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我们将讨论霍梅尼主义的出现，以及知识分子在革命动员网络中的位置。这里所谓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等待在地考察的完整社会阶层，而只是革命网络中的若干节点，以及足以说明观念如何传播的范例。因此，我们既不打算判断这个阶层整体上进步还是反动，也不会在毛拉与知识分子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
故事从1953年政变之后开始。国王联合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夺权成功后，前国民阵线成员与进步教士组成第二国民阵线。国民阵线的领导人试图改革宗教机构，也就是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的、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宗教改革运动。他们希望弥合社会主义、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之间的分裂。
然而，这种弥合并不意味着世俗主义者与宗教改革者真正统一在国民阵线之内。它更像是双方争夺话语权的手段。由巴尔扎干和塔卡里尼组成的开明教士群体把重心放在北美、法国，以及与流亡伊拉克的霍梅尼建立联系。他们往返于美国、法国、伊拉克与伊朗之间，逐渐织成一张跨国网络。
这张网络的代表人物是易卜拉欣·亚兹迪。他原是国民阵线成员，1962年前往美国学习医学，后来在得克萨斯成为肿瘤医生。在美国，他加入同样由国民阵线成员组织的伊斯兰学生协会，并成为国民阵线与霍梅尼之间的主要联络点。他还与伯克利大学的阿巴斯·阿米尔－恩特扎姆保持良好关系。恩特扎姆出身富裕，属于解放运动，20世纪70年代回国创办房地产公司，成为亚兹迪的重要帮手。革命后，恩特扎姆出任副总理，亚兹迪则返回伊朗，成为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
同样活跃于伊斯兰学生协会的还有穆斯塔法·恰姆兰。他在伯克利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60年代频繁参与加州伊斯兰协会的活动，1966年返回中东，先在埃及接受军事训练，后来又前往南黎巴嫩加入当地什叶派民兵。革命后，他成为共和国首任国防部长。
在法国，伊斯兰协会的代表人物是萨德克·科特布扎德和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科特布扎德建立协会的欧洲中心，连接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与伊拉克；巴尼萨德尔则为组织提供理论支持。这一网络中脱颖而出的理论明星，便是大名鼎鼎的阿里·沙里亚蒂。他的解放神学、他对伊朗文化界的影响，以及他同法农、萨特等小万神殿诸仙之间的谈笑风生，几乎成为每一本伊朗革命史都会提及的谈资。
在伊朗国内，国民阵线宗教改革派的核心是巴尔扎干。霍梅尼的骨干学生蒙塔泽里、贝赫什提、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也参与其中：贝赫什提与巴尔扎干在德黑兰活动，蒙塔泽里则与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在库姆活动。这些组织早在1963年起义之前就已存在，但后来鼎鼎大名的恶魔毛拉们，在那时表现得极其稚嫩。
他们此前长期生活在大阿亚图拉布鲁杰迪的影响下。一方面，布鲁杰迪与国王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他对政治的参与也远比通常想象的深入；另一方面，他对宗教改革派极其警惕。布鲁杰迪更愿意通过交涉与示威改变国王的政策，不愿采取霍梅尼或蒙塔哈里所主张的激进改革。
1953年政变之后，巴列维希望把教士的政治参与限制在反对共产主义和迫害巴哈伊教徒上。教士则保证，只要政府允许双方合作完成这些工作，他们便会支持巴列维的民族主义事业。这种脆弱平衡不可能长久维持：迫害异教徒的措施受到政府内部自由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国王本人对这个19世纪活跃的反叛宗教也没有多少兴趣；随着白色革命展开，毛拉与国王之间的矛盾更是越发失控。
外部矛盾同时扩大了霍梅尼与布鲁杰迪之间的冲突。布鲁杰迪认为霍梅尼处处同自己作对，并怀疑他支持伊斯兰敢死队这一恐怖组织，与其理论祖师纳瓦布·萨法维串通一气。1961年，霍梅尼带着宗教捐款拜访布鲁杰迪，却被拒之门外；愤怒之下，他与自己的老师切断了联系。
布鲁杰迪去世后，霍梅尼却陷入了窘境。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怪异的家伙，他在宗教界得不到承认，取得知名度的唯一办法便是不断攻击国王和政府。
霍梅尼主义第一次公开显形，是在反对阿米尼总理的改革时。霍梅尼没有像其他教士那样直接反对土地改革，而是对此闭口不谈，转而攻击巴列维的选举改革。前述宗教改革团体则出版了一本讨论什叶派改革模式的文集，并通过鼓动学生策应霍梅尼。
1963年起义虽然失败，却意外提高了霍梅尼的宗教地位。他被捕后，蒙塔泽里迅速组织学生抗议，并与巴列维的警察发生冲突。随着局势恶化，国内开始流传国王即将处决霍梅尼的消息。判处一位高级神职人员死刑的政治影响过于恶劣，大批教士赶到德黑兰抗议。就在此时，蒙塔泽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演讲稿，称霍梅尼为“尊贵的效仿源泉、大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
