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集市成为动员核心的关键是因为其在构成伊朗社会方面的特殊作用。
当我们谈论伊朗的集市，一些著作会强调所谓的替代作用，也就是所谓更加现代化的机构取代了带有旧社会色彩的机构作用，例如现代金融取代了集市借贷，传统的村镇之间集市的货物运转被城市与对外出口的贸易链条取代，零售商店取代了集市大会。但这一说法是过于短视的，或者你也可以说是过于长视的：是的，这一所谓落后的贸易方式或许会被历史淘汰，但历史的幽默正是淘汰集市的并不是所谓的替代效应，相反替代效应仅仅使得集市与国家的结合方式出现了变化。
因此我们需要修正的第一个看法是，集市的动员是快要消亡的阶层为了拯救自己的绝地反扑。但这里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并不是说在巴列维统治之下集市商人过得很好，又或者商人的地位在这种统治之下会永远持续，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历史之中并非是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消灭了这个阶层，而是由集市商人自己参与的黑色革命消灭了他们自己。而革命前夕的集市商人也确实生活在人人自危的普遍恐慌与普遍性不满之中，但这种横亘在一个整体之间的普遍恐慌是集市日渐成为斗争中心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会在下面的论述中讨论这两点。
我们需要强调的第一点就是，不能把巴列维时期集市的作用想象为一个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跨州贩运的商人的样子。在这种想象之中，最重要的是在贸易网之中形成的城镇转运节点。完全相反，在巴列维时期，集市被无限得集中在德黑兰这种巨大城市，而不是由经济互动自发形成的村镇。这并非只是因为洋人的经济入侵，凯加王朝时期集中在经济作物贸易的期货交易就与跨洲贸易的商人的崛起有关，抽象讨论殖民对于问题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
这里转变的问题，可以从有关支票、商业合同和集市抵押物的经济犯罪数量的波动之中看到。在革命之后，尤其是1988年之后，伊朗有关支票违规、拒绝支付合同义务与传统抵押物的定价纠纷的经济案件井喷式上涨，共和国政府全力打压这种经济犯罪，但却一直屡禁不止，并在21世纪初仍然不断扩大它的影响。到了1998年之后，由于支票问题而进入牢狱的人每年已经达到了17000多人，成为伊朗罪犯数量第二大的犯罪项目。而大量的经济罪犯的涌现与传统资产定价的失灵事实上就关联着伊朗集市在国家机构之中功能和嵌套方式的改变。
事实上，巴扎集市绝非是所谓的具有传统团结的一个阶层，而是高度被冷战后的世界贸易体系所重构的经济组织。这里首先便是，德黑兰巴扎集市的进口商作为连接洋人与国王的现代化政策的窗口崛起了。
在20世纪上半叶，进口商主要集中于食品与机械的采集，而在60年代，进口商则把自己打造为外国公司在伊朗的唯一代理人，通过与外国人建立联系，他们垄断了大量的商品进口。而进口商人同时与伊朗国王承诺，他们会用心发展沙阿梦寐以求的制造业，通过这种承诺来换取政府的支持。这样通过与洋人和国王达成协议，德黑兰的集市商人形成了以进口商品为核心业务的组合性的集群。
这种业务决定了，这种销售网络是以德黑兰的集市作为储存与承销核心运转到伊朗境内的。巴扎的销售网道通过垄断的特权在新兴的伊朗富人与穷人社区都建立了由大巴扎掌握的零售店，这些店铺几乎只销售少数几种商品，但却因为极强的垄断性或者具有极高的品质，或者拥有低廉的价格。
而伊朗巴扎集市的销售网络是由专业经纪人牵头构成的，而不是通过传统的历史客户。这是由于人口流动与租金上升导致大量传统集市聚集区倒闭了，而取代这些传统集市的巴扎集市网络则是由以德黑兰为中心、各省作为承销单位的新型网络，而这些网络是通过聘请专业的经纪人来构建的。而宗教人士则通过为经纪人构建的故事做担保来参与和巴扎商人的互动，因而这里我们就看到宗教人士对集市的参与事实上是聚集于商业网络的一个点的，他所做的工作是为商品流通的网络节点做担保，而不是很多人所幻想的那样，是一种商人与宗教毛拉联合统治的形象。
