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60年10月下旬，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才得以从越南（Vietnam）的岗位上抽身，去尼泊尔（Nepal）走了一趟。在那里，他从政治、行政乃至经济诸方面，对这个国家的发展现状与前景作了一番全面评估。回到西贡（Saigon）不久，他于11月21日致信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乔治·甘特（George Gant），报告所见所得。尼泊尔虽是小国，拉迪金斯基在此关注与观察的面却极为宽广。另一处格外耐人寻味的地方，是本篇让我们得以窥见拉迪金斯基的行事方式（modus operandi）。此前几篇里，这一点或多或少还隐而不显；到了这里，它变得相当分明。
一番电报往来、安排再安排之后，我总算在10月23日凌晨到了德里（Delhi）。我在那里待了四天，多半是听熟悉尼泊尔情形的人谈。道格（Doug）认得对的人，因此不长的工夫，我就轻轻松松把不少门道摸了个大概。可是，再准确、再有条理的资料，也没法让人对尼泊尔的现实先有个准备。那里天气极好，风景无与伦比，人也可爱。然而这一回，不像八年前，我没有“爱上”这个国家。这或许跟我在皇家饭店（Royal Hotel）那些阴冷房间里害的一场重感冒有点关系，但那不算什么。真正的缘故是：八年前那趟大抵是场消遣；这一次我却要挣自己那份“食宿”，一头扎了进去，而尼泊尔那份天大的魅力，终究抵不过一个人想在此干出名堂就非面对不可的现实。我要强调这一层，是因为在那里遇到的美国人和西方人，大多“打心底喜欢”这地方；我想，这多半跟宜人的气候、像样的住处，以及另外几样叫尼泊尔对有条件享受它的人格外惬意的舒适脱不了干系。而在我眼里，尼泊尔的种种问题更叫人不安，那里的安逸也就没那么勾人了。
我得先说一句，我这趟到访，时机并不算好。计划委员会（Planning Board）三位主要成员都出了国。直接主管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副首相，正陪着国王在欧洲。委员会秘书去东京（Tokyo）赴科伦坡会议（Colombo conference）了，那位据称是计划起草人的首席经济学家，也在那儿。这叫人扫兴：我对这份计划颇有微词，却没法当着那些最能为它辩护、作解释的人把话说出来。这个难处至今还刺着我——因为无论情愿与否，一被人再三追问、逼着表态，我就显得是在挑一份计划的毛病，而这份计划，我下文就会点明，是搭在最靠不住的地基上的。我倒没忘了在批评里搭上几句褒扬；说真的，单凭他们敢碰发展问题，这些起草人就当得起一声好。我只怕，转到那几位当时不在加德满都（Kathmandu）的先生耳中的、关于我立场的说法，会把我衬得相当难看。
我在这一带世界住得够久，深知要对欠发达国家的许多方面、尤其对尼泊尔这样的国家，说几句“丧气话”，是何等容易。你不必深挖尼泊尔的行政与经济结构，就会发现这里几乎样样都缺。印度（India）为何独立次日一早便能照常运转，尼泊尔为何拿不出这般利落把摊子撑起来——个中道理我们都懂。可这份明白不该遮住我们的眼，叫我们看不见一件事：在亚洲，尼泊尔正是那个典型——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几乎一夜之间就套上了现代国家的诸般形式，能撑住它的东西却少得可怜。
我在辛哈宫（Singha Durbar）里耗了许多钟头。那里从前是执政首相、即拉纳（Ranas）家族的宫邸，如今是整个政府的所在。三教九流、各色身份的人，我谈过许许多多，觉得他们有趣、和气，不少还颇为老练。可有一点很清楚：尼泊尔要的，不是一份东施效颦、照抄俄国人、中国人、印度人的计划；它要的，也不是一个服务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计划委员会（尼泊尔其实压根没有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是一个动手搭起行政机器雏形的计划委员会。走进辛哈宫里任何一个衙门，最扎眼的一点，正是这雏形的踪影全无。
我在这上头多费些笔墨，是因为它牵着计划委员会，也牵着基金会想加强它的打算。我落脚办公的地方，主要在委员会副秘书的案头——他科班学的是工程，而且我得添一句，是个对我脾气的人。他这份聪明本身就是财富；至于他对经济学这门“沉闷的学问”不在行，我倒不愁。真正让我别扭的，是他和旁人对一份根本算不得计划的计划看得那么重。所谓“旁人”，是指首相，指我在加尔各答（Calcutta）撞上的那位副首相，还有据众口所言、远在东京的那两位先生。
