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伊斯兰主义均指霍梅尼主义；交替使用两个概念，只是为了行文方便。
当我们屏蔽掉一切从革命结果倒推原因的观察视角后，会发现伊朗似乎没有任何必然爆发保守革命的理由。社会学家提出的每一种模型都不具备真正的特殊性，我们也因此站在一种危险诡辩的边缘：任何模型都可以被宣布为可能，某个事件一旦发生，我们便说这一可能性爆发了。
巴列维现代化创造的次无产阶级并非伊朗独有的现象；但在伊朗革命发生后，人们会说毛拉阶层篡夺了或者代表了他们。由此，我们仿佛获得了一个关于立宪斗争失败的熟悉神话：当秩序党与共和派的议会斗争愈演愈烈，当共和国的关键被放在由流氓无产者和小农组成的保守群众身上，街垒硝烟散去之后，留下的只是更多政治演员对代表权的篡夺。谁代表了更多群众，谁也就代表了最反动的小丑戏剧。
这一逻辑又与另一个社会模型暗通款曲：非政府的自组织力量已经形成，只等待某个政治家将它唤醒。我们此前已经说明，霍梅尼并不天然代表这种自组织力量；现在还需要补上另一半：霍梅尼同这些组织的联盟，也绝非政治野心家与一群希望依附独裁者的小马基雅维利通过利益交换形成的联盟。
这种假设忽略了中介的作用。某种填补国家权力空白的社会组织，被武断地视为尚未爆发的反叛力量。机敏的革命研究者会强调，这些组织的独立性本身恰好是国家权力中介的结果；但他们又把独立性如何成为革命动员对象的问题交给了抽象的可能性。这种斯科特式辩证法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在问题已经解决之后抖机灵。
革命所需要的独立性，与最终被革命消灭的独立性并不是同一回事。前者意味着“精神的无声编织”：革命的可能性散布在社会中，在大洪水般的变动里不断重排自身的构成要素。然而，这一编织必须通过自我消灭才能完成。一个组织严格遵循自己的原则，最终却被革命党代表为革命的自主环节；它以牺牲自身的自主性，换取革命爆发的自主性，而且这种交换对组织本身而言完全被动、无法预知。
与通常的左翼、甚至与多数革命不同，霍梅尼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坚决反对把经济主义当作革命爆发的肯定性原因。在演讲中，霍梅尼把革命归结为伊斯兰精神的崛起。1978年，他这样说：
“我们不是为了便宜的西瓜而斗争，这一切都是为了伊斯兰。任何认为我们是一个饥饿民族的人，都应该来看看我们的革命者。他们摧毁国王的银行与商店；他们参与革命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反而损失了物质利益，并在这场精神革命中作出牺牲。”
霍梅尼主义者只在否定意义上使用贫困：经济困难证明国王无能，却不是革命爆发的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霍梅尼主义必须牢牢掌握话语主导权，展示伊斯兰动员的绝对有效性，而不能把解释权让渡给世俗理论。
伊斯兰左翼则把经济困难视作革命的根本原因，把伊斯兰当作斗争手段，并用宗教术语改写传统左翼语言。今天许多人想象的霍梅尼主义，反而更接近这些伊斯兰左翼。必须看到，两者之间的矛盾真实而尖锐。革命期间，霍梅尼的核心圈子始终警惕伊斯兰左翼思想的传播；蒙塔泽里甚至建议取缔沙里亚蒂等伊斯兰左翼明星。
近年来，不少试图为“意识形态狂热”翻案的文章，把霍梅尼主义误写成伊斯兰左翼或伊斯兰民族主义。两种误认都具有灾难性。那个看似能调和多数反对派的大帐篷理论，恰好是被统战的理论。它们之所以在自己的主导思想上添加大量冗余符号，并不是主动兼容，而是因为来自其他理论的符号已经成为无法绕过的真理。
