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此前讨论的，伊朗金融层级简陋，交通运力不足，进口替代策略又存在固有缺陷。石油货币突然涌入后，伊朗陷入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这场螺旋在1975年达到顶峰。
国王选择调动市民对商人的固有敌意，以消解经济衰退带来的政治压力。最重要的措施便是1975年的国家反暴利运动。这项被大力宣传的倡议成为白色革命第十四条原则，名义上旨在压低通货膨胀。
国王宣布，物价上涨是店主牟取暴利、囤货居奇的结果。因此，国家必须限制利润并干预价值链。同年，由国家设立的公会商会负责制定价格规则和裁决案件；零售利润率则被限定为通货膨胀率的一半。
政府组建了由一万名新雇检查员组成的“监督小组”，其中许多是未能履行票据义务的大学生。检查员可以当场罚款，并建议监禁、国内流放或关闭企业。零售商则认为，售价上涨只因批发价与生产成本提高。政府把价格控制和营销许可证交给商会、矿业与工业协会，无异于故意增加门槛、打压私人企业，只会导致腐败、资本外逃和工业生产下降。
反暴利运动还与一系列损害巴扎利益的政策同时展开。政府宣布征收社会保障费用，任何工人和巴扎从业者，包括临时工，都必须缴纳。国王开始有针对性地打击集市商人参与房地产和土地投机，实行严格限购。1976年12月，政府又试图迫使商店在固定时间营业，并大幅增加罚款。市政当局甚至提出，修建一条穿过德黑兰巴扎的八车道高速公路，把这里改造成类似伦敦科文特花园的市场。
这场对抗的结果是全面的：政府罚款并关闭二十五万家企业，判处八千名商人两个月至三年监禁，并把二万三千人驱逐到国内偏远地区。国家还在横幅和报纸上公开羞辱被控牟取暴利的人。德黑兰巴扎的一些名望人士、甚至此前受过表扬的实业家，也遭到指控。至于普通零售商与小贩，政治精英早已把他们视作纯粹的贱民，因而成了被判刑者的绝大多数。
一位巴扎商人回忆，革命期间，“几乎每个巴扎家庭都有遭受国王计划折磨的人……好像我们才是伊朗通货膨胀的原因”。1977年夏末，德黑兰巴扎成员要求会见官员；像往常一样，官员对他们的诉求毫无兴趣。
反暴利运动最终以公会法院于1978年11月关闭告终，两个月后国王离开伊朗。通货膨胀没有下降，商店关闭和取消进口税反而加剧了供应短缺。此时，巴扎对政权的敌意已经汇成革命洪流。一位商人告诉西方记者：“我们被指定为伊朗的替罪羊，好替政府和王室内部的巨大腐败制造烟幕。”
通常的叙事会把这场运动视作所有抗争的起点。但在国王打压巴扎最严厉、经济下滑最严重的1975至1977年，我们并没有看到所谓的总维权。集市商人一次又一次上访，却只被重新解释成落后势力冥顽不化的证明。
1975年的动员困难，同样说明清真寺与巴扎之间的政治关系何等间接。那年6月5日，霍梅尼主义者组织一千多名神学院学生静坐三天，纪念1963年起义。政府派遣军队，杀死数十人并关闭神学院。马什哈德神学院的学生随后示威，抗议国家镇压；霍梅尼也向伊朗人民发出慰问信，再次谴责国王。然而，巴扎没有参与抗议，也没有关店声援学生。
因此，任何试图把巴扎与毛拉的传统联合解释为革命动员基础的人，都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为何在1963年和1975年的教士抗争中，巴扎都选择沉默？当经济停滞、商贩利益遭到严重侵害时，为何1975年没有爆发广泛革命？
霍梅尼之所以能动员巴扎，并不是因为他让所有商人觉醒为伊斯兰主义者。恰恰相反，革命越向前发展，越多人把伊斯兰主义看作无关紧要的革命形式。霍梅尼的广泛联合，不是围绕认同霍梅尼主义建立的，而是因为伊斯兰逐渐成为一切生活和话语的普遍中介。
这种联合不必消除伊斯兰主义与其他反对派理论的差异，反而要求每一种思想完全遵循自己的原则。对霍梅尼主义者来说，没有必要改造伊斯兰以获得普适性，因为伊斯兰自身已经意味着最高的普适性。
1975年的零星抗议和维权，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左翼反对派、霍梅尼的自由派毛拉盟友与霍梅尼主义者逐渐在巴扎扎根。左翼开始在集市中开展游击活动，组织小规模罢工。巴扎由此形成两个主要反对派分支：国民阵线主导的自由伊斯兰主义，以及霍梅尼主义主导的伊斯兰建国主义。
革命党的渗透并没有立刻在巴扎中产生政党。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只是在谈论自己的主张。随着政治活动增加，商人雇用的经纪人更主动地把资金投给鱼龙混杂的反对派团体，相信某个团体代表了自己的想法。霍梅尼在他们看来并无特别之处，不过代表一群行迹更诡谲、行动更激进的反对派。
然而，恰恰是这种自由选择最终葬送了他们。越发普遍的政治参与，只让霍梅尼主义的话语越来越强大。
