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尼泊尔（Nepal）之行致乔治·甘特（George Gant）的信发出一周后，1960年11月28日，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又给柯伊拉拉总理（Prime Minister Koirala）写了一封信——在尼泊尔逗留期间，他曾两度与这位总理会面。两封信的主题实质相同，都围绕尼泊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这第二封信措辞间那份圆融的外交辞令，与第一封信直言不讳的笔调恰成有趣的对照。
谨修此函，向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感谢您赐我会晤长谈的荣幸与欢愉，也感谢您的盛情款待。我在贵国逗留的时日实在太短，可您在一个真切的意义上延长了它——您把一些问题、一些想法植入了我的心里，否则我本会与它们失之交臂。为此，也为您随之给予我的那份信任，我深怀感激。
我也想借此机会，把我对尼泊尔的一些看法再展开一说——这些看法，我在我们第二次晤谈里已略有触及。我这样做，心里很有几分踌躇，因为我对贵国所知有限，所得的印象大多也支离而不成片段。存着这些保留，我还是想提出几点。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凡是准备认真在尼泊尔做事的人，对于在现有的物力、人力——无论本国的还是外来的——之内能做什么、该力求做什么，都不该抱多少幻想。我这话，是就第二个五年计划说的。
首先，我并不笼统地反对“计划”或“计划工作”。这些由苏联人叫响的字眼，我不信它们身上有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点石成金的神力。事实是，苏联的计划做法在实践中——至少到目前为止——同战时美英政府所用的那一套并没有多大不同。用两大阵营共通的话来说，计划无非就是调动资源。这自然是件好事；而对尼泊尔来说，调动自家的资源，实在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
第二点是：资源的使用必须高度有所取舍，也就是说，必须集中。我不相信，哪怕是物力、人力得天独厚的国家，也有本事按着计划把万事一举办齐。尼泊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给人的正是这样一种印象——只是它漏掉了一项最要紧的考虑：落实的手段。苏联人把庞大的资源调集、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关键部门上——生产性投资、重型工程、技术教育、军事科研，等等。美国在战时也做过类似的事，只是着力的领域未必相同。真正促成选定领域迅速成长的，是这种集中的过程，而非什么面面俱到的总体规划。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尼泊尔这样的国家里——理由我这里不必重复——计划切不可搞成资源的撒胡椒面式的分散，其主旋律应当是：集中于那些最能见回报的领域。至于个别例外，那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尼泊尔是亚洲欠发达国家的一个典型。此外，尼泊尔又不是一个专制国家。我把这两点连在一起说，是因为资本资源的不足，无法用专制国家惯用的手法去榨取、去增补——有些事，专制国家做起来比民主国家更省事，而且可以不受惩罚。其中一件，就是把实际工资压下去，好用于资本积累，或军事实力，或帝国的荣耀。这一类勾当，独裁者们自古以来一直在做。
我提这一层，不单因为尼泊尔是个民主国家，还因为——很可能确实如此——人民不会容许自己本已低下的生活水准再往下滑。倘若这个假定不错，那么即便把增收税款的可能也算进去，我带走的印象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资本资源，同大约能筹到的数目之间，横着一道很大的缺口。与此不无关系的是：这份雄心勃勃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对落实的难题几乎不加理会。要推行一份这般规模的计划，前提是得有相当一批水准相当高的行政与技术能手。无论外国人在这方面能出多少力，行政与技术培训的问题都理应摆在最优先的位置；同样，计划的草拟也该照着这个因素重新审视一遍。
总理先生，倘我没有会错意，您提出的一层意思是：在尼泊尔，几乎每一项经济举措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举措，正因如此，第二个五年计划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身为一个政治经济学者，这一点我不难领会。然而——哪怕冒着显得胆小的风险——我还是想再说一遍：也许是我不谙尼泊尔的政情，眼下这副样子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到头来未必能成为一件政治上的福音。预期总要高过兑现；可一旦过了某个坎，当前者远远甩开后者，计划就会变成政治上的一道包袱。
专制政权用不着去应付一个握有赏罚之权的自由选民群体。就拿毛泽东（Mao Tse Tung）来说吧：他未能向农民、向整个中国人民证明公社既是通往天堂的自动扶梯、又是取之不尽的粮食来源——可这并没有危及他的统治，至少眼下还没有。换到一个选民手握改选与罢免之权的国家，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总理先生，在贵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就好比一叠到期即须兑付的政治期票。承诺兑现不了，多半要给当权的政府招来麻烦。正因如此，我才担心那些也许远远够不着的目标，也才建议：落实能力这个问题，务须给予最郑重的斟酌。
