行事，仿佛与武士祖先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隔了千百年之遥。一千多名年轻人瞪大眼睛，看“糖梅仙子”（Sugar Plum Fairy）和一班10到12岁的伴舞，身着古典芭蕾舞服，表演《胡桃夹子》（The Nutcracker）。并非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芭蕾舞团”，但这个在所谓封建堡垒里养育出来的舞团，一面为那个“一成不变”的日本，一面为人民的希望，各作了一番注脚。
大众初等教育本属明治传统，但扩大它的冲动，在改革后的日本从未如此炽烈。没有人有意在这上头“省钱”，建一所耗资日元数百万元的学校，也根本不生“负担得起与否”之问。生活水准的提高、农民对自身新地位的自觉，以及政府对教育的慷慨补贴，都与这股办学热潮大有干系。但还有另一重解释，它揭出日本乡村无论改革前后都存在的较阴暗一面。这与次子、三子有关：尽管新宪法订有继承条款，他们实际上并不继承土地，只能自谋生路，到城市里的日本去寻机会。
一位村长把这个问题，向笔者讲得明明白白：
我这个县，既无原料可供出口，也无成品可供出口。我们唯一能出口的，就是人。过去，我们把人出口到中国、朝鲜、美国，尤其是出口到日本的工商业中心。我自己，就是被出口到满洲（中国东北）的一个。如今，我们已不能再拿新一代人接着这么干了。我们只能设法把他们输往日本别处，而在那里，他们注定要撞上激烈的竞争。我们能为这些多出来的人做的最起码的事，就是给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教育。一旦受了教育，他们就不会留在村里；他们势必进城，让城市去收容他们。如此，我们既对他们尽了本分，也把村庄所能拿出的最好出口货交给了城市，从而对城市尽了义务。他们若留在我们身边，没受过教育，又没有前途，那我们的苦难便没有尽头。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也是农村性的问题，农民各以自己的方式去应对。然而，学校并不单为次子、三子而设。一如别的一切，地主素来是乡村的知识领袖；而地主特别引以为凭的那种文化传统，在改革后的乡村并无枯竭之象。
VI
改革的方方面面，都预示着日本乡村社会结构的一场变动。这场变动始于明治维新——其时封建领主与武士家臣被逐出乡村；到改革之际，当乡村化为以自耕农为主时，它便大体告成。用不着做经济决定论者也能看出：随着土地以象征性价格转入佃农之手，地主既失其富足，也随之失去大半影响力。如今，新老自耕农都出现在担责的位置上，出任农业委员会、农业合作社理事会、村公所与学校董事会的成员。前地主对佃农不再像从前那样对他们毕恭毕敬颇有微词，面对新领导层的崛起、面对不得不与之平起平坐地打交道，颇感几分不知所措。
然而，若就此认定新的领导层已彻底取代旧的、或很快便会取而代之，那就错了。传统仍然举足轻重：那些保有12至18亩、租给尚存佃农的在地地主，以及为数不多、持有山林的前地主，仍在继续施加影响。眼下正在发生的，是二者之间的权力分享。这是一个可喜的新动向。改革之后，日本农业仍是一种以6亩1分、3亩为单位的边际经济。六百万农民耕种9105万至9712万亩土地——要应对这个始终存在的难题，它需要一切可用的技能，也需要社会的安宁与稳定。
赫伯特·诺曼（Herbert Norman）在其经典之作《日本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起》（“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2 中，谈到“日本农民那颗雅努斯（Janus，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之头”——他可以时而保守，时而激进。佐证这一看法的证据比比皆是；然而，自现代日本用起选票以来，农民的票却一向投给保守一方。选票掮客、乡绅、地方政治头目、那种半斤八两、如出一辙的政党，加上雅努斯之头保守的那一面——凡此种种，都合谋促成了这一结果。尽管如此，旧格局已在变化，其中一环便是强大的社会党的崛起。过去十年历次选举表明：农民固然仍投保守党的票，却也投社会党人和无党派人士的票。地方政客照旧营生，却陷入两难——选票能够、而且往往会被瓜分成太多份，不合他们惯常的胃口。
一位日本作家把这场改革称作“把民主的气息注入农民之中”的事件。倘果真如此，那么其效果之一，便是政治标签失去了大半号召力，农民各按己好投票。他们挑挑拣拣，而经济利益才是动机。除候选人本人对农情的关切确有实据外，其所属政党农业政策的往绩，同样举足轻重。执政政府就化肥价格、稻米价格、土地改良工程范围、以及短期或长期信贷资金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会深深牵动选票的分布。显然，“谁支持我们，我们就支持谁”，自有一种现代民主的意味。