经济话语之所以要被包装成伊斯兰主义，不是因为伊斯兰提供了一套更悦耳的修辞，而是因为经济主义已经无法在伊朗社会中独立表达。它只能以伊斯兰的面貌讲述自身。在这时，伊斯兰主义成为“真理”：它成为任何理论表达自身的中介；其他反对派理论一旦失去这一中介，也就无法再讲述自己。
这要求我们修正某种选票政治式的统战想象。按照这种修正主义理解，统战仿佛是昂撒政客拉选票：核心原则不断扩大自己的包含范围，吸纳更多元素；只要放下身段，用更折中、更模糊的话语消解普遍原则与具体人群之间的矛盾，便会万事大吉。
这种技术在宣传写作中或许有有限作用，却不能被当作无限有效的政治原则。许多心高气傲的左翼以为自己统战了无数领域，发明了各种文化的激进可能性，现实中发生的却往往是他们自己被统战，他们的发明成为其他理论的附庸。任何自认为正在统战的人都必须问一句：自己究竟在统战，还是已经被统战？
真正的统战是客观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原则与具体对象之间的矛盾不但不会消失，反而构成动员力量的来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它不意味着伊斯兰主义在伊朗成为颠扑不破的绝对性；恰恰相反，我们之后会看到，宗教如何因为霍梅尼的革命而自我瓦解。这里描述的只是伊斯兰主义如何成为其他理论表达自身的中介，如何闭合其他理论的圆圈。
因此，当我们区分霍梅尼主义与伊斯兰左翼的经济话语时，讨论的绝不是无关痛痒的经文差异，而是谁取得了主导权。只有承认这种现实差别，历史评论者才能同伊斯兰主义话语保持必要距离。
不过，仍有一种经济主义质询需要回应：是不是极端贫困给了宗教势力见缝插针的机会？恰恰因为经济是一切革命无法绕过的本质问题，我们才不能简单穿透社会文化的表象，宣称已经把握了这一本质。
必须同时看到经济问题的两层面向：经济对革命党意味着什么，以及经济作为政治循环意味着什么。对革命党而言，经济并不是有关政策期许的问题，而是革命党为自身革命设定条件的问题。革命者必须深入国家机器，通过观察寻找行动基础。
然而，革命者并不是发现现成要素，而是在发明要素。对经济的探索同时完成革命叙事的建构：某些事物之所以成为革命条件，正是因为革命党把它们纳入自己的行动；而这些条件作为物质要素，又迫使革命者离开封闭话语，进入国家机器的实际运行。
这种设置最初只存在于革命工作中。在政治问题成为首要话语之前，它仍然只是革命者的政治想象。只有当经济抗争转化为政治问题，那些被设定的要素才会被追认为早已存在的历史条件，一批被压抑的进步力量也才会重新出现在政治与经济的循环中。
因此，经济问题产生的革命要素不能被当作现成质料。革命党使用它们，也意味着重新发明它们，把自己的主观因素填补其上。反过来，这些要素的存在又要求党不能只生活在自身的话语里；它必须深入更宽广的领域，增补对资本主义国家物质运作的想象，而不是陷入否定现实的符号增生。
有了这些准备，我们便可以讨论清真寺网络。许多人把毛拉对清真寺的征用视为理所当然，仿佛霍梅尼只需用宗教民族主义动员一张早已掌握的社会传播网。这种设想把霍梅尼主义者与地方教士当成同一批人，把宗教阶层预设成随时准备夺权的整体，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异质性。霍梅尼不是从内部唤醒教士阶层，而是作为异端从外部动员它。
因此，霍梅尼对地方清真寺的掌握，不是教士内部意识觉醒或马基雅维利之血苏醒的结果，而是斗争的结果。霍梅尼主义成功的第一步，恰好是同教士群体作斗争。
