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是我给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1961年1月24日致A·T·莫舍（A. T. Mosher）的一封信所加的。莫舍是纽约（New York）经济与文化事务理事会（Council on Economic and Cultural Affairs，今农业发展理事会〔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uncil〕）的执行主任。显然，该理事会曾请拉迪金斯基走访印度尼西亚（Indonesia），就土地改革一事，向那里的土地改革部长尽力提些建议。拉迪金斯基在当地待了约十天。这一回他虽未下到田间，所见所闻却已足以让他向部长道出几桩不中听的实情，说一说印度尼西亚新近颁行的那场土地“改革”。回到西贡（Saigon）后，他又给部长寄去一封短笺，附上自己那份论土地委员会的备忘录——在日本（Japan）土地改革的实施中，这些土地委员会曾起过何等紧要的作用。
我刚从雅加达（Jakarta）回来，眼下颇为匆忙，赶在动身去伦敦（London）、再转赴美国之前，把这边的事料理停当。我同印尼人的会谈，拉尔夫·阿利（Ralph Allee）自始至终都在场，那里的经过，他能给你讲个大概；等我到了纽约（New York），再同你细谈。此刻你能拿到的，只是我先前答应的那份“补白”的一个简短提要。
这趟印尼之行，连路上的日子算进去也不过十一天；可回头看，倒不能说全无所得。我多少学到了些东西，印尼人多半也肯承认他们同样有所长进。当初我压根不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如今我虽仍懵懂得可以，却总算明白了：他们为何这般走投无路地呼救，又为何非有奇迹不可，才能帮他们从那一大堆冗繁、支离、自相矛盾、且从头到尾透着过分保守之政治用意的土地改革立法里，理出个头绪来。
在土地改革部里用不着待多久，就会叫人想起那句“马已被盗，方才锁厩”的老话。我是说：损害已经酿成——那部颁行了的立法，是既成事实。它贻害之深，就深在这里：这部土地立法几乎没有扎根于现存条件的实际，改革那些堂皇的宗旨，也没有多大指望落地。若说我到底还出过一点力，那多半是因为，面对印尼东道主为我们摆出的种种情形，我实在按捺不住，要把往后的走向直言相告。一句话，我尽力叫他们醒过神来，他们也自知麻烦临头。没能抽空下乡走一遭，我深以为憾。我很疑心，到乡下亲眼看一看，只会把此地改革之举的力不从心衬得更加分明。
这场土地改革，首先是冲着爪哇（Java）来的——据说那里60%的农民几乎一寸地也没有。改革口口声声的目标，就是给他们分地。我却不得不当一回恶人，向部长直说：这事没指望。不单因为爪哇地少人稠，更要紧的是，这部立法的拟法，恰恰把可观耕地释放出来分配的路给堵死了。
这部立法主要的名堂，一头在于地主可以保留多少土地，一头在于给无地者担保的最低限额。后者纯属空谈，因为爪哇根本拿不出那么多可耕地——无论现成的还是潜在的——去保证每户无地人家至少分得2公顷。保留上限则看人口疏密，从5公顷、7.5公顷到10公顷不等。爪哇一百多个县里，有64个县哪怕按5公顷的上限保留，也挤不出多少可供再分配的余额。爪哇别处，情形也大同小异。何况，倘若拟议中的那套对剩余土地排定索取先后的次序当真兑现，留给无地者的，就真是所剩无几了。
要质疑这场拟议改革的核心稳不稳当，并不费事。症结在于：对付缺地少地者的问题，用的是一套极端保守的路数，而这路数，是几个势力雄厚的政治集团说了算的。他们主张爪哇的地产不设任何保留上限；眼下看来，条文虽订明了上限，占上风的还是他们。序言里那套激进的辞令，同“把地分给替旁人种地的人”这桩正事，完全不相干。这个题目，我着实说了不少。包括部长在内，官员们都听出了要害；只是我怀疑，这问题日后未必还能有人再听一回。也正因如此，这场改革赖以立身的许多理据（raison d’être），我都不能不打个问号。
