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事后嘲讽伊朗当时的左派和自由主义者脑残，政治斗争水平被一群念经的老头干碎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一点，那就是霍梅尼的崛起事实上是一个瞬间的事情。对于石油派来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政治自由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哪怕对于政治自由也是叶公好龙），你告诉他们要警惕霍梅尼教士夺权，对那时候的人来说，就相当于告诉他们张家敦会如闪电般归来一样。
传统的书写里，仿佛自从霍梅尼第一次领导反抗国王的斗争，也就是1963年的库姆事件起，霍梅尼就存在极大的政治影响力，他就可以动员起一支庞大的力量，这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哪怕到了七十年代，霍梅尼也经常强调，施行他所提倡的伊斯兰主义的时机远未到来，人民并没有做好准备。例如在1970年的演讲里，霍梅尼说道：
努力伊斯兰政府的建立是我们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进行的第一项活动是传播我们的事业；这就是我们必须开始……我们必须向人民宣传我们的事业，指导他们，并使他们相信它的有效性。我们必须产生一波知识觉醒的浪潮，成为整个社会的潮流，并逐渐形成一个有组织的伊斯兰运动，由觉醒的、坚定的和宗教的群众组成，他们将崛起并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
事实上，霍梅尼从没有许诺过伊斯兰革命会如闪电一样到来，在另外的一些演讲中，他甚至说建立伊斯兰政府可能要在数十年后建立。在那时，哪怕最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都不认为霍梅尼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变化发生在1977年，当时巴列维迫于美国的压力放开了所谓的政治自由，霍梅尼就这一事件宣布了一个机会的到来：
今天，在伊朗，一个机会出现了。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现在，反对党的作家们所做的是激动人心的伟业。他们在批评，检举国王的弱点，他们把意见递交给政府的官员，而在伊朗的神学人员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做相同的事情呢？那些担心国王会采取残忍手段封禁你们著作的人，我告诉你们，写下你所有的怒火，展示出国王的脆弱，不要担心，我们会帮助你摆脱政府的封禁。把这些意见交给政府的官员吧，你们实际上看到了，当这一切发生时，他们并不能对反对党怎么样。
但问题正是，事实上，这一开放起初并没有使得伊朗陷入114514个自发性群众运动的浪潮之中，哪怕是对于这一事件最为激动的石油派反对党也对这一迟来的开放保持有极大的克制态度，而霍梅尼派到伊朗负责收集反国王意见的毛拉更是抱怨道，根本没有人来找他。我们需要看到从77年放开到演变至78年一发不可收拾的洪水局面这一过程，并不是线性演化出来的。
而这就把我们引导至在这几年内，霍梅尼主义者所真正运作的地方：清真寺网络、巴扎集市、学校。这里相当多的人没有意识到的正是，对于这些网络的真正征用是霍人从77年才开始做的。这些网络一开始并不被霍梅尼所使用。
相反，我们需要意识到，如果霍梅尼一直掌握这些东西，他可能就直接被巴列维嘎掉了，就不存在之后的事情了。因而霍梅尼并不是依靠所谓的传统来动员这些网络的，而这里霍人所发明的新型动员机制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来回答为何传统毛拉所掌握的动员资源事实上不行，而霍人的机制又是怎么在静默之中建立的。