就“计划”不过是资源集中的另一种说法而言，我以为，凡是有能力做出这般努力的人——无论尼泊尔人还是外国人，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不妨欢迎。这些人或许套不进一份正式的计划里，可这无关宏旨，至少有两个理由：其一，政府的专门人才不足以落实计划；其二，不少国家恰恰是以一种“无计划”的方式，最为成功地调动了自家的资源。日本（Japan）、以色列（Israel）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是很好的例子。这一点值得记在心上，并且照着去做——把凡是能以自己的方式为本国经济增长出一份力的人，都寻访出来，加以鼓励。
我离开尼泊尔时带着这样一个印象：第二个五年计划俨然成了这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象征。经济快速增长对尼泊尔何等重要，没有人会有异议。这不言自明，我们大家也都当朝这个方向使劲。尽管如此，在这件事上我还是想说一句提醒的话。总理先生，您或许记得，我曾向您举过南越（South Vietnam）的例子：那里近年来经济上颇有长进，却未必就等于政治稳定。这样的例子我还能举出许多。有人或许要驳一句：那些都是特例。但我倾向于这样看：以为在多数欠发达国家里，经济（以及经济增长）永远是政治行动的首要动因——这个假定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我更认同这样一种说法，正如有人所言：“亚洲和非洲社会革命的动力，并不是大众对拖拉机或面包的渴求，而是一小撮知识阶层的意志与社会良知……因此，互助未必就能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一剂解药。”
总之，尽管在某些国家，经济问题可能确实起决定作用，这一点无可否认，可我们往往高估了经济因素作为一件政治工具的分量。在那些徘徊于倒向西方还是东方边缘的国家里，起决定作用的影响，通常并不是经济增长率或援助，而是这些国家内部或外部的政治行动。刚果（Congo）近来的种种事态，对中非未来的阵营归属而言，其潜在的爆炸性远远盖过几亿美元的援助，或增长率上多出的那几个百分点。我说这些，绝不是要贬低经济援助的分量，尤其不是要贬低对尼泊尔这样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的经济援助。这也丝毫无意小看尼泊尔对一个计划委员会的需要，无意小看它为激励本国经济增长所作的努力。我不过是想指出：经济因素——无论有没有计划——作为包治百病的灵丹，是有其局限的。
经济因素虽非灵丹妙药，但在许多情形下，其重要与不可或缺，是要承认的。就尼泊尔而言，一如某些别的欠发达国家，激励经济增长有两样显而易见的东西：其一，建立起一套行政与技术的机构，好让这个国家的经济资源落到实处——尼泊尔总不能一直靠引进的人才；其二，资本的可得与资本的形成。
说到后一样，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尼泊尔起步之初，就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资本支出。不论实际数目多少，可以稳妥地假定：尼泊尔的资本投资需求，不可能单靠内部的积累与储蓄来支撑。道理很清楚：尼泊尔人过的是勉强糊口的日子，能把收入的一部分从消费挪去投资的余地，实在有限。
至于在尼泊尔未来经济发展的某些部门里动用印度（India）私人资本的可能，我了解得还不够透。但一般说来，来自高度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输入与投资，对欠发达国家总是避之唯恐不及——纵有例外，也改不了这个大势。因此，资本的输入只能采取政府援助的形式，由那些有能力施与的国家提供。
这类援助，尼泊尔已经领受了一段时日，将来无疑还会继续。然而，眼下这番想借第二个五年计划——无论它改与不改——去谋取经济突破的努力，给计划的制订者们压上了一份责任：要更为苛刻地审视援助的总量、援助的构成，以及提高本国吸纳能力的门道与办法。在尼泊尔，我听到不少议论，说这个国家没本事吸纳更多援助，跟着便是那个躲不开的问题：“干嘛还要更多援助？”吸纳能力这件事关系极大，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甲乙丙诸国给出的援助有多少。
所有援助，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对照计划的目标来审视。五来个援助方，各行其是、自顾自地走各自的路，未必就能带来什么像样的经济增长。倘若援助国及其所出的力，不能同这个国家调动资源的大盘子融为一体，后果如何，明摆着的，不消多说。
总理先生，以上便是我回顾此次尼泊尔之行时，想请您留意的几点。我提出它们，并不只是为了挑毛病。贵国那些计划的制订者，敢于去碰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本就当得起许多称许。我这话若听着像是批评，那也只是因为，在我看来——或许是我看错了——把第二个五年计划同这个国家的实际贴得更紧一些，尼泊尔的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本可以得到更好的成全。
末了，说一句美国大选的结果。您从我们的谈话里想必已经听出，这结果正合我意。美国迟早要来一场新政（New Deal），如今看来是要来了。摆在我们大家面前的种种问题，其分量已足够沉重；与其把它们托付给一个至少在公开场合坚称美国一切都好的人，我宁可托付给一个有勇气、有胆识、有能力的年轻人。肯尼迪（Mr. Kennedy）准备去迎接的那些任务与挑战，可没留下多少自满的余地。肯尼迪许诺的是艰难的四年；可这四年，若换了不是他在位，也许还要更艰难些。
总理先生，请再一次接受我的谢意，谢谢您的厚意与体恤。我盼着不出几个月能重返尼泊尔。这中间，我打算再走一趟华盛顿（Washington），指望能见一见新政府里的一些人。一旦有机会畅谈我对这一带世界的种种观察，我是不会忘了尼泊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