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至1954年这九年间，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曾三度被抽调回华盛顿、为美国农业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执行任务，前后合计约三十个月；即便如此，把他在这一时期所撰的三十三篇文章归入“东京时期”这一标题之下，仍属恰当。1
1947年1月，即日本土地改革立法颁布数月之后，拉迪金斯基返回华盛顿。同年11月，正当土地转让计划全面推进之际，他被召回东京，一直待到1948年9月，此时转让计划已完成相当一部分。此后他再度返回华盛顿，直到1949年8月被派去协助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复会，Joint〔U.S. and China〕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在中国大陆（四川）和台湾的工作。1950年2月他最后一次返回华盛顿，但只待到9月。1950年10月，他再度被派往东京，这一回的身份是农业专员。
拉迪金斯基1946年至1954年间所撰文章的脉络，正反映了这些不断变换的任务。第一组论及日本土地改革的基础、前景及其早期成果。接下来是有关台湾与中国大陆地租管制和土地改革的文章。在他以农业专员身份返回东京之后，又有若干文章和函电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效应来审视日本土地改革，并评估美国对它的贡献。但这一专员任期内各国纷纷邀他出任顾问，这也反映在他另一次访问台湾及由此而成的1951年那篇文章中，反映在1952年末他应邀参加纽约福特基金会土地保有制度会议（Ford Foundation Conference on Land Tenure）所写的两篇文章中，还反映在1952年和1954年他“借调”赴印度临时工作而写就的四篇土地改革文章中。中国—台湾系列文章与第二组日本文章之间，夹着两篇通俗文章，估量整个亚洲的政治问题与前景。这些年里所写的最后一篇文字，是一封致福特基金会的信，显然属于他与那里友人持续往来的一部分——这种往来至少可上溯至他1952年参加那次会议之时——这封信对于了解拉迪金斯基关于人类福祉、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外部援助的宽广见解，贡献尤为重要。
在这“东京时期”所撰的三十三篇文章中，十八篇论及日本，六篇论及中国—台湾，四篇论及印度，论土地保有制度与论亚洲前景的各两篇，还有一篇大致可称为论人类福祉。其中十七篇收录于此——日本文章三篇，中国—台湾文章亦三篇，其余各篇悉数收入。这十七篇中，除三篇外，均按其在拉迪金斯基工作经历与视野中出现的先后，依时序全文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