熟悉1978至1979年革命进程的人都知道，清真寺绝非无法撼动的反对派据点。萨瓦克严密监视其中的集会，并不存在一批依靠清真寺独立性自发聚集的觉醒激进人士。即使是霍梅尼的盟友蒙塔哈里，也因害怕逮捕而不敢直接在清真寺传播激进思想。多数毛拉坚决拒绝支持霍梅尼；只要有人喊出激进口号，便可能立刻被赶出去。霍梅尼主义者不要说使用这些网络，甚至很难进入清真寺。
国家镇压使最坚定的伊斯兰主义者之外的所有人都不敢抗议。一位激进派回忆，非革命教士已经从宗教义务手册中删掉一切行动主义暗示，连经常被用作教士参政依据的《古兰经》主题也被视为与时代无关。霍梅尼的儿子艾哈迈德在革命后抱怨，多数教士宁愿在政治问题上沉默、把国王画像挂在清真寺里，也不愿采取任何行动。
当时清真寺网络中最激进的主张，也不过是恢复1906年宪法。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便认为：“如果1906年宪法得到实施，我们就满足了。”这份宪法建立君主立宪制，并由宗教学者组成的小组行使监督否决权。直到巴尔扎干上台、立宪斗争开始，霍梅尼主义在清真寺网络中始终是少数。
霍梅尼主义者使用的是胁迫，而非邀请。他们利用媒体在公开场合逼迫宗教人士不得否认霍梅尼的斗争，使对方为了维持平衡和政治正确，一步步被推向极端。正统毛拉可能没有说过任何激进言论；但国王越来越敏感，毛拉身份本身也越来越危险，他们走钢丝的余地迅速缩小。越是无法公开同霍梅尼主义割席，他们就越会被卷入深渊。
另一种手段，是把清真寺集会极端化。大不里士的一场追悼会便是典型。哀悼者抵达中央清真寺时，发现清真寺已被警察锁上并团团守卫。激进伊斯兰主义者拒绝保持冷静，冲上前制服警察，随后捣毁银行、酒类商店和政府建筑。许多反对派资料也承认，是人群中的激进分子率先引发暴力。
第一块石头可能由22岁的大学生、霍梅尼追随者穆罕默德·塔贾拉投出，他随后被枪杀。值得注意的是，当天多数大学生正在大不里士大学校园举行自己的抗议。国家从附近基地调入军队和坦克：政府承认不到十人死亡，反对派宣称死者多达五百；后来的亲革命研究则确认总死亡人数为十三人。
这场行动所针对的另一对象，正是沙里亚特马达里。他事后谴责伊斯兰主义者的暴力，却因局势越发不可收拾而不得不转向批评政府。伊斯兰主义者还会强行闯入非革命毛拉家中寻求庇护，并以媒体攻势迫使对方接纳。毛拉一旦因为收留政治犯而被国王逮捕，又会被反对派塑造成“殉道者”。激进派也会破坏其他毛拉的授课，逼迫他们当面辩论，甚至袭击亲政府教士的住宅。
到1979年初巴列维王朝垮台时，非革命什叶派领袖或被压制，或已被说服加入革命。早在1978年8月，萨瓦克负责人便在军事指挥官会议上抱怨：“他们之间已经出现了完全的团结。”支持国家的教士选择彻底沉默，而沉默又被解释成他们与其他人的团结。
一个又一个城市里，渊博的老学者发现自己输给了更年轻、更政治化的毛拉。在哈马丹，学问更深的阿亚图拉塔齐达拉米输给不那么博学、却更革命的阿亚图拉马达尼；沙里亚特马达里对大不里士和伊朗西北部的巨大影响也遭到削弱。到了1979年，即使有声望的反对派毛拉也已被架空。贝赫什提轻蔑地评价库姆的三位高级阿亚图拉：“他们正在合作，但是没有人会听他们的话。”
直到此时，整张清真寺网络才真正被动员起来：组织示威、协调大罢工、分发稀缺食物、维持社区安全，并在王朝崩溃前的最后两天分发武器。这并不是一张古老网络终于觉醒的故事，而是一场将原有独立性不断压缩、征用，最后以革命自主性之名将它消灭的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