只有一个群体，日本农民是决计不投的——共产党人。他们是这场土地革命中不折不扣的输家。倘若这个国家根本性的农业问题当初未获解决，日本佃农是否会成群投奔共产党人的旗帜，谁也无法断言。农民的激进也许会发作；但苏联人既已断言“麦克阿瑟改革”不过是“把农民出卖”的阴谋，共产党人便盲目地与改革为敌，于是，在一片小所有者的汪洋里，共产党的政治势力便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尽头。
VII
归根结底，一切变化的基础，在于几乎所有农民共享的那份对土地的利害牵系。这些变化能否维系，取决于所有者能否守住土地。改革的批评者最普遍的预言之一，便是：大多数如此轻易得地的农民，也会同样轻易地把它脱手，从而重启那个人所熟知的老过程——土地积聚于相对少数人之手，其余许多人则陷于赤贫。官方地价1950年解除管制，此后上涨了五十倍到一百倍；然而迄今为止，那些预言远未应验。
土地在地方农业委员会监督下买进卖出，但任何一年这类交易的比率都不到总量的1%，即战前交易量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交易的内容已大为不同。任何土地都不得买来转租他人，因为那会滋生新的租佃关系。出售者，主要是那些兼业的、往往是战后才务农的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本不在农业，改革之后却成了一小块田产的持有者。清除这类连按日本标准都嫌太小的田产，是一桩健康的进展，因为它到头来造就出略大一些、更有效率的农场。总的说来，无论买卖出于何因、交易者是谁，土地积聚到45亩5分这一法定上限的情形几乎绝无，更遑论逾越。
他们死死守住土地，并不足奇；日本漫长的农业史，处处都在凸显对土地的追求。为铭记这场使之成为可能的土地改革而竖起的碑碣，日本各县为存留那段静默却又动人的日子——“把土地交给无地者”正付诸实施的日子——之记忆而刊行的多卷本地方志，都是农民对土地那份根深蒂固之眷恋更富戏剧性的表达。对于那个最关键之问——“改革能否持久？”——这是一个重要的回答。
同样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地主并不要求归还土地，尽管他们要政府给予“合理”补偿的呼声始终不绝。他们收不回土地；政治气候有利于改革的存续。占领期间制定的许多改革措施，此后或遭修订，或被立法废止，唯独土地改革是一个显眼的例外。当并非土地改革者的前首相吉田（Yoshida）不无自豪地指出，那项授权立法是在他战后第一届内阁任内通过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替日本一切政治上保守的政府代言——这些政府都深知，自己在乡间坐享着何等的政治资本。保守派邀来的这份功劳，令社会党人痛苦而恼火，因为他们的一位领袖、前农林大臣和田博雄（Hiroo Wada）先生，才是这场革命真正的缔造者。就它究竟能延续多久而言，这是一个喜人的吉兆：只要针锋相对的政治信条彼此争夺缔造土地转移计划的荣誉，这项计划在政治上便安然无虞。
VIII
这份关于战后日本最重要之单项变革的记录，若不掂量美国所扮的角色，便不算完整。日本与外国的文献里，充斥着“占领土地改革”的种种提法。倒是那些学问不那么深的农民，更有辨别力。有个农民生怕来访者的言谈含着“是吉田先生缔造了改革”的意味，便自告奋勇，按自己所理解的把事情说清：“不，”他说，“不是吉田先生，是和田博雄先生和麦克阿瑟将军。”在既是改革参与者、又是其亲近观察者的笔者看来，这个左翼社会党人与美国五星上将看似奇特的搭档——而且正按方才所引的次序——最贴切地界定了占领当局在助成日本土地革命中所扮的角色。
与一种流行看法相反，土地改革计划并非在美国制造、包装，再运到日本交货。这个构想，一如催生它的种种条件，是本土固有的——战前那些屡试（虽未成功）的努力便是明证。然而，占领当局确实起了关键作用：它化解了日本政府的迟疑，加快了进程，主动过问立法的某些环节，并对一切心向改革的日本人给予坚定不移的支持。
占领的整体品格，是一次征服者为被征服者包扎创口的独特示范。就整体为真者，就帮助解放农村日本的尝试尤为如此。倘若占领当局选择对这个问题袖手旁观，本不至招来美国或日本舆论的不满。可它偏偏选择去捍卫这样一个主张：耕者应当有其田——即便并非自觉，这也上溯到了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时代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他曾这样说：
