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德党诞生于礼萨汗统治末期的政治高压之中。尽管它被视为伊朗左翼运动的代表，图德党却并非意识形态色彩极其浓厚的政党。与许多第三世界的左翼运动一样，它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正式写成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图德党形成于西班牙革命失败与法西斯主义崛起的阴影之下。制定党章时，党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有关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与解放写入党规，而是把一切集中在团结各方势力、打倒法西斯的问题上，并将工会与议会工作确认为党的核心任务。然而，图德党对工会的渗透并不全面。为了贯彻“反对法西斯”的路线，党拒绝进入任何与战争生产有关的重工业部门，动员的重心因而集中在纺织业。
在随后的阿塞拜疆危机中，图德党与伊朗党组成联合阵线，并加入卡瓦姆的民主党。此时，图德党依靠自己对关键产业和工人组织的影响力，通过有限罢工、民族主义承诺与适当妥协获得了巨大收益：它不仅进入议会，对伊朗地方政治的影响也显著扩大。
然而，随着卡瓦姆“右转”和1947年议会选举的到来，图德党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伊斯坎达里主导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占据了党的领导核心。他们解散原有的地方动员组织，明确把地方武装斗争排除在党的考虑之外。反共产主义的南方叛乱与阿塞拜疆自治问题愈演愈烈，他们担心卡瓦姆对地方分离主义的打击会波及自身。与此同时，他们切断此前向军队渗透的组织触手，重申以“议会斗争”为核心的纲领，并公开宣布建立工人国家并不现实，党也无意这样做。
这一系列改革使党迅速走向分裂。一些人认为，图德党已经彻底失败，因为它“忽视了社会主义的武装道路”“低估了阶级斗争”“高估了议会道路的可能性”，并提拔知识分子而非工人担任领导职位。简而言之：图德党，修正主义，卑鄙无耻的孟什维克。自由主义者则痛骂图德党没有学到布尔什维克的精明，却只学会了他们的霸道、残忍与官僚主义；所谓民主集中，只剩下集中，没有民主。支持改革的人则强调：看看，这就是你们不懂辩证法了，是我们的错吗？是那些老狐狸太狡猾，邪恶的马基雅维利白皮太野蛮，老军统太反动。这是客观环境，你们懂吗？这都不懂，你也配姓马？
然而，随着卡瓦姆政策松绑，占据主导地位的修正主义者却迅速崩盘，图德党分化为左、中、右三个派别。首先出局的是左派。他们要求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所谓的列宁主义国家，却被苏联人斥为秘密警察和暴乱分子。在失去各方支持后，这一激进团体迅速解散。中间派则从原先的修正主义右派中分离出来。他们支持以马勒基为代表的右派在原则上的修正主义观点，却对其专制作风、对少数族裔的蛮横态度以及同苏联的彻底决裂深表不满。这场争论最终以右派垮台告终。马勒基及其支持者辞职并离开图德党。1948年的第二次党代会确认了党的中性原则，重新吸纳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阿塞拜疆方面的成员，并强调回归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叙事。
图德党试图构建一个反对君主专制的广泛联盟，重新动员工人、争取政治自由。它在这一时期不断宣称自己是伊朗宪法的坚定拥护者，并试图重新进入工会；但为了避免招致镇压，它又刻意回避煽动活动，甚至否认任何工会组织和部门与自身存在联系。在叫停与国家的直接对抗后，图德党把重点转向意识形态：强调苏联的正统性，并猛烈驳斥萨特这类“怪异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看似富有智慧的斗争策略一度似乎卓有成效。大量由图德党创办的报纸机关加入卡瓦姆的民主党阵营，国家也仿佛失去了继续打击共产主义势力的理由。似乎只要维持下去，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无声编织就能再一次取代那个老迈昏聩的君主政府。
然而，这些所谓的政治技巧和策略最终不过是一厢情愿的镜花水月。1949年针对国王的刺杀未遂使图德党所做的一切伪装黯然失色，一场针对左翼的镇压开始席卷全国。巴列维政府把宗教势力、图德党和摩萨台的支持者网罗在一起，声称存在一个反对皇帝的叛乱集团。图德党创办的报纸与所谓独立工会组织被取缔，大批党领导人遭到逮捕。可以说，这宣告了伊朗中派立场左翼的灭亡。
