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与概要
本文的选题，也许会叫人纳闷。指令计划体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于苏联和东欧轰然倒下，西方某些国家用过的那套特殊的准计划式国家调控，更早十年就已偃旗息鼓；这么看来，计划问题仿佛可以永远合上了。
然而这个结论站不住脚。国民经济计划是否可行、有无效率，本属经济理论中的“永恒”问题之一，每逢特定的历史机缘，便又一次显出现实分量。1998年俄罗斯市场化改革明明白白的失败已成公论，再加上亚洲、拉美许多国家的处境，都让这个问题重新有了实践上的尖锐性。
“市场还是计划”之争已持续一个半世纪，其间染上过种种政治色彩。马克思主义许诺在否定市场的基础上建成计划经济，它的“新古典”对手则断言这样的经济根本办不到。本世纪初，“新古典派”内部又起了分裂：著名马克思主义批判者帕累托的弟子巴罗内，1908年用数学证明，只要计划者去模拟市场定价，中央计划也能有效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勒纳、泰勒和兰格从实践角度修正了他的论证，盼着在“市场社会主义”体系里把计划与市场糅合于一体1。
米塞斯对他们一概痛加反驳，认为计划官僚体制堵死了一切有效经营的可能；他的追随者哈耶克更补上一笔：计划经济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2。
这场争论里，谁对了？——马克思、巴罗内、勒纳，还是米塞斯？若把半个世纪来众多西方学者研究苏联东欧计划体制史的成果通览一遍，结论恐怕相当含糊3。诚然，计划体制显出过足够的生命力，一度让一部分观察者觉得它比市场更可取；二战后欧亚不少国家的市场经济里，也成功用上了某些计划工具。反过来同样成立：计划体制越来越不得不借用市场体系的种种工具、办法和经验。可总的算下来，比起当代市场体系，它终究暴露出官僚做派、浪费、低效；在历史的某些阶段，它还被当作社会政治奴役的杠杆。
如今还可以再添几笔。资本主义到底没有把工人养成自己的“掘墓人”。恰恰相反，事实表明，工人一面对资本主义提出更高要求，一面却不愿同它分手。倒是计划体制养出了大队的工人和厂长经理，亲手把它钉进了棺材——正如苏共把一千八百万党员，养出了几乎同样多的离心者，从普通党员直到最高官员。
可是，可是，还是可是……（如诗人所言）。问题依旧悬着：计划体制的当代命运，究竟是因为它注定要伺候“苏联式”那套特殊历史制度，还是计划原则本身遭了挫败？
战后头几十年，“计划热”席卷许多国家，妨碍了对计划之可能与失败作不带成见的分析；八十年代起，又刮起一股反向的风。我们认为，要从科学上回答上面那个问题，不妨换一个特定的角度，去考察战后苏联计划体制的历史：弄清楚为发展、完善这套体制做了些什么，结果如何，又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史学界对苏联经济改革史的兴趣，这些年非但不减，反有增强之势。这一点，В·В·德罗兹多夫的史学专著《苏联经济改革（1953—1985）：国外学者的看法》（莫斯科：经济统计信息出版社，1998年）便是一个佐证。
不妨先把话说在前头：战后苏联为改善计划体制着实竭尽全力了4，全靠这个，它才支撑了这么久。等到看清它没有前途，便从1984年初起，相当果断却又小心地给它“松闸下坡”5。自然，还要按拜占庭的路数6，拿“加强集权”的高调来掩饰这场退却。要不是凑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这副危险的政治混合，给苏联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了引爆的雷管，计划体制原本大可在201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寿终正寝。
本研究所依据的，不只是已刊的材料（官方出版物、经济学家的著作、政治人物的回忆录），还有同一批苏共前领导人和政府成员的谈话。他们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近四十年间，亲身投入过改革7。
除了上面所说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历史命运，本书还讨论了若干更具体的经济史问题；在苏俄历史最近这一个半十年痛苦而失败的改革映照下，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思量。
其中之一，是计划的本性问题：苏联体制到底是真正的计划，还是仅仅是中央管控？我们的回答是：计划在苏联管理体制里，始终是一种工具；但计划决策与管理决策之间的比重，在集权体制转型的不同阶段并不一样。总的趋势是，计划从管理的根基，一步步退成一种协调手段——去协调各部门、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所下达的、五花八门的纲领与管理决策。
另一个需要历史眼光的问题，是管理高层真实的动机。战后几十年里，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意识形态动机越来越流于形式，个人前程的盘算反成了主心骨8。然而，官僚的私利之所以能撑住计划体制，只在他还能从“集权”这一实用原则里为自己谋利的时候9。
研究还发现，统治精英的经济素养总体上明显不足。这种不在行，表现为两副面孔。整个战后时期，苏共领导层和政府中的多数，都在（或主动或被动地）主张强化集权的经济体制、反对分权。至于改革者（赫鲁晓夫、柯西金，以及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他们其实是被逼着把自己的改革主张强加于保守的多数；可彼此再有不同，每一个都明显欠缺对集权体制改革之复杂与艰深的把握。改革者自己也没跳出集权的意识形态10。
结果，所有苏联改革，纵使其中一些起初见了好处，最终都以失败收场。话虽如此，每一轮改革都各按各的方式，摇撼并掏空着集权体制。
在这一切之中，苏联经济学、尤其是它的数理一支，起了什么作用？西方学者的著作对实际推行的改革有没有看得见的影响？这些问题不在本研究范围之内。但要记得：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西方（特别是美国）一流经济学家论资本主义的书，就已用俄文大量印行；论苏联经济的书，则只印给几百名领导干部和学术图书馆的“特藏库”。
这些著作无疑起到作用了，只是作用渐进而曲折。这影响表现在：苏联多数经济学家和经营者本就倾向强调商品货币关系、价格、利润在计划体制中的分量，如今这一倾向有了学理上的支撑；体制的反对者多了起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那种水火不容的对立松动了；领导层里也萌生了对“社会主义优越性”是否当真无可置疑的怀疑。
数理经济学家最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引渡人。他们的影响首先见于定价实务。他们说动了领导层，使其正视不同产品相对稀缺的程度；也见于计划中数学模型的运用。多数数理经济学家原则上并不反对中央计划，只是批评它现行形式与方法的种种弊病。
现实里的计划
“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一样，是个抽象的概念。拿它们做教学、训练之用，自然有益；可要真去掂量、比较两者的长短，就只能把实在的历史形态、而非理想模型放上天平。
“计划体系”四个字，可以装进不同的内容。为免含糊，我们先讲定：本文所谓“计划体系”，指这样一种国民经济，在其中起决定作用（但不一定是唯一作用）的，是相互衔接、对企业下达的中央指令任务，任务或长或短，配以中央统一调拨的物资（部分还有劳力和资金）供应与产品销售。国家社会主义各国行的正是这样一套体系。
要看活生生的计划体系，至少得顾及三个方面：组织架构、编制计划的方法、以及执行计划的方法。
苏联计划的组织架构，中心是国家计委，外加各综合经济部门和另一些主管机关的计划单位（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国家物价委员会、财政部、国家银行、建设银行、国家劳动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等）。
各行业主管部门的经济机构，大体复制了中央综合经济机关的格局：每一个都设有计划处、财务处、价格处、劳动工资处、供销处。专业化总局和地区总局，也有相似的经济机构。大中型企业及其联合体的经济管理结构，又照着行业部门和总局的样子搭起来。
还得补一句：这套体系起于国家计委，也终于国家计委，因为国家计委本身就是由行业司和综合司组成的。地方计划机构（加盟共和国、州、市、区）结构相仿，主要是靠本地和调入的资源去满足居民需求。（1957至1964年国民经济委员会11时期，情形大不一样。）
可见，计划的组织架构像一条闭合的链子，穿透全国经济的每一个最偏远的“角落”，而且搭建得能从职能、行业、地域三个剖面把经济一网打尽。
马克思可曾料到，他的计划经济设想会孕出一座庞大的官僚化金字塔？他自己可是一再痛斥官僚，斥它总把自家的私利装扮成全民利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本文一位作者在给苏联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和领导讲课时，提请听众注意马克思著作里一处自相矛盾：那些著作通篇贯穿着以计划取代市场的必要，却连一句也没讲过计划经济该如何搭建、其中有没有行业和地方机关的位置。
听众一时哗然，却无从反驳：马克思12确实把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撇开了。只能推想：马克思看不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组织结构上有什么大差别。在他的想象里，中央计划机关大概只是生产“自治公社”的一个不起眼的中介，而绝非压住几万乃至几十万个毫无权利的“劳动集体”的那座官僚的胡夫金字塔之巅。
现在转到远景计划的编制流程。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赫鲁晓夫“解冻”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常来苏联，其中不少人那时正对这个问题着迷：他们在找计划作业的逻辑次序。
让他们吃惊的是，根本找不到：计划编制是在计划体系的所有环节里同时开始的。企业、各行业及别的主管部门、国家计委，各自独立拟出下一个五年的初步设想，眼睛首先盯着自家工作中暴露并积下的那些问题，大体守着已成定势的增长速度。
企业首先竭力论证：要扩大物资技术供应，要新建住房和别的社会文化设施，好把稀缺的劳力招来、留住。
行业部门则把劲头集中在一处：靠预算去添置新产能，尤其是新建企业。这上头，部门背后有地方苏共领导的有力支持——后者能不能铺开“共产主义建设工地”，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威望和前程。不难想见，企业、部门和地方官僚的利益所向，从一开头就把计划引向粗放增长，引向几乎一切资源的短缺。
经济的短缺，在计划流程里留下了这样一处“不合逻辑”的印记：企业和部门得提前好几个月向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报送资源申请，而那时生产任务还没批下来。换句话说，在定下给企业、部门派什么任务之前，计划者先想知道，它在计划期内能“消化”多大体量的资源。说到底，计划首先不是从居民和国家的最终需要出发，而是从企业和部门要的资源量出发。
当然，提交主动性计划方案的运动，向来是“上头”张罗的，必报项目里照例列着新产品、新技术、设备更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材料、降低成本等条目。可在这一环上，企业和行业总把自己的方案压到一个稳妥的最低限，因为他们凭经验早知道三条真理：其一，最终计划会把义务留给你，却不拨技术腾挪所需的资源和时间；其二，押注于深层而非表面的科技进步，风险不小；其三，万一成了，挣来的财务好处差不多全得上缴预算。
在计划体系里，名副其实的科技进步，只在它本身成了一种特殊“竞赛式”生产的主产品时才有可能——这种生产，唯一的标准是结果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不计代价。它只存在于某些行业里少数实验性企业：所谓“中型”（即军用）机械、飞机制造、原子能、航天、生物化学等。
企业的计划方案，经部门调整、汇总、补充后报到国家计委，在这里与计委自己的方案撞个正着——计委的方案首先是冲着缓解几样长期的主要短缺去的：投资、材料、劳力、粮食。计委手里的主要工具，是一套经批准的计划定额，各部门和企业也得照着办。把这一堆彼此抵牾的信息“消化”出来的产物，便是《五年计划编制指导方针》的初稿。
这份草稿里，已经以掩饰的方式预置了那些事先定死、“碰不得”的指标——军工综合体的产品与服务增长，以及援助国外盟友的产品。至于别的关键指标，恰恰是初稿出来之后，才开始在“国家计委—部长会议—苏共中央”这个三角里一遍遍打转，原文常被改得面目全非。对计委的典型要求是：提高增速；在不削减投资的前提下另寻扩大消费的余地；给某些地区或行业追加投资，又不动别人的。
国家计委拼命顶住党、部门头面人物的压力，论证这些要求根本办不到13。可它处境的可悲在于：经济里没用上的巨大潜力，人人都看得见——闲置的产能、停工的工地、糟蹋的原料能源、薄弱的专业化、低劣的产品、不得已的大修、不合理的运输，等等。每回编计划都好像觉得：把这点潜力调动起来，万事就都解了。偏偏“近在肘边却咬不着”，每过一个五年，“潜力”这个黑窟窿就更大一圈。而苏共中央硬压下来、指望把它“动员”起来的指导方针，照旧脱离实际。
从理论上批判计划体制的经济学家，通常盯住一点：企业“从下面”报给计划者的信息，出于私心被扭曲了。可这样就低估了一个更要紧的扭曲因素——“从上面”对计划者施加的政治压力，逼着把计划指标、首先是增速往高了报。斯大林修订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时如此，戈尔巴乔夫编制1986—1990年计划时仍是如此。
