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莽国学者的诞生

入平田门

古桥晖儿入平田门一事，前一节已略有触及：经三河吉田的神主羽田野敬雄介绍（在江户实际经手引荐的，是甲州出身的田中贞治），于文久三年（1863）九月十九日入门。顺带说一句，记载平田门入门者的门人录种类不少，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所藏的《门人姓名录》《誓词帐》，无穷会神习文库与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气吹舍门人姓名录》等，都是有名的；而在长野县的伊那谷、岐阜县的中津川一带，还能见到许多把《气吹舍门人姓名录》缩编而成的抄本。

笔者在调查古桥会所藏文书时一直在找与入平田门有关的史料。一是晖儿的记事小册《杂记》，从中可以看出他自出发赴江户到入门这一路的开销；二是上一节说过的《助乡一件书类》，其中夹着的日记更细地记下了他在江户的行止。总之，下面就以这两种日记类材料为凭，来看一个草莽¹国学者是怎样诞生的。

直接与入门相关的记事，最早见于九月十六日：他递完助乡叹愿后先回寓所，再重整衣冠出门，到秋田藩佐竹大人的上宅邸求见“平田先生”，携去酒资一百疋。这一回“于玄关得见先生，略一寒暄，因先生正应接远方来客，遂禀明滞留期间再定日子”，便回去了。

第二天他又往平田处去，听到当时政局的几件事：

①　“御老中板仓大人及其他各位”终于定下了攘夷的方针；

②　可是攘夷所需的“武备全然没有”，“兵粮米亦然，御金库也只剩帐面数字，闻之可叹”；

③　“大炮的费用虽已拨付，却被诸役人克扣，难以充作军用”；

④　长州、萨摩“传闻两家俱已败走”；萨摩的生麦一件则是“公仪出金五十万两，其中十五（万）两由萨州收讫”——诸如此类。

平田本人只是把人的关切往政局上引，入门的具体事务似乎由他身边的门人分担。

晖儿从平田处退出来，平田的使者便追来，请他买笃胤新刻的板本²。事出突然，他辞谢了；使者一面说“无可奈何”，一面又撂下一句“此乃学问之本”。意思大概是：既已入门，就该从买笃胤的著作开始。

来的使者，据说是甲斐国巨摩郡荆泽村的田中贞治（后名年胤，天保十二年〈1841〉入平田门）与同郡古市场村的矢崎清左卫门（豊长，文久元年一月殁后入门）二人，说是“同志之人”，闲谈种种而去。

第二天十八日，加贺前田宅邸内的广濑达太郎“携唐纸二枚并二百疋来，只作风流闲话”，谈了金井乌洲、赖山阳的名声之类。他又去良仙老人处，从其子手里买了“短册重胤、感治二枚”，并打听了行情：“在京都，山阳半切一百疋，真渊短册五百疋，本居三百疋，探幽半切二两。”这一回究竟买没买不得而知；不过从这时起，与国学、志士相关的东西，乃至地方书³，他就开始买了。

入门当天的九月十九日，因笃胤的例祭已经延期，祭殿空着，他献上神酒钱二朱参拜；到傍晚，由甲州的田中贞治“引荐”入门。此前他听说入门金是一百疋到一两、门人披露代是一朱到二朱，于是递上入门金二百疋、披露金二朱入门；入门帐上写作“羽田野常陆介绍　三州古桥源六郎晖儿”。日记里记着：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平田先生的神灵，随后领了酒盏，才回寓所。

入门手续办完之后，晖儿留在江户期间仍常到平田家走动，其间买下了荷田春满、加茂真渊、本居宣长等人的手迹。十月七日从病中的铁胤那里借来《巫学谈》；八日托人办“虾夷歌、医者土产之歌”等；二十日到铁胤处，“奉命将冈部、本居两位大人与契冲的短册呈览”。二十一日又在江户西川岸的须原屋记下：“金六两，真渊、宣长；金四两内让二分，契冲、山阳；金一两一分二朱，月照。共计金十两三分二朱付讫。东麿的许多件暂寄存，其余退还。”此后从须原屋的采买一直没断。

把晖儿入平田门前后所购的书籍与书画列出来汇成一表，就是表5。文久三年这一批，多半是趁入门赴江户时买下的。书是从平田笃胤的著作买起的，其中也有《地方大成》《艮斋闲话》一类村役人必备的书。

文久三年只进了赖三树三郎的字一件；一入庆应，铁石、三树三郎等志士相关的东西就多了起来，还出现了后文要讲的神武天皇与皇陵崇拜方面的书；而对水户学、尤其是德川齐昭、东湖、正志斋的关切之浓，也不容错过。庆应三年（1867）三月由江户须原屋寄到的一封信里写着：“……所订之内林子平、讷庵，一到手即当径寄。……（水户烈公）之物与山阳一路的东西、有日本魂的东西，价钱个个涨了上去，诚为难得之事。”由此可知，晖儿除赖三树三郎、东湖、齐昭外，也订购林子平、大桥讷庵等人的书。