遭受重创的图德党转入地下，试图在军队中建立秘密网络来破局；与此同时，它把目光投向了因支持石油国有化而声望正隆的反对派领袖摩萨台。这使图德党改变了运作模式。借石油国有化的民族主义浪潮重新崛起后，尽管它重建了此前的协会组织，却越来越依赖地下组织的秘密串联和街头政治。罢工、媒体宣传、与民族主义叙事的结合以及秘密宣传机关，逐渐成为党的核心。因此，此时图德党赖以生存的手段不再只是协会、工会与意识形态宣传。它越来越展现出持续街头抗争的性质：对政府的批评、地下组织的联络与群众骚动成为党的生命。
与此同时，图德党越发强烈地受到苏联影响，支持斯大林“斗争中不能存在中间派”的立场。这使它不仅无法统一党内意见，反而陷入了与摩萨台愈发激烈的冲突。由图德党创立的协会和工会组织开足马力攻击摩萨台。罢工、抗议、游行与铺天盖地的媒体攻势充斥伊朗社会，并在1953年的大骚动中灰飞烟灭。
摩萨台与图德党的分裂，使美国得以在第一次政变失败后重新加入棋局。事实上，摩萨台的倒台是一个混乱而滑稽的过程；但毋庸置疑，图德党曾在摩萨台陷入各阶层围攻的窘境时，以为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当国王代表的保守派卷土重来时，图德党仍想复制此前的经验。在它看来，国王会允许自己作为一个受限制的政党继续存在，而党则可以利用这一政策漏洞，通过街头政治继续斗争。然而，巴列维对共产党的戒惧远超图德党的预料。大规模清洗摧毁了图德党庞大的组织网络，迫使伊朗左翼转向来自拉丁美洲的新方向。
被后代左翼津津乐道的“城市游击战”理论，其主要实践者之一便是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他们批评传统左翼的组织原则，反对“布尔什维克”式基层干部组织的社民党模式，也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根据地夺权路线；他们的理论偶像来自拉丁美洲、法国与阿尔及利亚。
人民敢死游击队的重要理论家比詹·贾扎尼这样分析伊朗社会：伊朗通过充当美国这个全球资本主义帝国的“外围”，构建起资产阶级—封建贵族联合体。与此同时，他试图解释农民为何成为惰性的革命主体。在他看来，封建贵族已通过间接金融工具的压迫，取代了直接的土地与人身依附。农民无法意识到，自己不再处于一种直接可见的压迫之中，而是被置于城乡循环和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普遍间接压迫之下。资产阶级的工具使伊朗作为全球资本秩序的外部而受压迫，农民则作为社会的外部而受压迫。对这种“外部”处境的无法感知，使革命主体转化为惰性主体。
因此，贾扎尼解释了为何在巴列维统治下，农村无法成为革命策源地。接下来，他还需要说明为何城市能够成为革命动员的场所，以及这种模式为何不同于列宁主义政党模式。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吞噬外部、吸纳更多空间的饕餮。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独立循环之“外部”的农村，最终会被城市化彻底消灭。因而，城市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它改变了农民的身份，也使城市蕴含了更多革命的可能性。
系统提出城市游击战理论的人，则是马苏德·艾哈迈德扎德。在他那里，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设想国家组织的崩溃。换言之，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迫使革命者改变斗争方式，因为国家作为政治实体，依赖一套特定的物质构造形式。他把基础设施视为国家运作的核心，并认为结构复杂的现代城市正是适合革命者藏身的“钢铁森林”。由此，他们确定了以“基础设施战争”为核心的城市游击战模式：动员城市中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先进力量，发动持续游击战，试图以此促使巴列维政权倒台。他们坚信，随着攻击不断蔓延，专制政府残忍的真面目会逐渐显现；国家则会因基础设施遇袭而愈发虚弱。到最后，对革命的乐观情绪将不断高涨，洪水会清除一切反动的黑恶势力，把他们自己捧为诺亚方舟的掌舵人。
与此同时，他们反对“只有建立稳定根据地，才有能力展开斗争”的想法。在他们看来，根据地正是通过持续的武力斗争开辟出来的。城市中弥漫着被压抑、尚未爆发的潜能；只要游击队将这些潜能引爆，“国家的主权”就会转化为“革命的主权”。艾哈迈德扎德把这种双重主权的辩证法视为群众运动的开端：
“在敌人的主权之下和其行动范围内，建立一种革命主权。甚至在获得解放区之前，游击队就已经行使了主权。即使是在城市里，也可以预见这种具有自身特点的情况。这种双重主权将在城市游击队接近其力量的高峰、城市陷入民众抗议浪潮时建立起来。这就是武装斗争的开始。”
