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人会在此诘难：臣民的境遇何其悲惨——他们只能听凭手握无限权力的一人或数人的贪欲及其他种种无度的激情摆布……却不曾想到：人的生存境况从来免不了这样那样的不便；而任何政体之下人民大众可能蒙受的最大不便，比起内战随之而来的苦难与惨祸，几乎算不得什么。
托马斯·霍布斯，1651年
是布尔什维主义毁灭了俄国吗？还是饱经摧残的俄国造就了布尔什维主义？
莫里斯·亨德斯，1920年
从1914年到1921年，俄国经历了一场全国性危机。这场危机不仅摧毁了沙皇制度，还催生了布尔什维克的新秩序。要理解这场危机中诞生的社会，必须考察危机的全部经过。因此，本书研究的焦点不是震撼世界的那十天，而是摧残俄国的那七年。
粮食供应危机是战争、革命与内战这一整个时期的核心特征之一，它既是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全面失调乃至崩溃的症候，又是这一进程的催化剂。1纵观整个时期，粮食供应问题都不是因为国内绝对缺粮。沙皇、临时政府与布尔什维克，每一个政权都强调，“国家有粮食”。问题在于，如何克服交通中断、内战跌宕、农民不愿出售或交送粮食等一系列阻碍，把粮食从农民生产者手中输送到城市居民与士兵那里。所以，笔者真正的研究对象与其说是粮食供应危机本身，不如说是俄国社会的解体，以及重建这个社会的斗争。
笔者为这一研究对象选定的名称是“动乱时期”。这个从俄国史中借来的词，原指鲍里斯·戈杜诺夫去世至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登基，也就是1605－1613年之间的空窗期；米哈伊尔开创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1917。宽泛地讲，凡一个政权已然崩溃、稳定的后继政权尚未建立的时期，都可以称作“动乱时期”。
就本研究而言，不妨给动乱时期下一个更宽泛的定义：全社会协调机制瓦解、并伴随中央政治权威崩溃的时期。协调机制可以包括市场或国家的经济调控、运输系统，乃至共同的行为规范。之所以这样措辞，是为了不对社会失序与政治崩溃之间孰因孰果预作论断。这一定义是否恰当，只能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得到验证，但一些重要的主题可以事先说明，包括不确定性、笔者称为“霍布斯式抉择”的困境，以及修辞。
动乱不仅意味着动荡与冲突，还意味着混乱与模糊。这层含义也切合笔者更宽泛的定义：失序带来不确定性，或许比彻底崩溃带来的还要多。协调机制本是互信的基础；它们一旦失灵，个人便开始掌控不了自己所处的环境。
政治崩溃尤其会造成最高权力归属的不确定。这种局面暗藏的危险，促使帕维尔·米留科夫在1917年3月向另一位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发出惊人的吁请；尼古拉二世刚刚逊位，让权于这位米哈伊尔。米留科夫是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立宪民主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理性与世俗的现代宪政国家。然而，在与米哈伊尔磋商的议会活动家中，只有米留科夫吁请他不顾个人风险，接受沙皇之位。瓦·维·舒尔金日后回忆其陈词：
若殿下您拒绝——俄国将陷入深渊！因为俄国——俄国将失去她的轴心。君主就是轴心——国家的唯一轴心！民众，俄国大众——将围绕何物——围绕何物凝聚？若您拒绝，无政府状态就会出现……混乱爆发……血腥弥漫。君主是唯一的中心——人尽皆知的、全民共有的。［这是］俄国迄今唯一［存在］的主权观念。若您拒绝，后果不堪设想——彻底的茫然无知——骇人的茫然无知，因为再没有——再没有效忠的宣誓了！2
米留科夫请求米哈伊尔为临时革命政权提供合法性时，并未诉诸民众所谓的君主主义观念，只是强调“君主是人尽皆知的唯一中心”。米留科夫担忧不确定性会造成“骇人的茫然无知”，这层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尽管他找到的对策并不足恃。在当时刚开始组织起来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士兵代表疾呼：“我不知道该跟谁打交道、该听谁的。一切都不清不楚。总得给我们个准话吧。”31917年的事件只是使混乱蔓延到更广的范围；萨拉托夫的一位孟什维克活动家在秋天报告称，农民开始抱怨“［政府］久未建立秩序，［并且情况］已经到了不知道谁管谁、该服从什么人的地步”。4在内战期间，某粮食供应工人分队指挥官独有一件皮夹克，却轮流借给队员在农民集会上发言时穿着，“以示〔发言人〕权威”。5穿皮夹克是意味深长的政治行为，因为它标志着新最高权力的代理人在场，从而有助于让人明白谁管谁。
