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改革”究竟是什么（第四、五章补论）

在进入下一章之前，先在这里看一看：从桥本内阁到小泉内阁的时代所推行的“结构改革”究竟是什么，它又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什么。

1 “结构改革”究竟是什么

“结构改革”究竟是什么。

可以从四个侧面来把握它。

第一，它是以这样的目的（或者说名义）推行的政策：把日本经济从泡沫破裂后景气不佳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也就是让景气真正好起来。

第二，它是仿效美国里根总统、英国撒切尔首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推行的政策而形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第三，它是回应以经团联为首的财界（宽泛地说即经济界）要求的政策。

第四，它是回应来自美国的要求的政策。

以下依次来看。

号称“为了再生日本经济”的政策

先讲第一个侧面。

前文写道：“结构改革”是“以把日本经济从景气不佳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也就是让景气真正好起来为目的（或者说名义）而推行的政策”。这里之所以特意写作“名义”，是因为：以此名义推行固然确凿无疑，但它是否真是以此为目的的政策，却令人怀疑。

泡沫破裂后的日本经济确实曾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然而，其原因究竟是否在于日本经济的“结构”，“结构改革”论者是否真的这样认为，都令人怀疑。关于这一点，有两条理由。其一：把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的低迷同“结构”挂钩，十分牵强。这是本书已经写过的，重复一下：①泡沫破裂后的景气衰退之所以拖长，是对泡沫期景气好过了头的反作用。证据是，在还没有实施什么像样的“结构改革”的时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景气就已经开始回升。归根结底，那是时间的问题，而不是“结构”的问题。②而这场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景气回升在短时间内就结束了，1997年以后，景气再度下滑。但这次下滑并非因为日本经济的“结构”不好，而是当时的桥本内阁强行推行“财政结构改革”“金融大爆炸”等“改革”政策所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的景气下滑，可以说是一场“改革带来的萧条”。③把日本经济从这场景气下滑中拯救出来的，是小渊内阁停止了“结构改革”、或者说采用了反“结构改革”政策。④不过，小渊内阁政策见效所带来的景气回升也未能持久。2000年至2001年间，景气再度进入下行局面，这是受美国IT泡沫破裂影响所致——这样一路看来，要说明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的“混乱”局面，并不需要“结构”论。而且——这才是关键之处——这里所写的一切，只要不抱先入之见地观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2001年间日本经济的动向，任谁都看得出来。“结构改革”论者对此也应该心知肚明。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结构改革”？

其二：政府把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的“混乱”解释为“结构不好所致”，而其论述几乎完全没有给出论据。

例如，最先推行“结构改革”政策的桥本首相，关于其理由（或者说背景），只说到“现行机制显然反而妨碍了我国富有活力的发展”（1997年1月，施政方针演说）。小泉首相同样只是陈述了自己的“信念”：“我本着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日本的再生与发展这一信念，通过推进经济、财政、行政、社会、政治各领域的结构改革”（2001年5月，施政理念演说）。

在政府文件中，着墨最多论述“结构改革”的，恐怕要算“经济战略会议”的《日本经济再生战略》（1999年2月）。而其中所有的，只是这样一个断言：“作为战后日本经济飞跃式增长原动力的日本式体制，到处都已出现破绽，并一直作为日本经济增长的拖累因素在起作用”。接着，第一是“日本式的雇用·工资体系和优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是“过度重视平等·公平的日本式社会体系”，第三是“日本式的隐性资产经营、日本式间接金融体系”——应“改革”的“结构”就这样在没有任何“为什么”的证明之下，近乎“钦定”式地罗列出来而已。

这样看下来，关于第一个侧面，除了这样说之外别无他法：“结构改革”无非是一项“打着让日本经济再生这一名义推行的政策”，也只能如此表述。

仿效英美的政策

接下来讲第二个侧面。

日本的“结构改革”，是仿效英国撒切尔首相及随后的梅杰首相的保守党政权（1979～1997年）的政策、以及美国里根政权（1981～1989年）的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来的，这一点众所周知。

先来看撒切尔政权的政策。第一是缩小政府部门。

其一是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以英国石油为开端，电力、煤气、自来水、邮政、铁路，等等。其二是把垃圾处理、清扫、建筑、修缮等服务委托民间承办，在这一过程中，还以“削减臃肿化了的地方政府的成本”为目的，引入了“市场化测试”。其三是调整了被誉为“从摇篮到坟墓”的英国福利制度。如医院实行独立核算制、引入竞争机制等。养老金制度也进行了调整。