自有其田者……天生是自由政府的拥护者；共和国的政策，理应增加自有其田者的人数，正如君主国的政策是增加佃户的人数。我们是一个共和国，且愿长此以往；那就壮大自有其田者这个阶层吧——以合理之价出售，卖与出得起钱的人；对出不起钱的人，则无偿相赠……
尽管细节有别、背景不同，日本所发生的大体正是这么一回事，而这也正是美国占领在日本面貌上留下印记之处。仅仅是敢于正面叩击农村日本那些根本问题，就已让农民信服美国对他们福祉的关切。就其对日本的影响而言，也在农业世界大片地区依旧动荡、依旧不满这一背景下，美国的举措显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风范。日本那些睿智的元老（Nestors，古希腊传说中睿智的长者）对此已然留意。
IX
农民成为地权所有者十年之后，日本的土地革命与共产主义俄国、中国的土地革命，恰成鲜明对照——在一方，生产力正伸向新的天地；在另一方，则是没完没了的斗争，只为把农民驯服到甘心接受一种否定其毕生抱负的安排。俄国也好，中国也罢，旧政权都葬身于农民对地主田亩的渴望。两个共产党政权都是靠“拉拢”——用马克思的话说——“农民的合唱”而登上权位的，“没有这合唱，无产阶级的战斗呐喊便会退化成又一曲天鹅绝唱”。可是，既已把他们拉拢过来、又稳稳坐定江山，共产党人却转手夺走土地，把农民驱进集体农庄与公社，为那短暂却令人振奋的自耕自有经历写下了“终”（finis，拉丁语“终结”）字。
始于1929至1930年的强制集体化，是苏俄的第二次革命，它掀起一场几乎在过程中把苏联开膛剖腹的社会剧变。反抗者不是淹死在血泊里，就是活活饿毙；然而，即便是“胜利者”，也险些被这场浩劫的可怖压垮。中国农业的集体化与公社化，未曾造成这般立竿见影的破坏，但无可否认，这同样是中国那场极其艰难、尚未完成的第二次革命，而这个政权的前途，正系于它的结局。
有鉴于此，日本的经验表明：只要有意愿，一个保守的政府也能成为一位货真价实的“土地改革者”，而无须诉诸腥风血雨。农民尽可作为一个自由而独立的生产者达成其目标。当一个执政的政府有决心去满足无地者对土地的饥渴时，它便赢得了农民的政治支持。共产党人在夺权途中若说还有什么建树，那就是证明了：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一个政府必须有农民的支持；没有它，便根本无从谈支持。
共产主义在乡村的讽刺与困厄正在于此：它抛掉了那份支持，代之以一种唯有蛮力才能维系的统治。反观日本的土地革命，它并未歪曲“把土地交给无地者”的理念，反而为农业的、非共产主义的亚洲指明了道路——如何既遂了农民的心愿，又不在过程中毁掉一个民族赖以立身的诸多别的东西。韩国、台湾、自由越南、缅甸、印度——在一定程度上——以及更晚近的巴基斯坦，都已依这两类革命所昭示的教训行动起来，这是未来图景一个可喜的预兆。但倘若在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扩张之中，其中一些国家遭到吞没，那么，那股驱动力将不再源自共产党人那曾经诱人、也曾一度惹人称羡的诱饵——“亚洲的土地与自由”。
X
日本土地计划的种种后果，大要如上。纵然把变革以来相对短暂的时段计入，改革“之后”的乡村，也已不同于“之前”。但从今往后，这些成就能否更进一步、更趋深化，就不再取决于改革本身了。改革将直接或间接地添出些许新的耕地，却不会在任何显著程度上改变田产的格局。不断增长的农业人口，注定会随着子孙接手而使田产愈分愈细，使农场愈来愈多。
一个沉重的事实是：在美国，1920至1957年间，农业单位数目减少了22%，务农人口减少了将近40%；而在日本，同一时期，尽管工业腾飞令人瞩目，可与之相当的这两项却都增加了10%。日本农业眼下的繁荣，遮不住这些严酷的现实。日本的非农经济充当了安全阀，为农民提供了约40%的收入。因此，日本那三千七百万农业人口若有什么持久的出路，也只能到农业之外去寻——寻于不断扩张的工业化，以及它吸纳农村失业与半失业人口的能力。
指出这一点，并非要贬低改革对日本农民、乃至对整个国家的巨大改善之功。乡间一派安宁。农民有其田；他们不再为债务所累，成了一支不容小觑的政治与社会力量。多少弯下的脊背已经挺直，个体生命与劳动的尊严，与更强的生产创造力齐头并进地生长。个中，藏着对小规模农业——那种被庞大农业人口逼压的小农业——种种严酷不利条件的一份局部解脱。
日本的乡村正处于一种“向上振拔”的状态，它极大地撩动了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同样，期望与实现之间的落差，大概也会随之拉大。改革后农村日本的任务，不在于把一切期望悉数兑现，而在于不让这道落差失控。但无论未来给日本农民备下什么，迄今为止，改革那广被的影响已足够深远，足以使它成为日本农业史上一桩划时代的大事，也成为其他早该推行此类变革的国家、在战后农业制度变迁上的一座重要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