这封信同时如实地映出与勤王志士相关的书画正在腾贵。我不想把它读成晖儿有投资的动机，倒愿意从中读出：他此时已经相当地是个怀抱尊王攘夷之情的人了。

前面看的是入门的原委、此后国学与志士相关书画的采买，以及晖儿国学教养的变化；下面再尽量从多个侧面，考察一下晖儿入平田门这件事的意味。

晖儿的国学教养

先说晖儿的国学教养。他头一次读到称得上国学书的东西，是安政六年（1859）的《直毘灵》。据晖儿的传记史料之一《积小录》所记，把他引向国学的契机，是家里长女那桩不孝之事——迎了养子进门，却终于离缘。他重新立志要“正诚其志、积累善事”，而《直毘灵》所强调的“真心”恰在此时与他的心境相触了吧。与《直毘灵》同时又读了《玉鉾百首》，“大有所感”的晖儿，其实已经受了尊王攘夷世风的浸染，触到了“神州”这一观念。

从安政六年遇上《直毘灵》，到文久三年（1863），正是所谓尊王攘夷运动高涨的时期。他不只是靠交游圈和买卖门路弄到消息，还想自己编练农兵，为南朝义士足助重范、尹良亲王作表彰。就这样，他抱起了相当强的尊王攘夷论。

再者，那时以信州伊那谷为中心，平田门下正大搞《弘仁历运记考》《古史传》的上木⁴（刊印）助成运动。关于这场刊刻平田笃胤著作的运动，市村咸人《伊那尊王思想史》（1929）、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编《明治维新与平田国学》（2004）可以参看。受这场运动的推动，伊那谷与美浓中津川出现了大批入平田门的势头；正是它直接促使晖儿下了入门的决心，并取得三河吉田的旧交羽田野敬雄的介绍。看来，为免除助乡而赴江户这件事里，从一开始就把入门也编排进去了。

前面说过晖儿入平田门有尊王攘夷论的背景；不过那背景的性质，同所谓志士的似乎并不一样。单看古桥家留下的文久年间尊王攘夷派史料之多，就足以断定他是志士们的理解者；可他从来不曾有过抛下乡土四处奔走的志士式义举，入平田门也正在八月十八日政变之后、尊攘运动挫折的时候。入门之前，平田已有“攘夷叹愿辞谢不受”的表示，明明白白拒绝激派的活动；晖儿是认可了这一点才入的门。日记里对尊王攘夷派的动静记得很勤，但那与其说是对志士本身有兴趣，不如说是关切民族危机这个问题、关切志士插手谋划的那些地方的村方动向。他接受尊王攘夷论与平田学的方式，同一头扎进政治活动的那条路是不一样的。

水户学的影响

再者，晖儿在成为国学者之前先受过水户学的影响，这一点也须查考一番。《积小录》写道：“安政三辰年，晖儿与官吏意不相合，欲辞职去。然读源烈公所著《告志篇》《明君一班抄》，大为奋励，益欲竭力于国事。”这是说：他与代官所的役人起了冲突，动了辞去名主的念头；读了水户齐昭的《告志篇》与《明君一班抄》，才自觉到身为村政责任人的分量，越发勤于职守。

齐昭一面以当时现存的身份制——“持前”⁵——为前提，一面严词戒饬身为统治者的武士阶级的精神堕落，讲统治者应有的责任自觉。日常起居“甘于粗衣粗食”、力行节俭，另一头又尽力于公益、图谋改良现状——对这样的齐昭，天保年间以来在村里同样力行节俭、为村政出力的晖儿，自然生出共鸣。

要说齐昭与水户学给晖儿的影响，最大的一点，是让他“身为村役人就该站在村民前头行动”的责任意识有了确信。这与那种以排斥他派为要旨的学问接受方式并不一样；对随后接受的平田学，晖儿想必也感到它与水户学有相通处。平田学中与水户学相通的成分，就是唤起村役人对村政的责任意识，一般称作“御依”⁶论。把担当村政这件事的意义，用委任之说一层层往上追、终于追到天皇那里——这样的平田学，同身为村役人一向致力于引导村民的晖儿，心思上正好对得上。担当村政的这一层意义如此安放，平田学便与他呼应起来了。

再说，平田学还有祖先教的一面。笃胤在《每朝神拜词记》《玉襷》里，把民众固有的祖先崇拜与氏神祭祀传统接到神话中的皇祖上去，又把产土神、氏神一直排到国魂神，作出一套系列化的理论。这些原是把活在民众生活里的实际习俗收纳进去的，所以晖儿接受起来并不迟疑。

的确，他的入门是同祖先崇拜——祭祖的意识连在一起的。看古桥家的祖先崇拜，文久三年（1863）是个分水岭：七月办过祭祖，然后才入的门。晖儿本人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文久三年，乃自去天保二年七月廿四日变卖家财以来第三十三年。”那场祭礼，他说是“以变卖时收缴价银的期限张纸为挂轴，又陈列其时相关的诸帐簿与祖先遗物，聚集别家诸人，陈述祖先遗训……查核自前年七月至本年六月的出纳，将贺仪金分与众人，供以酒食；毕后由别家诸人献上手制之物，遂创祭祀祖先之仪”（《积小录》）。

文久三年开始祭祖的用意，一半固然是着眼于这年正当天保二年（1831）以来的第三十三年，合乎“年忌”之说；但更要紧的是：家业已经重建，同族得以聚拢，而所入的平田门又把祖先崇拜的整套体系一并涵纳进去——这在晖儿一生的行程上，是一个很大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