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没有必要建立极易遭到国家暴力机关打击的基层群众组织。资本主义国家秩序中充斥着可以被引爆的矛盾，只需一支游击队把这些矛盾点转化为城市中的根据地和抗争点，群众运动就会沿着这些“革命的主权”不断扩展，最终汇成无法阻挡的洪水。通过这种方式，新兴左翼群体否定了传统图德党路线与第三世界广泛流传的毛主义模式，把武装行动视为一切的核心。在一段颇具法国左翼风格的阐述中，艾哈迈德扎德讲述了自己的宗旨：
“武装行动绝不能仅以暴力来解释；它的存在形式是彻底的政治表达，这意味着人民与敌人的界限被彻底划开。武装行动具有转喻的效果：只有当行动成为彻底的僭越，打破国家至高无上的神话时，它才会作为一种形式本质出现，打开真正通往未来曙光的可能。”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走向实践，行动包括暗杀、爆破、抢劫与绑架。他们袭击警察局，并用电影般的标题记录每一次行动：“在阿米里街和巴巴伊扬街交叉口附近与敌人的暴力警察交火。”他们也会记下失败：一把卡壳的枪、一辆无法启动的汽车、一次发生在安全屋内的爆炸事故。其中最著名的行动之一，是1971年对法尔西乌中将的刺杀。他们把行动称为人民法庭的裁决。经过一段时间侦察后，刺杀小组成功杀死法尔西乌，并打伤他的一个儿子。这次行动被该组织视为“城市森林”理论取得成功的绝佳案例：它证明，在钢铁森林中同样可以形成一种普遍恐怖。
此外，他们还会在警车上安装炸弹，等爆炸发生后再跳出来宣称，这是为了替出租车司机争取涨薪，以这种象征性行为寻求更广泛的支持。抢劫则是为了获取物资，但他们也会为此寻找意识形态上的正当理由。例如，抢劫银行时，他们会先控制现场，再由专人向人群发表演讲，破坏一切与国王和政府有关的宣传标志，并宣称自己才与人民站在同一阵线。
对基础设施的攻击，则以1971年纪念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庆典期间的袭击最为典型。节庆进入高潮时，他们制造连环爆炸，瘫痪了德黑兰的一部分电力设施。这种袭击方式还展现了他们的另一项纲领：坚信资本主义正在日益转化为景观化的存在。他们的游击战手册写道：城市绝非随机设置的舞台；城市景观是资本主义的物质化，必须精确而坚定地打击其中的目标——警察局、萨瓦克渗透者、美国俱乐部、西方石油公司办公室、酒店、大型工厂的主管，等等。游击队必须羞辱、嘲弄并暴露敌人，展示其脆弱、腐朽与不堪。
这些袭击的具体操作方式，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游击战手册中。手册试图以准科学语言，将当地有关安全、叛乱与城市的知识系统化。该手册共五十多页，对城市地图测绘、侦察、情报收集、安全屋后勤、干部内部通信编码、隐蔽与反跟踪，以及组织、指挥链、士气、体能训练、伪装等问题，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技术指导。手册用极其简明的方式传递信息：“越早开始跑步训练越好”；“记笔记最安全的地方，是你的脑子里。”
游击队员被要求按以下步骤工作：把地图分成若干部分，系统地穿越每个部分；从总体布局切入，先掌握主要动脉和连接处，再逐步进入每个区域、小巷和后巷的特殊角落。随后，游击队员应当“把具体信息与整体知识进行比较”。例如，手册列出了一个“德黑兰侦察计划”：从由若干特定节点划分的德黑兰中部开始，分别放大到二十二个不同区域，最后再向郊区展开。游击队员被要求重点关注自己尚不熟悉的区域。手册解释说，一些区域可在一天内完成调查，另一些则需要数日。完成城市侦察后，游击队员还要调查城市外围的村庄、郊区与城镇，绘制水道、河流、路线、交通线路与交通连接。
然而，这部游击战手册绝非完备体系。它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建筑与空间信息上，对交通密度、人口流动和区域文化特征等信息却近乎空白。
武装斗争持续一年而收效甚微后，以贾扎尼为首、反对大规模武装行动的温和派再度抬头。这一次，贾扎尼带来了新的理论。在他看来，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已经创造出最具革命性的群体，也就是所谓的“次无产阶级”：他们以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和棚户区居民的形式存在。贾扎尼解释道：
“这种高度积聚的力量缺乏任何技能、资本与教育，面临持续失业和可怕贫困。其卫生与营养标准将下降到无法与任何城市或农村社会相比的程度。由于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这支失业的产业后备军生活在比工人更糟糕的条件下。这就是所谓的‘次无产阶级’。”
他把棚户区居民称为边缘地带的潜在革命者。在他看来，此时最应该做的，是迅速联合他们，创造一个更广泛的联盟。贾扎尼开始呼吁支持者效仿毛泽东，对棚户区贫民开展调查。然而，到1978年，追随者们费尽周折终于出版第一部有关棚户区的论著时，他们的动员能力已经消耗殆尽。因为那时领导次无产阶级革命的，将是伊玛目，而不是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