另外，经纪人和社区的宗教长老同时负责处理集市的私人支票问题。就像许多以银行系统为主导的国家一样，伊朗建设的现代银行系统具有强大的政治导向和为大型皇室企业输血的作用，中小企业，特别是巴扎商人筹办的制造业和新兴的城市移民由于政策歧视或者无法提供合格的抵押物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而德黑兰的巴扎集市，在它扩展了自己成为覆盖伊朗各省份的商品交换中心之后，它便有能力使自己的贷款链条蔓延到更大的范围。
其借贷系统分为短期和长期，短期是通过所谓的“萨拉夫”进行的。萨拉夫们的贷款不受政府监管，他们通过社会融资与在银行之中的活期存款来进行短期贷款，萨拉夫的贷款通常会以集市成员之间认可的资产作为抵押物。长期信贷则通过私人支票完成，理论上，这些支票依然是从商业银行那里开具的，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支票的独立性越来越强，支票的贴现率与国家金融市场的利率出现了巨大的偏移，巴扎集市之中的票据利率与国家系统的利率遵从不同的逻辑。这种私人的支票同时加强了金融活动的谈判性质，因为其中的票面价值和承兑日期均采取浮动制形式，而为这种谈判进行仲裁的就是之前所提到的集市经纪人—宗教长老联合体。
然而恶魔并非在他们之中。当1979年革命胜利之后，人们在集市里突然发现了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几乎伴随了任何近现代民族主义国家的过程，那就是关于投机倒把与囤积者的阴谋论。而就在这时，当集市的地毯出口商还因为革命成功所造成的混乱而大发一笔横财时，集市的大批商人不会意识到，一场针对他们的清洗就要到来，这场他们自己参与的革命最后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在这之前，人们从来不会注意由霍梅尼、贝赫什提所建立的伊斯兰联盟协会组织。这个由大量的经纪人、小批发商、水果商人组成的协会宣称他们反抗一切非法的统治，他们坚定地支持教法学家的领导，但同时这个怪异的组织并不参与任何现实的仲裁，他们不参与现实的集市商业活动，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它更像是一个作家联盟协会，而与任何现实的集市活动无关。哪怕一些组织的内部人士也认为，他们与集市活动毫无关系，这里面的人似乎从来只在乎写作和宗教问题。与此同时，这些组织的成员形迹可疑，他们穿梭在集市的各个空间之中，在革命爆发之前，大多数人都只认为他们是中间人（投机客）。
然而当革命成功后，这些分散的组织迅速加入了伊斯兰共和党，成为了正式的党支部。他们的触手通过宗教基金迅速蔓延到巴列维所无法企及的深度，并垄断了战争期间集市的物资生产与外汇贸易，直到这时，集市商人才忽然意识到一个新时代，一个不属于他们的、由国家垄断与根植于经济生产内部的走私网络互补形成的怪异毛拉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到来了。
而回到这一切的起点，我们将会看到巴列维的歧视性政策是如何把集市塑造为一个不受监管的各大势力的活动中心的。在其中不仅存在革命党的野蛮生长，同时借助巴列维所构造的金融系统和石油危机，集市在那个特殊时期摇身一变成为了国家金融货币扩张的隐形工具，从而不仅没有被巴列维的政策打垮，而是变成了具有在特殊时期对国家经济循环有不可磨灭贡献的中介节点，而巴列维自己所构建的监管系统却在这个过程之中丧失了它的控制效力。正是作为社会节点运转的黑箱性质使得集市成为了日后斗争的焦点，在之后我们将会看到一场从1975年开始的经济抗争运动是如何在77年之后瞬间被放大到无法收拾的巨大社会运动的。
