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生活的积极化

村里的信仰状况

古桥晖儿在幕末最上心的，是把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拧紧——这一点前面已从几个侧面看过。这里再从产神¹信仰、祖先信仰以及伊势信仰日趋积极这几个方面，补作一番考察。

从《积小录》里拈出相关条目，可举者如下：

①　晖儿因户田大和守奏请修复山陵²而欣喜，元治元年（1864）参拜了亩傍山的神武天皇陵，自次年起每逢四月十一日举行祭典；

②　同在元治元年，“以祈年、新尝两式示居村之人”，在村社举行了祭典；

③　在东加茂与北设乐两郡交界的伊势神峠设遥拜所，九月十七日举行祭典——诸如此类。

翻开自嘉永三年（1850）起有记载的《村用留》，开港前夕这个村的信仰状况便看得出来。《村用留》是晖儿身为村役人留下的记录，嘉永七年以前记得较细，此后就断了，所以只能就嘉永年间来看。首先看得出，古桥家的氏神信仰已经进了村里的行事。此外还有全村的惣日待³、这一带盛行的秋叶山诸事、念佛与观音祭等等，都已年中行事化，再加上丰年祭与别的祭礼。另一方面，因村内资金周转不开而停办的赖母子⁴、异国船上纳金一事，以及事关全村命脉的水源、与井堰相干的纠葛等等，都要开全村的惣寄合、出全村的惣出——共同体惯行之强，于此可见。

再把庆应年间与信仰有关的事项从古桥家日记里汇总出来，便是表7。可以看出，比起早已年中行事化的惣日待、弁天祭、观音祭，产神信仰积极得多。这产神百度参拜⁵，到庆应四年五月以后已变成全村的惣参拜。在稻桥村，古桥家的产神成了全村的守护神；加之伊势信仰在庆应末年迅速积极化，晖儿本人与长子英四郎虽是各走各的，却都出门参拜了伊势神宫。

作为村落凝聚纽带的信仰

这里把庆应以前与信仰有关的记载拾掇一下。“为免除助乡而赴江户”一节里说过，晖儿为叹愿暂免助乡而滞留江户期间，文久三年（1863）九月至十二月，往汤岛天神、神田明神、浅草、水天宫、传通院的参拜一次也没落下。就头一层意思说，那是祈求免除助乡能够如愿；不过从中也读得出，他对神祇一般的信仰正在积极起来。

未收进表里的记载还有：出府期间文久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氏神祭礼之日，供御供饼、御神酒，其后往奉行处禀问”；十月七日“国里来信，闻攘夷之命已下达上州、周州、阿波、备前，近日复有伊势行幸之事，遣信四郎（晖儿之弟）代为参宫”云云。由此可以推想：在对外危机之下，他为祈求攘夷而迅速倒向了伊势信仰。据日记，在伊势神峠设神宫遥拜所，是庆应三年（1867）四月下旬的事。

说到产神信仰，元治元年的《取极议定连印帐》里有一条：“每月朔日、十五日往产神处百度参拜”，参拜之后再操演农兵。到庆应二年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参拜产神便固定了下来。起初似乎多是晖儿一人去；但如前面指出的，到庆应四年，已经发展成名副其实的全村百度参拜。

值得留意的是：信仰趋于积极的整个过程，自始至终都背着强化村落凝聚这一课题。把氏神、产神信仰连同伊势信仰一并积极推起来，用作村落结合的原理——这正是骨子里是村方地主的古桥晖儿，应对幕末政局变化所走的路。

就眼下作为分析对象的这段时期而言，把村落信仰生活的积极化直接接到中央成立的天皇制上去评价，我是不赞成的。总之，晖儿在幕末以村落为中心所作的多方面努力，并非只停留在主观层面，而应当认为它下面确实垫着村落这一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