政治局批准指导方针草案后，这出戏的第二幕——真正编制五年计划——便开场了。它的实质是：国家计委把指导方针定下的任务量和资源，分摊给各行业、各地区主管机关，后者再分给企业。
这第二幕完全配得上“诸神与泰坦之战”的名号：每个部门、每个地区，都把够得着的政治和专家支持悉数搬出来，咬到最后一口也要证明，唯有再多拨资源，才完得成指导方针。计委却不得不狠心砍申请，常常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可砍的时候，分量重的与其说是论据，不如说是政治游说的相对实力（苏共中央各行业部、各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等等）。
接着，厮杀又向纵深转移，到行业内部和地区内部，政治、官僚和个人因素依旧夹杂其间。
到头来，指导方针里以不切实际任务的形式埋下的产出与资源之缺口，以及由此在下达给执行者的计划中生出的短缺，被“摊”到了整个国民经济身上。可这一摊显然并不均匀，主要听凭非经济力量的摆布。
严肃的经济学家对五年计划的看法各不相同：一种把它首先当政治文件、当经济的总方向；另一种则照字面，把它当必须执行的法律（形式上也确是法律）。实际上，它介于二者之间14。
柯西金时期，曾一再设法把计划编制本身理顺、纳入某种合法的规程，可问题终究没解决15。
要是把五年任务平摊到各年硬去完成，那是行不通的——它内部本就年度不衔接。所以真正管用的工作文件是年度计划，再辅以企业同商业机构之间关于供货的具体合同16。
执行远景计划的流程，就在于这桩纯经验性的工作：编年度和季度计划，再据此订立具体的供货合同。说到底，国民经济年度计划，体现的是各部门、各地区当前计划的相互衔接，这衔接由国家计委和物资供应委员会17不间断地去做。实际年度计划的指标，通常同五年计划里的分年度任务出入很大。
这种出入，不只源于五年计划内部那一大堆不切实际，还来自外部条件的频繁变动：收成的丰歉、政治路线的转向、突如其来的经济运动、国际舞台的风云，以及各行业各地区相对地位的挪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不断变化的局面里，一套庞大、集中而又训练有素的计划（即着眼于未来某段时间——年或季度）机关，持续地把零散的经济决策流加以协调，其分量并不亚于（甚至重于）计划本身的存在。
指令式的五年计划与当前计划管理在苏联经济中究竟是什么关系，这问题很复杂，需要专门研究。复杂就复杂在，这关系受多重因素左右，历来在变。五年计划即便在镇压体制下、在“任务不惜代价都要完成”的口号下，通常也完不成。但偏离的程度各不相同，这不仅看外部条件，还看计划体制本身制度结构的变化。镇压体制下，国家计委把计划与管理两职合在一身，直接指挥各部委；赫鲁晓夫时期，它变成协调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中心；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复设的部委越来越我行我素，计委的作用实际被收窄——五年计划的地位也跟着下降。
这惨淡的收场，尼·雷日科夫在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的报告里勾勒得很清楚。总结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时，他说：“纪律和秩序松弛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要求和责任都在下降。随意修改计划成了普遍做法。这些年背离了社会主义经济一条颠扑不破的原则——对它来说，完成计划是经济生活的法则与常规。”18
在揭出苏联计划体制内在矛盾的同时，也得为它说几句公道话。倘若姑且把它的任务定为“有计划性”，并把后者理解为朝着某些合理目标平衡而最优地发展，那么计划体制在苏联社会里就像个异己之物，遭到四面八方的猛攻，首先是政治、军事、经济官僚这三股“建制”势力——每一股都想把它化为自己的工具19。在这个意义上，计划“优化”的主要内容，是协调统治精英几大集团（党政官僚及其地区派系、经济官僚、军队将帅、专政机关）的长远利益，至于抬高人民福祉，不过是个派生的标准。至于计划的平衡，破坏它的主要根源在执行环节：既有统治集团之间和内部的利益之争，也有计划体制本身的弊病（下文再说）。
计划体制的潜力，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计划体制有多少潜力没用上，这问题从体制诞生之初就缠着苏联领导层。二十年代末甚至拟过“反损耗控制数字”，1930年莫斯科“计划经济出版社”还出过一本《国民经济中的反损耗斗争》。可后来官方宣布，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能把一切生产潜力都用得合理，这议题便越来越少摆上台面公开讨论。
然而损耗照旧存在，而且越积越多，增速常常超过经济本身的扩张。于是“未用上的潜力”这个说法被搬了出来——给经济损耗另立名目，好在讨论时少担些意识形态的风险。（要说明，这里指的不是经济上的保险储备或计划储备，而正是损耗。）顺带一提，要看清当年关于“潜力”与损耗讨论之广及其术语，К·Б·列伊基娜专著里那份相当完备的书目很值得一看20。
“潜力”问题的大讨论起于赫鲁晓夫时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编制七年计划之际，到六七十年代仍很热烈。有意思的是，讨论到七十年代末，“损耗”一词越来越多地与“潜力”并提，随后又重回台前（下文再说）。可即便这样讨论，仍隐含一个意识形态前提：计划体制只要在组织上加以改进，就能用上自己的“潜力”、消除损耗。
官方对可动用“潜力”总量的估算，大概最早见于财政部长阿·兹韦列夫的文章《内部潜力——为七年计划服务》。按1959—1965年七年计划，总投资应达2万亿卢布；据兹韦列夫估算，其中约一半即1万亿，打算靠动员“潜力”挤出来。这笔额外积累拟从以下途径取得：降低生产成本（更好地利用原料、材料、燃料等），压缩规模庞大的在建工程，减少未安装设备的积压，等等（《真理报》1959年1月24日）。这一估算等于间接承认：计划经济每年因经营不善要损失约1400亿卢布；按当时生产资料的价格看，这个数目可与同等数额的美元相比。
这些“潜力”当真用上了吗？损耗减少了吗？1970年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的一本二十二位专家合著《集约化与经济潜力》（克拉索夫斯基主编）让人不得不下这样的结论：十年过去，“潜力”非但没减，反倒大了。
谈到矿产开采加工中的损耗，书中一位作者写道：“这些损耗的持续上升令人忧心。1940至1967年间，矿产平均损耗率：烟煤开采从18—20%升到30%，铁矿石从12—15%升到25%，有色与稀有金属矿石从10—12%升到15—20%，钾盐升到50—60%，云母高达90%。”石油、天然气情形相仿——实际采收系数0.37远低于平均计算值0.5，便是明证21。这位作者想把结论说得缓和些，便补充道：矿产开采年损耗共6亿吨、加工年损耗共3.5亿吨，其中“经济上无理由的损耗”分别为1亿吨和5千万吨22。
水这种资源的惊人超耗，也有数字为证：技术规范定下全国平均每吨钢耗水115立方米，实际却耗去250立方米；生产氮肥、合成纤维、电力时的耗水损失更大。用水不收费，于是18—20%的水利系统产能空转23。
书中还指出：1959—1965这七年里，工业、建筑、农业的设备总量翻了一番，使用效率到头来却下降了。上述部门里，每一卢布设备价值产出的总产品，1965年比1958年少了21.5%；计划末几年，未安装设备的结转量平均每年还增加约30%24。这一切难道不正说明“潜力”在扩大、而非被用上？
书中作者还把过高的物耗（尤其机械制造业）、落后的总体经济结构、工业产出跟不上科技革命、许多企业设备技术水平低且开工不足等等，统统算作“潜力”。换句话说，不只直接损耗，凡计划经济落后于世界水平之处，都被他们记进了这个体制的“潜力”账上。如前所说，到七十年代末，这些“潜力”越来越多地被叫回它的本名——损耗。1979年，苏联中央统计局科研所制定了《物质生产领域损耗与潜力计算的标准方法》，把损耗定义为未被利用、未充分利用或未最优利用的生产可能性。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克·列伊基娜认为这一定义过窄。在她1980年于莫斯科出版的《减少国民经济损耗——提高效益的重要潜力》一书中，她写道：“广义的损耗，合乎这一概念的本意，刻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未实现的可能；它是劳动者物质文化需求实际得到的满足，与依现有生产资源本可达到的满足之间的落差。”25既然人所共知需求“满足得很不令人满意”，那么这个定义里其实暗暗断定：不只计划体制，连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如今俄罗斯姑且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效率，都很低。
计划体制与镇压型政权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立在驱动人的种种动机和人本身的品性上。一个人的动机、能力和取舍，在很大程度上由他所处的那个具体社会决定。
战后四十年间，苏联社会换过三副面孔，可分别叫作镇压型、动员型和常规型。这三种同源的模式各有各的来路，每一回又都以一场特有的危机收场。
三种模式的大致时段可以这样划：镇压型一直行到1953年年中，随后逐步拆解，同时由动员型取而代之；转折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动员型行到1964年秋，随后是柯西金改革26的年月——这场改革客观上违着改革者本人的意愿，充当了从动员型通向常规型的过桥；这里的转折可算1968年，当时在计划与市场两条现实可走的路里，断然选了前者。常规型一直撑到1984年，此后又被逐步换成准市场型；自1988年起，这一替换实际上越来越不受控，转折发生在1989年末——人们迟了许久，才公开承认转向市场已不可免。那时占上风的已是企业（而非国家）的利益和它们之间的直接联系，中央的管控已经失掉，市场迅速生长，却是半自然、犯罪—官僚、带破坏性的畸形之态。
有一种看法：苏联经济体系自1917年诞生起，就一直处在长期危机里。若把危机理解为天生的矛盾、其累积终将把体系拖向灭亡，那这话不错。可若“危机”指的是没有生命力，即在相当长的时段里既不能运转也不能发展，那这个用法反会妨碍我们看清真实的历史。活物一落地，体内的生物钟就开始倒数；但只盯着这只钟，是读不懂这个生命体如何演化的。
镇压型体制的社会经济逻辑是：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的本原同“资产阶级”的本原之间仍在“打仗”；后者指物质利益、商品货币关系、私有制冲动等。要给前者开路，就得发展生产力，一面利用、一面又限制并挤掉后者。这一层没有明说，可斯大林战后整套经济政策都透着它：压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地，抽干集体农庄，对城里的货币收入严加配给，用税收掐死一切个体经营27。这套内政同外交紧紧相扣。斯大林早就料到，西方民主的影响一旦同国内“资产阶级”倾向合流，会危及政权，所以早在战时就着手为转向闭关自守和侵略性民族主义铺路（官方反犹、立法禁止同外国人通婚，便是这套政策的典型表征）。还在1946年，斯大林就郑重宣布：共产党人应当把资产阶级丢下的民族主义旗帜捡起来扛上。
计划被当作政策的头号工具。战后头两个五年计划，可看作斯大林式“劳动意志”的典型一例。这种“意志”立在很强的动机上。我们所说的动机强度，指的是负面结果（完不成计划）所受的惩罚，与正面结果（超额完成）所得的奖赏，二者之间的落差：负面结果可能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受审、坐牢，正面结果则是勋章和升迁。说到底，国家把劳动力看作“社会的”、也就是自己的财产，有权按己意去塑造、调动和使用。
在“镇压型”计划体制下，向工人“施压”的首先是行政方面——国家计委、各部委、厂长和别的“上司”，背后靠着镇压机关。党自然也不袖手，但它的活动是从属的、“服务性”的：那个时期，党在中央也好、地方也好，既不参与制定、也不参与修改计划、法律、规章和定额，只帮行政方面去落实。作为行政意志的执行者，党也有自己的“帮手”——工会、共青团和别的群众组织。
但党同时还得盯着经济行政方面的举止，盯着它是否完成计划任务和定额，盯着企业和地区的经济状况。党组织的信息经区委、州委定期汇到党中央机关，这帮着政治局和部长会议把住对厂长、部长的干部之权。
计划体制缺一套经济上的反馈——这是它的根本弊病。带着这一弊病，体制竟还能运转，令人费解。可一旦把这些算进去：经党组织、经克格勃众多线人、经一丝不苟的统计与财务核算而上行的强大信息流，就明白这套体制里确有一种独立于行政的反馈，虽不够灵、也易失真。这反馈，对行政方面又是一重压力。
在这种情形下，对计划的头号要求可归成一句话：“计划要紧绷”，即只有把一切力量和资源用到尽、逼到可能的极限才完得成。要编出这种对执行者显然危险的计划，编制过程就得同执行者隔开，立在某个独立的基础上。
担此基础的，本应是一套包罗万象的定额体系——几乎一切产品的“国标”，以及与之相连的单位劳动、材料、能源消耗、机器设备磨损、极限负荷等等。稳健的经济学家主张这些计划定额按经验和平均统计来定；早在战前，要求把“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成绩算进定额的极端派就同这些“保守派”展开较量，并且赢了（看来少不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帮忙：斯大林话里露骨地暗示，保守派“挨了一顿揍”、被“请出了国家计委”）。
可“先进”定额放到整个经济上，显然不切实际：实践中导致质量下滑、计划落空，甚至出事故。于是战后下了大功夫去搭定额的“科学”底子，核心是一种折中的“中等先进”路数。
