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员，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游离在这套美元贸易体系之外。不过这个国家参与世界贸易的长期政策可以上溯至二十年代，有着深厚思想意识根基。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时代的学者业已从大量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公文和统计数据中理清了这点1，只是冷战的吟游诗人在八十年代往后成功掩饰了过去。因此，我们如雷贯耳的冷战故事里，这个被排斥在外的庞大经济体是在隔断崩塌之后才拥抱全球市场的，而七十年代苏联在国际贸易中的突然爆发也就被理解为应激：对内部改革失败的反应、对西方物质极大丰富诱惑的反应，或者至多是勃列日涅夫领导层在六十年代末做出的“政策转向”。然而所有这些解释共享一个根本预设：苏联在全球经济变迁中是被动的。与其说苏联的政策变化了，不如说是苏联所处的那个政治经济环境与秩序发生了变化，使得苏联由来已久的“融入全球市场”的抱负终于成为可能；而苏联不仅被动地受益于这些变化，它本身就是这些变化最积极的推动者。
要理解苏联究竟在推动什么、改变什么，就必须先理解它试图打破的那个秩序到底是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在失败之上的权力建筑。这似乎显得有些讽刺。我们习惯于以一系列要过四十年才变得重要的机构来讲述故事的开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长达十五年的货币不可兑换而使其协调汇率调整的主要使命落空；世界银行被马歇尔计划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取代；国际贸易组织因没能在美国通过国会而根本未能成立。所有这些机构直到八十年代，当布雷顿森林的失败已经彻底盖棺定论，才以全然不同的面貌成为我们当今所熟知的全球秩序的载体。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实运转了，而且相当有效地组织了国际经济活动。它运转基础倒不是远见卓识的经济理性，而是美国在战后世界中的权力与权威。
这套美元中心的机制的运作方式是，由美元对黄金的固定汇率（每盎司三十五美元）赋予体系以金本位的信誉外衣，而贸易与金融管控制度则使各国政府可以调节进出国境的资本与商品流动。资本管制是其中的枢纽。国际上，各国必须将本币钉住美元、持有美元储备、在美元框架内开展贸易结算，这就是“服从”的含义；但正因为这套体系同时严格限制了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国际金融就无法通过资本外逃来惩罚那些不合其心意的国内政策。政府可以实行高税收高福利而不必担心投资者卷款出逃，可以追求充分就业而不必向国际债权人交代，凯恩斯将这种效果称为“食利者的安乐死”。换言之，国际层面对美元纪律的服从，恰恰是国内政策自主的制度前提。而苏联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这些安排之外。
但布雷顿森林不只是金融和贸易制度。它还建立在同样重要但远不为人注意的基础之上：能源体制。石油在福特主义社会里发挥的基础功能常常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福特主义生产体系并非天然具有它在战后展现出的那种稳定和增长能力。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托拉斯和一九二八年的阿赫纳卡里协议是为处理石油市场固有的过度生产问题而发展出来的企业协调形式，但它们在大萧条中失败了，也未能将越来越多的独立生产商纳入体系2。结果是从一九三五年起，一系列监管单位在美国石油产地被建立起来，最著名的是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一九三一年得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不得不动用武装部队实施戒严法来镇压那些拒绝限产的生产商。市场的建构从来既依赖设计，也依赖构成性暴力。
石油工业的监管及其价格的稳定为福特主义生产和大众消费提供了基础，由此塑造出一种以极高能源消费为特征的特定文明形态：车辆、公路、塑料、独栋住宅，以及其他各种基于能源密集型空间重组的消费形式。与其他新政协调一样，这种国内能源协调也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海外复制。马歇尔计划的最大单项支出是美国石油公司的石油，占总额的百分之十；其余的大部分则用于生产和消费石油能源所需的基础设施。如果这部研究坚持将能源与金融视为二十世纪社会政治重组中不可分割的交织要素，那是因为我们在将二者拆开时就已经对历史施加了某种暴力。正如能源关系的组织对于布雷顿森林时代特定社会秩序的确立至关重要，它的解体也将在布雷顿森林时代的总体瓦解和金融化的崛起中扮演同样核心的角色。