第二是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政策”。修改有关劳资关系的法律——限制封闭工厂制协定（即一旦失去工会会员资格就不能再当雇员的协议）、限制罢工，等等。此外还放宽各项劳动管制、废除最低工资制。

第三是金融与资本市场改革（金融大爆炸）。

第四是税制改革。大幅下调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下调法人税率，与此同时上调增值税率（即日本的消费税率）。

撒切尔—梅杰政权的这些政策，大多也在日本的“结构改革”中推行了。

接下来看里根政权的政策。第一是削减政府支出——尤其是社会福利支出。其理由是，福利政策“挤压财政、削弱劳动者的活力”。

第二是放松管制。在美国，放松管制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半——里根政权诞生之前——就已从运输领域开始（放宽铁路运价管制、开放航空运输业准入等），里根政权上台后，这一进程加速并全面展开。如解除石油相关管制、停止工资与物价“稳定委员会”的指导方针，等等。

第三是税制改革。大幅下调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下调法人税率，等等。

第四，军事支出则大幅增加。

里根的这些政策，大多也由桥本内阁、进而小泉内阁、乃至后来的安倍内阁，作为“结构改革”政策在日本推行。

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留意。

撒切尔以及里根的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背景之一，是英美两国都遭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严重通货膨胀。此外还有一点：英美两国都“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德国、日本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迎头赶上，国际收支出现赤字等，增强国内产业竞争力成为国家课题”。也就是说，两国为抑制通胀、为增强产业竞争力而推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各有其相应缘由的。

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日本又如何呢？那是一个不是通胀而是通缩的时代。再看国际收支：经常收支、贸易收支均为世界数一数二的顺差国。只要以国际收支来衡量国际竞争力（此外也没有别的衡量指标），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就是极强的。

把抑制通胀的政策（例如抑制工资上涨的政策，那是撒切尔倾力推行、里根也强力实施的政策）拿到通缩之下来实施，结果会如何？又如，把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拿到经常收支、贸易收支均为顺差的国家来推行，结果又会如何？事实已经给出了答案。通缩进一步加深，经常收支顺差扩大，日元升值进一步加剧——这就是2010年前后在日本经济上发生的事情。

回应财界（经济界）要求的政策

下面讲第三个侧面，即“回应财界要求的政策”。

在时隔许久才成立的自民党单独内阁——第二届桥本内阁上台（1996年11月）之前，1996年1月，经团联发表了题为“有魅力的日本——对创造的责任”的“经团联愿景2020”（通称“丰田愿景”）。其中的主张是“要恢复日本经济的活力，‘就必须废除管制’‘就应当搞小政府’”等等。说“结构改革”政策就是照单全收了这份东西也毫不夸张——它与此后政府的政策重合之处之多，就到了这个地步。

此外，在这份“愿景”公布之后的1996年12月，经团联还公布了题为“确立财政民主主义，建设值得纳税的国家”的《面向财政结构改革的建言》。这是一份为桥本“五项改革”（后来是“六项改革”）之一的“财政结构改革”的实施推波助澜的“建言”。

还有一份，是1995年日经联（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作为处理劳资问题的团体，与处理经济全局问题的“经团联”分工，2002年与“经团联”合并）公布的《新时代的“日本式经营”——应当挑战的方向及其具体对策》，在此也一并提及。该文称，日本的“雇用前景将分化为：①以长期持续雇用的理念为基础、企业希望其长期工作、员工也愿意长期工作的长期积累能力活用型群体，②以专业熟练技能和能力回应企业课题的、并不一定以长期雇用为前提的高度专业能力活用型群体，③根据职务，从能够完成定型业务的人员到能够完成专业业务的人员不一而足的雇用灵活型群体”，并论述了经营方采取对策的必要性（图表6-1）。

观察此后雇用的动向可以发现，经营方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将员工三分化的；而国家的制度也同样在“结构改革”政策的名义下不断推进，如《劳动者派遣法》的修改、裁量劳动制的引入与扩大等。