定额不是枝节，而是纯粹形态下计划体制的“细胞”。国民经济计划里相互纠缠的核心问题——当下与未来的关系、技术进步、列宁所说的“劳动与消费的尺度”等等——都浓缩在里头。倘若真能定出解开这些问题的定额，就能凭它让一个自我发展的计划机体运转起来，内里自带一套激励和标准。（直到1979年，才第一次着手那项工程浩大、含数万条目的尝试，去推行包罗万象的“先进而有科学根据的统一定额体系”，而且也只上了它的第一批28。）
可显然，一个既“科学”又切合实际、却又脱开市场价格的计划定额，本质上是个无解的难题。这是因为科技进步、成本与需求的变化既不确定又不匀称，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的条件更是变化无穷。指令式地定下定额、拿它当编制和执行计划的底子，固然方便计划者去拼经济比例，却也人为地拖慢并扭曲了自然的发展。计划的“自我实现”根本谈不上：计划的编制和执行，自始至终都在党和国家机器及“积极分子”的强力挤压下、在专政机关对上上下下一切人事一切事务的不眠监视下进行。外有“冷战”、内有不止的镇压，更助长了这一局面；后者还被说成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必然。
计划既然立在技术定额和与之紧连的物资平衡上，骨子里便仍是实物计划。价值平衡（居民货币收支平衡、对外贸易平衡）不过是零星的补充。显然，实物计划势必同呈几何级数复杂起来的国民经济相撞，事实也正是如此——计划的崩溃在酝酿。
然而转向以价值平衡为底子的计划，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没这个准备。二十年代，苏联曾是研制价值型计划平衡的先驱，可后来这些工作被搁置了。三四十年代，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和经济宣传，整个建在否定“计划社会主义经济”里还有价值这一范畴之上。
伟大领袖在这件事上也未曾懈怠。总结1951年那场有名的经济讨论时，他承认了一个明显却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社会主义经济里，价值规律照样起作用！（其实他1940年就第一次这么讲过，只是当时战事在即，这一划时代的发现没掀起多大波澜。）原来计划离不开价值！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几乎无以应对——毕竟“全民”所有制本是否定价值的。为掩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处明显的漏洞，斯大林外交辞令般地把价值的顽强归到集体农庄这些“所有者”头上；后来表明，信的人不多。多数人看得明白：症结在计划体制本身、在国家所有制本身的矛盾里。
斯大林把价值规律推到经济生活的前台，自然不是凭空玄想。战后他很看重稳住卢布——1947年那场成功的币制改革、随后国营商业里一再下调零售价，都是证据。借中国人的说法，伟大领袖打算“两条腿”走向共产主义：一条腿是镇压，一条腿是坚挺的卢布。
可这场以广用价值指标开场的计划改造，一开始便碰了壁。前二十年里建起的成千上万家企业、整批整批的工业部门、几万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当初一概没拿成本、资本密集度、利润、盈利率这些价值标准来衡量。按平均化指标一算，自然一部分盈利、一部分亏损，而且差得很大、几乎填不平。这种情形下，价值指标意义有限，对计划也助益不大。雪上加霜的是，价格政策有意把一类商品（消费品）的价猛抬、另一类（生产资料、武器、童装、文化用品）的价压低。
这一层斯大林同志也早料到了——难怪他的格言是“领导就是预见”。还是在1951年那份结论里，他提醒经济学家别把企业盈利率这个指标看得太重，因为另有一种“更高的盈利率”——从整个国民经济看的盈利率。换句话说，一家实际亏损的企业，从“更高盈利率”看可算高收益，反之亦然；各种产品也一样。
那计划者究竟该照什么办，这神秘的“更高盈利率”又体现在哪些标准里？新的理论解说虽多，落到实处的结论仍无新意：这最高的奥秘只有苏共中央及其政治局才参得透，由它们去批那又长又自相矛盾的计划指导方针。这么一来，价值指标的引入虽给计划添了工具，却也添了新的杂乱，并没把计划目的何在这个问题讲清。（下文谈国民经济最优标准时，还要回到这一点。）
总的说，把社会当作阶级与民族永久厮杀的角斗场、关着几百万囚徒、强迁着几百万人，这条路终究把镇压体制逼向了全面危机。1946年的旱灾把国家推到饥荒边缘，集中营里暴动渐多，对战时擢升的领导干部、对知识界——对一切倾向重大变革的人——又掀起了残酷的镇压29。到五十年代初，经济虽已从战争废墟中重建起来，却明显过度紧绷，濒于崩溃；1953年，饥荒的威胁再度逼近。
镇压体制的崩溃，意味着计划所倚的那套动机、所服从的那些优先（尤其是造出火箭核力量）陷入了危机。但计划体制本身仍在长大——这一时期出现了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这类跨行业管理机关，国家计委本身也从“国家计划委员会议”30改成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动员式计划与寻求经济刺激：赫鲁晓夫的改革长跑
1953年斯大林一死、贝利亚旋即被擒被枪决，镇压体制便开始一点点拆解，一直拆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几百万受迫害者从监狱、劳改营和流放地放了出来、得到平反；农民终于开始拿到身份证；工人和职员的工时缩短，换工作也不必非经行政方面同意；通过了养老金法；免费住房的建设大规模铺开。中央和地方的党机关、经济官僚的上层，从专政机关的监控下解脱出来；专家和管理人员大批入党，使党的成分愈发驳杂，日后又助长了几乎遍地的钻营与腐败31。
这些变动以及别的变动，把一个问题尖锐地摆了出来：编制和执行计划靠什么动机？整套计划体制的机制又当如何？
既然负面动机（怕受罚）骤然减弱，首先就得同样骤然地加强正面动机——物质和精神刺激。马林科夫总理主张，先靠重新分配投资、加快轻工业与食品工业、推行经济核算32来创造条件；他争夺最高权力的对手赫鲁晓夫，则主张靠改组、靠把农业和整个食品体系振兴起来。
随赫鲁晓夫一同得势的那种社会风格，可以叫作动员型：靠加紧共产主义宣传、靠让千百万人的大党“民主化”、靠几乎不停的改组、靠借用西方的成就，去求得生产和消费水平的快速增长。
在根本变了的社会条件下，计划的本性问题也重新摆上了台面。计划到底是国家强加给执行者的一条规范，还是执行者因为对自己有利而自愿担起的一束相互协调的义务？前一种情形里，计划撇开执行者的意愿来编，事后或许（也不是对所有人）多少配上一点物质刺激基金；后一种情形则应反过来：凡对国家有利的，就该让每个执行者也有利；凡对执行者不利的，就不该硬塞给他。
这里不妨简短说说赫鲁晓夫及其周围人大体的经济思路。被他击败的对手马林科夫，照他自己承认，是技术官僚式、也就是行业式的管理和计划路数的拥护者；在他手里，“超级部委”——把几个相近行业拢在一起、由能同国家计委领导“平起平坐”的大人物执掌的机构——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赫鲁晓夫则天生是个民粹派；他透过农业这面镜子看经济，深信不解决粮食问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舞台上，他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都迈不开步。赫鲁晓夫是个别样的共产主义者，对他来说，共产主义等同于人人吃饱。难怪他爱说一句话：“意识形态就是一锅炖肉。”33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成败首先系于两条：提高鼓励性的收购价，给一点支配资源的自由。后来类似的路数也渐渐挪到了工业上。
这个问题得细说几句。赫鲁晓夫在农业上的那些改造，相关文献很多，可它们的意义常被片面看待、因而被低估。在我们看来，从苏联经济史的角度看，这些改造最要紧的结果，是它们打破了统治精英、首先是苏共中央委员们那套定型已久的经济思维。没有五十年代的农业改革，就没有六十年代后半的柯西金改革，而后者又埋下了根，到八十年代抽枝为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的改革、到九十年代长成向市场的过渡。
苏联的统治精英，首先就是那三四百名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无论分量还是人数都占绝对主导的，是各州委、各加盟共和国党委的书记。这些书记——不管在工业区还是农业区——日常最操心、最棘手的难题，就是同一个问题：怎样喂饱自己辖区里飞速膨胀的城市和工人镇的居民，怎样完成规定上缴全国基金的粮食。一次又一次的歉收，把局面逼到了危急。
正因为赫鲁晓夫在1953年9月又逢歉收之际、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大胆地把农业问题推到经济政策的中心、并提出了解决之道，他才赢得了地方书记们的拥护，随后在最高权力之争中战胜了马林科夫——后者倚靠的是精英中部委—技术官僚、首先是工业的那一派，又明显低估了粮食问题的尖锐。
要弄懂战后几十年苏联管理经济的办法，就不能不顾及统治精英那套在集权计划下牢牢成形的经济思维，及其艰难的转变。这套思维彻底排除企业经营自主（即市场）的可能；它甚至不承认需要那样一种价格——能让每一种计划产品都有利可图（即在计划本身之内给企业一点经济刺激）；它至多容许对个别工人按劳动成果给极有限的物质刺激（在计划平均工资上下20—30%的幅度内浮动；1956年工业里的工资改革正与此相合，那次改革猛抬了基本工资的分量、压低了奖金在工人收入里的分量）。这套思维，既靠党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喂养，也靠那套刚性而包罗一切的计划的逻辑喂养。
赫鲁晓夫在这套思维上凿开了一个口子，办法是利用既成的死局：尽管农业生产急需稳住、增产，可在事实上已经开始的“双重政权”时期（1953年秋），重工业和军工的高层官僚绝不会容许大幅动用自己的资源去补别处。作为出路，赫鲁晓夫抛出了一个在既成计划思维看来近乎悖论的公式——继续支持重工业（以及军工，虽没公开讲）的加速发展，而农业的振兴则靠在那里引入物质刺激、改组管理来办34。
随之而起的、按苏共中央指令在报刊和党的会议上对那些“蹩脚经济学家”的围攻——他们竟敢追随马林科夫，对“第一部类优先增长”这条铁律的不容置疑生出疑问——意在显示赫鲁晓夫意图之严肃、他对斯大林军事工业卫队那种教条式的忠诚，并把这支卫队同“机会主义者”马林科夫隔开35。马林科夫就这样被巧妙逼到墙角，最终（1955年1月）不得不缴械。
还在大权独揽的一年前，赫鲁晓夫就开始为那场气势磅礴的垦荒大业铺路。1954年1月他递交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份札记里，暗暗批评了马林科夫那个有名的论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并提议开垦1300万公顷处女地3637。可一旦成了一元化的领袖，赫鲁晓夫到1960年逐步把垦荒扩到了4180万公顷。可见，解决粮食问题的赌注，到底还是首先押在重新分配资源上，押在国家计委那套“凡事靠给特别短缺的部门加新投入、求其粗放扩张”的老解法上。
这是不是说，赫鲁晓夫1953年9月断然主张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物质刺激、扩大经营自主，转眼却又把它撇下了？恰恰相反。套用诗人的话，赫鲁晓夫可谓“尼基塔，悖论的朋友”。他用自己的腾挪在政治和经济里制造死局，再把一些在主流思维看来近乎悖论的方案当作出路抛出。譬如，他把够得着的资源统统集中到东部垦荒上，反倒更逼着把元气大伤的苏联欧洲部分的农业，转到经济刺激上来。
也正因为引入物质刺激、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营自主的具体举措，虽然来得杂乱、相互矛盾，却在整整十年里朝着一个方向一浪接一浪，我们才有理由把它们叫作战后第一次经济改革（这么算，六十年代的改革是第二次，八十年代的是第三次）。而且我们往下会看到，这次改革对于理解计划与市场之冲突的那些根本教训，并不比第二、第三次改革的教训分量轻。第一级上就没能汲取这些教训，已经注定了第二、第三级改革的失败。
那么，1953年农业的任务并不难说清：在既有资源下增加总产量，并把它的结构调到合乎国家需要——也就是抬高食用粮、畜牧产品、经济作物等的比重。
为办成这些，1953年决定：提高畜牧产品、谷物和经济作物的收购价，降低每公顷的交粮定额，对机器拖拉机站的作业定下固定的实物报酬，大幅削减畜牧产品义务上缴国家的定额，提高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置办自家牲口的积极性38。
这样一来，那种压低价格、随意（近乎余粮征集制）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拿走产品的做法受到了限制，生产上有了物质利益可言（此前实际等于没有）；自留地经济的空间也略有放宽。
1956年，苏共中央通过了两个相互抵牾的决议。第一个给集体农庄庄员按月发现金预付，为此须从集体农庄货币总收入里拿出不少于25%，其中含交售、收购、合同订购所得的50%39。这第一次为集体农庄庄员定下了定期的（虽有起落的）货币报酬，使他们的处境向国营农场工人靠拢。可第二个决议40却打压了自留地经济：宅旁地被削，个人可养牲口的数目被减，集体农庄里义务劳动日的下限和产量定额却抬高了。
照形式看，这两个决议本该像胡萝卜加大棒那样彼此补充：既抬高在集体农庄劳动的诱因，又逼庄员多干公家的、少顾自家的。可这一来，集体农庄同自家经济之间一条早已成形的重要的非正式联系被破坏了。庄员历来把“有权使用一块够大的宅旁地、能让自家牲口上公家牧场（再靠半公开从集体农庄捎回的饲料喂养）”看作自己在公家经济里劳动报酬中必不可少、往往是主要的一部分；几乎不花钱地动用集体农庄的机械和运输办私事，也算在内。