这就是苏联与世界开始发展新的关系的那个布雷顿森林语境。在战后头十五年的“美元荒”时代，苏联与西方的商业关系只能采取“轻度金融化的易货”形式：双方谈判大致等值的贸易清单，清单上的货物通过仅够覆盖运输时间的短期小额贷款交换。到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西欧国家和日本开始向苏联提供稍长期限的贷款，为定向交换苏联资源（木材、煤炭及少量石油）与工业技术提供融资。但这一切都被严格限制在布雷顿森林的隔断框架之内：国家之间的贸易通过双边清单管理，信贷期限被伯尔尼联盟3限制在三到五年以内，以防止出口补贴竞争，而美国则通过贸易歧视和战略禁运进一步收窄苏联可以利用的空间。在这个被精心隔断的世界里，苏联唯一缺少的不是参与国际贸易的意愿，而是使得自己能够正式参与其中的准入门槛。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一系列变化开始松动这些条件。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西欧的能源体制转型，从煤炭向石油和天然气的转变，其速度之快不断超出所有预测。与煤矿依赖大量劳动力不同，石油和天然气是高度集中的能源形态，其物质特性鼓励建设只需极少劳动力的生产和分配系统。煤炭时代赋予欧洲劳工阶级的那种通过罢工来中断资本积累的社会权力（即所谓的“总罢工”能力）被石油和天然气绕开了。能源外包的受益者是那些远在欧洲劳工运动触及范围之外的新兴经济体：沙特、伊朗，以及产业上更加多样的苏联。新的联盟正在形成，远在欧洲工会势力范围之外的能源出口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就在石油时代取代了煤矿业工人不可或缺的地位。
再者，一九五八年实现的货币可兑换虽然达到了它促进国际竞争的首要目的，但并未如理论预期的那样阻止企业合并；而上一年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更是启动了自由化螺旋，使各国企业在日益开放的欧洲市场内相互竞争。一些如罗伯特·布伦纳的分析认为，六十年代后半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国际竞争而非劳工运动从一九六五年起导致了欧洲企业商业利润率的迅速下滑。随着欧洲范围内竞争加剧，欧洲企业转而密集地与苏联及其盟友接触，在社会主义世界寻找市场以阻止利润率的进一步萎缩。苏联没有坐等交易上门，主动在西欧各国之间制造竞争，使其在美元终于开始组织的这个世界里获得了更大的购买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苏联与意大利的关系才显出它的首创之功。两国的特殊经贸伙伴早于冷战本身，意大利是唯一在战间期外汇市场上报价苏联切尔文券4的发达国家。当然更重要的是它在战后如何演变。早在一九四八年意大利就建立了易货贸易的清算支付机制，一九五二年通过贸易清单使年度贸易常规化。可以略带夸张地说，苏联是在与意大利人的交往中学会了在冷战新世界里做生意，学会了如何在美元体系排斥自己的情况下开辟自己的贸易空间。到五十年代末，意大利国家能源集团与苏联签订了“管道换石油”协议，从此苏联石油开始大规模流入意大利。意大利国能的掌门人恩里科·马太伊长期试图绕开控制着国际定价的七家英美石油公司的垄断权力5。这种叛逆气质当时即广为人知，以至于印度的国家石油天然气委员会在五十年代就以意大利国能为范本建立。到一九六二年，对意大利出口的一半是石油；到一九六五年，苏联已占据意大利能源平衡的百分之十四，时间上远早于美国因西欧依赖“共产主义能源”而产生不安的七十年代。
通往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的最初几步，正是由马太伊与苏联干部携手迈出的。西博尼勾出了一条与流行叙事相反的线索：不是苏联被迫出口以进口短缺商品，而是能源出口的突破性进展在驱动着各类进口。尤其是在赫鲁晓夫推动苏联经济“化工化”6的时刻，从意大利进口的机械设备显得格外适时。而这些开拓性的能源互动又离不开意大利在金融条件上的大胆推进：早在一九五七年意大利就在里拉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的前一年放弃了清算交换，转向以里拉计价的交换。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的四年贸易协议旨在将双边贸易额翻倍，结果翻了三倍。意大利国能为西方首创了治理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长达二十年的五年期长期协议：一九六十年签署的第一份以管道和设备交换一千二百万吨石油，一九六三年又签署了两千五百万吨石油的五年期协议。物质流动催化了新的金融流动：信贷开始为尚未确定的机械出口提供融资。意大利的银行家似乎从未怀疑这些信贷最终能否落地，问题只在于时机。即便一九六三年意大利经济奇迹的顶峰过后，国内的经济紧缩暂时约束了流动性。