如此看来，“结构改革”政策与财界的要求密不可分；而这种政、财一体化，在小泉内阁以后的自民党、公明党联合内阁时代愈发强化。因为内阁设置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并延揽了两名财界人士作为民间（据部分媒体报道，是“有识之士”）议员入会。财界的意见，大半作为民间（而且是“有识之士”！）的意见在咨询会议上被接受并决定，再原封不动地由内阁会议敲定——这样一条路径就此建成了。

也就是说，“结构改革”所说的“改革”，成了财界所要求的“改革”。顺便一提。下面来看看关于消费税的今后走向，财界（经团联）是怎么考虑的。

其“建言”（《要求切实执行增长战略、坚决推进财政重建》，2012年5月）称：“到2020年代中期之前，将消费税率上调至百分之十几的后半段，是必不可少的。”需要说明，“建言”的正文如上文所述是“百分之十几的后半段”（16%～19%？），但“建言”中的图表则写明，是在“2017～2025年度期间，每年将税率上调1%，最终定为19%”的前提下，对（将来的国民负担率）作了试算。“应当上调到19%”，这看来就是经团联的建言。

政府今后如何应对，值得关注。

“应美国要求”的政策

下面讲第四个侧面。

二战结束后的日美经济关系，大体上看，经历了如下变化：①美国保护、培育日本经济的时代（1945～1960年前后），到②日美蜜月时代（六十年代），再到③日美竞争时代（七十年代以后）（图表6-2）。在最初阶段，美国政府方面主要挑剔的，是日本在纺织品、汽车等个别商品上的出口激增；但渐渐地，美国政府的关切转向了另一个问题：日本商品大多在美国市场不断提高份额，美国商品却始终打不进日本市场。按照美方的说法，这是“结构问题”，即日本的流通机制和政府管制存在问题。时代从“日美通商摩擦”的时代转向了“日美结构磋商”的时代，九十年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其开端，应当追溯到1989年前后：为了消除日美贸易摩擦，美国提议并启动了“日美结构磋商”（1989年至1990年间共举行五次，由美国（老）布什总统与日本宇野宗佑首相达成一致）。对日本，美方提出了扩大公共投资、调整土地税制、放松《大店法》管制等要求。其意图在于增加美国的出口，或者增加对日投资，以此缩小日美贸易的不平衡。其后，1993年，克林顿总统与宫泽首相商定举行“日美综合经济磋商”，进而自1994年起，日美两国政府每年互相向对方政府提交《年度改革要求书》、以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做法确立了下来。

从1994年秋开始，直到自公政权执政的2008年为止，每年秋天，美国政府都会向日本政府提交要求书（大多用A4纸写成五十页左右（日译版）的厚厚一册，罗列着各种各样的要求）。看一看这些要求书就会知道，日本政府想必是认认真真地应对了，因为其中很多都作为“结构改革”得到了实现。具体说来，有《禁止垄断法》的修改（解禁控股公司）、《大店法》的废止、《建筑基准法》的修改、《劳动者派遣法》的修改、邮政民营化、法科大学院的设置、《商法》的修改（引入三角合并制度），等等。“结构改革”就是“应美国要求的政策”，这正是其由来。

尤其是小泉内阁时代的“结构改革”，在美国历年“要求书”的开头，都写着“深受鼓舞”“感到振奋”“表示欢迎”“给予评价”“寄予预期”之类的话，从中可以看出，它是多么出色地回应了美国政府的预期（图表6-3）。

举一个具体例子。这是小泉内阁引入“结构改革特区”时的“要求书”（2003年10月24日）。

“美国政府将继续关注日本政府旨在日本全国设立特区的现行举措。特别是，美国对迄今由小泉首相设立的164个特区表示欢迎。这一面向放松管制与结构改革的崭新而创新的举措，将为日本回归可持续增长轨道提供重要机会。在日本实施这项计划之际，美国提出以下要求”（日译出自美国大使馆）。

接下来是八项要求。“确保国内外企业双方均能在特区内开展业务的无差别准入”“在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提交特区提案、参与既有特区以及参与特区设立的全部过程中，结构改革特别区域推进总部须继续与这些企业合作”等等。

再问，“结构改革”究竟是什么？

这样一路看下来，所谓“结构改革”，似乎可以说：①首先是回应财界（经济界）要求的政策；加之②是回应美国要求的政策；并且③是效法英国、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更进一步说，话虽如此，毕竟不能堂而皇之地公开宣称这是回应财界要求、回应美国要求的政策，所以④它是一项把说辞粉饰成“重振日本经济所必需的政策”的政策——这样看才是正确的解读。