至于地价，至于这套方案的钱从哪里来，迄今无人过问。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二个大题目。我提醒他们留意几条处置改革这一环的可行门路，好让不管最终分出多少地，都不至于压在新业主身上成为负担。明摆着，草拟这套方案的人，不知何故，宁可把这个既扎手又难办的问题绕开。像这样一部立法，漏掉这么要紧的一环，我还没见过第二例。
我们讨论的第三桩，是改革怎么落实。这件事，他们想得远远不够。别国的经验也被摆了进来，而每一次都归到同一句话上：再好的立法，政府若没有一以贯之的决心，若不搭起几样行政机构把活儿接着干下去，也断难付诸实施。正是为了对这一问题给出一部分答复，我在一份备忘录里勾勒了土地委员会（land commissions）在日本、以及后来在台湾所起的作用——这份备忘录，我已附上一份副本。
关于印尼这一路的土地改革论调，我本还能讲出许多，可上面这些，作为一个“如何不去把地分给无地者”的反面样本，也就够了。这位部长人很聪明，见识也相当广。我用不着抡起大锤，就能让他懂得：既然他和我都认定无地者需要一场“新政”（New Deal），那么把新近颁行的这部立法来个大刀阔斧的修订，便是理所当然。这位部长骨子里是个一心扑在政治上的人——一度还偏左得厉害。我也不必费唇舌去点破：尽管明里暗里都许下了“耕者有其田”，这份授权文件却通篇布满保守的护身符，专为拦住任何一场像样的土地再分配。部长明白，我不是拿这件事讲大道理，只是在点明其中的政治风险——本可从众多能给他政治资本的人手里挣得政治资本，如今却多半要落空。何况据估算，爪哇手握5公顷以上土地的地主，拢共——若我没把数字记错——也才两万四千人。
照眼下的样子——再想想我对爪哇乡村的底细知道得何其有限——我不信这些拟议的改革能给爪哇的农业劳工和分成佃农分到多少地。我几乎要认定，它骨子里是一套反土地再分配的方案，尽管我确信当初谋划时并非存心如此。日子一长，那套辞令谁也糊弄不住；于是这个明摆着的道理，我又特为部长重申了一遍：这些期票若到期不能兑现，恶果终究要报应到自家头上。
我说我们的会谈自始至终气氛极为融洽，拉尔夫可以为我作证。任何时候，双方都不曾生出半点芥蒂。部长听得很用心，对苏加诺（Sukarno）硬压给他的那桩即便谈不上绝无可能、也着实艰难的差事，他也没有遮掩。我相信，这事若由得他做主，他会把这部立法的性子改一改；无奈由不得他。他巴不得我把对他讲过的那些话，也去讲给政府——也就是苏加诺——听，可我实在腾不出时间，多留几日等一次接见。他需要帮手，我体谅他的处境；能支配的时间竟这样少，也叫我万分抱憾。犹太人有句老话，大意是：一头驴，驮不了一个人同时赶两个集。落到我头上的是三个集——至少眼下如此。
在雅加达停留虽短，我却敢说这一趟到底有用。凭据就在于：我走的时候，让部长落进了一种比先前烦乱得多的心境。智慧的头绪，说不定就萌于此中；可是——容我再说一遍——这套方案那些扎眼的短处能不能改过来，我很怀疑。印尼的领导层和政府那副运作起来几乎叫人不敢相信的架势，本身就容不下任何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主张，无论激进还是保守。我带走的印象是：眼下的印尼，最当紧的是形式；实质常常碍事，人们但凡遇上它就想躲，尤其在它当下就添麻烦的时候。
话虽如此，我并不否认，在某些路数上部长是能被打动的。我这话有凭有据；我甚至敢讲，他会试着照我们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建议去做。至于在这上头花时间到底值不值——就算我还匀得出时间——那是另一回事。我之所以存疑，是因为我明白：像印尼这样一个高度系于个人的政府，要有真进展，就非打动头号人物苏加诺先生不可。遗憾的是，我没把握见得着他；纵然见着了，我也没把握找得到打开这个人的钥匙——他待国事的那副态度，于我、于无数旁人，都是一个天大的谜，教人怎么也想不透。既是这般光景，我便把自己涉足印尼土地改革一事的这趟短短之行，当作大体了结了。
我明白，以上种种说得何其草草；聊以自慰的是，二月中旬我们会在纽约，把这件事细细谈上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