但一九六三年也是苏联粮食危机的年份，这场危机在流行叙事中被当作苏联体制失败的证据和被迫转向国际贸易的起点。苏联不得不从加拿大购入近七百万吨粮食，过程中遭遇了种种令人沮丧的待遇：最初承诺的三年期信贷缩短为一年半，百分之十的首付变成了百分之二十五的现金分期，粮价在加拿大人得知西欧收成不好和美国国会正在考虑对美国银行的对外贷款征税后暴涨，苏联还不得不承诺不向古巴转口，尽管从加拿大直接运粮到古巴远比经苏联港口中转合理得多。而与美国的谈判更为荒诞：白宫的利弊计算完全笼罩在冷战逻辑之中，出售粮食可以被“描绘为共产主义的失败”；可以“将苏联资源从军备转向食品”；可以延续在饥荒中帮助俄国人民的“光荣传统”；还可以在交货期间促使苏联“维持现状”。
苏联副外贸部长鲍里索夫在华盛顿发现，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在美国他不得不与国务院打交道来解决商业问题。美国没有加拿大小麦委员会那样负责统一谈判的机关，政府限于发放出口许可证并强制使用价格高昂的美国船运。苏联人被迫建议使用悬挂巴拿马和利比里亚方便旗的船只以求价格竞争力，而这些方便旗注册地的运营公司竟是由刚刚离任的罗斯福总统国务卿小斯特蒂纽斯与其金融界朋友私人设立的。无论来自新政官员还是来自党政干部，资本绕开积累障碍的推力殊途同归。苏联最终只购买了一百七十万吨，远低于最初提出的四百万吨。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向约翰逊总统正确地评估说，苏联人发现与美国的贸易“困难且无回报”，肯定不会将美国放在供应来源的首位。确实如此，又过了十年才轮到美国。
然而，粮食危机最有启示性的时刻不在于交易本身，而在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八日（肯尼迪遇刺前两周）的那场苏美对话。美国大使汤普森指出，扩大两国贸易的“主要问题”在于信贷。美国拒绝向苏联提供任何政府担保贷款，理由是二战租借法遗留的债务未清。苏联的立场是先要贷款才能还钱，美国的立场是先还钱才能正常化关系因而获得贷款。而鲍里索夫指向的是完全不同的解决路径：在欧洲和日本，苏联已经获得了六到七年的信贷期限，足以建设和投产大型工厂。他要求的不是美国的特殊恩惠，而是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的条件。鲍里索夫几乎是在复述苏联自一九一七年以来反复叩击的那扇大门上的全部敲门词：人是经济动物，这一点不可回避；市场竞争是组织经济生活的自然法则；而要让这些原则免遭美国冷战霸权的践踏，就需要保护它们的制度和思想意识。如果粮食危机是这部研究反复出现的时间节点，那么瓦解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排斥之手段的过程，就是其叙事的实质。
而事实上，在美国被自己的冷战体系牢牢锁住的时候，打开通往西方长期信贷之门的不是美国而是英国。英国的案例之所以关键，恰恰在于它展现了金融竞争力与工业相对衰落之间那种看似矛盾却合乎逻辑的并置。在苏联的贸易统计中，英国整个六十年代一直是苏联在西方主要的贸易伙伴，但两国关系也是最为剑拔弩张的。英国工业对美国专利的依赖使其产品受制于美国制裁；交货延迟的顽疾甚至包括消费品；更独特的是，英国发来的设备偶尔质量恶劣到无法安装使用，而这种情况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几乎不存在。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送来的尼龙盐生产设备因质量问题两年无法投入使用，导致下游工厂闲置，最终公司同意支付近两千万卢布赔偿。
两国的工业贸易令人沮丧，另一边，金融界产生了突破。一九六四年，英国政府为苏联担保了一亿英镑（约二亿八千万美元）的贷款，用于购买成套设备，实际偿还期长达八年半。莫斯科的苏联驻伦敦办事处发回的报告强调，这是“在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外经关系史上首次获得了重要金额的长期银行贷款”，而且条件“比苏联和英国之间整个信贷关系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优惠”。更要紧的是先例效应：“一九六四年在英国获得长期银行贷款，极大地促进了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此类贷款的可能性，显著改善了苏联外贸组织以长期金融信贷条件最有利地配置订单、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之间组织竞争的地位。”苏联长期以来游说西方放开布雷顿森林的贸易管制和给予社会主义世界最惠国待遇，收效甚微；现在他们开始把赌注押在金融上，作为国际市场整合的代理人。伦敦最先投下了赌注。