2 “结构改革”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什么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从桥本内阁到小泉内阁（甚至包括第一次安倍内阁的前半段），中间虽有小渊内阁时期的中断，但仍然持续了大约十年的“结构改革”，究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什么。

从1997年到2007年，日本经济在“结构改革”政策的影响下发生了种种变化，而最大的变化恐怕是“日本经济变成了一种即使景气好转（企业开始赚钱），工资也不上涨的结构”。

变为“即使景气好转，工资也不上涨的结构”

将这一变化以简明的形式展示出来的，是2007年版内阁府《年度经济财政报告》（《经济财政白皮书》）。

图表6-4的横轴取企业每名员工的经常利润（日本会计科目，营业利润加减营业外收支），纵轴同样取每名员工的工资，以景气谷底时点为100换算成指数，看的是两者逐季度如何变化。图中有八条线，标有“（1971年IV～）”“（1975年I～）”等字样，分别表示从1971年第四季度开始的景气回升期、从1975年第一季度开始的景气回升期。

（备注）工资为现金工资总额，经常利润换算为人均值，取后向3期移动平均，以景气谷底为100进行指数化。

（出处）内阁府《经济财政白皮书（2007年版）》

将这八条线按大类划分，可以分为两类：①朝右上方延伸的线和②朝右侧水平或右下方延伸的线。①朝右上方延伸的六条线（1971年IV～、1975年I～、1977年IV～、1983年I～、1986年IV～、1993年IV～）是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半，即“结构改革”以前景气回升期的走势。在这个时代，随着景气回升，企业收益增加，工资也随之上涨，因此线条朝着右上方移动。另一方面，②朝右侧水平或右下方延伸的两条线（1999年I～、2002年I～）是九十年代后半以后，即“结构改革”以后景气回升期的走势。在这个时代，随着景气回升，企业收益增加，但另一方面，工资却不增长——成了这样一个时代。

顺带补充一句，厚生劳动省《劳动经济白皮书（2012年版）》刊载了与图表6-4几乎相同的图表，其中追加了一条自（2009年II～）起的线。这条线展示的是雷曼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景气回升期企业收益与工资的动向，它也同样朝右侧水平或右下方移动，几乎与先前那两条线重合（顺便一提，这条线一直延伸到横轴250的刻度，而纵轴刻度仍低于景气谷底时点的水平，只有九十多；也就是说，它显示的是企业收益膨胀到了2.5倍，工资却完全没有增加）。

之所以认为，经历了“结构改革”，日本经济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变成了即使景气好转、企业赚钱，工资也不上涨的结构”——理由就在这里。

背景：企业间竞争激化与放松劳动管制

下面把这类结构变化与“结构改革”政策之间的关系归纳如下。

大的变化首先是：①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在“结构改革”之下，各领域实施了放松管制，企业间竞争由此激化。要在竞争中胜出，就必须比以往更加压低成本、提高收益。企业不得不比以往更加着力压低人工成本这个最大的成本项。②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感与不安情绪日益加剧。1997年至199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景气的大幅下挫，对许多企业来说恐怕都始料未及；同一时期亚洲货币危机的爆发如此，雷曼冲击的发生也是如此。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却又必须预做准备；收益再多也不嫌多，留存收益也越多越好。作为企业经营，为了防备那样的时刻，必须努力削减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③恰逢此时，另一方面，劳动领域的放松管制——尤其是“派遣劳动”的放松管制——出台了。无论是为了压低人工成本，还是为了应对将来“万一”的事态，这都是求之不得的放松管制。④能够使用并且实际使用了派遣劳动，也让企业在“正式员工”的待遇上占据有利地位：既可以抑制加薪，也更容易增加兼职、零工、特聘等“派遣”以外的“非正式员工”；⑤一方面，把员工中的大部分变成“非正式员工”，无助于人才培养，还会给企业经营的前景埋下隐忧——问题就在这里。然而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属于股东”这一“结构改革”思想的扩散，企业经营正在转向重视股价的经营，转向看重短期业绩的经营，越来越无法顾及长期视角。傅高义（Ezra Vogel）曾主张“美国应当学习日本经营”“日本第一”（1979年），但时代已变为“理想在美国”（日本战略会议咨询报告，1999年），日本的企业经营正在进入美国化的时代。