托马斯·霍布斯的哲学在此颇具启发性，因为它正是建立在有公认主权者与全无主权者这两种局面的对比之上。此外，霍布斯还描述了那种艰难时刻：主权权威能否维持尚不明朗，每个人都必须自行决定支持与否。其中的逻辑与银行挤兑如出一辙：中央权威继续存在，对每个人都更有利；可是对个人而言，采取促使它垮台的行动，仍可能是理性的。
任何协调机制瓦解时，都会出现这种困境。
从个体的视角来看，可称之为霍布斯式抉择：是冒险继续忠于该机制，还是冒险抛开它自谋出路？从社会的视角来看，问题在于这些个体选择所产生的离心力与向心力孰强孰弱：社会力量的天平是倾向自力救济与进一步失序，还是倾向重建被破坏的机制？6
做出这些选择的个体，并不是互不沟通的单子：人们借助修辞为自己的选择辩护，也劝促他人作出选择。修辞不单是个人用来达成私利的说服言辞，更是一种集体审议的工具，人们借助它把共同价值观应用于具体情境。如果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便会发现：他给有志修辞者的种种建议，处处透露着雅典政治文化的实际价值观。因此，研究修辞，就是在研究面对任何政治体系或政治文化都最要紧的两个问题：在这一体系之内，什么论证行之有效？这些论证又如何随时间而变？
在动乱时期，常规应对不再收到预期效果，以往的例行事务也须不断作出自觉的抉择，修辞的作用便愈发重要。既然基本的共同价值观正遭到争议，政治主张便受到更严格的审视；又因新的共同价值观初次应用于具体问题时往往格外含混，论证与辩护也就相应地更为重要。这些都有助于解释革命者为何总在不停言说。
研究修辞的途径之一是聚焦关键术语。这些关键术语是众多论证线索汇聚的焦点；事实上，要唤起特定时空的政治氛围，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罗列当时政治话语的流行词。革命时期身在俄国的法国语言学家安德烈·马宗注意到，革命每进入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一套套语；他认为，考察革命对俄语的影响，是追踪事变进程的一种富有启发的方法。7本书大部分篇幅所分析的，就是粮食垄断、富农、登记与定额摊派这几个关键术语的语义流变；人们鼓吹粮食供应危机的种种解决方案，靠的正是这些术语。
修辞亦有助于考察政治阶层的自我认知。政治阶层的概念源自加埃塔诺·莫斯卡的政治社会学，指介于最高领导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政策制定者与专职活动家这一中间层，本研究中特指在各政府粮食供应机构中担任或谋求负责职位者。政治阶层的概念把政治史与社会史这两种有时被人为对立起来的研究路径联系起来。界定一个政治阶层的，是它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吸收成员的方式、它借以协调自身活动的权威关系，以及它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共同认知。8
莫斯卡将政治阶层的这种基本自我界定称为政治公式。本书着重研究政治公式中的这样一部分：它为政治阶层提供应对社会问题的策略。解决政治问题的特定方法可能会赢得高度的忠诚。本研究的一个核心主张是：至少在粮食供应政策领域，尽管在此期间政治公式的其他方面（如成员吸收方式或内部权威关系）发生了剧变，这种忠诚却始终延续。
在本研究的结尾，笔者将权衡把1914－1921年视为动乱时期的利弊，并将这一视角与审视这些年间事件的其他方式相对照。目前，动乱时期的概念可以概括为若干问题，笔者将在事件的每一阶段逐一提出：协调机制因何瓦解？产生了多大的不确定性？哪些选择导致了自力救济与进一步失序，哪些选择促成了重建？如何解释这些选择？人们通过何种论证与诉求为自身选择辩护，并试图影响他人的选择？
1917年，外省记者弗·马尔托夫斯基在下诺夫哥罗德粮食供应委员会做事。排队正在成为当时俄国生活的一景，他喜欢报道其中的众生相。他记下了这样一件典型的小事：一位家庭主妇问一俄斤面包卖多少钱，一听那天价，惊呼：“你疯了吗！”主妇说出自己认为公道的价钱，店主一听，也反问：“你才疯了吧？”马尔托夫斯基自问：究竟谁疯了？他的答案是：谁都没疯，是这个时代疯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