英国此举不仅违背了美国的冷战纪律，而且违反了伯尔尼联盟的协调框架。就像苏联帮助意大利国能侵蚀了石油巨头的定价权力一样，它现在正在怂恿英国破坏国际金融治理中已确立的协调实践。这归根结底是伦敦金融城的胜利，金融城长期看好苏联的信用，即便在冷战最激烈时也与苏共干部保持着舒适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迅速蜂拥而至：捷克斯洛伐克很快签署了十二年期贷款，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一九六五年初积极寻求贷款，中国也谈成了一笔中期贷款7。苏联人不无遗憾地注意到“所有这些干预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协调的情况下进行的”。显然市场、哪怕是襁褓中的市场，对买方和卖方都是双刃剑。
苏联的对英关系同时展现了国内计划体制的刚性。尽管莫斯科在赫鲁晓夫时期（而非通常所说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已发布了将对英工业品出口增长十倍的指标，这个目标在整个六十年代都未能实现。内部报告列举了长串令人沮丧的“缺点”：系统的严重交货延迟、完全没有竞争力的交货期限、出口产品中的大量严重缺陷、工业管理层对莫斯科出口订单的拒绝执行。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工业管理者干脆不服从命令：航空出口部门报告说工业界拒绝提供直升机和轻型飞机供出口，机床进出口部门被迫取消已有合同的产品，因为生产企业拒绝接单。尽管苏联享有“计划经济”的名声，莫斯科对工业的指挥权在出口领域几乎名不副实8。那些与苏联自由化目标结盟的银行家和工业家则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因此这里会得出了一个看似反直觉的结论：苏联在推动西方贸易自由化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却未能改变自身的出口结构。在这个对比中，苏联实际上是在为更大的权力转移增添砝码：经济决策权正在从华盛顿和各国政府手中流向资本与金融，而莫斯科——尽管可能未必自觉——正在顺势而为。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苏联与奥地利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签署的天然气换管道协议才显示出它的真正意义。这笔交易是场押注世界经济关系重新洗牌的豪赌。协议规定苏联在二十三年内向奥地利供应天然气，苏联借入略超一亿美元购买五十万吨管道（全部来自德国，其中一半使用奥地利钢铁，后者本身使用苏联的铁矿石和焦煤），这笔款项在头七年偿清，一九七五年以后苏联首先要求以美元结算。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交易本身完全不能保证通往西欧的天然气管道真正会被建成，苏联刚获得的管道只是他们估算总需求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没有意大利、法国或德国的参与，这个合同尽管具有法律约束力，在物质上仍然悬而未决。这种“不足”恰恰揭示了该项目的核心性质。在每一种意义上，它都是投机：它试图将苏联长期寻求的与西方的那种金融关系以能源、钢铁和机械的物质形式固定下来。管道将生产和再生产无尽的时间关系，使苏联有可能在其选择的任何时刻终结布雷顿森林时代类似易货的贸易账户平衡。债务一旦铭刻在不可拆除的管道和几乎不可逆转的能源依赖之中，就会赋予这种关系它此前从未拥有的时间属性。因为易货始终是受限于生产所需时间的关系，本质上不连续，除了始终脆弱的社会政治意愿之外没有再生产机制；易货是陌生人之间、或希望保持距离和自主性的疏远关系方所偏好的实践。苏联此前发展出的基于清单的政治承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易货固有的断裂可能性，但将真正巩固持续的债务关系的不是外交善意或地缘政治考量，而是资本化。这门语言、逻辑和实践在东西方同样普遍。
奥地利国务卿陶斯在交易签署仅几个月后就已在莫斯科各个官僚机构中游走，试图扩大交易规模、延长时间跨度、增加技术合作范围。他甚至建议当时还不具备制管能力的奥地利建造一座专门生产大口径管道的工厂，前提是苏联能保证需求。在协议墨迹未干之时成立的奥地利外贸银行虽名为“外贸”，却是家吸引来自西德、法国、弗朗哥的西班牙乃至美国资本的民营银行，其目标是“发展和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为单一国家无法融资的大型项目提供资金”。管道指明了方向，银行为之融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等待奥地利矿物油管理公司或奥地利联合钢铁厂或任何大型工业企业来组织下次机会来扩张它们管理的资产呢？