自1977年起，霍梅尼主义者主动控制自由派的上访渠道。大批基层毛拉向小商贩担保，可以帮助他们把意愿传达给国王。但协助写投诉信从来不是最终目的。霍梅尼经常鼓励自由主义者给国王写抗议信，自己却对这种抗议形式嗤之以鼻。他在1977年的演讲中猛烈批评自由派把上访成功当作政治终点：
“我必须警告人民面前的巨大危险，使这个国家免遭外国人及其代理人的欺骗。最近，政权允许反对派作家和演说者表达意见，这是一场维护国王的巨大阴谋。他们假装给予所谓的自由，以便转嫁罪责。在压抑和恐吓的气氛中，作家仍然不能指出罪行的中心，也就是国王本人……国王希望通过无意义而有限的自由巩固自己的地位，为统治延续准备气氛，然后再以更多暴行和灾难开始野蛮进攻……现在，所有穆斯林，尤其是伟大的宗教学者和知识分子，都有责任利用这个机会。”
普遍上访和抗议信流传，本身就是霍梅尼主义者组织的结果。1977年国王放宽文化管制时，多数自由主义者并不敢立刻行动，霍梅尼主义者却迅速动员。几名中层追随者重新激活了已经沉寂六年的库姆神学院教师协会，决定每隔一周集会；德黑兰举步维艰的宗教学者协会也开始发表声明，组织社区委员会。
这些组织首先让自由主义者去做自由主义者应该做的事，也就是上访。写给政府的公开信在伊斯兰主义运动中只发挥了很小作用，但提供了建立联络的机会。负责收集教士签名的库姆讲师赛义德·哈桑·塔赫里·霍拉马巴迪回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随便宣布自己的名字。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行为已经导致逮捕和起诉。”只有当组织者保证身份不会泄露，上访者才敢借助组织写信。
霍梅尼主义者真正关心的是巴列维最忌惮的示威和街头政治。与清真寺动员同时展开的，是激进分子对抗议游行的介入。革命党利用巴扎中鱼龙混杂的政治气氛、层层折叠的资助和走私网络，不断扰乱和平抗议，把每一场矛盾推向极端。政治观点的分散又使参与者相信，他们只是在为自己的主张而战。
与此同时，代表“自主选择”的国民阵线联盟，越来越受正在形成的毛拉党宰制。国民阵线对立宪斗争的执念，成为它落入毛拉统治的凝结核。它坚持宪法，误以为由此保留了自主革命的空间；它想象自己是在敌人营地中坚守自我的地下党，却逐渐成为革命机器构造外部触手的方式，最后在被革命党宣布为间谍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党的真正忠诚——党接过了他们的遗产。
1977年的伊朗，只有英雄主义者、傻瓜和极端分子会明确告诉评论者，自己支持或者反对针对国王的革命。只有激进主义者会等待一个标志，并在标志出现时投入革命。绝大多数人会因为害怕安全部队而拒绝回答；但沉默不只是恐惧的结果。1977年，相当多人根本不支持革命。1978年9月初，多数人仍然会说：“我不相信宗教学者能够管理政府。”到10月，他们却改变了话语，甚至一些左翼妇女也在大型示威中改换口号。
妇女动员尤其体现了伊斯兰主义的特性。霍梅尼强调妇女必须参加革命，革命也确实第一次把大批保守妇女带上街头；但他又反对妇女的政治权利。总体而言，伊斯兰主义者更接近17、18世纪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所谓两性平等，首先是两种性别气质之间的平等。
然而，他们并不把性别气质与宗教意识自然结合。头巾之所以重要，恰恰因为头巾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同既有女性气质发生冲突。对霍梅尼主义者而言，问题不是头巾制造这么多麻烦，为何仍要坚持；相反，正是头巾制造的麻烦，使宗教问题得以政治化。
如果把头巾只当作文化问题，在他们看来便是一种道德堕落：这意味着伊斯兰原则被还原为维持某种社会结构的生活仪式，成为被西方帝国主义宰制的有限宗教。伊斯兰若只是文化规范，就只能作为世俗理论的附属品进入政治。霍梅尼主义则坚持，伊斯兰自身就是最高政治性，不需要其他中介，它本身就包含对政治结构的许诺。
法基赫是这种政治活动的现实化身。伊斯兰主义不是群众自我组织的生活规范，因为真正的道德不能依靠自我沉浸的生活实现；那只会让道德逐渐变成生活的附属形式，最终成为完全不必要的东西。在霍梅尼主义者看来，遵循既有女性气质的终点就是卖淫和腐朽社会，头巾则是一种打断其自行发展的外部手段。头巾不断制造麻烦，伊斯兰也就通过这种麻烦持续拷打那个被认为正在自主堕落的主体。
这同样说明法基赫在伊斯兰主义中的作用：他们宣布政治活动的降临，并以自身存在不断讲述伊斯兰作为至高原则的道理。巴扎的经济不满、自由派的上访、妇女走上街头和头巾的争执，就这样被纳入同一套政治中介。它们并没有先天地属于霍梅尼，却在各自坚持自身原则的过程中，被霍梅尼主义重新发明为革命的环节。