巴列维对于宗教阶层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打击一切蛊惑流氓宵小，企图犯上作乱的反贼，同时敲打跨州联郡，坐拥草民无数的毛拉军阀，在时机合适的情况下杯酒释兵权，让老头去做老头该做的事。这两种行为分别对应了1953年国王的重新上台与六十年代的白色革命。前者是剿匪，后者是打土豪。
而这两次事件则是一种奇点，它代表了：教士阶层在二战后受到巨大冲击恢复元气的黄金时代，与霍梅尼替代传统教士阶层的过程。前者的复苏，在伊朗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叫魂运动，并且伴随这一运动一道发生的是教士阶层组织形式所发生的变化。所以，尽管这一复苏的主导者极其反动，但却开启了一个新的可能性之门。
尽管很多人注意到了，巴列维的上台得到了宗教阶层的支持，但他们却错误地把这一支持的主力当成了当时热心政治的卡沙尼。卡沙尼似乎符合一切我们在霍梅尼身上找到的成功的原因：德高望重并且身处一个民族大觉醒的时刻，最重要的，他热心政治。
但这仅仅只是表象，卡沙尼通过民族大旗所联合的盟友实际上是海市蜃楼。首先，他真正的支持者范围实际上非常有限，他无法把传统库姆阶层的受众转到自己这边，也无法使别的派系团结在他的口号之下。事实上，他声称的所谓联合，只是他无法真正整合资源的找补化的说法。
卡沙尼试图扩大他的影响范围，与农村的教团组织产生联系，但最后的结果是，他没有任何办法与他们建立稳固的同盟，更不要说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宣传机器了。相反，这些草根组织通过与他结盟，混到了编制，并最后与卡沙尼脱离联系。由于他常常与各种豪杰交往的可疑行径，使得他成为国王需要镇压的对象。这里的问题正是，他所做的反贼的活并没有加强他的势力，这就使得传统的库姆学究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自国王复位到1959年起，这段时间是波斯教士的黄金时代。教士通过支持巴列维的民族主义换取了大量的好处，受到二战和摩萨台政策重创的神学院被重新建立起来。最重要的，布鲁尔杰迪通过鼓捣皇上迫害异教徒（芭比教）将伊朗的社会生活重新宗教化。
而这里发生的变化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场运动的核心是城市，而它事实上消灭了传统伊朗农村的中小层乌里玛。我们不能因为乌里玛这个词而认为里面的人都是一回事，这是完全错误的。农村的小乌里玛是一群村社浪人，他们通常原本是一些熟练工匠或者商会工人，他们的作用是为伊朗农村的节日制定规则，并且在有冲突的时候发明教义来满足地主的需求。
而伴随着反芭比教运动在城市之中如火如荼的展开，通过国家意志与现代传媒的支持，这群本质上是给地主打工的小乌里玛，也就是传统的农村宗教势力被打破了。在城市之中，当时还与国家意志捆绑在一起的乌里玛取代了之前的秩序。然而欣欣向荣瞬间就被打破了。
1959年之后，巴列维所开展的白色革命将削藩的矛头指向了势力日益发展的毛拉阶层。首先是，国王以土地改革的名义大批量没收了宗教基金的土地，同时逮捕了贝哈巴尼、布鲁尔杰迪、霍梅尼等重要人士。
此外，巴列维严格把控了宗教学院的数量，并在这些学院里安插了大量的监察机构，任何宗教人士书籍的出版都受到了极其严格的审查。同时巴列维把对《古兰经》的解释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他把对土地的没收描绘为真正符合伊斯兰正义精神的东西，并推崇任何真的理解伊斯兰教的人都应该支持他的改革的理论。
同时，巴列维严格监控巴扎商人与宗教人士之间的传统联合。自七十年代开始，商人给宗教人士打钱，毛拉建立慈善捐赠机构的互相支持模式的数量大批减少。而面对教士通过宗教慈善事业扩大影响力的行为，巴列维则通过：第一，在传统的乌里玛州修建大量被政府官僚控制的现代慈善机构；第二，对毛拉所掌握的慈善机构进行改革，取消原先的个人捐赠制度，改为受到巴列维政府官僚监管的资金支付制度；第三，撸掉原先的地方慈善由地方毛拉负责的制度安排，让听政府话的大乌里玛阶层负责事务；第四，鼓励宗教慈善机构之间互相竞争，削弱他们的影响力。