银行家在各处自问：为什么不自己来组织扩展社会权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管道呢？这个以银行取代工业作为国际交换组织者的替代过程虽始于此刻，但需要时间才能完成。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正在使西欧的煤炭和矿工在社会意义上变得无关紧要，资本积累的规模似乎超出了物质交换本身扩张的余地。这促成了金融作为经济扩张载体的提升。就在一九七〇年一月，美国在经合组织向其盟友宣布，随着消费量上升，他们将很快缺乏在石油禁运情况下增产的备用产能。这正是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三十年来行使的制造稀缺性的权力，是布雷顿森林时代能源体制的最后支柱。苏联于是成为了伙伴、仲裁者和掮客，指挥着解放出来的资本，拥有某种折射的权力，这种权力内在于它现在可以积累但永远无法生产的美元之中。
这层关系在奥地利矿物油管理公司一九七〇年赶到莫斯科恳求更多石油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奥地利矿油以往从未求过别人，而现在是因为一九七〇年的供应短缺而来，公司需要在下周向政府提交全国能源平衡报告之前得到答复。奥地利人带着美元现金，隐晦地提出威胁：我们的公众形象因为不能可靠地维护国家能源安全而遭到抨击，呼吁削弱这家国有垄断企业的声音一直存在，若苏方保持消极，可能最终会失去一个可靠的伙伴。苏联以惯常的方式回答，国内消费增长使他们难以为奥地利腾出原油，不过他们愿意帮忙，提出可将奥方介绍给埃及石油当局并从中斡旋。这条建议揭示了两个过程：一是苏联在冷战年代被排斥于美元体系之外的长期经历意味着它通过易货和卢布计价债务发展出了可观的交换网络，现在可以为其在西方的交往所激活；二是能源危机和它在金融世界中的孪生危机正在加速重绘那些在布雷顿森林时代后半期才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和实践。最终苏联从“杂沓角落”搜刮出了二十万吨原油，满足了奥地利人请求的三分之二。两年之内，这种新的能源掮客角色帮助将较旧的关于可靠性和互利的商业伦理语言转化为施压的语言，不是为了更多贸易本身，而是为了更多的以美元计价的贸易。在石油美元使全球供应充裕之前的数年，对美元的需求、以及在能源威胁背景下对这些强制性需求的顺从，正在摧毁布雷顿森林之下现存的金融体系。
苏联对于美元结算的坚持是这条线索中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当奥地利大使在一九七一年十月试图说服苏联接受奥地利先令结算时（当时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交易仍以先令进行，其余以马克为主的对美元看涨的硬通货计价），苏联副外贸部长曼茹洛则“礼貌地询问奥地利方面是否也向西德、法国和美国等其他伙伴提出了转用先令结算的问题”。他接着解释说，全联盟的各家外贸协会是自主的独立法人，对履约时的汇率敞口承担全部责任，有权自主决定合同条款、有权规避货币风险；在当前的货币危机中，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能保证合同双方避免汇率波动，外贸协会自然不可能贸然改变结算币种。把这些苏联外贸部下属的“自负盈亏”的外贸协会说成是“自主的”看起来有些夸大其词，有趣的不在于这是否属实，而在于苏联对市场原则的诉诸是为了给自己的立场和体制积累权威。
但苏联对奥地利的案例如果只是双边博弈的话，它的历史意义就要小得多。真正使奥地利交易成为全球性事件的，是它与德国关系的联动。苏联与西德关系的整个六十年代上半期处于停滞之中，直接原因是美国在一九六二年迫使西德撕毁了已签订的大口径管道出口合同。禁令持续五年。西德政府随之限制了进口苏联商品的许可证数量并提高了关税。苏联方面的报告将此归咎于“西德政府奉行复仇主义政治路线”，用二战经历的语言过滤着愤怒。到六十年代末，两国贸易仍受制于一九五八年两国唯一签署过的协议和贸易清单。通常的说法是改善了的经济关系紧随缓和政治和“东方政策”之后，但没有理由相信因果关系必然如此，同等有力的论点是政治协调跟随着经济必要性。东方政策并非勃兰特和社会民主党在一九六九年执政后的横空出世，相关进程早已在勃兰特的前任基辛格执政时期的工业界游说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倡议中启动了，而且始终在苏联为所有西方来者敞开的东方之门的背景下进行。不过更好的问题或许不是争论谁先谁后，而是分析在什么条件下某种政治变得经济上可行。