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开始

这也可以说是如上所见的那种结构变化的结果。“结构改革”政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第二项后果，可以举出“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

关于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认为始于九十年代以后、泡沫破裂之后的看法居多。将泡沫破裂后的十年、二十年称为“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就是一例。后文将会看到，第二次安倍内阁也是如此表述的：“以九十年代初的泡沫崩坏为重大节点，日本经济在迄今约二十年间，总体上甘于低增长”（《基本方针》2013年6月）。

作为大致的说法，那样讲也未尝不可；不过，看得更精细一些，正如已在第三章所看到的，泡沫破裂后漫长的反动萧条时期（1991～1993年）过去之后，日本经济已开始走向复苏（1993年11月～1997年5月）。这一复苏势头虽因桥本内阁的“六项改革”而中断，但若没有那一干预，1997年以后仍会延续下去。

长期停滞的起点，应当看作是桥本内阁的“财政结构改革”导致景气下行的1997年6月，按年份说则是1998年（名义GDP：1997年534万亿日元，1998年527万亿日元；GDP实际增长率：1997年1.1%，1998年-1.2%。见图表1-4）。

而且，这样一看，对于“长期停滞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答案也同时明了：是工资的下跌（图表1-11），以及由此导致的民间消费支出的下跌。而其背后，正是“结构改革”政策。

顺便一提，1998年以后，经济处于停滞基调的，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工资处于下跌（下降）基调的，也只有日本（图表6-5①②）。对于“为什么只有日本”这一疑问，答案也随之浮现：原因在于唯独日本实行了“结构改革”政策。

此外在这里，虽然稍稍偏离正题，我想谈谈读者或许会在意的两点。

第一点是关于如下看法：日本的工资下跌，是否主要受全球化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具体而言，日本经济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陷入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看法认为，在与工资比日本低的国家竞争之下，日本的工资不得不下降。

——只有日本，1998年以后经济在缩小

（注）以1997年＝100的指数

（出所）山家悠纪夫《安倍经济学与生活的去向》

——只有日本，1998年以后工资在下降

（注）以1997年＝100的指数

（出所）同图表6-5①

确实，或许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它并非主因。这就是这里的答案。第一，全球化的推进始于九十年代初（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也始于1992年前后）。全球化说无法回答“为什么日本的工资偏偏从1998年开始下跌？”这一疑问。第二，受到全球化强烈影响的，还有美国和西欧各国。美国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缔结（1994年生效）而与墨西哥、西欧各国因苏联阵营的崩溃（九十年代初）而与原东欧各国，都处于激烈竞争关系之中。然而，这些国家的工资并没有下跌。它同样无法回答“为什么只有日本？”这一疑问。

只发生在日本的事情，必有只限于日本的原因。“结构改革”政策看来正与这个原因相符。

第二点是，且不说美国，英国等其他西欧各国，尽管程度各有不同，也都采取了类似“结构改革”的政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这些国家并未出现工资下跌。这又是为什么只有日本？这是第二个疑问。

其答案虽多半是推测，但我认为，工会形态的影响恐怕很大。欧美各国的工会，主流是“产业别工会”。说得粗略些，在这些国家，按产业分别由经营方（资本方）与工会方谈判决定劳动条件。企业基本上只能依照该决定来确定劳动条件，并必须使企业经营在这一劳动条件下得以成立。而日本的工会基本上是“企业别工会”，由企业与工会协商决定劳动条件。在这种谈判中，企业经营能否成立成为一个重大关键。一旦经营方主张“按这样的劳动条件，经营无法维持，会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落败”，工会就屡屡被逼入困境，不得不作出“痛苦的决断”。在日本，工会一方不得不为企业能否立足而煞费苦心，这正是日本工资下降的一个原因。尽管遗憾，却不得不这样想。

企业收益显著增加，工资下跌

这是“结构改革”给日本经济带来的第三样东西。

这一点前文各处已经谈到，即：企业收益的显著增加，以及作为其另一面的工资的下跌。试将1997年（也应视为“结构改革”起始之年）与2006年（小泉内阁的最后一年，也是次贷危机和雷曼冲击发生之前的一年）作一比较（见图表6-6）。