事实上这绝非是什么量的积累，而是一场质变，恰恰当我们真正考察从75年开始的经济抗争的历史时，我们就越是会发现，75年的经济抗争与最后的社会运动的巨大差别。我们会在下一期，与教士群体对清真寺和学校的动员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在这之前，让我们先来考察所谓作为社会节点的黑箱的集市是什么意思。
虽然国王对巴扎集市本身存在心理上的极端仇恨，但自诩为开明现代君王的他深知后代诸贤所谓的“步子太大容易扯到蛋”的高深道理，自认为掌握辩证法的他对巴扎商人的历史地位锐评道：
落后的集市是一定会消失的，可历史不能通过纯粹的强迫来达成它的发展，集市仍然在这个国家扮演现阶段无法被取代的作用。不过这无法撼动我最后仍然想要一个现代的国家的决心。我无法停止建造现代的大型超市，通过这种活动，我承担起了推动国家走进现代化的历史责任。
是的，为了避免直接的暴力镇压和物理清扫会使得传统历史之中的一切反动老鸨联合在一起推翻现代化的宝贵果实，国王认为必须通过潜移默化与经济政治的方式解决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国王认为只要不彻底把他们逼到走投无路起来造反，这些历史的残余就不可能威胁它的政权，他所要做的仅仅只是加快现代化建设，取代老旧的集市功能，分化瓦解其中的老顽固，只要这样，集市最后就可以退化成一个仅仅只有景区价值的旅游项目。因此国王的方案便是在政治、经济上和城市规划方面采取政策性歧视，在人员方面拉拢少数愿意加入国王现代化建设的大巴扎，但在社会文化方面不断塑造他们的负面形象。
由于这种政策，伊朗的城市投资出现了极其畸形的结构，大量被国王寄予厚望的工业、商店、企业项目园区被过度投资，而一些传统的社区却什么钱都拿不到。然而这种完全的歧视、不建设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它同时创造了一个政府控制力极其低下的地区。在集市之中，任何由政府主导、强力控制的项目与建设都很难存在，而这种空缺是无法通过警察和暴力机关进行弥补的。
政府所关注的重点是工会、各大联合协会、商业行会组织和地主，却对悄悄崛起的革命党一无所知。政府对于集市的控制仅仅只能通过它所掌握的工会和各大诸如矿产协会、商务协会这样的组织来进行，然而这些协会无法对集市活动进行任何监管，他们也不履行任何工作职能，事实上大量协会部门都是临时设置的。这些协会最大的作用是收税，然而哪怕是税务部门也不是常设机构，仅仅只有当上层明确要求必须征收某一明确税收，他们才会临时设置征收部门，如果上层不再存在这种明确的要求，这一部门就会瞬间消失。事实上，各大协会的各种部门设立的最大目的是骗取投资，如果有人愿意捐钱，他们就会设立，如果没有人，那它就不会存在。
同时，由于巴列维工业建设的低效和石油危机造成的大量石油资金突然涌入伊朗市场，货币的洪水积压在市场之中，这改变了伊朗的经济结构，造成了正式与非正式金融市场的野蛮扩展。天量的货币洪水使得集市的借贷陷入繁荣之中，银行开设的大量贷款项目被偷偷转入了集市萨拉夫们的手中，从而使得利差游戏在不被国家控制的情况下通过集市扩展到中小企业和大量的投机炒作者身边。
因此我们看到，伊朗的金融系统、经济发展的情况与国际市场的变化一同构成了在特殊政策环境之下，集市所承担的黑箱与社会节点融合的特殊身份。而这一身份使得集市成为了扎根于城市的大型白区，其中传统的集市团结意识成为革命党人伪装自己的绝佳手段，在革命前夕，巴列维所谓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甚至难以深入集市就会被革命党人的眼线或是厌恶巴列维的商贩所发现。
但我们同时需要看到这种转化的复杂性，这绝非意味着集市是一个准备好进行自主行动的意识体，这些独立或者白区的样貌仅仅建立在革命的视角下才会被重新挖掘出来。在那时，横亘在集市人心中的绝非是任何主动的政治活动，他们也不存在任何推翻政府的意愿，但这一切将会瞬间改变，因为他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空间马上会在接下来的革命中展现出新的模样，在那时他们就会意识到革命党通过这一特殊的社会结构进行了一次怎样的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