这半个十年的停滞所产生的两个结果是互为表里的：苏联持续五年的抱怨汇聚成了完整的鼓吹自由贸易的说辞，同时资本力量在决定进出苏联的物质流动方面发生转变。苏联贸易官员在与西德国家官员和企业家的谈话中无数次高倡市场。一九六六年九月，副外贸部长曼茹洛向联邦议院代表团发表了精心排练的关于德国经济界不可靠的演讲：法国已经完全取消了苏联进口许可制度，大口径管道禁令几乎没有减缓“友谊”输油管道的建设，但它损害了德国作为商业伙伴的信誉。更为要害的是，德国政府甚至在考虑设立保险制度以保护德国企业免受突然禁运的损失。换言之，德国政府正在谋求将其地缘政治特权隔绝于市场压力之外，以便随意实施禁运而不受国内商界的抵制。这就意味着，苏联组织虽然与德国企业关系良好，但无法确信这些企业能履行合同，因此宁可与菲亚特、雷诺等其他国家的企业做生意。苏联在西德作的一系列表示传递了一则简讯：苏联在欧洲开拓的市场最终不会被任何国家的政治化所动摇，受损的只是实施政治化的那个国家的企业。后退只会将交换场所转移到竞争性国际市场体系中的其他地方。这就是苏联所设想和争取的世界市场的图景。
在这套市场话语中，“条件”——尤其是信贷条件——是最核心的工具。“信贷条件是商业条件的部分。一个不向伙伴提供良好条件的国家将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并丧失竞争力。”苏联对此反复吟诵，到七十年代初已臻化境：“我们从意大利、法国和其他国家以合适的条件获得信贷。如果贷款条件不利，比如因为利率过高，我们就不接受。苏联的情况还没有到必须不论条件接受信贷的地步。我们要的是有竞争力的信贷。”这番话促使联邦议院议员巴泽尔询问西德是否已变得“不具竞争力”。帕托利切夫一定感到满意。巴泽尔被引导着超越双边关系、超越自己国家的边界来思考。一场推动市场全球化的苏联式微小胜利。
与此同时，鲁尔天然气公司的谢尔伯格经历了角色的戏剧性反转。一九六九年第一份天然气协议谈判时，双方还是在能源价格仍由三十年代确立的协调机制保持稳定的世界中进行合作性的市场建构，鲁尔天然气坚持将天然气价格与取暖油价格挂钩。仅仅两年后，石油价格上涨了近百分之五十，角色互换了：苏联人带着《普氏石油价格报告》来到谈判桌前，援引鹿特丹的离岸价预测到一九七五年取暖油将上涨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德国人转而争辩市场的复杂性，鉴于谢尔伯格两年前的观点，他居然声称天然气价格正在下降。苏联人现在的标准表述是：“苏联专家的价格方案基于能源市场的实际情况，并与该市场的趋势一致。”市场思维也约束了苏联自身的要价，他们从最初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降到了百分之十三点六。油价在一九七四年又翻了四倍。市场预测无法也未能预见这些物质关系将如何变化。但这丝毫没有抑制利用石油危机来确认市场原则的冲动，石油危机成为了市场运作的教科书案例。
意大利则从这套玩法的先行者中落伍了。意大利国能在一九六七年初以价格分歧为由，实际上冻结了与苏联的天然气谈判。当奥地利和德国进入视野后，苏联不再需要意大利作为唯一买家。意大利国能负责人切菲斯反复无常地改变立场，在一九六八年春突然降低了报价，然后给出一连串前后矛盾的解释：内外敌人会让他丢掉脑袋、英美垄断企业试图阻止苏联天然气进入欧洲、“你方必须支付新市场的入场费”。苏联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奥西波夫最终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失去了耐心：“我的印象是意大利国能的朋友们不需要关于购买苏联天然气的谈判，他们需要的是‘关于谈判的谈判’……如果意大利国能改变了立场不想谈了，应该直说。”然后苏联等着意大利国能来做决定。在这等待的一年半里，苏联在十一月与德国、此前在六月与奥地利先后达成了协议。苏联人对新形势的评估带着精确的市场会计师的冷酷：一九六八年四月，意大利国能曾是唯一的苏联天然气大客户，所以有某种权利要求苏联支付“市场的入场费”；但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苏联天然气已经卖给了两个国家，并正与第三家客户积极谈判。
交易条件对苏联方面已远不如当初性感：当年意大利国能曾提出以五亿美元信贷购买一百五十万吨管道换取一百亿立方米天然气；但如今苏联已从奥地利和德国获得了五亿美元信贷，购入了二百二十万吨管道，口径更大、压力更高，同时还在与法国谈判两亿美元信贷。苏联将交付不到一百亿立方米天然气，却获得了远超当初条件的回报。切菲斯的混乱与其说是个人风格使然，不如说是体制面对地基松动的典型症状。意大利国能当初凭借冷战年代独有的叛逆姿态开辟出与苏联的特殊关系，而到布雷顿森林体制行将崩解的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这种冷战时代的特权定位已不再稀缺，苏联天然气的买家市场变成了卖家市场，意大利国能却还在用旧世界的筹码讨价还价。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国能的迟钝从反面印证了这部研究的核心论点：决定性的变量不是冷战政治，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转型，而苏联正是这个转型的积极参与者。意大利人终于意识到了事情发生了变化，谈判在七天内以切菲斯亲自接管并在佛罗伦萨追上帕托利切夫告终。那天是星期天。