第二个决议把这条联系卡住了，骤然压低了在集体农庄劳动的积极性。国营农场的情形大体也是如此。国家西部农村人口往城里的外流加剧，与此同时，城市、尤其是靠集市过活的小城市，食品供应猛地变坏。
1958年又来了一连串新举措，意在扩大集体农庄的自主、加强刺激：机器拖拉机站被撤销，其农机卖给了集体农庄。同样要紧的一步，是废掉余粮征集制的遗产——那套四级收购体制和同一产品的四种价格。（1958年以前，并存着对集体农庄明显亏本的义务交售价、接近收购产品成本的价、合同订购的低盈利价，以及机器拖拉机站服务的实物报酬——后者的计价向来偏高。）
新的收购体制规定：集体农庄按统一价（再按区带分档）把产品卖给国家。但每个集体农庄收购的数量和结构，仍照旧按每公顷定额由中央来计划41。
尽管有上面这些扩大物质刺激的举措、往后也是如此，集体农庄头上“自上而下”的严控始终未松。可赫鲁晓夫和中央领导又一再宣告必须扩大集体农庄的自主和首创——他们很清楚，没有这些，有效发展就会受阻。
这一矛盾的症结何在？研究者举出种种缘由，来解释为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始终没拿到真正的经营自主：意识形态成见、怕社会分化、不懂计划的本性，等等。
我们看，缘由其实更朴素、更平实。凡熟知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人，都能不难答出：一旦撤掉计划—行政的管控、放手让它们完全自主，多数农庄的产量会陡然下跌。
要拦住这种下跌，就得把农产品价格抬高好几倍，容许亏损户破产、容许失业。可即便如此，增产的前景仍很可疑。苏联的集体农庄是一种极特殊的社会经济造物，世界史上找不到对应：村社、合作社、地主庄园、意识形态化的公社，几种成分混杂在一起；而在“集体农庄章程”这层划一的形式外壳下，藏着无穷无尽的非正式关系，连相邻的两个农庄都能成经济上的两极。“老”农业区里的国营农场也大抵如此，何况其中多数是战后把落后的集体农庄并起来建的。
还得添上几样社会因素：普遍的酗酒，村里人口的老化，年轻男子（退伍后）进城、劳动以妇女为主，相当一部分庄员明显的依赖心态，农庄管理层里非法侵占的习气，等等。
总的说，哪怕物质刺激足够，多数集体农庄按其内在本性也并不以“靠提高效益把自身收入、遑论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着力。收购价上调、发了现金预付、收入随之增加，许多庄员把这当作减少自身付出的借口，只有明显的少数才把它当作多出力的诱因。
我们这里不去追问：能不能把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内在本性改造到这般地步——让它们变成在市场自由下对经济刺激作出恰当反应的理性经济体。即便这在理论上办得到，这道工序也得花上多年功夫、巨额资财，且产量要长期收缩（至多不过是停滞）。
正因如此，赫鲁晓夫一面稳步扩大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物质刺激，一面并不放松对它们的计划—行政管控，反倒发着高烧似的一再寻找、试穿新的管控形式，想把它从镇压—官僚式的，改成专业—民主式的。实践表明，这道题近乎“化圆为方”。于是赫鲁晓夫成了一个不被理解的改革者。
现有文献里，常把赫鲁晓夫的种种改组说成轻率、仓促、自相矛盾、没有统一构想的试验。表面看确实如此。所以“赫鲁晓夫的垮台是因为官僚厌倦了他那杂乱无章的反复更张”这一结论，听来也颇像真的42。
可实际上，赫鲁晓夫是有一套战略的——把镇压型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造成它的另一种、更文明些的形态；这套战略他执拗地推行，原则上也大体奏效。1964年赫鲁晓夫模式收尾时的国家社会主义，同1952年斯大林的国家社会主义，已大不一样，而且各项都朝好的方向转变。然而赫鲁晓夫的战略虽在中期内有效，到头来却是条死胡同，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断然拒绝”消化科技革命的成就、拒绝长成共产主义。
要懂这套战略，得顾及赫鲁晓夫接手那套体制里的权力结构。自三十年代历次大规模“清洗”干部以来，党就不再是执政者，而主要成了领袖个人专政的意识形态与组织附庸——这专政倚靠的是专政机关和经济官僚。
要终结官僚的僵化、把社会拨上动态发展（在赫鲁晓夫看来即“共产主义建设”）的轨道，就非得从根本上更换执政力量不可。在把克格勃控制住之后，赫鲁晓夫把自己最要紧的战略任务看作：从那个强大而盘根错节的部委官僚手里夺回实权，交给党。
可经过斯大林专政那些年，党自身也官僚化了，内里结成了两套异质的结构：一套是封闭抱团、享有特权的党机关（地下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官僚化漫画版），另一套是几十万个各自为政、毫无权利的“基层组织”——其书记实际由党机关挑选、任命。
于是赫鲁晓夫下一项战略任务，便是改造党自身、让它民主化。说到底，这是同一项战略任务的两个不同侧面。
赫鲁晓夫想同时达成这两个目标的办法是：逼党在各级直接去抓经济、对经济状况负全责。这一办法本可申请专利，要不是它早在二十年代的苏联就已为人所知的话。
赫鲁晓夫盘算的是：党机关在操办活生生的经济工作时，不但会挤掉并降服经济官僚，自身也会被改造——换掉干部成分，同党的基层组织合流，借它们的干劲把生产提上去。
当然，赫鲁晓夫不光出于实用的算计。须知，他坚信能够也必须在二三十年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话还写进了1961年通过的新党纲。而马克思学说众所周知认为：国家是强制的机器，一到共产主义，这机器就该消亡（至少其对内职能如此）。党，正是被指望来保住对社会集中管理的——同时把强制的工具换成说服。
由此可知：要懂赫鲁晓夫改革的总逻辑、它的成与败，就只能把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三面合在一起看，而不是像专家们多半那样分开看。
先说明一点：赫鲁晓夫办成了一场别样的政治变局——党，原先不过是极权体制的一根杠杆，如今掌握了全权。然而赫鲁晓夫的办法是把双刃剑。让党机关直接卷进经济活动，固然有助于它部分地去官僚化，却同时也使它去意识形态化——这对赫鲁晓夫、对整个体制，最终都是致命的后果。
来看为实现这套战略所采取的几项最要紧的具体举措。它们起初针对农业。
先是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继而是1954—1955年的一批决议，集体农庄生产的管理实际交到了机器拖拉机站手里，而机器拖拉机站又直接归区党委管。每个机器拖拉机站辖区派一名专门的区委书记，站长和分驻各农庄的一批指导员都归他管。形式上是集体农庄、实质上是完全听命于区党委的区执委，拿到了农业生产的计划权。
这些举措，开了剥夺一度强大的农业部管理职能之先河。1958—1962年的改革把它接着往下推：机器拖拉机站被撤，农业部的主要职能被分摊到国家计委、物资供应委员会、财政部43。各州党委则负责组建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管理局，每个管理局辖几个区，要靠分驻的指导员去“分管”具体的农庄44。据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前第一书记说，事情正朝着彻底撤掉区党委、把它们变成上述管理局下属处室的方向走45。这一连串改造的“压轴”，是1962年11月中央全会的决议，把整个党的结构按生产原则重组46。这是对“挖壕固守”的地方党官僚一记重击，分量不亚于“国民经济委员会”那一击之于中央经济官僚。
把州党委拆分为工业与农业两套，后来被评作糊涂的空想。可对照上面讲的总战略、再算上1957年起工业管理从部委制转向国民经济委员会制的进程，按生产原则重组党其实顺理成章。赫鲁晓夫像头熊似的，一径去折强大官僚的脊梁。
赫鲁晓夫对工业管理的改造，比农业晚了些，大约在罢黜马林科夫一年之后。这套战略下第一步要紧的，可算1956年5月中央全会关于把若干工业部门划归各加盟共和国（即实际划归地方党机关）管辖的决议，前后共划了约一万一千家企业。
1957年2月，工业的部委管理体制开始被连根改掉，代之以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体制。多数国民经济委员会虽把两三个州的工业拢在一起，却在各方面都受制于州党委；1962年11月又设专门的工业州党委，更把这种依附加重了。可以推想，赫鲁晓夫若不在1964年被推翻，他下一步大概是把国民经济委员会界内的工业州党委并起来、再让国民经济委员会听命于地方党机关——多数加盟共和国起初正是这样做的。
很值得玩味的是，第一次认真推翻赫鲁晓夫的尝试，不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而在1957年6月，即用国民经济委员会取代部委的决议出台四个月后47。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上，赫鲁晓夫同对手争了将近三天三夜，那里“赫鲁晓夫派”是少数；这场较量在中央全会上收场，赫鲁晓夫倚靠朱可夫元帅和将帅们赢了。
苏共中央主席团前委员、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支持者尼·阿·穆希金诺夫这样讲这场争论的实质：“首先，莫洛托夫一伙要求把二十大决议的落实压下来，因为报纸和广播上已经开始闪现他们作为镇压罪魁的名字……第二个要求，是限制党及其中央的作用。这个机关，照他们看，该管党内事务、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至于全国一切生活和活动的领导，应交给政府。这一伙里没有一个党务工作者，全在部长会议及其机关供职，绝非偶然。第三个问题部分由第二个引出：他们批评赫鲁晓夫，说他把什么都‘分给了加盟共和国’，从而限制了中央。最后，第四个问题关乎赫鲁晓夫本人的举止，指责他有时行事不合一个党和国家领袖的身份……”（《论据与事实》1989年11月4—10日，与德·马卡罗夫的谈话）
可见，在这场争论里，“保住部委体制全权”这一要求，同“停止批判斯大林主义、恢复联盟集权”两个问题纠结到了一处。这是一次为极权模式延命的尝试；后来莫洛托夫在同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的几次谈话里，试着给它找了套理论根据48。
至于用国民经济委员会取代部委的经济结果，评价至今很不一致。这场改革的一些当事人认为它相当成功49，另一些人则以为正因为它“经济才走向崩溃”50。真相多半是：不同地区、行业、领域的情形并不一律，有失也有得；最终的账要等将来才算得清。但毫无疑问，转向国民经济委员会，意味着集权计划的一场严重危机51。
地方党机关把农业、继而工业揽到掌控之下，这是过程的一面；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想改造并把那些留在中央的职能性（即非行业）国家委员会、首先是国家计委，纳到苏共中央机关之下。起初，中央“技术官僚”的影响还很强，赫鲁晓夫只能不走直线、而走折线，这又一次造成他行事自相矛盾、没有章法的假象。
1955年，国家计委实际被一拆为二，只给它留下远景计划，当前计划（年度、季度计划）的职能交给了新设的国家经济委员会52；后者自1956年12月起，作为经济管理机关被摆到了各部委之上。
看上去事情在朝进一步集权、并把当前计划合到一个强力机关里走。可才过两个月，1957年2月中央全会就作出决议：撤销部委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组建国民经济委员会，把当前计划职能还给国家计委——同时在国家计委里组起强力的行业司，司长享部长之衔。既然在这样短的时间里酝酿不出经济政策的急转弯，那就可以推想：猛抬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作用（甚至连它的设立本身），有一个策略上的用意——在彻底撤掉行业部委和“超级部委”之前，先从“上头”束住、削弱它们盘根错节的权力。
这么看，1956年12月中央全会决议所定的猛抬国家经济委员会作用，是一记双重打击：既打部委，也打国家计委。而且，事情不止在于把后者的职能限到远景计划（如我们所见，那不过是个短暂的腾挪）。问题摆得深得多、广得多——要改的是计划的内容和方法本身。
国家计委是斯大林经营模式那股惯性的强力载体，而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决议，客观上正冲着这股惯性而来。这次大会的悖论在于：它在政治上同斯大林主义决裂，却又“按斯大林的路数”给1956—1960年第六个五年计划定了基本任务——“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技术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保障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业各先进部门的进一步增长，振兴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大幅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次序一目了然——重工业、技术进步、增长速度，消费摆在末位。
赫鲁晓夫改革活动有一个要紧的特点：制度上的改造，他通常都紧扣着给被改的机关派下十分具体的实务任务。自1956年12月中央全会起，第六个五年计划便成了越来越尖锐的批评和修订、继而推倒重来的对象。不久它实际被废，代之以编制一个新的远景（七年）计划。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件事久久办不成，直到1959年2月党的非常二十一大，才批准了1959—1965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控制数字”。