巴列维一系列的措施事实上极大地打击了传统宗教的影响社会的方式，原先的宗教组织与各种宗教渗透社会的机制要么被取缔，要么受到严格监管，加上神学院的城市集权化导致其在农村方面的独立性大大削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可以说，那个被各路世家所描述的具有庞大社会独立性的毛拉阶层事实上已经濒临消亡。而为了阐述传统宗教动员网络实际上已经衰弱这一论点，我们会稍微简述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两次库姆神学院的改革运动，在那里我们会看到试图仍然使用所谓的伊斯兰教在伊朗的传统影响力进行动员的结果。
第一次运动的核心是阿亚图拉蒙塔哈里和塔卡里尼，它讨论的是宗教机构的正式化、独立性，这一派中的很多人也是霍梅尼重要的追随者，例如在日后做出巨大贡献的贝赫什提。而塔卡里尼的政治盟友则是后来因为伊朗门事件倒台的总理，巴尔扎干。
事实上，相当多的文本只讨论毛拉所谓的独立性，认为他们独立于世俗权力，拥有自己的自主权和宗教的官僚血亲网络。然而他们却忽略了这一身份给毛拉带来的巨大束缚，也就是他们需要平衡自己的宗教信徒与上层统治阶层的关系。
伊朗近代史的革命正是革命党与皇帝拿着刀把老神棍架到历史前台的过程。而这次宗教改革所讨论的问题正是，要彻底改变这种在两个鸡蛋上跳舞的局面。
改革派强调，我们不能再像之前一样整天只会指责年轻人背叛伊斯兰教的传统了，我们不能整天只考虑如何保持住原先的保守教徒，应该主动想办法扩展伊斯兰的范围。那怎么扩张呢，这就牵涉到改革派的核心了，那就是通过更加专业的宗教人士形成更有领导力的机构核心，通过这个核心重新解释伊斯兰的内涵。
这里的关键有两层：第一，这是对宗教机构的内部改革；第二，他没有强调宗教阶层的政治参与，而是主张把宗教团体塑造为一个新型的、与之前不同、具有更广泛基础的社会组成部分。说得再简单就是，利用宗教阶层目前所掌握的资源进行自我变革，而变革的关键则是删减繁文缛节，通过更加集权的方式不断重新解释伊斯兰教法的含义。目的就是改变之前念经需要的门槛，通过不断解释教法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基本盘。
而这一新型的造经运动的代表，就是大名鼎鼎滴波斯解放神学代表，沙里亚提。阿里·沙里亚提通常被描写为与法左哲学有各种精神交互的进步知识分子，他通过重新改造伊斯兰教义，通过区分好伊斯兰与坏伊斯兰重新改造了什叶派哲学模型，让其更加符合反帝国、反压迫的解放范式，同时还具有妇女解放等现代性要素。
但是这种描写太过于想当然，与很多人想的不一样的是，沙里亚提的解释非常粗糙。含糊不清与相当大程度上的庸俗化才是他的特点，当然，这并不影响他的受众仍然以学生为主的事实，但是这里的关键就是，他的意思并不是一套清晰的指导纲领，在哲学上也漏洞百出，如果我们说得不好听，事实上就是精神鸦片。这意味着接受他鼓动的学生并不是所谓的进步高知，而具有很强的丘九性质，这一点将在毛拉夺权学校时变得非常重要。
然而，这两场运动最后都失败了。国王并没有丝毫允许毛拉进行所谓的改天换日的想法，他们也构建不出任何所谓真正独立的机构。巴尔扎干所幻想的所谓穆斯林科学协会从来无法实现，因为他所假定的基础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只要宗教阶层愿意对自己的社会资源进行变动，那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的团体组织。
但这并非事实，因为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宗教阶层的传统动员方式已经逐渐失效了，尽管改革主义者认识到这一问题，但他们却拒绝任何政治与动员组织的再次建设。他们沉迷的是他们作为社会参与者的身份，他们设想的是一个独立社会团体的转变。而这种天真的幻梦最后在巴列维的镇压与霍梅尼的崛起下最终被碾成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