有人请我读一读第二个五年计划，再写下书面意见。后一桩我推掉了。我倒是试着探问过：这套雄心勃勃的目标，究竟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什么样的“事实与数字”上。这一探，我便同辛哈宫里许多衙门打上了交道。正是这番功夫，让我认定：他们不光需要一份朴素得多的计划，更要紧的是，行政与培训这些最起码的基本功得先补上。这个，而非那些冠冕堂皇的目标，才该是委员会里美方成员操心的事。我这么说，是因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有个显眼的特征：它不但连一个粗略的统计底子都没有，也全然没想过怎样把计划从纸上挪到实处。
我说，哪怕计划委员会拿出一份合情合理、跟尼泊尔自家的物质基础、财政收入和眼下外援多少搭得上边的稳妥计划，执行的难题也照样横在那儿——这话算不得什么新大陆。在辛哈宫里四下张望，我禁不住犯嘀咕：这活儿到底归谁干？我在博克拉（Pokhra）盘桓的那两天，只把这份担忧坐得更实——博克拉是一处要紧的地区首府，飞机45分钟便到，步行却要9天。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感觉：为尼泊尔、为计划委员会出力，最好一步一个脚印，从头垒起，别去做那些白日梦。
我没留下任何书面的东西，只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向几个人道了出来。这些看法在辛哈宫里显然没碰上多少反对；说实在的，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各衙门指派的代表）根本不跟我拧着来，只是他们说：“那你倒试试看，把你这套讲给副首相、首相、还有远在东京的先生们听，让他们领教领教你这份顾虑的分量！”这个我努力去做了。我同首相长谈了两回，又在加尔各答同副首相短谈了一回。
我同首相处得着实融洽，可我没把握说自己已经说服了他：这份计划该降降调门；预期固然总要高过兑现，但过了某个坎，计划反会成为他政府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第二个五年计划实则是一串盘算失当的期票，到期兑付不出，准给这政权惹祸；再者，无意小看计划的分量，可多少国家在没有计划的日子里也照样过得不赖；诸如此类。我并没有批评计划这个想法本身；我质疑的只是这一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某些地方。至于要不要一个计划委员会，我毫不含糊地让人人都明白：尼泊尔需要这么个机构，理由多得很，其中一条也非同小可——援助方这么多，尼泊尔总得有个机构，把五花八门的援助项目、它们的范围、彼此顶牛的项目等等，理出个头绪。说到底我以为，援助不管从哪一方来，整桩事都该归拢到计划委员会，由它统筹调度。
对我的一些看法，首相回道：从政治上讲，他的政府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是许下过承诺的。某些优先次序之间兴许会挪动，但大体上，计划照旧。显然，这份计划已成了一桩迷信；对此我据理力争，要害是：尼泊尔必须去调动、去开发自家的资源，用不着把一切都硬塞进这份计划。
我同副首相的谈话大致也是这个路数，他的回答同柯伊拉拉先生（Mr. Koirala）相去无几。这话出自一位成功的商人之口，倒教我费解。当然，首相和他的副手，对计划的一些根本缺陷是有共识的——物质资源不足，计划的种种假定立不住，也没有一部行政机器去落实。尽管如此，至少眼下，他们仍旧撑着它。我本没盼着立竿见影，也不气馁。何况，照道格所述他和希尔博士（Dr. Hill）同首相那场会谈的情形，我这一趟到场，或许也不是全无印记。
我很喜欢这位首相。他聪明，是最好意义上的自由派，为人细腻，确实惦着人民的福祉，也愿意用不带独裁色彩的手段去成全它。他坦坦荡荡谈起自己的难处，谈起眼下缠着尼泊尔的“社会紧张”。这些紧张的源头，出在那部为纠正本国地权积弊而颁行的立法上。它远说不上激进，首相却推行不动。他把账算在官僚阶层和辛哈宫头上——那里的人，收入大多出自土地。此外，乡下的地主也是一般心思。他们为抵制施行闹过流血骚乱，而那些本该得益的人，则在极左派带领下也闹过一样的骚乱。与此同时，近两个月的地方选举，录下了共产党选票的猛涨——猛得足以叫首相夜不成眠。在首相看来，第二个五年计划正是同时抵挡极右与极左的那件武器。