这个（七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可引述如下：“全面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各部门，大幅增强国家的经济潜力，保障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里摆在首位的目标，是把国民经济平衡好（“全面”“各部门”）；人民生活水平要“不断”提高，而不是“最终”提高。这同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次序有原则性的不同。
关于那个被废的计划，后来有种种说法，甚至有人说：那计划编得很好，废它是赫鲁晓夫专断的结果。可问题的实质不在它比前几个计划是好是坏，而在计划的内容和方法已同社会的新局面尖锐相撞。
在这个意义上，七年计划——无论就目标还是就编制方法——都意味着同过去的决裂（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总框架内，能决裂到何种地步算何种地步）。
其一，它提出要丢开那些绷得过紧、因而引出比例失调的任务，转上平衡增长的轨道。
其二，七年计划不再宣布某些行业优先于另一些，而是力求把经济发展优化，总的朝着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其三，编制七年计划时，国家计委被迫摒弃那种惯性做法——把既成的经济比例照搬到计划的增产和投资分配上，被迫另寻别样的结构方案。
其四，因组建了国民经济委员会，编制计划工作的重心被挪到了地区53。
七年计划的编制，伴随着“上头”对国家计委的批评——批它僵化、官僚、脱离各地区经济、不谙业务，以及由这一切而来的计划没有根据54。
当然，上面说的那些目标、那些弊病的克服，在编制七年计划时也只做到了一部分。可“坚冰已破”，国家计委这条笨重的大船到底动了起来。
至此，我们简略看了赫鲁晓夫领导层如何应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三重问题——管理、计划、物质刺激；但末一件只看了农业。那么工业里的物质刺激又如何？
回答这个问题，是为了能进而回答史家所提的后续问题：1965年柯西金改革，该看作赫鲁晓夫政策的延续、发展，还是否定？
上面在农业的例子里我们看到，赫鲁晓夫断然主张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物质刺激，却同样断然地主张保住集权的管理和计划——不过是去官僚化的形态。他一再表态赞成工业里的物质利益和经济核算的发展；在他手里，工业改革的试验和讨论也开了头。
但同时有充足理由推断：他不会赞成给企业以真正的自主——哪怕是局部的，正如他在十年改革里始终没把这种自主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下文我们会表明：1965年柯西金改革，就其构想而言，是踩在赫鲁晓夫政策备好的地基上、却跨过了那道赫鲁晓夫本人多半不敢跨的原则界线——它实际把相当一份真正的自主给了企业。至于实践中柯西金改革不久被逼退守、困在集权计划和管理的框架里、而且是勃列日涅夫及其周围人复辟的那种高度官僚化的形态里，那是另一回事。
不管它的作者们怎么想、怎么说，柯西金改革的纲领，不只给工业、而是给整个社会指了一个发展方向，这方向意味着同赫鲁晓夫政策的目标和方法决裂。它意味着事实上放弃“共产主义建设”的尝试，把重心从组织—意识形态的杠杆挪到物质刺激上，立足于效益和有差别的福利。
换句话说，柯西金改革纲领的出现，说明赫鲁晓夫那套“动员”政策，已不合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在苏联内外渐渐成形的那一整套条件和问题。
赫鲁晓夫究竟为何、被哪些力量推翻，什么起了决定作用——“少壮狼群”的密谋、他自己过分的自信、作为领袖的潜力耗尽、“个人崇拜”、内外政策的失误、社会对改组的厌倦？争论至今未息55。
我们看，直接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同党官僚的冲突。这冲突自1961年通过加速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起就在酝酿，到1962年按生产原则改组党机关时尤其激化。这冲突势所难免，它源自向官僚宣战的动员体制本身的逻辑。同样在劫难逃的，是这一体制最终的失败——因为官僚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支柱，而赫鲁晓夫并不打算跨出后者之外。
赫鲁晓夫一面同“斯大林卫队”较量、要把党机关从“党的惩戒之剑”（内务部—克格勃及其检察院等爪牙，被人不无阴郁地这样戏称）的监控下解放出来，一面又借改组实际把一切经济、苏维埃机关和军队都压到这个党机关之下；只要他这么干，党机关纵然担子和责任越来越重，也照样撑着他。
可一旦自觉成了国家全权的主人，党官僚就想要一套合乎自己新地位的政策：权力最大、事务和责任最小。它不愿用二十年去建共产主义，不愿在“进一步党内民主化”口号许下的干部大洗牌的威胁下去抓经济、去为这一切负责。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反赫鲁晓夫“政变”的积极和消极的参加者（也就是全体政治局和中央委员），都竭力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正是他们给勃列日涅夫、给到头来的停滞时代开了路。他们援引“1961年后赫鲁晓夫的蜕变”，援引自己个人对进步变革的向往，说这有别于当时还藏着的、保守而权欲熏心的勃列日涅夫和阴谋家苏斯洛夫等人的图谋56。可他们异口同声指责赫鲁晓夫“毁了党”时，不经意间泄露了共同的头号恐惧。症结正埋在这里。
赫鲁晓夫确实改了对“党内同志”的态度，公然把自己当作“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民族之父”摆到他们对面；下乡时宁可同地方苏维埃的负责人而非州委书记打交道。这岂不正是因为他在为铲除党官僚铺路？
当时一千二百万党员和能动民众中的多数，对赫鲁晓夫和他的政策虽带几分批评的揶揄，总体却抱着好感和同情：此人为众人的福祉操劳，尽管并不总能成事。可1964年10月党官僚推翻赫鲁晓夫，社会反应相对平静，因为不管官方怎么宣传，许诺、期待同人民福利的实际所得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叫人觉得扎眼。赫鲁晓夫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建设”，可压成一句公式：“党管经济，加物质刺激。”这公式不到十年便耗尽了自身的潜力。
1965年柯西金改革：赫鲁晓夫改革的延续还是否定？
工业中有一个痼疾：固定资产、尤其是原料、半成品、能源的使用效率太低。随着易得资源见底，粗放增长的危机在酝酿。所以推翻赫鲁晓夫后，新领导层把效益问题摆到了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经济政策的中心57。他们看到的提效之路，是把产品品种计划同一套行业盈利率定额接到一起。
换句话说，当计划成本定额越来越难订、它已失去约束力、又被一犯再犯时，便请出物质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保证计划完成得有效益。
这正是柯西金—利别尔曼58经济改革最初的构想，它在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几年里酝酿成形。1963年新切尔卡斯克的惨剧震动了政治局：它表明，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靠“计划性”地抬高产量定额来强压单位劳动消耗，会招来公开的暴动，尤其当它撞上零售价上调的时候。
改革于1965年9月29日和10月4日正式宣布59，并在1966—1968三年里一以贯之地推行。它的直接结果明显是好的，可就战略而言，它给计划体制带来了致命的后果。这出自两点。
其一，集中的计划任务始终没能同物质刺激、同企业自主有机地接到一起，二者越往后越对立、越彼此掣肘。其二，改革第一次在苏维埃政权的年月里，催生出“企业”这个经济范畴——一个同国家相分离的集体经济利益。
略加简化可以这么说：改革前，单个工人的收入并不取决于本企业的经营成果，他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劳动是“直接社会的”，即直接同整个社会相连。改革之后，厂长也好、工人也好，都已用“我们”（即本企业的劳动集体）和“他们”（即国家计委、部委、别的企业）来想问题了。
当我们说的是动辄成千上万人的劳动集体（定调的正是它们）时，这种思维之变绝非小事。目光长远的列宁一如既往地把话讲得尖锐而超前：企业的自主，就是社会主义的死。他写道：“凡是直接或间接把单个工厂、单个行业的工人对其特殊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的，都是对社会主义的彻底背弃……”60。从改革开始，到承认企业有真正的自主，还得再过四分之一世纪。所以，要说1966至1968年间冒出了新的社会阶级，未免夸张。但在原有的阶级——工人和厂长——身上，一种新的心理、新的行为定式正迅速成形。给集权指令计划掘墓的大军那时就开始集结；二十年后戈尔巴乔夫上台，这支队伍事实上的头领，正是六七十年代当过“乌拉尔重机”厂长、后来做了总理的尼·雷日科夫。这同时也意味着党的根基——工厂党组织——的瓦解。
现在细看：为什么改革终究没能把指令计划同利润刺激、企业自主接到一处？这是失误、不彻底、恶意，还是外部情势的结果，抑或显出了二者原则上的不相容？
改革把企业的主要计划指标从总产值61换成了已实现产品量。换的要害，不在于剔除了在制品和压在仓库里的产品，而在于实际把这个计划量分成异质的两块：一块由中央指令填，一块由企业相对自主地填。指令填的，限于一份以实物计的最重要产品清单——这些产品直接或间接同军工、能源、运输、建筑及另几个关键行业的需要相连。其余的销售计划量，则由本企业同用户的合同产品来填。当然，多数情况下买家手中握着计划机关就该企业未来产量“自由”那部分发的“调拨单”，可企业确有实实在在“讨价还价”的余地——就品种、交期及完成订单的别的条件，包括“额外开支”的补偿。
价格仍是计划的，但企业能就产品品种和成本结构，按是否有利大幅腾挪。
工资总额仍是中央计划的指标，但在此框架内，企业影响劳动力的人数、构成和平均工资水平的权大得多了。
改革的作者们把利润宣布为企业工作效益的主要指标。为保证每个“正常经营的企业”都有利可图，进行了一次批发价改革：多数行业（含采掘业）的新价，能让这种企业按其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算出15—20%的利润62。
每个企业都被指令式地计划好利润量和盈利率，以及从利润里向预算缴的款（主要是约6%的生产基金占用费）。
为让企业有兴趣完成、超额完成利润计划，定了从利润向企业各基金提取的计划定额：发展基金、物质奖励基金、社会文化措施与住房建设基金。提进这些基金的，约占利润的一半。
可见，改革就其构想，不仅给了企业经济上（这里不谈行政、政治、法律上的）较宽、较自由地支配一部分自家产品和自家资源需求的可能，还嵌进了一套很强的诱因机制，逼着把这些可能用到提高职工福利、企业技术发展上去。
除此之外，企业还拿到一项极要紧的权——可灵活支配自家相当一部分生产基金：它能自己定哪部分设备和存货是多余的，把它们卖给本部委内别的企业；本部委内没有“自家”买主时，卖给别的部委的企业、集体农庄、合作社（但不卖给个人）63。多余的房屋、构筑物，企业可出租（租金形式上只以折旧额为限）。
可以归一句：改革的方案走得够远，若彻底落实，会长出一个准市场，足以充当经济的第二个独立调节器；可它又没远到去消灭第一个调节器——集权计划，甚至根本没立这个目标。然而显然，随着改革深入，后者自身注定要变成准计划。中央手里只剩三根像样的计划杠杆：最重要产品的任务；集中投资的计划量及由它形成的产能；计划价格。
两个调节器能不能协调地运转，还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冲突？改革的历史表明，现实是冲突日益激化；只是其中掺进了许多旁出的因素，它们把冲突的实质搅得模糊，虽然各有各的分量。
这些因素里，首先要点出意识形态的：改革那几年，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隆重通过、宣布1981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第三个党纲还管着事。共产主义原则同改革原则相左，给改革派的活动添了难。说到底，工人对岗位的终身权、要求人人同时提高福利、对私有制的否定态度——这些以及别的流行的“共产主义”定式，同集权计划很合拍，却同改革的新标准合不来。
更大的障碍，是已成形的苏共政治权力垄断体制。改革提出了挑选经济领导者和执行者的根本新标准——不按对党的领袖和体制的个人忠诚，而按效益；而这被人（不无道理地）看作在动摇威权权力金字塔的根基本身，看作六十年代就已分明显露的民主倾向滋长之险。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再度震动政治局，使那些怕削弱对社会一切方面、特别是对集权计划之集中管控的人，地位骤然加强64。
改革又一个旁出的障碍，是行业行政管理企业那套体制的复辟。部委官僚连同地方党政官僚，给企业压上干部管控和种种“自愿”义务的担子，妨碍它们有利可图地经营。
报刊上一再有人提议，把部委的“总局”也转上经济核算，让其官员的工资取决于所辖企业的盈利。这种“资产阶级”本原显然钻进集权的堡垒本身，改革的反对者视之为对“政治领导经济”的威胁，改革者则予以支持。
往下会看到，部委经济核算的落地有双重后果：其一，它打击了企业的经营自主；其二，它加速了官僚上层的“资产阶级蜕变”，为集权体制逐步腐烂、并在八十年代末解体备下了条件65。
那么，上面列举的及类似的障碍，是否足以解释六十年代末起经济改革的大幅收缩？我们看，它们不过是助推了这一进程。从事实分析里应得出另一个结论：改革倒退、指令计划复辟的主因，是一个纯经济的事实——一家企业不可能同时有两个异质的调节器；正如一辆汽车不可能同时有两个司机、两个方向盘。