这个称号在当时显然越界。一些教士当场表示，这样称呼完全不合法；蒙塔泽里却解释说，只有如此才能展现教士群体的团结。就这样，他在集会中制造事实，迫使教士群体默认霍梅尼的宗教地位。不过，这项策略的效果仍然有限。1964年霍梅尼第二次被捕时，支持者的鼓动几乎没有现实影响。
此时尚未出现后世熟知的霍梅尼主义，尤其没有所谓的教法学家监护理论。这一切都发生在霍梅尼流亡伊拉克之后。当他抵达纳杰夫时，绝非一位众望所归的先知回到忠诚圣城；几乎没有人关心这个颠沛流离的异端学者。
帮助霍梅尼重新发展宗教网络的关键人物，是大阿亚图拉穆赫辛·哈基姆。哈基姆通常被视为不干涉政治的传统毛拉，但他的一生其实更接近布鲁杰迪，而不是大阿亚图拉霍伊。布鲁杰迪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伊拉克什叶派教法学家参政甚至迎来过短暂的黄金时代。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哈基姆都表现出参政意愿；只是随着复兴党上台，达瓦党与萨达姆政权的关系迅速恶化，他才被迫保持沉默。
霍梅尼被流放到土耳其时，蒙塔泽里便主动联络身在纳杰夫的哈基姆，请求他承认霍梅尼的效仿源泉身份。霍梅尼最终抵达伊拉克后，虽然哈基姆并不完全信任他，大阿亚图拉的庇护仍使他得以低调重建关系网络，并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著名的教法学家监护理论。
与此同时，蒙塔泽里、贝赫什提、拉夫桑贾尼等学生继续在伊朗活动，其中便包括我们此前谈过的、在巴扎崛起的伊斯兰联盟协会。通过与国民阵线联合，霍梅尼派系逐渐在北美、法国和中东之间形成跨国什叶派网络。许多加入欧美伊斯兰协会的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国的重要官员。1978年霍梅尼流亡法国时，亚兹迪便担任贴身翻译，照顾他的起居并安排对外联络。
因此，很难把伊朗革命仅仅视为什叶派跨国网络复兴的起点。革命本身也是这场复兴的结果。这里的关键并非某个阴谋论式的“伊斯兰国际”，而是伊朗革命确实确认了一种跨越主权的联合模式，并使这种模式获得了传播能力。革命后的伊朗既是开始，也是结果。
伊朗国内的地下组织也没有停止行动。1963年成立的伊斯兰联盟协会于1965年刺杀总理哈桑－阿里·曼苏尔，以回应政府逮捕神职人员；拉夫桑贾尼与贝赫什提随后双双被捕。蒙塔泽里继续承担同伊拉克的霍梅尼联络的任务。1970年以后，越来越多录有霍梅尼严厉演讲的磁带从伊拉克走私进入伊朗。
磁带传播并不只围绕霍梅尼本人。70年代后期，他同伊朗国内其他教士的关系日益密切，其中包括明星毛拉穆罕默德－塔基·法尔萨菲。法尔萨菲既不激进也不进步，甚至曾长期充当国王的狗腿子，在迫害巴哈伊教徒时扮演过重要角色。然而，巴列维的文化政策为霍梅尼提供了利用这些笔杆子传播反叛话语的机会。
巴列维并不是许多人设想的美国奴隶。他对波斯传统文化抱有强烈的角色扮演情结，并支持批评欧美文化、弘扬伊斯兰教、雅利安精神与东方神秘主义的理论。代表人物埃桑·纳拉吉在60年代前往瑞士留学，与总理和萨瓦克负责人保持密切关系，后来又在巴列维支持下结交列维－斯特劳斯、皮亚杰等巴黎文化名流。他以调查传统村落为名，让自己的基金会渗入伊朗基层；这些研究大多粗制滥造，与其说是学术机构，不如说是一个容纳反美情绪的文化沙龙。
霍梅尼主义者正是借助巴列维精心编织的新型知识分子网络传播自己的主张。许多村镇教师和知识分子无法接受激进的霍梅尼主义，却愿意聆听法尔萨菲用优雅修辞表达对国家日渐美国化的不满，一些学校教师甚至要求学生学习这些理论。部分毛拉还直接介入校园秩序，例如在60年代后期重新兴起反巴哈伊社团。国王的统战政策就这样无意间扩散了反对派的话语。
最后还要简略交代革命后内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图德党在1953年遭到毁灭性打击后，其残部认为，失败来自过早反对摩萨台的资产阶级民族政府，破坏了统一的民族阵线。巴列维则针对不同听众制造不同的图德党形象：对民族主义者，它是由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高加索人构成的少数族裔阴谋；对教士，它是准备让神棍掉脑袋的无神论组织；对怀念摩萨台的进步民族主义者，它又是企图把伊朗交给苏联的叛徒。
在重压之下，图德党的统一意识形态彻底崩溃，并分化出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托曼列宁党和萨兹曼党，分别代表民族自治、重建列宁式政党与学习毛主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路线。它们的活动中心无一例外转向欧洲。库尔德斯坦民主党虽曾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也把工作重点改为在欧洲大学招募支持者。
分裂后的图德党重新把团结置于一切问题之上，开始赞扬霍梅尼对国王的反抗，并把自身使命定义为团结群众、发动民主革命。但此时它几乎只能在学校中维持动员，而且已经失去稳定的意识形态。其成员散布于国民阵线、人民圣战者组织、伊斯兰主义者、图德党残部与左翼游击队之间，并在1979年革命胜利后成为各路叛乱的重要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