在所有这些双边关系的叙述之上，我们发现了一条将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全球金融化进程相连接的草蛇灰线。苏联的大规模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催生了欧洲的美元市场。这个论点的逻辑链条值得特别注意。苏联外贸银行建议德国银行家赫塞尔巴赫将三百万美元汇入苏联外贸银行以支付菲亚特交易中西德份额的设备款，而苏联外贸银行收到这笔美元之后，要用这笔钱去购买西德企业生产的机械设备；当苏联外贸银行向西德的设备制造商付款时，这三百万美元就流入了制造商在另一家德国银行的账户；对第二家德国银行来说，这笔到账的三百万美元就是新的美元存款，后者就有机会在放出新的欧洲美元贷款9。每一笔欧洲美元的借贷都会在市场的其他地方创造新的存款，原始的三百万美元就这样借助苏联庞大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创造了远大于三百万的信贷总量，促成了同时代人经常惊叹的经济增长。欧洲美元市场的增长不是由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灌注”进来的，也不是美国国内银行把美元“抽出”受监管的体系输送到海外的结果。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一九七一年所阐明的那样，欧洲美元市场的增长内在于市场本身的货币创造过程10。石油美元最终解决了能源体制转型既加剧（因为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自我供给（因为更密集的借贷）的欧洲美元需求。但在石油美元使全球供应充裕之前的那些年里，正是苏联和西欧企业之间的这些基础设施交易——管道、加压站、炼化厂——在生产着后来吞噬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那些无根的美元。当然，就苏联交易在欧洲美元总池中所占比重的定量数据仍是缺失的，也未与同期美国军事开支外流、跨国公司利润汇回等其他美元来源做规模比较，因此我们无法评估这条管道到底有多粗。
如果说英国代表了金融的突破、奥地利代表了投机的世界、德国代表了市场话语的锻造，那么法国代表的就是布雷顿森林制度路径的最后抵抗，以及这种抵抗如何被迫让步。从统计上看，法国就是均值本身：苏联与法国的贸易增长速度与苏联整体对西方的贸易增速完全一致，法国不是潮流引领者。但正因如此法国才具有独特的分析价值。它首先证实了两个否定命题：苏联的贸易并非始于赫鲁晓夫末期的粮食需求（粮食危机仅造成了两年的短期偏离），贸易和“和解”也不是缓和的结果（它们明显先于缓和）。但更重要的是，法国展示了真心拥护布雷顿森林秩序的国家在面对能源与金融的双重冲击时如何应对、如何抵制、最终又如何被迫跟从。当帕托利切夫在一九六四年初向德斯坦提出延长信贷期限时，法国财长的回答是布雷顿森林精神的教科书表述：只要认真做到收支平衡，“信贷问题”根本不会出现；五年的还款期限是国内外通行的标准，没有理由改变。法国对苏贸易的制度创新集中在它最擅长的领域：建立“大委员会”和“小委员会”作为管理经济交换的常设论坛，率先将与苏联的贸易对接到苏联五年计划的周期。英国贸易委员会后来在跟进时发现法国和芬兰已经有了成熟的实践模式。法国希望看到程序、对话、制度的稳定预期，这恰恰是学者们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成功运转的核心要素。
到六十年代末，法国发现自己落伍了。里昂信贷银行的高管一九六九年来到莫斯科，坦率地告诉苏联人“英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已经提供了银行对银行的直接贷款”，法国银行界正在游说戴高乐政府修改法规以获得同样的权限。他们知道自己迟了。苏联人照例不失时机地补刀：“在某些交易中，比如与雷诺和造船公司的交易，信贷条件有所改善，但在其他交易中仍然原地不动，首先受损的是法国企业，因为它们的竞争力不如同行业的他国企业。”法国没有在能源和金融的欧洲大陆重组中领跑，但它被迫跟从了。当苏联与法国在一九六九年五月签署新的五年合作协议时，苏联人发现五年前曾让他们欢欣鼓舞的“历史性”信贷条件如今已沦为“严苛的贷款程序”，各国之间的金融角力已经在短短五年间重新划定了基准线。不过，法国的跟从走出了自己的路。天然气换管道协议所开创的那种将债务关系铭刻于基础设施之中的“资本化”逻辑，被法国人以“补偿贸易”的形式推广到更广泛的部门：法国企业在苏联建造整套造纸厂，苏联用该厂出产的纸张偿还建设贷款；所需的信贷时限不再是五到七年，而是十到二十年。“长期”的定义就这样被天然气管道永久改变了。而这些补偿项目大到超出任何单一国家企业的能力，正如法国外长舒曼在谈到乌多坎铜矿开发时承认的那样，仅这一个项目就“超出了法国的经济和金融能力”。于是西方也像苏联在第三世界所做的那样，开始组织国际联合体来开发苏联境内新的地理疆界。西伯利亚的矿藏成了补偿贸易的游乐园，而补偿贸易本身正是奥地利天然气管道所开创的资本化逻辑成建制的扩展。