那么六十年代末，当第二个调节器渐成气候时，准计划同准市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其一，关于“最重要产品”的集中指令计划，要求同样指令式地保障能源、原料、半成品、设备、运输等等，以及配套社会设施的劳力——而且要质量更好、按优先序供给。改革中开出的一大片分散决策的天地，瓦解了这套优先制，加剧了短缺。在仅军品就（据不同估算）占国民生产总值17%到40%、连同别的“最重要产品”不下三分之二的情况下，客观上摆出了一道两难：要么靠刺激性价格、即按市场的路子去保障国家纲领，要么退回包罗一切的计划。对前者，无论就思维、就组织、还是就物质资源，领导层和社会都全无准备。于是顺第二条路逐步倒退在所难免：计划里以实物计的产品品种指标一年比一年多，还塞进了降低物耗的直接任务。
其二，以盈利率指标为基础大力强化物质刺激，使居民对消费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骤然扩大，也使企业对住房及别的社会建设所需材料、设备、服务有财力支撑的需求大为增加。此外，许多企业为自身的更新和技术发展，对设备和熟练人手提出了需求；分散投资很快超过了集中建设。
满足这些需求，要求生产和国民生产总值使用的宏观比例、整个经济结构来一番根本的挪移。国家领导层准备好迎接这种根本挪移了吗？
当然也做了不少：1965年伏尔加汽车厂的加紧兴建开了工，别的生产家电、文化用品的企业或建或扩，合作社住房建设也在发展，等等。可这些举措不够，而且明显来迟，因为它们本身就要时间和资财去走投资周期。何况军工和重工业的游说集团不容资源被深度重分。
于是宏观短缺越积越多，隐性通胀也随之滋长，化作种种形态，侵蚀着经济。要克服这种由两个异质调节器并生的特殊的总短缺，同样有两条路：一条是逐步丢开计划价、容许公开而不均的通胀，即仍旧转向市场，并明白这个调节器随后会引出比例的根本挪移；另一条是退回对居民和企业货币收入来源及其物资保障的集权计划——这条路上靠限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能避开深度的结构挪移和集权计划的进一步腐蚀。
领导层走第二条路，自在情理之中。这时，盈利率指标、企业刺激基金、基金占用费等价值杠杆形式上并未废，而是被别的指标和指令“补充”。
具体说，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长同平均工资增长之比，又被塞回了计划指标；从物质奖励基金里按最终成果发奖金，定了上限。
企业为住房及别的社会建设挣下的钱，因缺材料、缺人手、缺设备，很大一部分用不出去；到年底，这些钱便被收进预算。
企业的发展基金，实际被并进了国家的投资计划。
最后，企业利润的主要部分缴进预算，不再以生产基金占用费的形式，而以收取“利润自由余额”的形式。
结果，企业的工资基金和利润被卡进了刚性的计划框架、大受限制。物质刺激就这样渐渐不再充当生产的第二个独立调节器；可与此同时，它也丢掉了自己大半的刺激之力。
其三，价格问题。改革的实践表明，在两个调节器并行的条件下，这问题原则上无解。
计划价得在整个远景计划期之前一次定死，否则刺激机制不灵。可时移世易，工艺、生产组织以及真实需求都不均地变着，于是短缺的、合算的、不合算的产品群必然形成。若干产品生产相对不合算，会引出比例失调；换句话说，在计划价下，刺激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同产品品种的指令任务相抵触，而这机制越强，这种对抗越烈。
价格问题的另一面，是同一行业里各企业单位产品的当期成本和资本成本相差悬殊。这落差一部分源于自然条件，但多数情形下，是因为几十年里苏联的增产靠新建、而在役企业仍守着旧技术旧办法。改革前不下三分之一的企业是计划性亏损的，另有同样多的几乎不赢利，可这无人过问；恰恰相反，重工业、机械制造的不赢利，被看作压低其产品价格、从而刺激投资的一个因素。
批发价改革定下一个统一的、约15%的行业平均盈利率，并没解决低效企业的问题。要让它们也转上完全经济核算，就得给它们定个别价、以保证那个总盈利率水平。可这意味着它们这种产品的价，比行业平均高出许多。
同一产品多价并存，引出一串相互矛盾的后果：买方企业的成本出现参差；按抬高的价销货，只能靠强制——靠计划或短缺的压力；这些价本身把落后固定了下来。总的说，多价并存一面加剧对指令计划的需要，一面又妨碍在计划里使用价值指标。
可见，在价格这条线上，刺激机制同样同指令计划相抵触：统一价瓦解这机制，多价并存则瓦解价值计划、把人推回实物计划。
来作个小结。经济改革的实质，是逐步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由此长出一个准市场调节器，与计划调节器起了冲突。这经济冲突到1968年也许还没到顶点，但那时已显得相当分明。它本可顺着指令计划被腐蚀、市场被加强这条线再自发演下去一阵，却被那些上面所谓旁出因素的作用打断、并以收缩改革的方式了结。
略往前说，提个问题：1965年改革那条主要的经济教训——指令计划同一家企业之内的经营自主原则上不相容——汲取了没有？
柯西金没再做这种尝试，有理由认为他汲取了这个教训。中国的改革走了一条根本不同的路——把企业分作两群：主要服从指令计划的（军工、重工业、基础设施），和面向市场的（消费品）；看来中国的改革者也汲取了柯西金改革的教训。倒是十五年后（自1983年起）试图让这场改革复活的苏联新改革者，没汲取应有的教训，一意孤行地再踏旧耙，落得众所周知的灾难性结局，下文还要说。
但这里有必要再看柯西金改革一个极要紧的侧面——它是一次从集权体制向市场过渡的大（虽被打断的）试验。原来，尽管内里满是矛盾，这场改革既没拉低生产水平，也没拉低生产效率；恰恰相反，从推行的第一年起，它就带来利润的显著增长，助推了经济增长加快。
这场改革是自筹资金的。设想是：转入自主经营的企业动员内部潜力，由此得额外利润，其90%留归企业支配。一开头，奖励基金就有多达50%靠这个来源形成。这些企业1966年的利润比1965年增长23.3%（同期全工业利润增长10.6%），其中约51.5%靠降低成本、48.5%靠产品销售增长66。
而推行改革的整个1966—1970五年计划，就成果论，是苏联历次五年计划里最成功的。这就是一堂关于“转型危机”是否非有不可的实地课：原来从集权体制向市场过渡，不仅可以不亏，还能高赢利——但须守一个必备条件：在企业处于“双轨”（指令—市场）运行的整段时间里，对这些企业的行政方面和它们的“劳动集体”，须保持严的内外管控，以守住异质“轨道”之间在资源、产品、收入分配上划定的界线。
这种管控要求坚强的政治权力、严的法治、一支人数众多的合格监督队伍。显然，它不可能长久有效。于是问题就在：有没有原则上的决心继续向单轨制走，又有没有在宏观、中观、微观各层面为此备下必需的前提。
常规运行模式：计划方法的进步与社会的退步
把指令计划同企业自主接到一处的尝试失败了，这并不意味着一概丢开经济核算、丢开物质刺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计划体制若不倚靠这些杠杆，便根本无法运转。但1968年以后，话题已只剩一个：让经济核算服从指令计划。
1979年7月12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益和工作质量之作用》的决议里，三分之一篇幅是第三部分——《关于发展经济核算、加强经济杠杆与刺激的作用》。这一部分把七十年代的做法固定下来：评判企业经营成果，“首先”看计划完成情况67，三项刺激基金的形成又挂到这个指标上。换句话说，受物质奖励的，恰恰是那种会替自己定个轻松计划、再把它完成的企业，而不是那种揽下紧绷的计划、担起创新风险的企业。
计划同物质刺激的恶性循环就在这里。物质刺激若能助产量和质量增长，前提是计划事先在“上头”行政杠杆的压力下编就。企业自己在定计划量上的分量越大，完成计划所得的物质刺激就越变成增长的刹车。没有刺激不行，有了刺激又后患丛生。难怪七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初，整个经济工作的重心都压在完善指令计划上，想从这恶性循环里寻条出路。也难怪伴随上述决议下发的五十份单独的方法指示、规程和细则里，列在第一、第二、第四位的是：《关于确定计划紧张度的办法》《关于生产联合体（企业）护照》《先进技术经济定额体系》68。后一项本想作为一个统一体系，把整个国民经济、各类作业、各种消耗、各行业的生产需求一网打尽。这真是出了一道工程浩大的难题：要在下一个五年计划编制之前，按统一方法、在中央（各部委、各主管机关和国家计委）订出并批准几万乃至几十万条“对每一种可再生产品”的定额69；此外还把厚望寄托在自动化核算系统和计算技术上。
七十年代我们上面叫作常规期。社会生活里保守与停滞占了上风，在这种局面下，体制退化与腐烂的进程渐渐得势：官僚结构的“僵化”，纪律与权威的下滑，信息的失真，依赖与冷漠的滋长，腐败和影子经济的蔓延，等等70。
效益指标的恶化、增速的下降，本可能猛烈得多，社会体制本可能在七十年代末就崩溃，若没有几样起反作用的因素。其中第一样得说是发展指令计划体制那些颇见成效的努力。七十年代可叫作指令计划的蜜月——它在这个社会里几乎触到了自己能力的极限，甚至开始越出这极限，想从指令式的变成某种质上别样的计划。这里实践又撞上了一批后来表明无解、却全然不同的矛盾。这十年的教训，于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并不比上一个十年的教训逊色。
这一时期计划发展的诸多方向里，我们只看三个：平衡法，预测，规划。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计划领域里科学成就和储备本身，而是它们到八十年代中期为止的实际运用。
苏联平衡法计划的研制有很长的历史（始于二十年代初），五十年代有许多科研机构卷了进来。1958年苏联国家计委编出了1959—1965年的预测平衡，又在备1961—1980年的。但这一领域质的飞跃在1968年——编出了国民经济部门间平衡表，并实际用于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的编制。部门间平衡表对计划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把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引入这一领域的大门敞开了，从而能在短时间里高精度地处理此前无从处理的信息量。
在这个共同底子上，研制并推行了生产布局、运输、燃料动力平衡等局部的优化计划。七十年代建成并投用了苏联国家计委的自动化计划计算系统。它实际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数学平衡模型，比斯通的剑桥模型、克莱因的宾夕法尼亚模型晚出不少。但与那两个偏重预测的模型不同，自动化计划计算系统是用来对国家计划方案（即指令式的定向任务）做多方案计算的。
这一领域的进步，从下面这点可见一斑：到1986—1990年五年计划的计算时，已用上了该系统的“中央任务综合体”，把它综合和行业子系统的254项任务集合到一起。
五年计划越来越切合实际，还因为把科技进步、人口、自然资源、需求等长期趋势算了进去。终于承认：预测不是计划的对立面（斯大林如是“教导”），而是计划必不可少的一环。
1972年第一次研制出苏联到1990年的科技进步综合纲领，其视野后来扩到2000年、乃至2010年，它实际上是一份预测。该纲领含27个方向，几百家科研院所参与编制。上面提到的1979年7月12日中央和部长会议决议，定下了远景计划新的三级程序：先由科学院、国家科技委员会和国家建设委员会编制二十年（按五年分段）的科技进步综合纲领，报国家计委和部长会议；再由国家计委会同各部委据此编制十年发展基本方向草案，第一个五年还要按年细分；最后国家计委据此草案、经部长会议批准后，编出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按年分配71。八十年代中期通过了《苏联1986—1990年及2000年前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方针》。这份文件把五年的指令和十五年的预测合到了一起。
国民经济越复杂，找出并落实那些当下对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有中心意义的优先任务，就越棘手。这类任务通常带跨行业的性质，要求大的结构挪移。要解决它们，就得克服行业主管部门对计划编制和执行的惯性影响。规划－目标法的推行正是为此而来。到八十年代初，研制了一批目标综合纲领，可没有一项彻底完成；它们撞上了那套支配物资和财力的既成管理体制。
计划里的社会任务尤应一说。把这些任务作为计划优先纲领之一单列出来的必要，形式上早就承认了。还在六十年代，就用计划指标“合理消费预算”编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综合计划》，作为五年总计划的一部分；后来这部分被扩充，以图把计划的一切社会方面都囊括进来。七十年代甚至有人提出，把社会目标定为计划的头号优先，那会给整个计划赋予别样的成色。
可实际中样样相反，社会纲领照旧按“剩余原则”去落实。
靠完善计划，尽管有强大的负面趋势在作用，仍在几个优先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原子能、统一电力系统的建立、航天、军工、机械制造的某些行业、教育、卫生、住房建设。总的维持了经济相对的平衡，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有所增长。
但与此同时，经济的总体技术水平仍相对偏低，专业化薄弱，行业结构“沉重”而不合时宜，基础设施发育不全；而最要紧的，是生活水平在多数居民看来明显不令人满意。把国外（哪怕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这样的国家）的生活水平，同苏联体制不会合理用上现有潜力一比，不满和恼怒便有了养料。
那么，是什么妨碍这个全权的计划体制去解决上述问题？
上面已说过，1968年后物质动机骤然削弱，导致计划在质和量两方面长期完不成、又一再向下修订。
但还有别的缘由，使计划里一开头就埋进了不少用学术话说叫“非最优”、其实就是错误或扭曲、自我毁坏的决定。