首相为何死抱着这份计划、抱着它暗许的种种好处——更高的生活水准、工业就业的大幅扩张、本国经济性质的一变——不难理解。同样，在他眼里尼泊尔的每一步经济动作也都是政治动作，这也不难理解。较难理解的，是他那个念头：稳健的经济发展会自动兑成政治上的回报。我趁势驳了这种把事情看扁的想法，即肚子更饱总是同政治稳定并肩而行。首相够聪明，能体会这样一件事：由一国治理方式催生的种种心理因素，在保一个当权政权成败上，分量或许远比经济因素来得重。可眼下，他还是宁肯守住这样一条路线——哪怕只在纸面上——它指向的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这份计划之所以成了今日尼泊尔一个如此要紧的符号，还另有一层缘故。首相是这个国家一位重要的领袖，却不是那位举足轻重的领袖。他推行不了他那部土地立法，症结不单在官僚和地方地主。他相信，靠自己挑的流动工作队，三个月就能把这事办妥。无奈，国王本人——这个国家真正的领袖——对社会改革的举措并非全心全意。那位权势极大、也许最贴近国王的副首相，也是这般态度。还有许多要紧的、非官方的攀附之辈，同样这般心思。也就难怪：这个方向上处处碰壁，首相便愈发急着向全国证明，他的政权有本事顺着别的路子做出经济上的成绩。
在加德满都那些天，我把美国、印度、联合国（United Nations）和福特基金会的援助项目都探看了一遍。美国人对自家的项目不太满意。他们心里清楚，我们这援助已有九个年头，究竟贡献了什么，却不好作答。用美国专家的话说，美国的援助项目是些“零碎玩意儿”凑起来的，很难“看得见”，也很难指得出。看来尼泊尔人在这上头已没少说话。这些项目多半是农业的，带着“从长远看”的性子，因为农业科学与技术的传授，本就是一桩慢功夫。我带走的印象是：换了新任美国援助署长掌事，这项目会挨一番认真的重估，眼睛盯着更具体、更能当下见效的成果。大家的感觉是，一个八十名美国人的机构，本该拿出更好的成绩。说穿了，他们的位置不该在离辛哈宫十万八千里的地方，而该就在辛哈宫里头，把当地那点本就单薄的行政力量撑厚些。
在我看来，印度的援助项目是尼泊尔最有生气的一个。出于种种太过缠夹、不便细说的政治缘由，尼泊尔人往往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百般挑剔。我就撞见过一回：一位尼泊尔官员竟一口咬定，印度建成的一个相当要紧的灌溉工程不是印度人的手笔。尽管如此，我的印象是：印度人在筑路和水利上干得很漂亮；而且，正如一位美国农业专家对我说的，“印度人也许终归会证明，他们那套乡村区组制度（village block system）比我们正在试的那一套更高明。”
联合国的项目主要是技术援助那一路。它构想周全，落实得当，显然叫双方都称意。这个组的头儿迪弗斯准将（Brigadier Divers），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组就设在辛哈宫里——大多数外国技术人员本就该在那儿。
对福特基金会的家庭手工业项目，我一样能说几句实在的好话。个中细节我知道得不多，可哪怕只粗粗瞧一眼，那里经一段不长的培训便造就出来的东西，也叫人觉出一股奔着目标去的劲头。学到的手艺那种一传十、十传百的倍增之效，无疑是有的。辛哈宫的一位官员把我错当成福特基金会的“大人物”，苦苦央我让这项目的援助接着办下去。这是冲着一个传言来的——说基金会的援助快要收摊了。且不论他这番央求，我本就深信这项目的价值，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同希尔博士与恩斯明格博士（Drs. Hill and Ensminger）谈了此事。
倘若我这封信里，对尼泊尔的忧多于喜，那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那种把这个国家看得轻巧的眼光。我无意把尼泊尔浪漫化——这种事早有人做滥了，我也不干推销旅游这一行。我相信，一个准备认真去那里做事的人，理应知道些底细，也理应做好饱尝挫折的准备。事情本不该如此，可在往后很长的日子里，出于种种充分而正当的理由，它必定会是这个样子。
尽管我对这地方存着保留，我还是愿意照6月15日给你那封信里说的路子，把这桩差事接下来试一试。我知道他们要的是少几个发号施令的“头儿”、多几个埋头出力的“兵”，可我偏想去跟所谓的“大局”较量一番。就着这件事，我说不定还会撺掇你雇一位路数周全的农业经济学家。不过这个，等我到了纽约（New York）再说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