第三世界在整个叙事中扮演的是实验室的角色。金融化最先取代援助成为组织国际交换的逻辑。这个替代过程可以通过苏联官僚体系中清晰的路径来追踪。一九六四年，当奥地利人提议帮助苏联在印度建设钢铁厂时，苏联把他们推向了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即对外技术贸易与援助的归口单位。同年晚些时候，法国国际贸易咨询公司国际地方培训中心的主任德图夫带着在印度和非洲的合作方案来到莫斯科，也被导向了同个单位。一九六六年，英国自由党领袖格里蒙德告知苏联方面英国工商界有意将英国技术许可证嵌入苏联生产、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苏联满口拒绝，因为他们不愿把花高价买来的西方技术许可证所生产的产品拿去出口。在整个六十年代上半期，这类合作在苏联干部的认识里都属于“援助”的范畴。
转折发生在一九六八年。伦敦南美银行的银行家来到莫斯科，他们带来的东西与此前的国家公务员截然不同。事务官们本质上是在利用苏联数十年来通过援助和发展政策建立起的关系网络，为本国企业和本国选民争取生意；而银行家自己就拥有第三世界的市场知识和与当地代办的既有联系。伦敦南美银行的提案是将苏联在拉美的关系网络与英国的技术竞争以及银行自身的融资能力结合起来。他们首先打听到苏联正在与巴西军政府发展物质关系、巴西专家已经参观过伏尔加和安加拉的水电站和哈尔科夫和列宁格勒的工厂，然后建议为苏联与英国电气公司在巴西合建电站提供融资。络绎不绝的西方企业提案涌入外贸部的办公室而非外经联的办公室，因为西方商人只认识外贸部的人。这些的项目地横跨中东和非洲。到一九七〇年，当英国官员询问国家计委是否会否决英国企业与苏联能源机械出口公司的合作时，答复表明了新的权限划分：“在第三国市场联合交付电力设备的可能性问题完全属于能源机械出口公司和相关英国企业的权限范围，如果它们之间达成了协议，我方不会有任何异议。”
到一九七一年，合作已不再是空谈。伦敦南美银行正在为苏联在巴西格兰德河的大红水坝项目做中间人，谈的是当地劳务费用的支付方式和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美元融资中苏联应分担的五百万到七百万美元份额。银行家们在莫斯科的会议上论证说苏联的参与将为资本流动性背书，他们指出“目前巴西在资本市场上相当受欢迎”，而苏联的加入将进一步提振信心。信心正是国际金融在那个十年中悄然积累社会权力的核心资产。一个十八家银行组成的银团贷款刚刚为匈牙利安排了五千万美元、五年期的贷款，利率仅高于欧洲美元存款利率一个百分点，银行家说以同样的条件可以轻松为苏联安排两亿美元的更大规模贷款。过去属于支援机构的领地（在世界各地融资建设工业项目）正在迅速落入银行界的管辖之下。这不是“市场的崛起”，而是国家特权在全球范围内的证券化。冷战的二元对立从来没有真正捕捉到发展援助的逻辑，但冷战确实约束了它的地理。当资本开始将地理视野拓展到地缘意识形态联盟之外时，冷战逻辑——无论它曾是什么——就被瓦解得面目全非了。而苏联恰好被推到了这场瓦解的中心。
总而言之，苏联不是要用能源来换取“东西”，而是要与西方建立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与全球资本的生产和流通建立新的关系。苏联人使用的自由贸易话语、他们对市场竞争的不倦鼓吹、他们对信贷条件的锱铢必较、他们对美元结算的坚持、他们把单个国家的贸易政策置于全欧乃至全球竞争框架中加以评判的策略——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按部就班地在建设他们心目中的世界。而这种实践的资产形式，管道、债务、欧洲美元，恰恰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部分基础设施。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体系从来不需要对它的意识形态预先承诺才能自我再生产，但它确实需要拥有权力和物质资源的行动者来将价值动员到资本积累的方向上。苏联正是这样一个行动者，一个不仅仅在回应全球市场的形成、而且在积极建构它的行动者。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如果不把社会主义世界整合进来，就无法理解今天支配我们生活的那种新形式的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本文的基本内容和框架来自Sanchez-Sibony二〇二三年出版的研究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Market: Energy and the Ascent of Finance in Cold War Europe, 1964–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