这些缘由里，首先要算优先序问题在最优状态下实际无解。苏联计划历来是宏观优先同微观优先交战的战场。增长速度、“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国防、国际威望等宏观优先之间的资源之争，同国家真实的社会经济需要没多大关系，而是由中央和地方统治官僚的几大集团在争。留给解决真正最优问题的资源，所剩无几。
从那个一败涂地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勃列日涅夫不顾事实把它宣布为“我们最好的五年计划”）起，国家就开始公然寅吃卯粮72。
价格问题在指令计划框架内也无从最优解决，这立刻把任何计划计算的效益大幅压低。
当代科技进步因其分散、多样、多变，也不可能成为指令计划的对象。
居民现代需求的发展，除了有限的一组基本需求，同样很难在指令计划里得到反映。
计划者把主要心力投在比例问题上，可它也解得很粗略。以价值指标——不管是那臭名昭著的“总产值”、“已实现产品”还是“定额净产值”（定额增加值）——为基础的计划，保证不了实物比例；而“按实物”的计划，又只能覆盖生产和需求的一小部分。编年度计划时，苏联国家计委只能编出约2000张平衡表，其中含1200张设备平衡表73；要相对完整地覆盖，得几万张实物平衡表才行。折中之路——按大类品种的价值计划——既管不了专业化，也管不了技术进步，这两个问题始终大体没解决并非偶然。换句话说，计划体制无力在微观层面解决最优比例问题。
就此而言，看看七十年代计划者自己怎样提出宏观与微观层面计划最优标准的问题，颇有意思。比起斯大林那神秘的“更高盈利率”问世之时，不确定少了些吗？国家计委副主席阿·巴丘林1973年写道：“国民经济的最优标准——在积累基金正常容许增长下国民收入尽可能最大的增长，同企业层面的标准——在价格稳定下总成本最小或净收入最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作者接着的逻辑是：企业净收入（即利润）既取决于企业的工作成果，也取决于国民收入中按劳分配那一份的宏观决定，所以利润不能当微观层面的最优标准。“因此，国民经济的最优标准，在企业层面更应由净产值的动态来体现……”74于是，宏观层面国民收入最大化、微观层面净产值（增加值减折旧）最大化——这便应是计划优化“一以贯之”的标准。
阿·巴丘林从这立场出发，批评有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奥·兰格把国民经济标准同局部标准对立起来75。但巴丘林同时承认，落实这“无矛盾”标准的路上有障碍：微观层面是“盈利率水平的巨大差异”，要克服它，就得“完善批发价”、“为各产品引入最优盈利率的客观标准”——可这道题解得了吗？
宏观层面，国民收入最大化的标准“刻画不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一切方面，包括其社会一面”。巴丘林也顾及“按国民经济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采用别种标准的可能”76。
于是我们可以断定：对计划者来说，“最高”优化标准的不确定，斯大林之后过了二十年仍然存在。说来悖谬，计划的最优标准到头来仍是……计划本身，确切说，是苏共中央每回按一套变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任务编出的计划指导方针。
1979年决议想在实践里推行定额净产值（与增加值相近）这个指标，结果停在纸上——它实际只落了个计算用、即信息辅助的角色，没成为评判企业和部委经营的真标准77。
引进计划实践的那点科学成分，撞上了官僚管理结构的对抗。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上半叶的苏联经验，把指令—官僚式计划能力的极限、它显眼的失败，看得分明。与此同时，也展示了科学计划方法的潜力——这潜力能在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全然不同的社会里实现：在那样的社会里，计划不是指令式的，而是预测—建议性的，能担起社会与全国的职能（譬如把长期的现代化、生态、科教、社会保健、国防等等全国和局部的纲领统起来），不去顶替市场，而是倚靠市场。
七十年代末计划体制所处的经济政治局面，在上面已提到的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益和工作质量之作用》决议里有特别的反映78。这份1979年7月通过的文件，是柯西金主持下备出的最后一份，半官方地被解作1965年所开改革的第二阶段。
决议的取向，从它的名称、从随附的一包48份“方法指示”和“细则”都看得出。择要列几条：《关于确定计划紧张度的办法》《关于编制解决区域问题的目标综合纲领……》《先进技术经济定额体系……》《关于最高质量等级产品的计划与核算办法》《关于在计划中编制和运用（定额）净产值指标的办法》《关于确定每卢布产品长期工资定额的办法》《关于把部委转上经济核算办法的办法》等等。特别突出的是关于计划与刺激加快建设（首先是在役企业的改建和技术改造）、以及关于组建生产联合体的指示79。
按新程序，企业的经济核算如今要服从部委的经济核算，整套物质刺激体系都摆去为指令计划服务，而指令计划又配上新指标和长期定额。然而这整座金字塔立在一个越来越摇晃的底座上：计划完不成，年中又一再“修订”、多半往下调，好让部委和企业在减产时仍保住同样的收入。
国家计委某些领导后来的话表明，七十年代对企业的放松是有意为之，为的是在计划框架内给企业一点自主80。
这局面的悲喜剧，从上述决议里这一句威胁可见一斑：“各部委和主管机关：保证批给生产联合体（企业）和组织的年度、季度计划之稳定，不许把计划往下修订到实际完成水平以下。规定：凡发生此类修订，经其批准下调计划任务的部委、主管机关及别的管理机关的领导，按既定程序追究纪律和物质责任，联合体、企业和组织的领导工作人员则扣发奖金……”81
于是，从前坐着铁腕“人民委员”的那些办公室，到了七十年代已坐着这样的共产党部长——非得“拿卢布敲打”，才能从他们那里要出些东西来。可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
这份决议通过六年后，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了一本书，其中评了它的执行程度82。书中指出：远景计划和当前计划的编制没守住规定的期限，新计划指标的研制没完成，投资领域里规定的计划和刺激形式迟迟没转过去；决议规定的经济核算形式，很大程度上只落实在形式上——这指的是部委经济核算和联合体（企业）之间长期直接联系的建立。
于是有一问：指令计划的实践，为什么不只抵抗那些公然同它敌对的市场经济成分，连那些本想加强计划体制本身的变动也抵抗？书中援引苏共二十六大（1981年）的官方评价，作了这样的解释：“……经营缺陷的主要原因，在于尚未完全克服那种在‘重数量评价甚于质量评价’的时期形成的惯性、传统与习惯之力。”83
“主要原因”看来不在“惯性”，而在于1979年决议的作者给自己出了一道无解的题（正如1965年已有的那样）。决议的激情在于：要克服苏联同世界发展的差距——那里科技革命已走得很远，需求和经济结构在迅速变。发展越有活力，其不确定、其多变也越大。显然，在这种条件下，经济体制须有特别的灵活、机变、快速，须有强的物质刺激（奖与罚），须有参与者的自主与首创。这一时期，连一些坚定的计划拥护者，在非正式的会上也提出丢开远景（五年）计划、只留当期（年度）计划。本文一位作者，正是八十年代中期在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一次这样的讨论的参加者，会上作此提议的，是国家计委综合处前处长格·米·索罗金教授。
与此相反，决议却规定要抬高五年计划的作用、加强它的刚性：推行长期定额，长期（多年）的直接合同联系，扩大实物计划任务的品种，等等。这些规定合乎指令计划的逻辑，却同经济实践相左；而实践之所以抵抗，并不只因为它“惯性”。党官僚那个官方宣告的梦——“把科技革命的成就同计划经济的优越结合起来”——到头来无从实现。可直到1989年，人们还一意孤行地想把它变成现实。
改革：致命的傲慢
1998年8月俄罗斯三重崩盘——股市垮台、国家财政破产、银行及整个信贷货币体系瘫痪——之后，1992—1998年“休克”改革的彻底失败，连它的拥护者也无从否认了。
这场失败的缘由何在？为什么偏偏选了那条通向崩盘的改革之路？
我们这里把社会学的解释撇在一边——照那种解释，被选中的总是把相争的精英集团引向发财和掌权的那条路，不管远景如何，哪怕对这些精英自己、对整个民族都可能是毁灭性的。这种解释纵然要紧，我们仍立足于这一点：居民对改革的初始条件、全国目标和实现方法有正确的理解、官方权力对此有清晰的表述，能够给自私的集团利益的破坏之举套上缰绳。
不仅如此，可以认为，这三个前提——弄清初始数据、目标和方法——是任何经济改革成功所最低限度必需的（虽不充分），不论说的是1965年、1987年还是1992年的改革。戈尔巴乔夫那句有名的话——改革的目标和方法要“在行进中”弄清——当然同拿破仑的名言“先打起来，再看怎么办”是一路。可惜，天才同他的效颦者之间的差别，注定了崇高与可笑之间的距离——只一步之遥。
那么，1965年改革的作者和参与者，对初始情势、目标和方法是怎样理解的？这理解恰当吗？此后有没有分析过改革失败的缘由？
由此引出第二问：1985—1990年“改革”时期推行经济改革时，1965年改革的失败被汲取了吗？这些新改革的失败又由什么决定？它的缘由分析过没有？
1992—1998年推行“休克”改革时，1965年改革和“改革”时期的负面经验被汲取了吗？这些改革的作者对初始情势、方法和目标有恰当的理解吗？
先从1965年改革的目标说起。如前所述，这场改革的初始纲领实际押注于建立这样一种经济——在它每一个经济细胞里都把两个相反的本原糅合于一处：指令计划，同以利润为导向的自主。这是押注于在每家企业里把国家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合作”结合起来。用二十年代的话说，这是要让市场长进计划体制、让“资产阶级合作”长进社会主义。
1965年改革的设计者们，显然不懂这两个异质本原不相容、因而所立目标不切实际。他们相当真诚地以为：国营企业的经营自主、它们以利润为导向，引出的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而非市场84。所以他们断然否认自己倾向市场。其实，苏联领导人直到八十年代末，对市场是什么都毫无概念，要么把它等同于商品货币关系，要么等同于资本主义。1992年后俄罗斯政治家的脑子里，这同样的一团乱麻也仍旧留着。
对初始条件（同所立目标相对照）的理解，同样不足。计划体制顺理成章地催生出一套反市场的组织技术结构（官方话语称之为“统一国民经济综合体”，并把它看作“正在建立的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这个“基础”的特征是：企业之间装备和效益悬殊，巨型企业的垄断，半成品生产专业化薄弱、最终产品多样化薄弱，高技术和最好的资源集中在庞大而保密的军工里，企业身上长满昂贵的社会设施，等等。改革者看不出有改造这个“基础”的必要。难怪1965年改革一开头，被点名为其障碍的，竟是小企业数目太多！85
显然，要为企业摆脱部委不断的再分配活动、获得经营自主创造条件，先得把它们真实的起跑线拉平：把成千上万亏损企业至少提到低盈利水平，对一些企业加以现代化改造、给那些经营半自然经济的封建—工业混合体拆大、重组；还得拿严厉的制裁护住企业、不受不守信供应商之害。这些一样也没做。相反，打着加快科技进步的旗号，办起了企业联合体，许多还是徒有其名。企业照旧自产自用各色东西——从包装到工具、机床——加强自己对物资供应委员会的“自给”，又压低了盈利率。
结果，财务自主成了一句空愿，因为盈利企业的利润照旧被用来扶亏损企业，把物质刺激掏空了。
企业建起的物质奖励基金明显不足（占工资的10—20%），可要把它大幅抬高，就得把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比例朝消费品和服务大改一番。这也没做。
企业建起的社会发展基金，对提高劳动效益帮助不大，因为它首先按家庭状况、工龄、参加社会活动等等来分。
由上可知：1965年改革推行的方法，从一开头就既不合苏联的初始经济条件，也不合改革方案里实际定下的目标。那是一套在反市场的旧实物结构和旧组织结构框架内、局部地再分配经济权利、义务和财力的方法，根本没认真去改这些结构。
所以，这场改革——就其旨在保障企业自主、以利润为导向的那一面而言——从一开始就在劫难逃。
这看上去同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相左：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就成果论，是苏联计划史上最成功的。可主因并非企业的经营自主（它根本没来得及发育），而是物质刺激用得相当广、计划有所改进、对外贸易增长。别忘了，这是“狼狗难辨的黄昏时分”：国民经济委员会给地区经济注入的那股势头还没耗尽，新复设的部委还没来得及官僚僵化，许多人也还没忘掉自己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职事。
那么，“改革”时期制定经济改革时，1965年改革的经验是怎样被汲取的？
先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85—1990年）、这一时期经济改革的主要作者和组织者尼·伊·雷日科夫的说法。要记得，雷日科夫电焊工出身，从轮班工长一路做到最大的机械制造厂“乌拉尔重机”的厂长，后任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作为主管经济的苏共中央书记（同戈尔巴乔夫一道），1983—1984年着手制定并部分推行了新一轮改革。
下面引雷日科夫的回忆录《改革：背叛的历史》（莫斯科，1992年），其中他把自己八十年代的活动看作1965年柯西金改革的延续。
