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60年初，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已在与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接洽，商谈离开越南的职位、转投基金会效力之事。说得具体些，双方曾提到尼泊尔（Nepal）的一份差事，看来原则上也已谈妥。拉迪金斯基1960年6月15日致基金会乔治·甘特（George Gant）的一封信，便属这批往来书信之一。在这封信的这段摘录里，拉迪金斯基难得地作了一番自述与自评。我无意间读到它，欣喜不已。
我并不是我们农学院里科班培养出来的那种农业经济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我感兴趣的主要是经济学与历史。尽管如此，我最早发表的那篇文字，却分四期刊载于《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哥伦比亚大学）上，讲的是苏联的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制度。那是英语世界里同类研究的头一批，至今仍为研究苏联经济起源的学子所用。在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任职的许多年间，从最低微的职级一直做到接替雷蒙德·穆尔（Raymond Moyer）出任远东处处长，我干的都是农业经济学家的活儿，主要着力于亚洲农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尤其属意于土地保有问题。
我之所以走上这一行，主要缘于1921年初离开俄国（Russia）之前从自身经历里得来的一个教训：共产党人若不曾以坚决的手段处置土地问题——把土地交到农民手里——就绝不可能夺得政权。若不是那些反共政党迟迟不肯了断这桩事，此刻我多半还在替父亲打理那份颇为可观的面粉厂与木材生意。扯这一段闲话，无非是想点明：我跨进这一行，可以说是走了“后门”，而非靠什么技术训练。
我在日本（Japan）所做的许多农业工作，加上频繁走访朝鲜（Korea）、与中国大陆的短暂交集、在台湾（Formosa）几度短期的集中工作，以及在印度（India）和越南（Vietnam）的工作，都别有一种性质，超出了土地改革事务本身。土地改革固然一向是我首要的关切，但除此之外，我还想方设法——恕我直言——去影响各国政府：既朝着改革的方向，也朝着专家们所设想、我也深表赞同的那个方向，好造就一种“圆满周全的”（“rounded out”）农业经济。我与技术人员共事，可以说是把他们的话“翻译”成一套更好懂的说法，再设法或口头、或笔头地去“影响”合适的人，教他们接受某些主张。一句话，此番去尼泊尔，我想弄清楚的事情之一，便是基金会在那里究竟需要哪一类农业经济学家。倘若要的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专家，那我便不是你们要找的人。反过来说，我料想驻尼泊尔的美国行动使团（USOM，U.S. Operations Mission）那一类人手，早已绰绰有余。
以我在这一带地方的经验，在经济援助这一领域，若不清楚认识一国的政治气候，若那些“施加影响的人”（“influencers”）得不到决策者的信任，便几乎一事无成。我若说自己当真有一门“看家本领”（specialité），那就该数这一门了——你总不会因此怪我不够谦逊吧。经验，再加上我生来就信“和气生财、失和招损”这个理，都让我懂得了这一路数的稳妥。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层意思：基层固然要靠切实有益的努力去触及，但与精英阶层的密切关系，却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这个群体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都为数不多，它的代表人物却左右着舆论，政策也由他们、或经他们之手而成形。尼泊尔的情形我不了解，但我猜想那里大抵也是如此，我打算据此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提起这一点，并不是要借它“自我推销”（“selling”），而只是想大略勾勒一下——哪怕寥寥数语——我一到尼泊尔，会怎样看待我那些分内的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