（注）1．见图表1-7、图表1-11
　　　2．企业利润为年度数据，年薪为日历年数据

其结果是：这十年间，法人企业的年度经常利润膨胀到约两倍，而劳动者的年薪（人均）减少了约30万日元，降幅7%。

“从储蓄到投资”——家庭的钱并没有动起来

有一个“结构”，是桥本内阁和小泉内阁这两个强力推进“结构改革”政策的内阁合力也未能改变的。

那就是家庭金融资产的构成。

“结构改革”政策把如下课题视为一大要务：改变以存款（“储蓄”）为中心的家庭金融资产构成，使之变为以证券（“投资”）为中心的构成。

在“从储蓄到投资”这一口号之下，政府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桥本内阁提出“把日本的金融市场建成与纽约、伦敦并列的国际市场”这一目标，其“金融大爆炸”政策的一个意图即在于此。

小泉内阁的姿态也相同，在《基本方针（2001）》中写道：“基于个人投资者参与市场具有战略重要性这一观点，为扩大其参与，将金融的应有方式从优待储蓄切换为优待投资，并以此为前提，研究包括税制在内的相关制度的应对。”

这类政策背后的想法是：家庭金融资产大多流向存款，这些资金的大部分就不会流向虽伴有风险的“成长领域”，而会流向低风险的“停滞领域”，因此日本经济无法增长。应当效仿美国——那里的家庭金融资产大多流向股票等风险资产——这样日本经济就能增长。

于是，在“从储蓄到投资”的名义下，桥本内阁和小泉内阁任内推行了各种各样的政策。

例如：允许在银行柜台购买投资信托（1998年）、放开股票委托手续费（1999年）、解禁不动产投资信托（1999年）、解禁上市投资信托（2001年）、对个人投资者的分红和转让收益减税（2003年）、解禁在邮局销售投信产品（2005年）等。

拓宽通往“投资”的窗口，使商品多样化，实行减税……这些都是引导家庭金融资产走向“投资”的政策。另一方面，为把资产从“储蓄”中驱赶出去的政策也在不断推行。虽以促成景气回升为主要目的，但政府长年累月地坚持无视储户的超低利率政策（1999～2006年。其后，在第二次安倍内阁任内也是如此），即属此类；而为保护储户设立的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本金1000万日元以内的存款本金及其利息的制度），在限额偿付（payoff）解禁之时（2002年。即在金融危机时期曾宣布全额保护存款，此时恢复为制度原貌），政府还提醒人们“存款最多只保1000万日元哦”，把它用作吓唬人的材料，这些恐怕也都是“驱赶政策”的一环。

（注）（　）内为％

（资料）日本银行《资金循环账户》

然而，该这么说了吧：家庭并没有动。将2000年3月（小泉内阁上台之前）与最近（2019年3月）的家庭金融资产构成作一比较（图表6-7），在这近二十年间，家庭金融资产余额从1390万亿日元增至1835万亿日元，增至原来的1.3倍。其中现金·存款的比率仍在50%一档，“储蓄”的比率几乎可以说毫无变化。保险·年金的比率也接近30%，基本没有变动。股票·证券等“投资”的比率也只是从14%变为15%，同样没有变化。与美国、欧元区的差距也依然如故（图表6-8）。

（出所）日本银行《资金循环的日美欧比较（2018年）》

“从储蓄到投资”的政策，就这样完全落了空。

这也难怪。目前约有1000万亿日元的家庭储蓄，是留着以备老了以后只能靠养老金度日之时，或生病、需要护理之时，又或孩子升学之用的仅有积蓄。是为了到了紧要关头，即便在这个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和教育预算如此贫弱的情况下，也能过上像样的生活而备下的钱。到了紧要关头收不回本金可就糟了。因此，无论利率多低，也无论有没有税制上的优惠措施，这笔钱都无法离开“储蓄”。

要通过“从储蓄到投资”来改变家庭的资产选择，就需要例如改革年金制度，让人们能够安心度过晚年，或者对免费医疗之类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善。然而，桥本内阁和小泉内阁实际所做的，却是以财源困难为由，把社会保障制度改坏，一味地放大人们对未来的不安。

“从储蓄到投资”这一“结构改革”的重大目标之一始终未能实现，说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