“……我们1983年并非经济改造的开路先锋。据我所知，六七十年代这样的尝试有过两回，两回都由阿列克谢·柯西金发起……依我看，他梦想把经济从意识形态的强大压榨下拽出来。可惜——命该如此。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作者注）和他的战友们笃信意识形态至上，顺便说，他们不喜欢搞分裂的人，这一点柯西金后来在自己身上痛切体会到了。
1965年柯西金经济改革给打滑的国民经济一记实实在在的推动。……人们想要的是正常的生活，不在光明的未来，而在今天……
我那时在‘乌拉尔重机’干活，柯西金改革亲身领教过。开头开得好，照那时候说算大刀阔斧；企业拿到了前所未闻的权，喘气松快了……人也松快了：涨上来的工资不坠口袋。
改革六十年代末被公然、猛烈地拧紧。还是在底下、在生产一线，这感觉格外分明、格外难受：刚喘上气，氧气管又被拔了。从国家的高天上动手的，是那些一开头就不接受新东西的人，那些一眼就在经济改造里看出对所爱体制之政治稳定的危险威胁、只等着由头来把这威胁掐死的人。由头来了。1968年春，‘布拉格之春’，把意识形态的卫道士和台柱们着实吓了一跳。也确实有可怕的：恰恰是经济的民主化，必然拖出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化……我不知道，也许这都是我的臆测，可我想，捷克斯洛伐克也把柯西金本人吓着了。”86
雷日科夫这些关于1965年改革被收缩之缘由的说法，同六十至七十年代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们的说法没有原则区别87。可在回忆录的另一处，雷日科夫又像是顺带给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解释。说到1984年1月1日启动的国民经济试验的得失时，雷日科夫说：“让大家发愁的是，弊端里有些足以把经济改革的理念葬送掉，正如它们当年葬送了65年的柯西金改革。可叹，我们很快就明白：把企业放出去几分自由，要是不接着把整个经济机制的结构从下到上一并改了、要是不认真抓国民经济的科技这一面，根本就办不成什么大事。……柯西金和他的支持者当时手伸不到样样事上——他们的手干脆被剁短了。我们本该汲取前人的惨痛经验。”88
这里雷日科夫说的，已不是改革“夭折”的政治、意识形态缘由，而是系统经济性质的缘由：可以推想，他指的是企业自主同指令计划、同部委管理、同既成技术结构不相容。然而有一问在所难免：这更深的理解，是属于回忆录写成的1992年初，还是属于评判新试验的1984—1985年？
答案应在雷日科夫政府备出的那份文件里——正是它直接开了苏联“苏维埃式经济”瓦解的头：1987年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苏联国营企业（联合体）法》。
按这部法律，企业活动的根基仍是五年计划，但只是形式上的，因为法律实际引入了二元——指令式命令同自由之间某种平起平坐。法律第十条规定，五年和年度计划含内容异质的四组指标：不带指令式的产量和最低效益控制数字；“强制性”的国家订货（产能和住房投产、科技进步纲领、国防、农业及别的优先产品供货）；按地区分档的长期经济定额（税、工资基金、刺激基金等）；集中拨款和物资的限额89。
同时，法律（第十七条）实际引入了三种异质的定价：集中定价、合同定价、“自主”定价。合同价以集中价为基底，但给了企业大幅偏离它的权90。
法律规定，“企业、联合体内结构单位、生产单位、车间、分厂、工段、农场和小队的领导，以及工长和班组长”（第六条）按竞争选举产生，事后由上级领导批准。企业同部委被摆到平等相互负责的关系上，企业取得了就部委向仲裁法院起诉的权91。
由上可见，企业相对国家计委和部委拿到了相当而真实的自主；不仅如此，企业里的权力——连同动用财力和别的资源的可能——转到了“劳动集体”手里。
雷日科夫政府这样去汲取1965年改革的惨痛经验，把国家计委、部委、连同厂长的权削减得既急又不可逆，以至于他们形式上已无从“掐死”“劳动集体”企业的自主。可实践中他们照旧这么试，利用的是这一点：1986—1990年带指令式的五年计划没被废，对部委和企业仍有约束力。
把法律从1988年1月1日付诸施行的同时，政府又指望靠强制性国家订货、中央拨款和短缺资源的限额、经济定额、对相当一部分产品集中定价这些杠杆，保住对企业的集中管理。
于是，又一次在纸上把企业自主同集权“调和”了。可生活里，国家计委和部委又为扩大、收紧国家订货而激烈争斗，只是力量和权利的对比已不利于它们：中央的行政“进攻”招来企业越来越多的怠工和自行其是，而这冲突的结果既不是命令体制的复辟、也不是转向市场，而是经济和法律的混乱、犯罪活动的膨胀92。
法律的作者们，显然不懂在1987年年中已成形的那个具体环境里——在“民主化与公开性”条件下，国家社会主义此前被压住的一切最尖锐的矛盾都浮上了水面——引入这部法律会有怎样根本的后果。这种不懂，从国家计委一贯那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可见一斑：为这部法律各条款一般地、以及针对具体部委和领域的运用，细细订出了几十份方法、细则、规程93——在今天的读者看来，简直像一篇篇幽默小品。
通过的这部法律，是1987年初起政治局内部“部分保留‘强制性’计划”的拥护者同反对者之间那场斗争的“纸面”妥协。雷日科夫写道：
“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是法律草案准备和讨论期间——无论在我们的工作组里，还是在政治局会上——争论得最频繁、最激烈的。那时就已有左翼激进派，要求干脆丢开计划的理念，劝说生产者自己很快会把一切理顺、彼此谈成互利的关系，全国性的任务则会自行解决。在政治局上持这种观点的，譬如有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撑他们。我守着自己的立场，从没动摇过——至今也是：新花样再诱人，也不该急。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从喀尔巴阡到萨哈林、辽阔无比的国家，至今还受着‘行业病’和悬而未决的地区问题之苦，这些矛盾正认真酝酿着！政治局里有一部分委员撑我——尼古拉·斯柳尼科夫、列夫·扎伊科夫等等。”94
分水岭看来主要在“理论—意识形态家”同“实践家”之间。这方面，雷日科夫回忆录里这一段很有代表性：
“在一次激烈、火爆、没完没了（有的日子一坐七小时，吵到骂起来）的政治局会议之后，我请戈尔巴乔夫单独见我一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说，‘您为什么不信那些走过国民经济漫长艰难学校、从下到上一路走来的人？难道我们这些实践家，比那些从教科书里认识生活的人更保守？——还是他们自己编的教科书？’戈尔巴乔夫避开了正面回答。”95
随后两年——1988年和1989年——的事态，足以判明在每家企业里把集权同自主接到一起的这场新试验究竟成败如何。
早在1988年，经济就开始逐步解体，起初表现为比例失调加剧、批发价不均而失控地上涨。这年获准的合作社又加重了这些进程：成千上万家合作社由“上头”及其亲信径直办在国营企业里（甚至办在苏联政府门下），用种种手段把国家的资源抽入私囊。
货币工资和别的收入失控地涨，而零售价不动，于是国营商业垮台、“黑市”成形。
尽管如此，生产还在凭惯性增长。许多行业的减产从1989年开始——那时《企业法》96在整个经济里真正发挥作用，从车间到部长会议的各级经济不只丢了可管理性，更丢了任何一个共同的调节器。1990年，下滑已蔓延到整个国民经济，公开的瓦解开始了。
雷日科夫说1988年“……我认为，给国家、从而也给它的经济的瓦解，添了一记强大而不可逆的推动”97，这话不错。可他并不把这一推动同《企业法》、同经济改革的失败和失误相连，反倒把新改革的失败归因于政治不稳的加剧、民族冲突和罢工。
来引几段雷日科夫自己事实上推翻自己解释的话。“法律一公布，叫嚷声不少：说是把集中计划换成了硬性国家订货。我今天承认，我们当时确实做得过硬了……”98于是，计划同自主的“最优结合”没成，成的是“劳动集体”同政府之间公开而长久的冲突；其间手脚不干净的厂长，把“劳动集体”的一切苦难都推给吃亏的国家订货和中央权力。
往下读雷日科夫：“我认为，我们还有一错，是把企业领导民选的问题一刀切地定了下来。……回头看，我以为，全苏选举企业和联合体领导的运动，成了往后各级人民代表选举运动的一场预演。胜出的往往不是能干的，而是会说的；不是务实的，而是会漂亮地、大把地许愿的；不是行家，而是民粹派。”99一句话，全国企业的领导岗位上来了一批不胜任的人、或有犯罪倾向的人，他们乐得迎合“劳动集体”不切实际的要求、从中渔利。随后，同一类民粹派和腐败分子又钻进了一切选举出来的权力机关。
雷日科夫在“乌拉尔重机”干了四分之一世纪，本该懂得：正是企业，构成了国家不只经济上、也是社会和政治上的根基。失掉对企业的集中管控，意味着整个体制末日的开端。靠这部法律，“劳动集体”挣脱了厂长、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权力。就在那时，这些厂长和“集体”已自行其是地把企业资源“私有化”起来——套用雷日科夫的话说，他们求的不是“干得更好”，而是“挣得更多”。混乱的局面那时就开始显露。但那时国民经济里还有巨大的物资储备（单是主要生产行业，商品物资存量就超过3000亿卢布100，按当时的价比同等数额的美元还多；后来它们将被投机的飓风席卷一空、盗运出境）。
不过，雷日科夫认为，注定1987年改革失败的主要错误，是没有立刻大幅提价。
“现在我要触一触几乎最痛的一个问题——对我、对我总理生涯的收场而言。说定价。我有把握地认为：对我们这些改革派，主要错误就是恰恰在这个对改革最关原则的问题上，把改革给扯断了。许多工业部门、尤其农产品加工，都在亏本经营，国家重重地补贴每一只面包、每一瓶牛奶、每一根香肠。87年秋，我们一再提出定价改革：咱们转到批发、收购、零售的新价上去吧，补偿措施都想周全了。咱们从说到做吧，别再空谈改革、空谈即将进入市场了。回我们的却是：等等，别急，时候未到，人民不会理解我们。说这话的不只有政客，还有学者——他们先前还断言，不改定价，清晰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谈起。
我没坚持。这是一个大错。”101
设想提价真办了。这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当然，行业、地区间的矛盾会缓和些，倒卖原料、燃料、半成品的骗局会不那么有利可图；可国家订货的集中定价仍在，上面所说的一切矛盾和问题也仍在。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那批“改革的工头”汲取1965年改革的经验了吗？
汲取了，但只汲取了一部分——只在他们能正确理解的限度内。而许多地方，他们把这经验解错了。这都表现在哪儿？
首先，他们竭力把经济改革路上的意识形态禁忌、政治管控、行政限制搬开；与此同时，又抱着对社会主义玫瑰色的信念，外加一个错觉——以为“苏联人民”同官僚上层一样忠于社会主义。改革者对国营企业里“生产民主”那种天真的向往，根子就在这里。
1965年改革者的实际目标是给计划体制补上一个“被截短”的市场，而1987年改革的实际目标，则是建立一个计划—市场体系。可两方都未曾真正弄懂：国民经济规模上的市场机制是什么，它须由哪些必备要素组成、如何运转，又怎样同计划机制接到一起。所以改革者的目标始终模糊不清。直到1989年底、向市场过渡成了新政府纲领的头号“题目”时，它仍旧模糊。
“这个题目叫市场经济；正是国内极度激化的经济局势，逼我们把经济根本改革的问题，定为1989年12月12日开幕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头号议题。我们得去建立我们没有的市场结构，那时连对它们的概念都模模糊糊。”102
《企业法》的作者们正确地断定：相比柯西金的方案，应当把企业自主大大扩展。但他们仍困在一条柯西金改革的经验并不支持的教条里——指令计划（或“订货”）同一家企业内的自主决策“平起平坐”地相容。他们解错的不只是“苏联”经验，还有国外经验（譬如法国计划调节市场的经验）。
“改革的工头”从1965年改革的“工头”那里，承袭了同一种不懂：在指令计划基础上有机长成的那套经济的物质结构（行业的、技术的、技能的、组织的），同正常竞争性市场的基本要求，根本不相容。
他们同样很少懂得、很少顾及经济那套反市场的非正式制度结构（它同物质结构直接相连、甚至“长在一起”）。这指的是对他人财产（包括设备、材料）、对劳动、对纪律、对义务、对自家和别人收入、对社会保障等等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态度。
由这种不懂，引出了所用的改革方法。无论按1965年的方案还是按1987年的法律，企业活动实际都被分作两块：一块留在严的集中管控下，另一块适用别的法律和财务规则，容许自主决策、容许在企业之间和同商业之间建立直接的“横向”联系，即推定中的市场形成。
政治局里“理论家”同“实践家”关于改革方法之争，归结为：前者看到指令式同自主之间危险的对立，主张彻底丢开“上头”的管控；后者无视这种对立，援引自己的经验警告说，不保住这种管控，苏联经济干脆会垮。
显然，两边都对，后来的事态也证实了这一点。苏联经济改革的死胡同正在于此，从中没有轻巧的出路。改革者——无论理论家还是实践家——的不幸在于：他们找的是一条轻巧的出路——政府颁布新的通则，改革的实务问题便自行解决。
而问题真正的解法是：随着企业自主的形式框架扩大，去创造市场竞争的物质和制度前提（靠企业的现代化、转向、重组，人员再培训，交易所网络、立法和仲裁，中小企业的技术和财务基础等等）。
改革者不懂、也许是不愿懂：没有足够激烈的市场竞争，无论“物质利益”、利润还是私有化，都建设不起来。唯有竞争，能有效顶替指令计划充当经济的根基和调节器。可苏联经济里没有竞争的物质和制度条件。说来悖谬，这些条件得有计划地去造。1987年，为此万事俱备，独缺统治官僚的理解和意愿。
须指出，1987年法律的若干根本缺陷，后来移植进了雷日科夫政府1990—1995年那个分两阶段的“激进改革”纲领——该纲领1989年底通过，1990年便因三重因素而流产：纲领自身的内在矛盾、民族分离主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但这个问题已超出本文的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